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曆任保健醫】-- 稿,待編輯,請暫勿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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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傅連璋:

  傅連璋,從沒統兵打過仗,1955年卻被授予中將軍銜。而且他也是中共曆史上時間最長級別最高的“禦醫”。

  傅連璋1916年畢業於福建汀州亞盛醫專。1925年任汀州福音醫院院長。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央紅色醫院院長兼紅色醫務學校校長,中華蘇維埃國家醫院院長,陝北中央蘇維埃醫院院長。

  在紅軍長征途中,他以他的妙手醫術保證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王樹聲、邵式平等大批中央領導、戰士的健康,在軍中有“紅色華佗”的美譽。

  1934 年9月長征前夕,毛澤東在於都突然病倒。他燒至41度,三日不吃不飲,頭痛腹脹,咳嗽不止。傅連璋接到通知後,立即騎騾出發,日夜兼程,從瑞金趕到於都。 經他仔細檢查後,確診為惡性瘧疾。於是,吃奎寧片,注射咖啡因,經傅連璋精心護理,毛澤東大病痊愈,不久即健步出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1952年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會會長。並負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的保健工作。

    

 2 黃樹則: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衛生工作的優秀領導幹部,衛生部原副部長、中華醫學會老年醫學分會第一、二屆主任委員、第三屆名譽主任委員黃樹則因病醫治無效,於2000年2月25日13點0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黃 樹則於1914年出生在天津市的一個小職員家庭。1938年畢業於北平大學醫學院,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樹則同誌到達延安之後,在八 路軍第二後方醫院做醫生,後根據工作需要擔任了八路軍衛生學校內科學教員。

  1939年5月,黃樹則擔任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務主任、 教員。因工作成績突出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甲等勞動模範,後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陝甘寧聯防軍衛生部副部長、第一野戰軍衛生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直屬衛生 處處長職務,主要承擔中央首長的衛生保健工作。

1943年任毛澤東主席的保健醫生。

  解放後被任命為北京醫院院長、總後勤部衛生部教育處處長等職,並負責中央領導的保健工作。五十年代中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六十年代中期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曾兼任中華醫學會副秘書長、副會長職務。 
 於2000年2月25日13點0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3 史書翰:

  史 書翰1933年畢業於太原川治醫專,1935年留學日本,1937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研究生畢業,同年回國參加八路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任八路軍衛生學校教務主任、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晉綏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兼衛生學校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第四軍醫大 學校長、總後勤部學校管理部副部長兼衛生部訓練局局長、軍學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7年起,任國家衛生部保健局局長,負責中央領導的醫療保健工作。 1965年中央撤銷保健局,改任衛生部副部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史書翰就首遭厄運,受到林彪、“四人幫”迫害。1966年8月25日因不堪淩辱,服安眠藥自盡,至8月27日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終年57歲。。

  

  4 王鶴濱:

  王鶴濱是河北人。1940年10月,他考入華北聯大,第二年轉入白求恩醫校,  1943年,在經曆了約3個月的輾轉“長征”後,白求恩醫校的大部分師生西渡黃河來到陝北。王鶴濱和部分同學進入了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學習。
  畢業後,王鶴濱被調到中共中央軍委衛生部醫政科,同時兼任中央門診部的眼科醫生。那時,他是中央衛生機構中唯一的眼科醫生。
  北平解放後的1949年8月,王鶴濱因工作需要調入中南海,做毛澤東主席的保健醫生和生活秘書。1953年經過毛澤東同意,楊尚昆派他赴蘇聯攻讀研究生。

 

1954年7月毛澤東主席與王鶴濱醫生合影



  王敏清:

  王敏清,原中央保健局局長兼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1950 年,王敏清進入山西醫學院學習。1954年8月,王敏清分配到了負責黨和國家領導人醫療的 北京醫院,1955年初,王敏清進了中南海。

 中南海保健組裏共有6名醫生,他們分別負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醫療保 健事宜。王敏清剛去時是機動,主要負責重要會議、重要活動的值班;領導人出巡、出訪期間的醫療保健。同時,他還負責楊尚昆、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人的 醫療保健工作。

  1955年夏,王敏清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多了起來。“毛澤東喜歡遊泳,常去中南海內的遊泳池。那時毛澤東身體好,水性也好,因此沒發生過什麽意外情況。我們隻是做些點點眼藥,處置一下耳內的積水,有時觀察一下血壓、心跳之類的工作。”
  1962年春,他再次進中南海保健組,主要負責鄧小平的醫療保健工作。  

