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談毛澤東死因：別問 中央沒公布我不會說
核心提示：當記者探問毛澤東究竟是因什麽病病逝時，王新德堅持自己的原則：“中央沒公布，我不去說。外國同行也曾向我打聽過，我從沒講，也沒什麽好講的。你不要亂猜，我不會告訴你的。”
本文摘自《黨史縱覽》2013年第4期作者：餘瑋原題為：偉人身邊人細訴偉人身邊事（一）——訪“紅牆醫師”王新德
王新德（1924—2009），著名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我國帕金森病學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於浙江上虞，1950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曆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神經病學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屬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副主任、講師，衛生部北京醫院腦係科副主任、主任；出任過衛生部北京老年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醫學會理事會理事，中華神經病學學會、中華老年醫學學會主任委員與名譽主任委員，世界神經病學聯盟錐體外係疾病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醫科大學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華神經科雜誌》名譽主編和常務編委。係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原為《中華老年醫學雜誌》主編，世界《帕金森病及相關疾病雜誌》編委。
大約在10年前的一天，記者在衛生部北京醫院家屬院裏左尋右轉了好久，記者才發現一棟樓的樓梯旁有一個老人在微笑著招手示意——他就是我們此行要采訪的人——我國著名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曾任毛澤東保健醫師的王新德。走近了這位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紅牆。
“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麽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
自上世紀60年代始，作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小組的成員，王新德直接參與或負責了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胡誌明等多位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的醫療保健工作。在一般情況下，他每周會有一兩次走進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高牆，為保障、挽救、延長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盡心盡力。
來自中南海的故事總讓人敬畏而神往，記者期待王老能夠講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然而，無論我們如何追問，他隻是笑著連連擺手：“不能講的，不能講的……”
當記者就海外出版的、李誌綏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的某些情節提出質疑時，一直守口如瓶的老人才打開話匣：
“毛澤東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總共隻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前）主席病重期間組織的，時間一年多；第二次醫療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領導決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兩年多。我是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當時是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李誌綏是中南海的門診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沒有宣布過李誌綏是醫療組組長。”王新德情緒激動地回憶道，說完，他站起身找來一些資料來證實。
原來，毛澤東的醫療組第一次是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組建的，李誌綏在起初當過醫療組組長，後來決定由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擔任這次醫療組的專家組組長，對保健、醫療、搶救等業務負總責，護理工作由日夜堅持在第一線的護士長吳旭君負責。毛澤東會見尼克鬆後，健康日漸恢複，各位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持續一年多的第一次醫療組就結束了。
王新德是1974年夏被抽調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電話通知有特殊任務，後來才知道是去給毛澤東看病。“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麽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事實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風趣，也隨和。當時是我一個人去的，感覺挺好。見主席的次數多了，後來就不緊張了。”
