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紀大了，眼前的許多事情常常今天做過，明天就會想不起來。但是那些陳芝麻爛穀子，卻記憶猶新，曆曆在目。
      上海市建設中學，位於大楊浦的杭州路上。在這裏，自己曾渡過了一生中最愉快的四年的特殊學習生涯。
      初中二年級以前，也許是自恃有點才氣，（因為那時我是紅衛兵團的宣傳委員，學校裏的大批判專欄。班上的黑板報都留有我的文字和墨跡，）因此，除了學習和工作以外，一般我極少同人交往，更不要說是異性的女同學了。
      我們班上有位長辮子，名叫陳慧芳（化名），家住在我隔壁弄堂的同心公房。有事沒事總是特別關注我。
      一九七三年深秋，我們七四屆的八個班級，為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指示，來到了上海郊區的南匯縣四灶大隊，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農村鍛煉。由於自己的特長，仿宋體寫的特別好，被安排在學農連部刻鋼板，負責主辦反映好人好事的《學農戰報》。
      長辮子駐紮和勞動的地方離我有一裏地，可她常常放棄自己的休息時間跑到連部找我，有時會給我帶些她煮的肉絲炒鹹菜，有時又會送上一個香噴噴的蘋果。
      她見我刻寫蠟紙時天冷風寒手容易生凍瘡，還特地連夜趕結了一副絨線手套給我保暖。
      文革中期，群眾自娛自樂的樣板戲文藝小分隊和露天電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們眉州街道居委會門前便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長辮子”總是早早的提前趕到，在舞台前或銀幕前搶位子，放上兩張小矮凳，一張是她的，另一張自然是我的。
      尤其是國慶節的時候，常常在夜幕降臨還沒降落之前，我倆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庫門三層閣上的房頂上，“長辮子”緊靠在我的身邊，我倆一邊吃著她炒的西瓜子，一邊興高彩烈的觀看市中心人民廣場怒放著的五彩繽紛的煙花。真是有種說不出的開心。
     “長辮子”的母親生活在香港，她知道我很喜歡集郵，總是把她母親寄給她的信，從信封上將香港精致的郵票一張一張地仔細收集起來送給我，而自己沒有什麽特殊的感覺，隻是多說了幾句“謝謝！”而已。
      很多年以後，她結婚搬到浦東後，我們偶爾在上下班的路上相遇，興致勃勃的談起以前如煙的往事，我恍然大悟，才徹底明白了她的一片苦心。
      其實，說我那時沒感覺是不現實的，隻是認為“長辮子”太一般了，觸動不了我那情感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