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們隨著地質隊的作業經常要搬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這片山區到那片山區。大多數的時間都生活在高低起伏的青山綠水之間。

小時候的我並不以那種生活為苦，反而覺得很有趣，也非常喜歡山花野果相伴的生活。我想，我性格中的所謂“大氣豪邁”，也是在那茫茫大山之中奠定的基礎吧?

盡管我的父親在深山老林中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為國家找尋各種礦藏，組織上還是把他的祖宗三代給查了出來。在那個特殊年代，出身地主家庭讓父親的政治生命變成了黑色，他的家庭成員也成了被人唾棄的對象。

山區不再是我們生活的世外桃源，各種打擊接踵而來。

不久，父親被診斷出患有鼻咽癌，更讓我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因為治療的需要，我們家從分隊調到大隊部總部。我悲慘童年的第一頁就在總部的子弟學校翻開了，從此在我心裏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父親鼻咽癌的治療過程，我已經沒有太多的記憶。那時我才上小學。隻記得他獨自去省城做切片、電療，每天設法到醫院食堂買一兩豬肝回來用煤油爐做湯，唯一到醫院探望父親的人是當時地質隊的領導翁先生，如今想來仍覺心酸。

省城離我們的居住地有十幾個小時的車程。媽媽一個人在家照顧我們。丈夫可能不治而死的陰影和孩子們的嗷嗷待哺，令媽媽整夜整夜地失眠。

如果爸爸去世，媽媽和我們四兄妹沒有了收入，要怎麽活下去？隻是回想都能體會到當時那些難以言說的懼怕和絕望。感謝上帝的憐憫，爸爸最終頑強地活了下來！

禍福相依，父親的身體已經不適應長期野外工作，也許翁先生看上他有文化，有豐富的找礦技術經驗和領導管理能力，把他調回了大隊部，由他牽頭建立情報室，也就是建立地質勘探圖書館。這份工作相對安穩，有時他還到我們子弟學校來招聘義工，讓我和同學們去貼圖書標簽、排書、寫信封等。

幾年內，他在將情報室完善的同時，還把他長期野外找礦的經驗和各類礦藏知識寫成了一本50萬字的書——《贛南鎢礦地質》。該書在1981年出版，一次性獲得上萬元左右的稿酬。那個時候的這筆錢可真是不少，我們家也從此脫貧。

20世紀80年代中期，父親毅然辭職“下海”。回到廣州承包廣東各地的礦山，並參與了廣州早期的城市建設地基打鑽工程。不過這都是後話。苦難過去太久之後的回憶總會顯得有些輕描淡寫。

因為父親的出身問題，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我們兄妹幾個總是頻頻遭受同學的欺負和老師的白眼。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地學習和勞動，違心地去迎合和忍受，所得到的仍多是拒絕和排擠。

    有段時間我總是莫名心懷警惕，不太敢和同學來往，可能看上去像個小怪物。同學們不願意跟我玩，我就漸漸習慣了看著他們玩。我忍不住觀察他們每一個人的表情跟動作。猜測他們心裏都在想什麽，然後判斷他們之後會做什麽。後來，我越猜越準。

    這份識人之能，一直延續到現在。來美認識好友安妮並交往一段時間後，她送了我一個外號——神婆。當然，這是後話。

    那時我是全校上千名學生中少數沒有戴過紅領巾，也沒有入過共青團的學生之一。雖然現在想來無關緊要，但對於當時好強上進的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那時候，我並不明白我們遭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對待其實是整個時代的政治產物。

我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是一個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小將，政治覺悟非常高。

在那段可怕的歲月裏，我常常被她和同學們羞辱得無地自容，也經常被莫名地懲罰，有時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時分罰站在操場上，直到暈倒為止。小孩們有時會往我身上吐口水，或者偷偷地在我書包裏放入青蛙和蟲子，嚇得我哇哇大哭。

有一次，學校的一幫同學把我和我哥哥圍在中間，輪番上陣拳打腳踢，哥哥為了護著我，被打得鼻青臉腫，身上紅一塊紫一塊，嘴裏吐出滿口的血。

我們是地質隊的子弟學校。相信一般人不太懂地質勘探隊的構架，我其實也不是很明白為什麽我們地質隊的人對地方政府不屑一顧。可是我知道我們大隊領導的權力可以通天，財力也比省政府還要大。

“文革”時期曾經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而地礦部則有學習我們大隊的口號。因為，1970年我們大隊在江西會昌發現了儲藏量高達十幾億噸的大型鹽礦，被政府樹立為地質隊的榜樣。據說，鄧小平來看過鹽礦，還到大隊部和翁先生等大隊領導見過麵。1976年，大隊還抽調了1000多人到安徽廬江羅河鐵礦參加大會戰開機打鑽。

我還記得我們大隊的領導常常到北京開會，接受領袖人物的接見。當他們返回時，全隊人員會沿著馬路排開來，長長的幾裏，敲鑼打鼓夾道歡迎他們回來。

我們地質隊擁有幾十輛解放牌卡車、吉普車和各種推土車等，數以千計的員工和家屬來自全國各地。

所有的設施——辦公樓、車間、住房、澡房、食堂、水塔、圖書館、招待所、醫院、農場、知青點、果園、菜地、學校、操場、禮堂、教室後麵的橘子園……都是地質隊自己開發和修建的。

地質隊隻用了幾年就把十幾裏內的幾個山穀、河流改造成了我們大部隊的基地。在子弟學校讀書不用花錢，食堂發飯票。現在看來真是共產主義社會，吃、住、學習全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