  

6 李誌綏:

  李誌綏(1919年-1995年2月13日),生於北京,1945年華西聯大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1954年後成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直到1976年毛去世為止。期間兼任過305醫院的院長。

  1980年被任命為中華醫學會、中國老年學會副會長,擔任《中華醫學雜誌》及《美國醫學雜誌》中文版主編。

美國醫學雜誌》(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中文版創刊於1983年,目前為雙月刊,每期64麵,迄今已連續出版20餘年。·刊出稿件均譯自原版《JAMA》。每期從8本原版雜誌精心挑選,匯總為一本《JAMA》中文版。

1988年移居美國。1995年2月13日,因心髒病突發,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中的衛生間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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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維-銘記-曆史沿革-醫院概況-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官方網站】 1978年(續2) - 共和國大事記(1978年) - 共和國大事記- 家鄉網

深情送別百歲老紅軍李其華將軍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鄧小平同誌家。前排左一黃克維教授、前排右二羅毅教授,後排右一蒲榮欽院長,右二李其華院長

黃克維,(1907~1996江西清江(今樟樹)人,神經病理學家。

1933年畢業於協和醫學院,獲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35年入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病理研究院學習,1939年回國。曾任成都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四川省立醫院院長兼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教授、重慶大學醫學院教授兼中央醫院內科主任。1949年入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1950年回國。曆任四川醫學院教授兼副教務長,解放軍總醫院、軍醫進修學院內科主任,副院長、一級授(1956,國家首批),總後勤部衛生部醫學科技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神經精神科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國神經病理學創始人之一。

黃克綱

黃克綱,江西省內科醫學創始人,第二任院長

(1898-1960)江西清江人。1918年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1928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1930年參加籌建南京中央醫院工作,1932年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年,獲該校碩士學位。後赴西歐、北歐及東南亞考察各公共衛生情況半年餘,1933年回國曾任上海光華大學校醫,軍醫設計監理委員會駐贛辦事處防疫組主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試驗處技正,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

1936年底調任江西省立醫院院長兼江西中正醫學院教授,1941年他辭去一切職務自行開業。解放後投身到第六軍醫大學任內科教授兼教研室主任,並將個人資產全部捐獻給學校。後又繼任第七軍醫大學內科教授及教研室主任。

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同年調任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大內科主任,擔負起國家和軍隊領導幹部的保健工作。在他剛調任解放軍總醫院大內科主任,196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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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友之家-專家介紹-北京醫院王新德教授- Powered by Discuz!

王新德(1924.11.24~2009.10.31),浙江上虞丁宅人。中共黨員、教授、主任醫師、研究員。1950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1956年蘇聯醫學科學院神經病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獲醫學副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上海第一醫學院從事醫療、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任神經病學教研組副主任。後調北京醫院腦係科任教授。曾參加毛澤東主席、葉劍英元帥等領導人的醫療組。

1996年11月上旬,越南國家主席黎德英在家洗澡時,高血壓急性發作,被及時送到河內較好的一○八軍醫院進行搶救。雖然病情得到控製,但在隨後的一個多月時間內,他一直處於深度昏迷狀態,四肢部分癱瘓,無法正常進食。
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批示請中國專家來治療,中國派出北京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王新德專家組組長的醫療小組王新德等快得出會診結論:黎德英主席患的是蛛網膜下腔出血、腦溢血和高血壓病。由於診斷準確,治療措施得當,黎德英的病情竟奇跡般地明顯好轉起來。此後,按照中方專家開的藥方,經過進一步的治療,黎德英很快恢複了全部生理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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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曾回首: 保健醫生吳潔披露對毛澤東晚年生病、醫治、搶救的經過zt - 由天愚發表- 文學城

保健醫生吳潔披露毛澤東遺體前一幕 

 

 

吳潔,中國著名的醫學教育和心髒內科專家,中共建政後長期從事中央首長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醫療保健工作,工作高度保密。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和低調做人的性格,他本人至今不為民眾所熟悉。2015年1月,由其子吳新生等所著的《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第一次詳細披露了吳潔幾十年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醫療保健的經過,尤其是對毛澤東晚年生病、醫治、搶救的經過,各方的表現尤為詳細,也從一個專業醫生的角度披露了是何種病痛最終奪走了毛澤東的生命。

