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駐防製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後，確立的用以監視漢人，控製四方的祖製。雖然說，這個製度連同駐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後一口氣，這個製度依舊維持著。其間，進行過多次改革，力圖讓駐防八旗重振雄風，花大價錢買來洋槍洋炮，外聘洋教練加以訓練，但大抵一點用都沒有。
其實自鴉片戰爭以來，八旗兵無戰鬥力的弊病就逐漸暴露。二百年前入關時的一群猛士如何就成了一群廢柴？其實如果將一群人置於高高在上的地位，管吃管喝管住管錢花，什麽都不讓做，一放就是兩百年，結果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自打湘淮軍興起後，八旗兵連以往出兵做做樣子的事都免了。
不事生產，不用訓練，不必打仗，但待遇卻十分優厚，就是一尋常兵丁，每月也有四兩餉銀，還不算糧米供應。除了當兵之外，還有油水特足的關丁、漕丁和鹽丁可做。這些差事，是專門留給旗人的特權。如果旗人還斷文識字，有點文化，那麽做官的機會要比漢人至少大一百倍以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天大好處，落在一個小小民族頭上，讓滿人享盡了福，過足了癮，但養尊處優，人也就廢了。
盡管滿人處處享有特權，但並不特別招普通民眾嫉恨。原因之一是這些遊牧民族後代仍有祖先粗獷豪放的基因，有錢就花，大多不斤斤計較，買東西不屑跟人講價，錢花沒了就賒賬，再不就當當。於是這些滿大人就難免當幾回冤大頭，人家幾厘能買到的，他們得花一分，所以漢人多樂意與旗人做買賣。高層的親貴如此奢費，還能扛住，反正有的是房子土地，而下層兵丁一月四兩的，就隻能寅吃卯糧了。其實這樣的收入，在精打細算的漢人家庭都可以活得很滋潤了。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吃飽了能做的，往往就是各種玩兒。什麽遛鳥、鬥蛐蛐，聽戲，唱戲，還有喝茶、抽大煙等等。所謂騎射之事早置之腦後了。杭州駐防八旗的一個八旗子弟曾回憶說，當年整個杭州旗營，隻有他父親一個人會騎馬。當然滿人也有個別人開店做生意的，但都會對人說，這哪是買賣，鬧著玩呢。
八旗新軍
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開始重視軍事現代化，也很想把八旗兵“現代”一番。可是練八旗洋槍隊時，那些八旗老爺們把洋槍鎖在櫃子裏，看都不看，隻有上麵來人視察了，才發槍拄在那裏，站一站隊，裝裝樣子。過後，洋槍還是裝進櫃子裏。一個八旗兵回憶說，他練了六年的洋操，隻放過三槍，連槍的構造是什麽樣都不知道。
八旗裝備洋槍隊後，依然毫無起色，太後和皇上都不死心，到了庚子賠款以後，朝廷開始搞新政，編練新軍的時候，又開始練八旗新軍。盡管待遇極好，裝備優良，全軍上下，製服鮮亮，軍官佩戴進口的指揮刀，走起路來，威風凜凜。可八旗老爺們，就是不好好練。開始時出操出工不出力，後來連出工也雇人頂替。廣州駐防八旗新軍三個營，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練了兩年，新來的將軍費了很大力氣，搞了一次實彈射擊，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數來數去沒幾個。
辛亥年，革命黨人在廣州動作頻頻。來自馬來半島的革命黨人溫生才，單槍匹馬，想謀刺清朝大員，本來定的目標是水師提督李準，結果卻殺了署理廣州將軍的旗人孚琦。孚琦當時坐在八抬大轎裏，前去看飛機表演，周圍十幾個全副武裝的新軍親兵護衛，結果卻讓溫生才一個人從容行刺。時人記載，溫生才直闖轎前，當頭一槍，孚琦尚能言語，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倉促，相顧錯愕。該刺客續放一槍，複中頭部，將軍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氣逃出老遠。接下來溫生才又放了兩槍，看清了孚琦已死，這才從容逃走。
孚琦的夫人知悉詳情後感到非常憤怒，要追究隨從護衛的責任。沒想到其中一個領頭的協領因受到驚嚇，回家後昏迷不醒，經家人灌救才活過來，卻依舊語無倫次，孚琦的夫人隻好作罷。
孚琦
1911年4月，革命黨人發動廣州起義時，抵擋起義軍的主力並非八旗兵，盡管廣州駐軍中旗營占了大半，其中還有兩三千新軍，德國產的克虜伯大炮和馬克沁機槍都有，出麵的卻是漢人張鳴岐和李準率領的漢人巡防營。
