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奧巴馬的口號是“Change”。但我迄今未發現除了黑人首次做總統外，還有什麽大改變。現總統川普的口號是“MAGA”，聽起來該是個更大的“change”。不過，在高度市場經濟（特別是自由主義主導的）環境，政府想主導一些經濟變革是非常困難的。無論川普怎麽努力，包括大幅度減稅，維持強勢美元等。想讓美國企業將海外資金回到美國，或讓工廠工作回到美國的努力都不甚見效。隻好手忙腳亂地采取一些非市場經濟手段，比如引發貿易戰。可想而知遇到的阻力會更大。最近兩位總統有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的政治資本和底蘊，都與前麵的那些總統差距太多。更像是有意推出來的“弱勢傀儡”。總統想主導改變經濟分配利益的變革，自身不具備雄厚的政治資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戰略修正和改變，遲早是要發生的。趕超戰略是著眼未來，是要犧牲眼前利益的。那麽，這個耕耘和收獲的線劃在哪裏合適，卻很難被精確估算。老一代的領導人去世，特別是毛澤東的死，注定會成為一個戰略轉折點。因為毛在世的時候，為了保護這個戰略，把政治運用推到了極限。除了他本人，後來者無論是繼續或轉彎，都已經沒有多少餘地。後來者又不得不改變，而推動改變阻力最小的辦法，就是把毛澤東否定掉。
華國鋒顯然不諳此道。但華也有難處，他據說是拿著主席的“紙條子”上台的。所以他幹得好是毛澤東的餘澤，做不好是他自己的無能。他不知道哪裏有錢，不知道如何收買官心民心。或者說，他沒注意百姓急於喘口氣的需求，也低估了官員階層的貪婪和迫切度。官員要為將子孫們推為貴族積聚財富，百姓也要將自己一輩子的奮鬥轉化為子孫相對的輕鬆生活。他口號上喊著兩個凡是，經濟上局限地沿著四三方案的路線向前走，給了官員們一個錯誤信號。就是他不準備馬上“Change”，還在開遠期的空頭支票。官員們等不及了，幾上幾下的經曆也讓他們不敢再等。
華國鋒下台是不可避免的。一句話，他沒有向“黨和人民”交待清楚，跟著你走，到底能有多少好處？相反，鄧小平更合適做遺產繼承人。他從一開始就是這個趕超戰略的製定人之一，建國以來，一直是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麵具體執行的幹將。他對這麽多年都幹了什麽，儲蓄積累都在什麽地方，哪裏有潛力可以挖出錢來收買官員，比任何人，甚至比當年的毛周，都更清楚。他所要做的，就是順水推舟，再把前任都否定掉，功勞全攬到自己身上。
小平同誌“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確實有一個合格政治家必須有的素質。否定毛，哪怕是部分否定，對內戰略改變可以減輕阻力，對外開放，讓帝國主義們有個台階下，也有好處的。隻要對自己的執政有好處，他就毫不猶豫地去做。對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果，用一句“到了崩潰的邊緣”就全部占為己有了。毛澤東生前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我們是看到了鄧和毛政治上一樣“厚道”的一麵。
不過，中國人應該慶幸有鄧小平這麽一位成熟老練的內行政治家，來繼續國家工業化的曆程。他主持了從基礎和積累階段，向全麵擴散和提高階段的轉變。他完成了中國經濟打破封鎖逐鹿世界的曆史任務。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從1953年一五計劃算起，到2005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誌宣告完成。鄧小平基本上參與了全過程，而且在每個階段都有重要貢獻。他維持了平穩過渡，沒有出現在惡性瓜分國有資產中的浪費和毀損。繼承前任的水平如何，對比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的表現，就一清二楚了。畢竟是自己參與種出來的麥子，每一個麥穗都收得很幹淨。
他實際上把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全盤繼承了。隻是采用的是相對否定的方式引起諸多爭議。其實是肯定還是否定，完全看哪個更有利，隻是個技術問題。他並無法和毛在政治上完全切割，政治上去否定毛，其實是為他從經濟上和毛時代切割作掩護。是一種另類的“抓革命促生產”。毛澤東曾說過：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相對於什麽“鋼鐵公司”，“綿裏藏針”，“舉重若輕”是對鄧小平更好的概括。相對於“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玩笑式的舉重若輕，“文革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就輕佻無邊了。用了個“洋躍進”的莫須有罪名，就把華國鋒很隨便地就否定了。華國鋒將四三方案從五十億擴大到一百億時也許他沒趕上，但從一百億到一百五十億時小平同誌可是參會舉手同意過的。後來共用了兩百億，項目也都實現了。大炮筒子胡耀邦都說不能怪到華國鋒頭上。