文革中毛澤東與身邊工作人員合影

深夜主席病情忽惡化,呼叫不應,以為是心跳驟停

1972年2月11日的北京,寒風刺骨。午夜時分(一說已到12日淩晨),毛澤東的精神狀態急轉直下。他除了原有的咳喘和呼吸困難外,先是出汗很多,脈搏細弱,隨後發生昏厥,應該稱為上述的“二氧化碳瀦留”。實際上,在正式成立醫療組之時,毛澤東就已出現了先兆症狀,並已作出明確診斷,隻是沒有達到昏迷的程度。這也是父親一直研究並強調“肺性腦病”的原因。

當時,毛澤東隻同意父親和李誌綏、胡旭東等進遊泳池,而醫療組的其他醫師都在中南海門診部備戰。聽到呼叫後,在“遊泳池”值班的胡旭東醫師最先到達現場,呼叫不應,以為是心跳驟停,急得差點沒哭出來(據回憶,是一拳叩擊無效後急得直哭),匆忙間趕緊做心髒叩擊,實施心髒複蘇術。

李誌綏看了一眼就迅速轉身離開現場,跑去叫人去了,沒有直接參加具體搶救工作。父親一生經過無數次重大搶救,但這次卻與每次不同。第一次在搶救現場他也兩腿發軟,險些走不動路。按照他自己事後所說的,當時的每個重要醫囑都要通過他的同意,一旦出現意外,責任之大不可言喻。但醫師的職責和現場最高專家的責任使他盡可能保持鎮定。檢查過病人後,他判斷為在肺氣腫、肺心病的基礎之上,合並肺性腦病,由二氧化碳瀦留和嚴重缺氧造成昏厥,立即組織按呼吸衰竭、肺性腦病進行搶救。

主席的這次病情惡化,也證實了父親等醫療組成員當初的診斷和對病情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並沒有肆意誇大病情,或“謊報軍情”,當然也談不上“製造混亂”。他們隻是實事求是地履行了一個醫生治病救人的基本職責。

當時,主要搶救設備和麻醉師、急救護士都在中南海門診部,“遊泳池”內隻有簡單的藥品等,對於搶救工作來講,近於無米之炊,而呼吸性酸中毒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保持呼吸道通暢和改善呼吸狀況,在應用各種藥物的同時,父親等焦急地等待其他醫師及搶救設備。

接到電話通知後,麻醉科尚德延主任、高日新主任、護士俞雅菊等搶救人員帶著設備,迅速從中南海門診部趕到“遊泳池”,立即配合吸痰和麵罩給氧。根據俞雅菊回憶,他們到達現場時,看到秘書張玉鳳在大聲呼喚主席,父親和胡旭東醫師在周圍組織搶救。

得知剛被搶救過來時說:“我差點見閻王去了”

隨後,周恩來總理也趕到現場。根據周總理當時的保健醫師張佐良回憶,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周恩來聞訊後,當即離開趕往“遊泳池”。此時葉劍英與張春橋也已趕到。周總理用雙手握住主席的一隻手,大聲呼喊時,“毛澤東沒有絲毫反應……毛澤東的臉色青紫,呼吸極其微弱,幾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父親等簡單地報告了病情並匯報了實施之中的搶救措施,包括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暢、麵罩加壓給氧、建立靜脈通路後給予強心劑(西地蘭)、呼吸興奮劑(山梗菜堿)和抗菌素、皮質激素等。這些治療都是針對“肺心病”和“肺性腦病”的。周總理立即到懷仁堂向全體政治局委員通報病情。之後,他代表黨中央,表示同意醫生的治療方案,要求繼續組織全力搶救。

治療一段時間後,“毛澤東的麵部由青紫漸漸泛起淡紅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動作也隱約可見”,血壓、脈搏、心電圖恢複了正常,喉部“發出輕微的嗚嗚聲,眼皮動了動”,開始有了反應,檢查各種反射有所恢複。

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搶救,毛澤東逐步清醒過來(有記載前後昏迷了半個小時左右)。他睜開眼睛,用手去扯氧氣麵罩,說:“你們在幹什麽?”當得知自己剛從死亡線上被搶救過來時,說“我好像是睡了一覺”。又說“我差點見閻王去了”。醫生們說:“如果您見閻王去了,我們就都要見閻王去了。”在毛澤東的追問下,大家才說明了原因。

