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是上山下鄉大弄潮的幸運兒，因為三個哥哥已經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到農村去了，我屬於留城在父母身邊的那一個。記得在七六年夏從資中一中高中畢業時，我吵著嚷著要下鄉，原因是我想上大學，那時大學生都是從工農兵推薦去，當兵做工人沒希望，下鄉是去大學唯一途經。可是，父母堅決不同意，我又哭又喊也沒用，上大學的夢破滅了。後來經幾位老師舉薦，在本校做了一名代課老師，緩衝了我那心恢意冷的不良情緒。

在七四年初升高時，我是金帶場小學戴帽子（小學裏有初中班）畢業的初中生，分配到鐵佛中學上高中。該中學是父親工作過很多年的學校，可是離金帶場太遠，是金帶場去資中縣城兩倍的路程。我有一個疼我的表姐，比我大十二歲，我叫她大姐。她人長得漂亮，普通話說得好，是資中縣文工團的台柱子、報幕員。我剛到鐵佛中學注冊報到，一天課都沒有上，她就把我轉學到資中縣城的一中。她對我父母說：“她（指我）是一塊讀書的料，一定要去縣城的中學上高中。再說鐵佛場離家這麽遠，你們放心我還擔心呢。”當時縣城有兩所中學：一中和二中，兩個中學各有千秋，水平相當。大姐把我轉到一中而不是二中，是因為大姐夫童哥是二中小有名氣的數學老師，怕人說閑話，為了避嫌，我就不去二中了。

大姐認識一中的胡老師，她的丈夫是縣宣傳部部長，常去文工團視查工作，夫婦倆也常去觀看文工團演出，大姐跟他們很熟。當年胡老師是一中六個新高中班第五班的班主任，我直接轉入胡老師的五班。童哥是正經的文革前大學生，就讀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地道的上海人，因為家庭有曆史問題，畢業後被分配到邊遠的內地小縣城教書。他有一同學，跟他的情況一模一樣，與他一起來到資中縣城教書，他就是一中教我數學的史老師。我在胡老師和史老師班裏讀書，大姐很放心。

我沒有辜負大姐的良苦用心，在高中幾年裏，各科成績從來沒有出過前三名，特別是數學，杠杠的，史老師常把我的數學考卷貼在教室的“學生園地”裏展覽，任代課老師時，也是教兩個初中班的數學和輔導兩個高中班的數學（做史老師的助手）。

在七七年暑期一過，我已經代課一年了。秋季一開學，學校的氣氛有點怪怪的，老師和同學都在交頭結耳，議論紛紛：國家要恢複高考了。要知道高考因為文革已經停止十年了，這些年裏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被拒之於大學門外，隻有少數年輕人被推薦進大學，大多數年輕人都到廣闊天地去了。恢複高考，擇優錄取，大學重新向知識青年敞開大門，就像一塊巨石砸開了冰封的湖麵，激起了湖水四濺。師生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也像一股暖流湧進了我的心田，喚醒了我的大學夢，終於有機會為之一搏了。

十月秋高氣爽，終於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在七七年十月二十一號，中國各大媒體公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而且這次高考要在七七年底以前完成。消息振奮人心，時間緊迫火急。我找到校長對他說：“我決定辭去代課老師的工作，準備複習，迎接高考。” 校長馬上同意了，還加上一句：“沒考上再回來代課。”老師們知道我要參加高考，都為我高興，給我打氣。

這次高考隻考四門功課，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理化（物理和化學合一門課），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史地（曆史和地理合一門課）。我還沒有決定報考理科還是文科時，史老師（我的數學老師）和周老師（我的語文老師）為我的報考發生了爭執。史老師說：“她應該報考理科，因為她數理化都很好。”可周老師說：“她應該報考文科，她在我的班上，每次語文考試都是高分，作文寫得又快又好。”最後校長見他倆爭論不休，笑了笑說：“別爭了，考理科還是文科得由她自己定。”其實我不知道該報考理科還是文科，當年理科的招收名額遠遠多於文科的名額，所以，我決定報考理科，這樣考上的係數更大。我報考了第一自願是四川師範學院(川師)，第二自願是四川醫學院（川醫），… 不是當教師，就是做醫生，這就是我的大學夢了。

在一中代課時，我先住在姑媽家，姑媽是西門口外紅光路小學的老師，她家就在那裏。一中在東門口，每天我就在東西門來回走，很花時間，胡老師就把她在一中的單間宿舍借給我住了。在辭去一中代課教師工作、搬出胡老師的宿舍、正準備回金帶場家時，大姐把我接到她家裏，對我說：“離高考隻有一個多月了，就住我家，老師們都在城裏，複習方便，童哥也可以幫你輔導。”就這樣，我在大姐家住下了。

大姐有一雙兒女，兒子上二年級，女兒剛上一年級；她的三孃（我叫她郭孃）是我母親的遠房表姐，她們在同一學校教書，也是好姐妹，她退休了，在這裏幫襯大姐照顧兩小孩。大姐還有一個在紅星農具廠上班的弟弟，我叫他表哥。這一大家子住在一大兩小屋的二中宿舍裏，廚房是搭在宿舍旁邊的一個小棚子。在這如此擁擠的家裏，大姐騰出一小屋給我住，讓我專心複習功課。一日三餐也不要我操心，一家人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致，在高考結束後我居然體重增加了十斤。

寫於2017年12月10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