到了這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廣州很快也就光複了。廣州旗營官兵眼睜睜看著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槍不放。開始民軍還有點擔心，到後來才發現旗兵真正是銀樣蠟槍頭。八旗新軍往往是坐在家裏，等著民軍前來收編，然後遣散。廣州八旗新軍如此，北京的八旗禁衛軍也是如此，在革命到來的時候，隻有協統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黨人炸死，就再也沒有人吱聲了。統領馮國璋表示，禁衛軍待遇永遠不變，他們就心甘情願地承認了大清完了的事實。
革命黨人當初宣傳排滿，似乎殺氣騰騰，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來之時，市麵風傳革命黨白盔白甲，替崇禎皇帝戴孝，要殺光所有的滿人。（魯迅小說《阿Q正傳》裏有類似描寫）。所以八旗駐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於城市之中的滿城，無不恐慌之極。為了抵抗義軍，於是架槍、拉炮，上崗。有的還加緊訓練，充實軍官。隻是八旗老爺兵，已經做閑人多年，臨時抱佛腳，再怎麽急也沒有用。好在即使是革命黨，其實對滿人沒那麽大的仇恨，排滿僅是宣傳而已。隻要滿人不抵抗，很少無端殺人的。多數滿城裏的旗兵，例如杭州、廣州、南京都沒有抵抗，滿人大抵無恙。
廣州滿城地圖
也有例外如西安，滿城裏有2萬人，發生了激烈的抵抗。結果在革命黨攻破滿城過程中，雙方均有大量傷亡。據《時報》主編李祿摩太在《親曆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
這個數字無疑是被誇大了，但媒體的不實報道確令滿人嚇得魂不附體，大量滿人開始連夜改姓，愛新覺羅家改姓金，瓜爾佳改姓關，鈕鈷祿改姓朗等.…對外都不敢說自己是滿人。
西安滿城
其實敢於抵抗革命大潮的八旗兵在全國範圍內都是寥寥無幾，除非駐防的將軍死活要打，例如福州。
武昌起義一爆發，駐防將軍樸壽就開始整頓旗營，充實軍官，加強訓練。凡十三歲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槍一支，子彈三百發，婦女發小刀一柄，發誓跟漢人決戰。可惜將軍的勵精圖治稍微晚了點，福州的旗營跟其他的旗營沒有兩樣，缺員太多，且多為老弱病殘，扛不動槍，能扛起的也不會用。滿城之外起義的新軍大炮一響，這邊就不戰自潰，連將軍衙門都空無一人了。其實，新軍那邊，炮也放的亂七八糟，漫無目的。但是旗人怕炮，炮一響人就沒了。不一會兒，旗營的白旗就掛出來了。在開戰之初還豪氣滿滿的將軍，這會兒隻能躺在椅子上，一言不發，任憑部下繳械投降。據當日在場的旗兵回憶，投降的白旗上，還寫了四個大字“願繳軍械”，過一會兒，起義軍進來，帶走了樸壽，並殺了他。
據《清史稿》記載，“宣統三年，省城民軍起，（樸壽）率防軍與搏，火器猛利，民軍幾不支。然民軍雖被創，輒隨時募集，防軍以猛鬥故，傷亡多，卒敗潰。樸壽被執，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棄屍山下，其死狀為最烈雲。”
其實《清史稿》的說法不實，樸壽或許被宰首了，但絕沒有肢解，屍體也沒有被丟棄山下，而是裝進了棺材裏。福州的革命黨人很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殺，交了槍，還發給一元大洋。對不及走的旗人，還專門成立了旗民生計籌備處，給他們發糧米。
以往革命黨在跟立憲派爭論的時候，往往強調破壞，鼓吹大亂。但是，一來革命其實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聯合發動的，二來即使革命黨人，除了少數出身會黨等人，大抵是讀書人，還未脫舊日紳士的風範，其實從心裏也不樂意破壞與殺戮。革命尚未成功之時，革命的旗幟已從排滿，變成了“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滿人名正言順地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一員。這體現了革命黨人的高瞻遠矚及寬廣胸懷。其實，如果各地駐防八旗與滿城兵民早早地知道革命就是這麽回事，連那極少數的如西安、福州等地抵抗或許也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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