聊起這段經曆，王新德變得滔滔不絕起來，他情不自禁地向記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機”，認為主席這位偉人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言必稱馬列、張口閉口都是國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兒，有李誌綏（中南海門診大夫）、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後調中南海保健處作保健醫生）陪同我一塊兒去。當時主席說話不暢，我檢查了他的神經係統。之後，解放軍總醫院黃克維、上海第一醫院張沅昌、上海第二醫院徐德隆一起進行了會診。”
“主席見人，有個習慣，他要問，你姓甚名誰，哪裏人氏，多大歲數，等等。第二次見到主席，主席問我姓名，我說我姓王；他說姓王蠻好，問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邊答應邊點頭。”
王新德當時所見到的毛澤東， 已不再像以前電視、電影裏所見的那樣“紅光滿麵”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較憔悴，皺紋爬滿額頭，頭發花白，顯得蒼老多了。此時的他已是風燭殘年，步履艱難，四肢僵硬，口齒含糊，但他的頭腦仍然清醒。“主席躺著，我仔細地作檢查。我伸出手來，脫去主席的襪子，拿棉花棒劃他的腳底，主席有腱反射亢進。隨後， 我又檢查了主席的舌頭。舌頭有萎縮，有纖維顫動。根據症狀，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接著，整個醫療小組進行了討論，綜合大家的意見，再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有關情況大家要絕對保密。”
1975年，毛澤東做了白內障手術。當年為主席做眼科手術的是著名的眼科專家、後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說：“1975年春節大約是2月份，在杭州與唐由之等專家見麵，給毛主席做眼科會診。毛澤東從長沙轉到杭州療養，在杭州我們對主席的白內障病情作了討論，形成了兩種可行的治療方案：一是針撥，另一個是西醫治療。最後定下的是針撥。”回北京後，幾位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之後由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才同意手術方案，並成功實施。
“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係，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我隻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澤東平時吃飯很簡單，經常粗菜淡飯，以紅糙米、小米、芋頭、黑豆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幹辣子，有時用饅頭夾著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湯，一個人吃飯時常是手不釋卷。毛澤東臥室裏除了書報與文件，沒什麽值錢的器具與古董，他的生活儉樸，如果非要從中找出一點所謂“奢華”之處不可，倒也有兩點勉強可以算做“奢華”——一是嗜煙，二是吃紅燒肉。不喝酒的他，香煙是一根接一根，並尤愛吃紅燒肉，認為吃肥肉補腦子。“主席飲食不講什麽養生之道，喜辣、喜煙、喜葷，處處犯著醫學禁忌。我到後，可能是由於病情的發展，他不得不聽取保健醫生的勸告，改變了飲食習慣，不再有這些嗜好了。
生病期間，在工作人員與醫護人員麵前，毛澤東從不表現出痛苦、陰沉與悲觀的表情，並盡量不讓疾病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叫人知道。他不忌醫但忌藥，病重了才無可奈何向醫生妥協。在醫生給他看病時，他總是幽默地談話，解除醫生的緊張和顧慮，並用這種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鬥爭。“為了擺脫纏身的病痛，轉移注意力，主席總是不停地閱讀文件與書籍。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幫他舉過書或文件，他用放大鏡閱讀”。毛澤東病重以來，一直躺臥在床辦公、看書，站起來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走路了。
對於生老病死，毛澤東總是抱著樂觀、自然的態度，從不因為晚年病魔纏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當記者向王新德問起毛澤東對自己的病是否關心時，王新德說：“主席對生死看得很淡，當然也關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時說希望你們如實對我講，我的病怎麽樣，你們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還在世，地球上就裝不了這麽多人了，絕對容不下，不擠破地球才怪。我們當然不能跟他講實話，留有餘話，醫學上講究保護性醫療，不能跟危重病人講實話。”王老說這話時，顯得特別認真， 還不時地問記者聽懂了沒有，生怕記者聽不懂他的江浙口音而記錄有誤。“可能是我的字寫得比較好，好多關於主席如何治療的請示報告都是由我代筆的，送上之前先給主席看看，他認同了便寫個‘同意’，請示內容是我們保健專家的治療方案或意見”。
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生活方麵的關心早已被傳為佳話，而他對身邊保健醫護人員政治生命的愛護則更讓人感動。“‘文化大革命’期間，主席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經搶救而複蘇。江青借機將主席身邊的醫生、護士說成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並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的例子”。而毛澤東聽了江青的話後說，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江青沒有貿然回答，主席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就是我！“就這樣，主席保護了他身邊的醫生與護士們。