1979年實際掌權後，鄧小平的舉重若輕施政風格更爐火純青。他能這樣做，是因為他掌握了建國三十年來積累的雄厚經濟實力，更是趕上了一個極好的時機。首先，他有現錢。文革十年，平均貨幣發行量年增長在6.5%，低於工農業產值的增長速度。現代經濟學普遍認為貨幣發行應該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低度的通貨膨脹能促進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的拉動效應雖然有限，但通貨緊縮對經濟增長的危害，卻是會成倍放大的。文革中由於政治壓力大，這根紅線沒人敢碰，隻求無過不求有功。通貨緊縮現象明顯。華國鋒當政三年，說他搞洋躍進，年均增長率也不超過10%。十幾年下來有一大筆虧空，或者說儲存了加印鈔票的空間。鄧小平看到這一點，就像錢堆在桌麵上無人領一樣。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給官員職工加薪；右派補發工資；老幹部安置知青回城等，錢都從中來。1980年貨幣發行量一躍增長24%，然後三年保持20%以上增長，都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現象。到1984年，變本加厲增發39%，老本終於被吃光了，85年始通貨惡性膨脹。華國鋒應悔有眼無珠坐失良機，鄧小平順手摘桃完成了第一步收買人心工作。
更讓鄧小平遊刃有餘的是，困擾中國多年的吃飯問題正好解決了。其實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受耕地麵積限製。1968年的總產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勉強打敗了人口增長。1979年是個大豐收年，產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算起來還超不過人口增長率。但長期困擾中國的糧食問題核心，在於靠天吃飯產量不穩定，容易出現饑荒。自70年代後期，中國的糧食產量就基本穩定下來，而且是穩中有增，沒有了後顧之憂。這靠的是農業生產工業化，與中國工業反哺農業的時間高度重合，也與化纖織物進入市場的時間重合。中國的化肥施用量，僅從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時間，就翻了一番，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在那個年代發生了根本的革命。
化肥施用量突增是和四三方案中的大化肥項目都在77年到79年投產有關，但中國的工業大規模反哺農業從70年代初就開始了。大批的農業機械，如手扶拖拉機，插秧機，收割機，抽水機等紛紛生產出來。70年代農民進城，不再像以前那樣隻買些布頭火柴的，而是要買機器零件柴油農藥等。到了70年代末更是到處找關係批條子買化肥，還隻要尿素不要氨水。同樣的號稱“第一次綠色革命”的進程，在印度等比中國發生的要早五到十年。但印度早期的機械化肥農藥，大部分靠進口或援助，投入產出效果遠不如中國。在使用化肥農藥過程中農民的事故死亡率高得離奇。
中國在七十年代中後期農村也有農藥中毒猛增現象。大部分並不是使用失誤，而是農藥普及後，成為家庭糾紛（婆媳吵架等）的最方便自殺手段（中國醫學界還迅速成為了有機磷農藥中毒搶救的世界權威）。中國為什麽能始終保持很高的農業生產率，並在條件成熟後平穩地過渡到農業生產方式工業化？這是因為中國為此作了長期堅持不懈地細致工作。除了不斷地農田水利建設外，中國縣級農機站網絡的建設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1962年決定在縣區級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並在這一基礎上逐漸發展起機械、植保、畜牧、配種的專業技術站；1974年國務院號召建立從縣辦農科所、公社辦農科站到大隊辦農科隊、小隊辦實驗小組的“四級農科網”，全國至上而下的、政府包辦的、行政命令主導推動的公營性農業科技推廣體係從此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物資提供固然是基礎，技術服務、科學普及、農民培訓等一樣重要。知識青年在其中也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縣一年辦四次農機培訓班，除了必須來的生產隊長，其餘大半是知青。早期國產的農機質量很差，一半時間用一半時間修的常見。知青天然承擔起修理工職責。知青回城後，曾經有一段時間化肥農藥亂用現象猛增。雖然問題多多，但一個一個地被解決。到了八十年代中國的聚乙烯工程大批投產，農業生產中地膜大棚等運用迅速普及。中國的農業徹底走出靠天吃飯的階段。
幾十年的努力，終於水到渠成。小平同誌舉重若輕地說這些都是改革生產關係：“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成果。再次展現了他“抓革命促生產”的深厚功力。農民感覺日子好過了，根子在當時工業已經可以自我積累，不需要再靠剪刀差來剝削農業。農副產品收購價的提高，是實實在在的實惠。工業化可以為農業提供強大的生產力，但農業的邊緣化是不可避免的。農業生產很快就對國民經濟沒有多大影響，而農業稅的收入逐步降低到國家財政歲入的百分之一以下，稅款都不足征收成本了。
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體製改革，並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是是在糧食問題已經無憂的前提下，才有信心膽量動手改變的。解散農村集體化組織，固然因為不再需要強製統收統購的考慮，但農村社會被放任自流也是現狀。以前農村的集體組織承擔了許多社會福利責任，而這些責任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經變得非常昂貴。政社分開，就避免了這些責任被轉化成財政負擔的可能性，也算是一種政治遠見。這種改革講明了是去遷就農村落後的生產力。但政治上也許有更深的戰略意圖，分田到戶，打著“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旗號。那自然可以聯想到下一步是不是把國有工商企業也分了？其中“抓革命”分量似乎要大於“促生產”。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