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的“中國”究竟該如何定義，可以由兩岸共同討論決定，並非是鐵板一塊。
中評社╱題：關於“一國兩製”的兩岸爭議 作者：周天柱（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兩岸學術界都認為，在“一國兩製”的概念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問題是“一國”的具體政治內涵。中國大陸基於“實事求是”的精神，重視的是兩岸統一的實質內容，而非表象的名稱問題，“一個中國”的“中國”究竟該如何定義，可以由兩岸共同討論決定，並非是鐵板一塊。
鄧小平的國家統一的戰略思想考慮、謀劃得更多更遠，1981年8月26日，他對一位海外知名人士說，如和平解決不可能，不排除以武力形式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武力方式解決，台灣的現狀可以不變。按照鄧小平所設想的“一國兩製”，武統後台灣若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所遇到的阻力與障礙會相對較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發展。曆經一段時間的過渡，當社會主義的競爭力超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各種優越性勝過資本主義，島內民眾自然而然會從向往以致躍升到自我重新認定與選擇。
新年伊始，“習五條”在台灣“大選”年發表，這出乎兩岸絕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吹響中國完全統一號角的“習五條”引起海內外極大震動、具有最大創意之處，在於習總書記第一次公開宣導“探索‘兩製’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對於這個最為亮眼的公開宣導，兩岸學界自有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解讀與觀念，其最為核心的分歧在於對“一國”與“兩製”的爭議。
一、“一國”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眾所周知，“一國兩製”的構想宣導者是鄧小平。早在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名義提出的（指葉劍英所闡述的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即‘葉九條’），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製度。”（《鄧小平思想年譜》1998年版第212頁）這是距今37年前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國兩製”的概念，而這一人類曆史上首創的極為重要的概念，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卻最先運用於香港、澳門的回歸實踐。它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兩岸學術界都認為，在“一國兩製”的概念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問題是“一國”的具體政治內涵。如果兩岸要坐下來談統一，而未談之時大陸就先主張“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麽可以想像台灣會坐下來與你談嗎？真要出現上述狀況，隻有兩種因果關係：第一種是外國勢力或台灣方麵踩了“一國兩製”的紅線，即域外敵我勢力幹預、破壞兩岸統一，或者“台獨”分裂勢力以種種名義、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大陸被迫根據《反分裂國家法》，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用武力統一台灣。第二種是台灣方麵發生嚴重社會動亂，或經濟崩潰等，台灣當局喪失了管控局麵的能力。大陸方麵必須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平亂定潰，穩定局麵。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時，進一步闡述實現台灣與祖國和平統一的構想（即“鄧六條”）時指出：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也不是台灣把大陸吃掉。1997年，前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具體談到“一國兩製”中“一國”概念時更明確表示，“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而從江澤民之後的中共曆任領導人在對台相關談話中，“一個中國”也逐漸成為一個兩岸統一國家的概念，鮮少指明“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常提到的是“兩岸同屬一中”的說法。顯示中國大陸基於“實事求是”的精神，重視的是兩岸統一的實質內容，而非表象的名稱問題，“一個中國”的“中國”究竟該如何定義，可以由兩岸共同討論決定，並非是鐵板一塊。
“習五條”在“探索‘兩製’台灣方案”中，強調要充分聽取台灣民意，包括充分聽取任何認同一中原則的島內政黨、團體，及各界推舉的代表性人士的意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這當然就包含對“一個中國”內核認定。縱覽全球，所謂的統一模式無非是兩種，主動統一，或被動統一。而這兩種模式、選項，對台灣意義十分不同。選擇主動統一，台灣與大陸談判時手中所掌握的各種籌碼較多，由於籌碼多，具體獲益自然將大於被動統一。而被動統一，在不斷流失原先所掌有的各種籌碼，處於無可奈何的狀態下被迫統一。那這種統一更多體現的是大陸的意誌，台灣失去更多獲益機會。但想不到的是，台灣部分人士被自我設定的意識形態所綁架，想當然地刻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國兩製”的“一國”劃上等號，畫地自限，斷然拒絕與大陸對話、協商的一切機會與可能，自動放棄了必要的解釋話語權，出現這種政治僵局所導致的被動統一，是兩岸同胞所不願看到的。