當然，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缺點從不姑息，總是嚴肅指出，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涉密的範圍和程序是有嚴格規定的。隻有機要秘書才能送文件、報告與信件，未經毛澤東本人指示，任何人都不得翻閱，連他的親屬與子女也不例外。“我們作為保健專家，我心裏很清楚，主席是領袖，我是醫生，這就決定了我在醫療範疇內，該問的就問，該做的就做。而不該問的，堅決不問，不該做的，堅決不做，一般隻看病不問政治。對於中央領導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後，我們不會和他們主動聯係。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係，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文革”中，對好些領導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來了也好，我照樣為他們仔細看病”。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確確實實地進入了老年階段，加上長期勞累和“林彪事件”的打擊等原因，他身患多種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內障、心髒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
當記者探問毛澤東究竟是因什麽病病逝時，王新德堅持自己的原則：“中央沒公布，我不去說。外國同行也曾向我打聽過，我從沒講，也沒什麽好講的。你不要亂猜，我不會告訴你的。”並說，鄧小平逝世時公布了他的病種，主席的病可沒公布，葉劍英、 陳雲、鄧大姐都沒公布，當然我都曉得，中央不講，我也不能講。記者一再引導他，希望他能為公眾解一個謎，他卻一再表示：“對於主席的病，有說是帕金森病的，其實那是對表麵情況的一些猜測。我知道，我是神經科保健專家，讓我們去，就是要作出診斷，訂治療方案。今天我不會講，你不要再問了。”
“最後主席心電圖呈水平線時，是由陶壽淇、陶桓樂、吳潔、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當時，醫療組的全體醫護人員和值班的中央領導都在場”
後來，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惡化，已完全不能進食了，就連流食也難咽下去，一進食嗓子就嗆。王新德心情十分沉重，急切盼望主席的病能一天天好起來。醫護人員和廚師根據人體所需的營養，精心配製了鼻飼，由護理人員通過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飼注進去。毛澤東的肺心病不時地發作，常常處於嚴重缺氧狀態，嘴唇都憋得發紫，醫護人員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氣管。“他長期躺在床上動不了，兩側髖骨都長出了褥瘡，可以想像難耐的疼痛。可主席從不哼一聲，總是用淡淡的微笑來寬慰身邊工作人員，我們怎不感動？當時汪東興等中央領導，輪流在現場坐鎮，具體領導由北京醫院、阜外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三○五醫院及北京市同仁醫院等選派的醫學專家和專業護理人員組成的醫療小組的工作”。
在醫療組大會診中，關於診斷、治療、搶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見，如何決定治療方案，如何進行搶救，由誰下定醫囑？經了解訪問後，記者得知，情況是這樣的：在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各科診治、護理、搶救的綜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獨當一麵的專家，負責把關和直接管理，如神經科是由時任解放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黃克維和王新德負責，耳鼻喉科是由時任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薑泗長負責，外科是由時任北京醫院外科主任周光裕、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負責。
1976年，周恩來與朱德相繼逝世、唐山大地震，一個又一個噩耗傳來，毛澤東在感情上、精神上受到一次次嚴重打擊。他實在有些寂寞、悲涼，也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愈加不好。“他的最後一個生日與最後一個春節，陪伴的是醫護人員。記得生日那天，大家在一塊兒吃了碗麵，祝他長壽，身體康複，萬壽無疆。那時，主席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有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春節後，毛澤東由肺氣腫轉為肺心病，喘息、咳嗽、吐痰不止……
周恩來病危時，兩位偉人病榻雖相距很近，卻無力相見。1月8日上午10點許，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聽到總理病逝的消息。“他一言未發，合上眼隻是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這時的毛澤東，的確已無法向周恩來這位患難與共的戰友表達自己內心的悲傷，由於身體狀況也無法出席追悼會。“在送審的總理追悼會的報告上，主席在寫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鉛筆沉痛地畫了一個圓圈”。
