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參加世界婦女大會
母親1953年隨中國婦女代表團到丹麥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代表團的團長是蔡暢，團員有張曉梅、陸璀、雷潔瓊、白朗、瞿希賢。母親在2000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一九五三年夏天，饒漱石夫人陸璀到編輯部來找我，要我隨全國婦女代表團出國，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我沒有出過國，當然很高興。再說丹麥是童話家安徒生的故鄉，我更想去看看。陸璀是我在新四軍軍部認識的，她曾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時，軍警封鎖校園，她從大門下縫隙中爬出來參加運動。她又是‘校花’，一時轟動中外。以後她赴美留學，回國後嫁給饒漱石。我認識陸璀的時候，新四軍擔任什麽職務，我不知道，隻知道饒漱石是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
陸璀阿姨這個北大“校花”，在出國訪問的照片中，她是那麽高雅漂亮，可是她們回國不久，“高饒事件”爆發了，高崗自殺，饒潄石幾年後病死。張曉梅做過周恩來的秘書，她的老公是統戰部長徐冰。雷潔瓊是民主人士，北大教授。白朗是作家，瞿希賢是作曲家。“白朗當時正紅，她寫的《為了幸福的明天》得了‘斯大林獎金’，她是女作家中唯一的‘文藝一級’，因為丁玲不拿工資，而冰心還在受壓製。瞿希賢也很紅，她的‘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唱遍了全國。”
在蘇聯（左起：陸璀、瞿希賢、戈揚）
瞿阿姨的這首歌我也會唱，叫《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
千萬人民的呼聲地動山搖：
毛澤東，斯大林，
斯大林，毛澤東，
像太陽在天空照……
在代表團裏，和母親最要好的是瞿希賢，在最嚴酷60年代她寫出溫情的歌《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至今還在傳唱。她也寫過“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那樣大氣磅礴的歌。母親曾帶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雜院裏，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鋼琴和一張床，什麽也沒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視鏡，寡言少語。
這次出國，在莫斯科遇到一位戈家的親戚，這就是戈寶權。母親是這樣寫的：
“火車到達莫斯科，李富春到車站迎接。因為‘蔡大姐’是我們的團長，李富春就被大家稱為‘李大哥’。中國駐蘇大使館也派人來接，其中有戈寶權。我們東台戈家在二三十年代出過一個名人，即戈公振。他是新聞記者，寫過一部《中國報業史》，也是中國第一部新聞史，一九三五年去世。戈公振曾帶侄兒戈寶權出國，把侄兒放在蘇聯。戈寶權精通俄文，成為中國有名的文學翻譯家，有普希金詩和高爾基小說等譯著。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和斯大林初次見麵，帶了一批翻譯，戈寶權為師哲以下的第一名。以後，戈寶權便在中國駐蘇使館當文化參讚。
“大家見到戈寶權，笑著對他說：‘我們都是你的“老姑奶奶”，你來接一車的“老姑奶奶”啦！’
“寶權也笑了，因為他比我低兩輩，我是他的‘姑奶奶’——這是從家譜說。如果從年齡說，寶權比我大幾歲，人都以為他是我的哥哥。他的女兒問他叫我什麽，他說：‘我都沒有辦法叫，你們還叫什麽!’”
父親帶小米小林送母親出國
東台戈家還出了一個名人，即著名醫生戈紹龍，他是母親的本家哥哥。戈紹龍是留學日本的醫學博士，第一個介紹蘇聯巴甫洛夫學說到中國。30年代他開辟了廣西省的醫療事業，是廣西省醫學院院長。50年代他任南通醫學院、蘇州醫學院副院長，著名教授。大約是1952年，戈紹龍到北京開會，住在剛建成的新僑飯店。母親帶我到飯店看他，回來對父親說：
“戈紹龍住的飯店一天20幾塊錢，不得了！”
50年代初，這個酒店價格是北京最貴的了，當時對於專家、權威、學者十分尊重且待遇優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搞“大串聯”，我到蘇州想看看這個舅舅，可是他被打倒了，關在牛棚裏，看不到。
再說母親出國。她這次出國時間很長，先到蘇聯，乘火車橫跨西伯利亞。在莫斯科住了一晚，代表團繼續前行，經柏林前往哥本哈根，這是母親向往的地方。
“到達哥本哈根是夜間十二點鍾左右，商店都關了門，但櫥窗裏亮著燈，花花綠綠的顏色，一眼望過去，活像是童話世界，我們坐在很長的麵包車裏，街景一閃而過，馬路不寬也不窄，兩邊沒有高大的樓房，也是花花綠綠的各式各樣的房子，畢竟是安徒生的故鄉啊！安徒生的童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差不多葉君健翻譯的他的作品，我都讀過了。”
第一次來到西方，那裏的風俗人情叫母親覺得十分新鮮：
“丹麥人對客人很熱情，可是他們自己人之間，有的事情叫我覺得很奇怪。比如母親和兒子到飯館吃飯，各付各的賬，這是怎麽回事呢？那時候我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不了解那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還有一次，一位老太太來看親戚，是房東家的姑奶奶，帶來一快牛排和兩塊麵包，自己在鍋裏煎，煎完自己吃了。她煎牛排的時候，我在她旁邊和她說話，由於語言不通，互相比劃著也就懂了，隻是不斷地哈哈大笑。”
在哥本哈根開會以後，母親和張曉梅、雷潔瓊、餘誌英（翻譯）四個人組團去英國，張曉梅是團長。母親和張曉梅是在重慶認識的，當時張是鄧穎超秘書，晥南事變後，張曉梅代表鄧穎超安排母親“打埋伏”，最後把母親送到新四軍。在哥本哈根，耿飆大使答應為四個人辦理去英國的簽證。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沒有外交關係，朝鮮還在打仗，她們等了幾天，沒有等到簽證。
“我和餘誌英一道，過了夜間十二點鍾，便去使館打聽消息。但又不願意讓人知道，隻得脫下鞋，把鞋拿在手上，屏住呼吸出了門。坐在台階上穿上鞋，到使館去。丹麥的夜，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寫的聖彼得堡，是淡淡的明亮的夜，既看不見月亮，又看不見星星，隻有明亮的夜光照滿大地。大使館的門和所有的門一樣，關著。我們上了靠近門的第三級台階，席地而坐，好像就是為了欣賞夜光來的。”
欣賞了美麗的白夜，可是團長張曉梅病了，血壓220。這下英國去不成了，怎麽辦？隻有聽耿飆安排。“人到了外國，本事也大了，耿飆當了北歐三國大使，學會了開汽車。當時國內會開汽車的幹部，一個也沒有。耿飆開著車帶我們出去玩，讓張曉梅在家裏休息，可說是一舉多得的事。
“果然，張曉梅的血壓降了許多。看看她可以起床了，耿飆便和我們一起坐飛機到瑞典去。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機場坐車去中國駐瑞典使館，一路上隻見厚實的樓房和巨大的雕刻，它和海上嬌小玲瓏的哥本哈根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