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到2019的這場中美貿易衝突，宣戰人川普總統認為隻是一場經濟戰爭。但眾多分析人士總忍不住地往意識形態（政治製度）戰爭或道德（專利製度）戰爭上解釋。這顯然是違背總統原意的。川普不僅同樣向“民主盟友”們開戰，其主要訴求是讓製造業（工作崗位）回歸美國，重點並不在高科技。如果真的要找經濟之外形而上的東西的話，可能就是川普總統的MAGA。正像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過的那樣：想象十億中國人過上美國或澳洲人的生活方式會是場災難。不管我們有多為我們的上帝和民主製度驕傲，如果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準，都和美國人差不多了甚至更好，我們如何還能feel Great呢？
在工業革命前的農業社會裏，各地各國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差異是有限的。但其後，差距迅速擴大，並且無例外地取決於工業化的程度和速度。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還基本上是一個純農業國，工業化程度尚不如印度和許多殖民地區。這也是因為中國沒有被殖民地化從而成為已經工業化的殖民國家經濟中的一個環節和角色。是一個相對封閉和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體。但中國的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經濟轉型，補上這一課。有人覺得該補君主立憲課，有人覺得要補耶穌基督課；還有要補性開放課的，要補體育課的。唯獨對工業化這門課沒有異議，必修。雖然從晚清到民國，國家半心半意地主導了許多年，卻仍是杯水車薪。民間也曾經趁一次世界大戰時，搞起了一些紡織麵粉火柴等加工工業。但中國當時是個被“全麵開放”的國家，等那些帝國主義仗打完了，中國這邊的小黃金泡泡就很快破滅了。而國家主導的那些重工業像鋼鐵機械（軍工）等，不進反退。“民族工業”，幾乎成了產業工業的反義詞。到1949年，說產業工業是一張白紙，並不算言重。
在“新中國”成立的差不多的時間段，世界殖民地體係瓦解。這並不意味著經濟上的殖民體係就能馬上改變。新興民族國家都與中國有差不多的麻煩，窮。世上本沒有絕對的窮富，都是相對比較出來的。欠發達（後來修飾成發展中）國家，生活水平和生產力水平都嚴重落後於原宗主國。工業產品大多需要進口，而農牧業的產出卻不足以支撐進口需要。
窮則思變，世界上第一個發展戰略：“進口替代”出現了，並風靡五六十年代。主旨是要通過國家保護，自己生產工業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容易看出這屬於欠發達國家的思維，因為這是個革命性很強的戰略，要求改變現有世界經濟格局，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從而避免被經濟上剝削。但這個戰略有個先天缺陷，就是沒有總體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從單個項目做起，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缺了工業基礎的支撐，可持續性成疑。同時這個戰略需要閉關鎖國。當宗主國被趕走，買辦被打倒後，這些國家處於無設備，無技術，無人才的困難境界，關起門來怎麽個搞法？即使國家出頭辦典型，如何解決生產效率落後，產品質量低，價格高，配套和交通跟不上，隨時會被替代產品擠垮的長期過渡時期，是絕大多數國家國民無法忍受並堅持住的。
進口替代戰略後來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但這個戰略之所以會被提出，卻是有成功先例的，最常用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的棉布替代戰略。當時英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革命，可是英國的棉紡織業，被中國和印度進口的量大價廉物美手工織布完全壓製住了。盡管英國的紡織技術是當時最先進的，擁有我們至今耳熟能詳的一串工業史上技術革新名稱，隻價格一項，就讓所有的私人資本止步。隻得靠國家通過法令嚴格禁止棉布進口，然後才能形成世界上最強大的棉紡工業。這個過程可是非常痛苦的，當時利物浦曼徹斯特等地的紡織工人生活，完全適用悲慘二字，充滿了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現狀》報告。而英國棉紡織工業化對原料的需求，導致了美國南方畸形的間接殖民經濟結構，結出了黑奴和南北戰爭的惡果。餘波到二十世紀，依然激發新的棉花生產基地埃及印度的經濟學家們提出進口替代戰略。
英國的棉布“進口替代”戰略的成功，有兩個條件是後來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第一是國內是否現有強大的工業基礎支撐；第二是以後對市場和原料的控製能力。即使具有這兩點優勢，過程也揭示了要改變已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哪怕隻是一個行業或一種產品，都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價。優勢越小代價越大。弱小的欠發達國家，能不能承擔得起，願意付出多少，都是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曆史發展也證明，沒有發展中國家承擔得起。
不出意外，到了七十年代，風向一邊倒向了“出口替代”戰略。更高明的經濟學家們出來說，既然閉關鎖國沒效果，不如開放。可這顯然是一個投降戰略：承認和接受現有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安排。既然欠發達國家沒有資本，沒有外匯，沒技術又沒人才。不如該幹嘛還幹嘛，原來賣啥還賣啥，隻是要稍微多加工一點。比如原來賣棉花，現在紡成紗再賣；原來賣礦石，現在清洗精選後再賣等。如此逐步提高工業化水平和比重。經濟分析出你的天生優勢就是做綿羊，所以不能總想著和獅子跑得一樣快，你隻要比其它綿羊跑得稍微快一點就安全了。這個戰略不挑戰現有經濟秩序，不爭搶市場和份額。所以實行起來風險較小。“進口替代”一旦不成功就會血本無歸。但“出口替代”最不濟還可以跟著全世界的發展水漲船高。發達國家吃肉發展中國家跟著喝湯。因為緊跟，所以還能夠最先獲得發達國家的淘汰和轉移，享受到技術和資本輸出的紅利。
“出口替代”實行起來實際效果要比“進口替代”看上去好多了。但這種“戰略”卻無法有一個清晰地“成功標誌”，因為它不追求革命性地改變。有趣的是，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正好是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而同期的中國，正好也經曆了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難免有人把中國的曆程用這些“發展戰略”套用解釋。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進入歧途了。實際上中國的實踐與這些理論基本無涉，隻是在開放後，國內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將其當作進口新鮮玩藝鼓吹。我們之所以要複習這些過時背氣的發展理論，因為今天外界在解讀中國現象時，依然在用這些“國際尺度”比劃；至於中國內的經濟學家們，比外麵更清楚了解實際曆程，卻要用別人的套話來注腳，是典型的鄭人買履。
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等，說是戰略有些勉強，更像戰術層麵的東西。它們的作眼點，是出於脫貧，解決吃飯和吃肉問題的。在它們出現之前，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已經製定和成型。中國在解決吃飯問題之前，或者說中國在解決吃飯的眼前麻煩的同時，從來就沒有忽視長遠的戰略層麵。二十世紀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真正能夠製定並堅定執行長期發展戰略的，回顧起來似乎隻有中國。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