至於目前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傾其全力，拚命歪曲事實，混淆是非，反對、抹黑“一國兩製”，千方百計阻擾兩岸政治對話、政治談判，蔡英文甚至在今年7月出訪時，私自篡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台灣”。這是其頑固的“台獨”本性所驅，最終結果必然是自尋絕路。
總而言之，“一國兩製”，其中“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大於、高於、重於“兩製”，這是一條根本原則。盡管目前兩岸輿論界對於這一點各說其話，分歧很大，但隻要坐下來好好談，總會找到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點和路線圖。
二、武統後兩岸必定實行“一國一製”嗎？
如果僅僅從字義上闡述，“兩製”的內涵似乎很簡單，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製度。但為什麽要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並存兩種不同社會製度？關於這個原則問題，鄧小平闡述得最為清晰。他不止一次強調，“我們為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充分考慮台灣能接受的條件，不充分為對方著想，不考慮對方是不可能的”。“兩製並存尊重曆史，尊重現實，充分考慮和照顧到了各方麵的利益”。重溫鄧小平的這些論述，我們一方麵深深敬佩偉人高瞻遠矚的先見之明，另一方麵應該據此清楚瞭解“兩製”的具體內涵。
近期筆者利用在外開會的間隙時間，對台灣學者、學生多次作了有關“兩製”的社會調查，具體說就是請被調查對象簡略講一講兩岸“兩製”並存中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其結果令筆者大失所望，絕大多數人采取的是沉默不語。這個現象引起筆者極大關注。再經進一步瞭解後才發現，由於島內被綠營掌控的所有主流媒體終日對大陸“社會主義”進行肆無忌憚的攻擊、詆毀，久而久之，謠言成了真理，在眾多台灣同胞心目中“社會主義”大陸竟成了怪物。
按大陸學術界觀點，“習五條”所宣導的探索“一國兩製”的台灣方案，“一國”是根本，是靈魂，至今為止兩岸對此具有幾乎無法調和的重大原則分歧；而“兩製”，因具有多元化的開放與包容，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與回旋空間，相對而言台灣方麵應該比較容易接受。但由於民進黨當局視大陸為仇敵，進行竭盡所能的歪曲、抹黑，其結果使台灣社會視“社會主義”為怪獸而無法接受。而這一點恰恰印證了“兩製”是“一國兩製”構想中最大創新與亮點。兩種對立的社會製度，竟然能夠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存在，古今中外從未有之。早在1979年1月8日，鄧小平在回答美國客人提問時就指出，“將來台灣實行什麽製度，可以根據台灣人民的意誌決定，願意選擇什麽就選擇什麽，如果台灣人民感到它的現行製度要保持一百年，這個可以。我經常說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長期，我們不會用強製的方法使它改變”。在這裏鄧小平說得很清楚，因台灣同胞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已生活這麽多年，比較習慣了，不必兩岸一和平統一，立時采用強製的方法迫使它改變。而最令人崇敬的是，鄧小平的國家統一的戰略思想考慮、謀劃得更多更遠，1981年8月26日，他對一位海外知名人士說，如和平解決不可能，不排除以武力形式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武力方式解決，台灣的現狀可以不變。什麽叫“台灣的現狀可以不變”？就是說即使武統後，兩岸仍然可以實行“一國兩製”。可是依照大陸武統派人士的觀點，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後，兩岸必定是“一國一製”。這與38年前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相比，眼界、胸懷、氣度相距是何等之遠。
武統後究竟對台灣實行社會主義製度，還是仍維持資本主義製度，這對兩岸，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很大。雖然現在就談這個敏感問題似乎顯得有點太早，其實這是一個涉及到兩岸統一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將這個問題說得明白說得透，絕對有利於台灣的和平統一。假設是武統，北京治台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通過軍管，強力直接實行社會主義製度，中央委派官員主政台灣，慢慢將台灣改造成社會主義的新台灣。另一種模式是軍管後，過渡到原來和統所設計的“一國兩製”模式。依筆者考慮，比較讚同後一種觀點。因為按照上述鄧小平所設想的“一國兩製”，武統後台灣若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所遇到的阻力與障礙會相對較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發展。曆經一段時間的過渡，當社會主義的競爭力超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各種優越性勝過資本主義，島內民眾自然而然會從向往以致躍升到自我重新認定與選擇。
三、“一國兩製”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長期以來，“一國兩製”在台灣已被民進黨妖魔化、汙名化，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兩岸同胞攜手探索“兩製”台灣方案的過程中，為堅定必要的信心，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清楚看到“一國兩製”已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這些成果的取得，有利於大陸在對台問題上，比堅持“九二共識”更堅定地堅持推進“一國兩製”。為了清楚表明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選用以下兩個數據加以說明：
一是去年大陸開始頒發台灣同胞在大陸居住證。這項被稱為大陸最接地氣的惠台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受到廣大台胞歡迎。但與此同時，蔡英文當局認為這項舉措是大陸推行的新的“統戰陰謀”，不利於民進黨在台灣實行綠色恐怖統治，故千方百計對欲領證者進行威脅、恐嚇，一再揚言要予以嚴厲懲處。但自有定見的眾多台胞並不就此就範屈服，仍積極主動向大陸主管部門申請領證。據台灣陸委會公布數據，至今年6月底，已有10多萬台胞公開領證，而據筆者所瞭解，實際領證者是這個數據的好幾倍。
