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位博主寫了一篇讀書筆記《瓦爾登湖》，書的原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詩人作家亨利大衛梭羅（是一個人）。說他大名鼎鼎，是因為很多留言的網友都熟悉他收藏此書甚至讀了不隻一遍，我卻從未聽說此人。在維基上一查，原來果真是名不虛傳，很多人把他和海明威惠特曼相提並論。但是梭羅在世的時候卻默默無聞，寫作不足以維持生活，靠教書和在工廠做工，年僅四十四歲就因肺病與世長辭。

梭羅的主要作品，除了我們說的Walden，再隻有一部主張廢奴的Civil Disobedience。但是改變梭羅曆史定位的，恰恰是這部Civil Disobedience，原來在梭羅過世半個多世紀後，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印度聖雄甘地，不知由於什麽機緣巧合，讀到了美國這個當時的不入流作家的作品，如醍醐灌頂，大徹大悟，從此轟轟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東方崛起，促成了印度這個東方大國的獨立，又過60年，馬丁路德金也讀了梭羅和甘地，用他們的思想點燃了民權運動的火炬，從此改變了美國的走向。順便說句，“非暴力不合作”是我們小時候對Civil Disobedience的譯法，而現在google這個書名，都是“公民反抗”之類不知所雲的翻譯，不知所謂何來。

所以說，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這樣改變曆史的風雲人物，原來隻是一種理念的執行者，而這個思想的正根兒，竟是美國一個病殃殃名不見經傳的業餘作家。在讀書筆記中，博主貼了一些《瓦爾登湖》的名句，文字清澈而細碎，舒緩的筆調下，可能孕育著過人的智慧。但也僅此而已，據說公認它是美國曆史上最好的non-fiction，是否過譽？這樣的評價，在多大程度上托了甘地這個伯樂的福？反正有幾個網友都說這書名氣雖大但讀不進去。這樣文字，在文學城，隻怕上不了首頁，即使小編慧眼獨具，點擊數未必過千。

我突發奇想，梭羅，真的就是當時美國思想界的最高峰嗎？也許未必如此，19世紀的美國，紅日初升，國運張揚，其人傑地靈，天才湧動，恐怕絕不隻有一個梭羅。隻不過，他就象海邊一塊色彩斑斕的貝殼，恰好被甘地這個沙灘上嬉戲的小孩拾到而已，而其他更瑰麗的寶貝，也許都湮沒在海底了。因為，甘地蹲著大獄，讀了梭羅，肯定不是依照論文引用率，梭羅也不是十大熱門博主排行榜之首。

如果從現實進入虛擬，電影《2012》這部世界末日片，主人公Jackson Curtis是個開出租的離婚男人，老婆帶倆孩子跟別的男人跑了。他同時也是個末流作家，自費出版小說Farewell Atlantis，沒賣出幾本，剩下的都堆在自家書架發黴。這個情節，象極了梭羅。據說梭羅曾自費印書一千冊，賣出三百本，剩下的都砸在自個兒手裏。以至梭羅和友人氣壯山河地開玩笑：灑家藏書千卷，其中就有七百部是本人作品！和梭羅一樣，Jackson Cutis也有點運氣，在賣出去的有限的幾本中，恰恰有一本被NASA的大科學家Adrian Helmsley買了，科學家把從小說中激發的靈感，運用到科學救險中，最後挽救了整個地球，這個生活事業完全失敗的“作家”，就這樣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能成為《2012》這部巨製的編劇，想必是功成名就的作家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麽設計這樣一個情節。也許是年輕時也經曆心血碼字無人問津的心酸，所以用這個情節給在絕望中消耗生命的碼字師傅們一線價值的自我肯定，同時也紀念自己張揚而困乏的青春少年？

離開《2012》的虛構，再進入我自己的一段回憶。 我少時，曾經在家裏那個巨大的書架上，發現一本厚厚的小說，黑色的封麵，書名簡單到隻有一個字《漁》，作者叫丁仁堂，我敢肯定今天熟悉這個作家的人少之又少。之所以記住這個名字，部分原因是八九十年代著名作家劉紹棠給此書做序，倆人名字裏都有一個“堂”字，寫作風格和主題也有神似之處。劉在序言中道：我寫京畿大運河邊的風土人情，仁堂兄寫東北嫩江兩岸黑土地的芳香（大意如此）。《漁》的情節，從現在的觀點看，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特色和局限，“小說描寫了解放前夕，嫩江一帶的貧苦漁民，在中共地下縣委的領導下，同國民黨反動派及漁霸進行英勇鬥爭的故事”（來自百度）。但是，丁仁堂的筆杆子有油畫刷子的特質，他的文字仿佛梨地機一般在東北嫩江平原一望無際的原野上推過，翻動黑油油的土地。蒙古牧民暢快地大碗喝酒，漁民在冰凍的嫩江上破冰捕魚。我小時候讀《漁》的那個年代，人民生活水平還不富裕，紅燒帶魚這樣的美味不能經常吃到，但是我讀到書中的“江水燉江魚”“煎得微焦發黃的大白魚”，仿佛能聞到香味，止住饞蟲…。 在結語中，作家展望：《漁》是自己計劃中《嫩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後兩部將是《網》和《船》…。

我不是黑龍江人，但是多年來，丁仁堂筆下那油畫一般的嫩江平原和冰河捕魚場景，卻奇異般地植入了我的夢境，從來不需要想起，卻一直沒有忘記。現在我依然愛吃油煎帶魚，因為那“滋啦”一聲魚入油鍋的煙熏和香氣，又讓我回到把讀書當吃魚的少年時代。近來懷舊，突發奇想要讀完丁先生的《嫩江三部曲》，上網查詢《網》和《船》，才遺憾地知道，大器晚成的丁仁堂，早就在1982年突發腦溢血去世了。他是1932年生，剛在文壇初露頭角就趕上無休的動亂，蹉跎歲月。文革結束，老丁老牛拉破車般地趕出《漁》，終成絕筆，油盡燈枯，撒手人寰，年僅五十歲。讓無數中國作家青春煥發揚名立腕的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竟然和仁堂無緣，他就帶著《網》《船》裏永遠沒機會講述的故事，和滿腹的才華和委屈，乘鶴西行。

人類曆史就象浩瀚長河，奔流不息，而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沉浮，就仿佛急流中的泥沙，在旋渦中翻滾，在浪花中飛濺，最後終不免沉入江底。一代代人的行跡思想，一層層沉澱積累，形成沉積岩，被鎖入地殼之下。也許有一天山崩地裂，有的岩石會重見天日，甚至登堂入室，成為宏偉的建築，精美的雕塑，就象梭羅閃光的思想為甘地所發掘，成為推動曆史的力量。有的砂石晶瑩剔透，卻僅僅是在日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片刻的光暈，然後就又湮滅於塵埃了。就象盛年早逝的丁仁堂，默默無聞，幾乎被曆史遺忘，另一個默默無聞之輩雖發現他是一塊美玉，也不能給他增添任何身後的榮耀。但是，仁堂若地下有知，他的心血之作，如同岩石折射日光，照亮過一個少年的懵懂歲月，一定會含笑九泉了。因為，這就是文字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