這年5月以後，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6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虧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病情剛剛趨於平穩，不愉快的事接踵而來，朱德逝世、唐山地震的消息一個個傳來。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24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後，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號啕大哭，我們那些在旁的保健專家的心也在流淚”。聽到這裏，記者不免黯然失神，可以想見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與複雜。根據毛澤東病情的發展，中央作出決定，把毛澤東的病情通報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軍負責人。
1976年9月9日零點10分，一代偉人毛澤東那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在毛澤東去世的前幾天，王新德一直守護在他身邊。“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頭腦還清晰，還在關心日本大選的事”。據了解，當時毛澤東張著嘴，喉嚨裏發出微弱的聲音，想說說不出，後用鉛筆在紙上劃了三個道，就再也寫不動了。過了一會兒，隻見他握著鉛筆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頭上輕輕點了三下。於是，有人想到了他說的話是與“三木”有關，就輕聲問：“主席， 您是不是看有關三木的消息？”他微微點了點頭，動作小得幾乎看不出來。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在參加競選，毛澤東一直很關心他在大選中的情況。
“爾後，主席病情突然加重，醫療監視器上發現的心髒有些異常，他再度進入彌留狀態，當時氣氛緊張。我一直現場值班，高度警惕地觀察著、注視著，不時地檢查身體。”王新德對當年搶救現場記憶猶新，一切宛若就發生在昨天：“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臥室外的走廊裏交班，我發現主席血壓下降，藥物一直用著，但血壓很難維持，當時情況很緊張。在走廊其他醫護人員正在外邊討論主席病情，我趕過去對交班的人說，你們別討論了，主席的血壓難以維持，快進來吧！”
不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兩下，上下跳動的心電圖突然變成一條水平線。“醫務人員迅速對主席施行緊急搶救，人工呼吸、打強心針……然而，這一切對於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主席來說已無濟於事了”。王新德否認有關資料上講當晚主席對身邊護士說過“我很難受，叫醫生來”之類的話，也否認當時給主席服用過安眠藥，“我自始至終在現場，當時主席怎能說話？吃沒吃安眠藥，可找當時的護理記錄證實”。說著說著，他不由得又站起身找出毛澤東原秘書林克等著《曆史的真實》一書，其中附有關於1976年9月7日、8日、9日毛澤東護理記錄資料，並有值班護士及保健專家等10多人的簽名。
他說：“最後主席心電圖呈水平線時，是由陶壽淇、陶桓樂、吳潔、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當時，醫療組的全體醫護人員和值班的中央領導都在場。”
記者細看記錄，隻見上麵寫著：9月9日0：04時，抽吸兩下，血壓測不到；0：06時，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10時，心跳停止。這份記錄，由醫療組全體醫生一一過目核實，並親筆簽名。按當時的簽名順序，他們是：胡旭東、陶壽淇、方圻、吳潔、薑泗長、高日新、翟樹職、李誌綏、陶桓樂、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壽、徐德隆、李春福。
“主席逝世後，遺體保存先是決定保存一個星期，後來上麵通知要求長期保存供人瞻仰”
9月9日下午4時，無線電波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重大消息——毛澤東逝世了。巨星隕落，舉國悲慟。懸掛在天安門城樓紅牆中央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披上了黑紗，廣場前高大的建築物上一律下半旗誌哀，莊嚴的國際歌聲回響在北京上空。
“主席逝世時所在的房間，冷氣頓時開得很足。我們當然懂得，這是保護主席的遺體。我們不走，我們守著主席的遺體。那個時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半夜，把主席的遺體移到中南海對麵的人民大會堂，我們跟著去的。”說到這裏，王新德沉默許久。
“9月11日起，全國各族人民吊唁、瞻仰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主席遺容堅毅安詳，人民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兩旁，7天的隆重悼念活動從這一天開始。我們醫護人員都為他守靈，好多人都哭，淚流滿麵。”記者一邊翻看他珍藏的所親曆的有關曆史事件的照片，一邊聽著王老的一一敘述：“我們懷著無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來到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吊唁大廳瞻仰主席遺容，含著眼淚向主席遺體默哀、鞠躬、守靈，寄托自己的哀思，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表達自己堅定的誓言。”
記者進而問及主席的遺體保存情況，王新德說：“主席逝世後，遺體保存先是由政治局決定保存一個星期，搞病理的幾個專家都很輕鬆，認為沒有問題。後來，上麵通知要求長期保存供人瞻仰，他們就緊張起來，畢竟沒有先例和成熟經驗，後來參考了越南胡誌明遺體保存方法及國內的經驗成果。”據資料記載：確定將毛澤東遺體長期保存供瞻仰後，國務院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由時任副總理穀牧領導，下設紀念堂建築組、水晶棺製作組、遺體保護組、機電組等；每周由各組匯報工作，協調進度，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席遺體保護工作是中央交給衛生部主持，遺體保護組由北京、上海、長沙、廣州有關學科的專家組成。在原新疆辦事處進行研究討論保護的技術措施，長達11個月之久。在這期間，遺體現場的工作，由保護組的負責人黃樹則（時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吳階平、林鈞才（時任北京醫院院長）3人24小時輪流值班，直至遺體移入紀念堂”。