二是在2300萬台胞中，長年在大陸學習、創業、工作、生活的有近300萬人。這些台胞在大陸的居住期有許多都超過了30年。近年來，創業成功者紛紛把在大陸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轉交給了兒輩、孫輩。而他們的子孫輩高高興興地接過長輩重托，埋頭苦幹。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是心甘情願接受大陸的“一國一製”，而非“兩製”。近300萬人占台灣人口總數的13%之多。另有更多的台灣民眾公開或隱性地認同“一國兩製”。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言行，破除了蔡英文一再宣揚的論調：台灣絕大多數人堅決反對“一國兩製”。
四、“兩製”並存究竟孰優孰劣
在“兩製”中，首先要回答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對於前者，島內社會比較清楚，因為現在台灣實行的社會製度就是資本主義。但要回答後者，尤其是什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知者寥寥無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大陸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與前蘇聯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所有製方麵，有全民、集體和個人，還有三者彼此之間的各種混合製。意識形態方麵，主體是社會主義，但除了社會主義，還有多種元素存在。從多元、開放、包容的角度來觀察、思考“一國兩製”和“兩岸統一”，兩岸雙方比較容易達成更多宏觀共識。這一點相當重要，卻為島內思想界、學術界、媒體界所忽視，甚至歪曲。
而第二個問題更為重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究竟孰優孰劣？！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隻是製度與生活方式之爭。”這是1996年李登輝就職演講中的一段談話。雖然李登輝隻點出“製度之爭”，並沒有論述孰優孰劣，但是主動拋出“製度之爭”，已反映當時台灣的自信。事實上，23年前的台灣方方麵麵的發展，有自信的底氣。
曾幾何時，台灣不再談“兩製”的孰優孰劣，寧重建圍牆鐵幕，反倒是大陸國台辦主動提出“兩岸開始進入製度和人才之爭”，展現自信，願意與國民黨、民進黨一起比試比試，看誰更愛台灣，誰讓老百姓有更多元的選擇，誰給民眾更多的希望與幸福。長久以來，在製度麵上瞧不起中共乃至於妖魔化中共，一直是綠營獲取權力的主要手段。如今，綠營口中的“妖魔”，卻以極大自信提出“製度之爭”，要和台灣的政黨比誰“愛台灣”，這戳到了蔡英文當局的痛處。
什麽是“製度之爭”？國台辦提出的標準是“能夠讓民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夠給民眾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個定義雖不夠周全，在情在理卻很難反駁，畢竟台灣人才“用腳投票”已成為趨勢，大陸顯然站上製度之爭的上風。
多年以來，台灣在追求民主的路上，一直有個想當然的認知：民主政治具有不容挑戰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但這樣的想當然，就今日具體實踐的結果來看，並沒有那麽理所當然。首先，相較於大陸政治體製所展現的高效率，台灣民主製度的低效率，早已拖慢乃至於拖垮了經濟的發展。更不幸的是，即便治理效能不如大陸，公共建設與經濟發展落後大陸，但如果人民擁有充分的自由權、執政者的權力能夠受到節製、私人財產受到充分的保障，人民或許還願意忍受較差的公共建設與較慢的經濟成長。
可是，現在連這樣的公民安全感，也在快速崩解中。國民黨雖然顢頇無能，對權力卻知所節製。民進黨上台後則傾其所能集中權力、壟斷資源，製衡機製正快速遭到破壞。立法權成了行政權的橡皮圖章。在行政立法兩權一體的極權模式下，執政者透過各種有“違憲”疑慮的立法，清算追剿在野黨，徹底瓦解政黨政治。就連本應超然獨立的司法權，也在行政權的幹預與監察權的騷擾威嚇下，獨立性逐漸消失。民進黨當局甚至授權“總統”與“立委”，介入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的遴選與任命。所謂的大法官都變成了民進黨的自己人，這還了得？民進黨執政短短3年多，已建立行政、立法、監察、司法“一條鞭專權”機製，貫徹了連美國特朗普都做不到的“贏者全拿”。民進黨狀似罹患權力貪婪症的暴發戶，想掌管輿論，操控社會共識，無所不用其極想要集權。民進黨的濫權，凸顯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製度，確實存在嚴重的、無法改正的弊端與問題。
看看大陸，前些時候《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指出：“北京治理模式在最短時間內把最多的人民拔離貧窮，人類曆史從未得有。”美國的學界與政界，都開始正麵看待中國奇跡背後的製度優點，台灣還能繼續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嗎？
兩岸都應該敞開胸襟地看待這新一波的“製度之爭”，並且在“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基礎上，進行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競爭。變遷的背後，折射的是大陸40多年的長足進步。這40年也是兩岸開啟交流的40年。令人慶幸的是，台灣人既參與了大陸發展進步的過程，也見證了這一過程。可惜的是，當大陸由衰轉盛，台灣卻由盛轉衰。兩相對比，有識之士憂心不已。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受製於“反中仇中”意識形態宣傳的桎梏，不能理性麵對大陸發展的成長與成功經驗，卻習慣盲目貶抑大陸，對繁榮強大的中國大陸視而不見已成為所謂的“政治正確”。但大陸的存在卻不因台灣的忽視而消失，尤其大陸的國際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與日俱增。民進黨一再拋出的掩耳盜鈴式的中國觀，實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悲。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