“除了對主席負責，同時我還主要負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等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言談之中，無論是對於自己成就卓著的醫學領域，還是做中央領導人保健專家的經曆，王新德始終平淡視之，極少為自己作注腳。王新德的夫人湯慈美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並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醫學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訪中，有關話題也因她的插話而豐富起來，記者由此才了解到王老做保健專家的種種滋味：
作為中央高級領導的專職保健專家，精神壓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辛苦。常常還在午夜睡夢中，就被一個緊急電話叫醒，隻說是到“那裏”一下子，至於是什麽事情，則不得而知。等到事情處理完畢後回到家裏，已是淩晨三四點鍾。但是，無論頭天夜裏如何忙碌，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請假休息，因為不能說“我昨天晚上去給某某領導人看病……”雲雲。這是紀律，無論再苦也要堅持。而且由於接觸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問題的問題，一旦到了他們身上， 也就成了問題；做的事情即使100%正確，別人也無法理解。
據說：有時中央保健局會拿來一份病曆讓保健專家看，但就隻是病曆，沒有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紀律非常嚴格，你看就是了，從病曆資料上你看出什麽就說什麽，不該你問的，絕對不要問。不過，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裏，在那樣的一種氛圍內，再看看病曆上的具體情形，即使心裏有時候也明白這在為誰看病，不過，也是絕對不允許說出來的。”王新德介紹說，“我們這些保健專家是機動的，不專門負責某一個人，而是哪兒需要就去哪裏：如重要會議（如中央政治局會議）、重要活動（如五一、十一觀禮，還包括看節目）的值班；領導人外出（出巡、出訪）期間的醫療保健。除了對主席負責，同時我還主要負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等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在那個充滿動蕩的年代，伴隨王新德當保健專家的日子，夫人湯慈美在背後不知作了多少犧牲，受了多少委屈。據湯慈美講，“文化大革命”中，國內政治形勢混亂。作為中央保健專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這時，她從來不問（自然也不能問）丈夫要到哪裏去，何時能夠回來，她隻是默默地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根據出差地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準備薄一點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準備禦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歸期，這中間，也等不來一個電話。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兩個月未見音訊，與王老同去的教授的家屬有些著急，問湯慈美：這麽長時間不見他們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麽事？湯慈美沉著地回答不會有問題的。果然，他們平安歸來。多年後才得知，他們去了廣州，為越南的胡誌明主席看病。
在湯慈美的回憶裏，感受最深的當屬周恩來去世後的那件事了：當時周恩來逝世，她悲痛之餘，在家裏擺了周恩來遺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從外麵回來，看到此情此景，急切地說：“撤掉！馬上撤掉！”湯慈美表示不理解，委屈地說：“我在家裏，放個總理遺像怎麽了？”王新德憂心忡忡地解釋：他當時在毛主席醫療組，當時正值“四人幫”當道，如果這時他被“四人幫”找出一點點問題的話，就有可能被抓起來，這對於毛主席的治療將非常不利；同時，萬一出問題， 別人不知曉內情，會猜測：你是怎麽被趕出來的？麵對種種想法，他無法說得清楚。個人情感，在關係國家政治大局的時候，隻能被置之度外，這是一種怎樣的犧牲啊？
麵對記者的感歎，王老隻是淡淡地微笑著——“這些，沒有什麽好講的”。他說，我隻寫學術論文，不願講“秘史”，我要是講了，我可以出一本書，我可以因此而賺一筆稿費，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則。因此，即使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今天，他依然堅持原則，不想講。說時，語氣很淡，好像所有的艱辛，都不值得一提。他要做的，永遠是盡到一個正直本分的醫生的責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職。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獻，默默地搞著他的“臨床研究”和“經驗醫學”。
遵守醫道、人品高尚、醫術精湛、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王新德，在為偉人們保健期間，保持一顆平常心，嚴謹不苟地行醫，為中央首長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確診斷……他的卓越貢獻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多次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