隨後,時任中辦主任的汪東興也向主席匯報了事件的詳細經過。毛聽後很激動,說:“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病情告訴大家,說明是搶救無效而死,不是醫生們的責任,不能像江青那樣。”也有說,當時毛澤東曾用手指著自己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那就是我。”

另據周恩來的前保健醫師周尚玨有述,於1956年有幾個中南海的年輕醫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毛澤東聽後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們要是反黨小集團的話,我就是這個反黨小集團的總後台”。

隨後醫生們又給用了利尿劑。幾個小時以後,主席開始排小便,自覺症狀明顯好轉,各項生命體征都趨向平穩。毛澤東本人也很高興,自願接受治療。

當晚,周總理再次來到“遊泳池”,看到治療見效十分高興。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張耀祠副主任的陪同下,主動和醫療組的主要醫師照了一張合影,並對幾個醫生說“你們為我黨立了一功”,又提出要求,“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到北京,你們一定要讓主席恢複到能夠會見。”

因為有會見尼克鬆的期望,才同意接受了治療

毛澤東的病情從這一天開始出現了可喜的轉機。之後,大家也非常高興,大大地鬆了一口氣。1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在總理的提議下,幾個醫生主動湊錢,請所有的醫護人員聚餐,包餃子,共賀新春並慶祝搶救成功。

在這些醫師裏麵,屬父親資曆最老,級別也最高。他如釋重負,愉悅之下一下拿出了50元錢,這相當於當時大學生畢業後一個月的工資。就是這樣,大家沉浸在搶救成功的喜悅之中,各自離家在中南海共度了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大年夜。

經過1-2天的治療,毛澤東的病況有了明顯的好轉。實際上輸液治療隻進行了三天,主席就不同意了,也就是從春節開始,隻好改為口服用藥。

一次他向醫生詢問自己的病情後,說:“看來這個病可以治好,美國的尼克鬆總統要來你們知道嗎?”醫生們回答:“總理講過了。”毛澤東說:“就在這個月二十一日來,我能在這個日子以前好嗎?”醫生們回答:“隻要堅持治療下去,會見尼克鬆沒問題。”毛主席說:“那好,你們給我治下去。”然後他請幾個醫生在遊泳池吃晚飯,菜中有清蒸武昌魚和火鍋,大家共賀春節,並由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作陪。餐中毛澤東對父親說,“你救了我一命。”也有說法,當時毛澤東就是因為有如期會見尼克鬆的期望,才同意接受了治療。

 

趁著毛澤東同意接受治療的大好契機,在父親的具體主持下,與胡旭東醫師一起,根據毛澤東的病情變化隨時修改醫療方案。

經過精心治療,2月中旬,已經困擾毛澤東多日的下肢水腫症狀開始逐步消退,心律及精神狀態都明顯好轉。因肺部感染得到了有效的控製,他的呼吸漸趨平穩,劇烈的咳嗽和低熱症狀也隨之緩解。

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時不能在床上平臥而眠的毛澤東,又能夠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覺了。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抵達中國的當天,清晨毛澤東已經能夠在住地小範圍行走了。

被診斷患上罕見的不治之症——“肌萎縮症”

從1974年開始,緣於毛澤東的病情變化,又先後牽扯到其他專科,諸如眼科、神經科,且不是一兩次會診能解決問題的;又隨著毛澤東年齡的增大和疾病的逐步加重,為了避免個人決定重大醫療問題出現的偏差,給予醫療上更大的重視,所以,根據原醫療組成員和主管領導的建議,在中央辦公廳的直接安排下(每個人員的變化必然先征得毛本人的同意),毛澤東醫療組不斷增加醫務人員,或為臨時性的,或按需隨訪,或階段性的,或根據需要改為持久性的,逐步會合了全國所需各專科的眾多知名專家,並采取相互協作、以內科為主導的專家集體負責製。也就是說,多數的診斷和治療措施都需要經過集體討論決定,當然也是集體承擔責任。以北京醫院和中南海為代表的“老保健”,更知道“水的深淺”,時刻有如履薄冰之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多相對保持低調和沉穩,即使是成熟的診治方案在胸,有可能也願意再聽取其他同行的意見後再決定。如果有其他專家“向前”,他們寧願“退後”,決不出風頭。

毛澤東的病情變化首先表現在兩方麵,第一是視力逐步下降,已經看不清東西了;第二是雖思維清晰,但說話表達欠靈,四肢乏力,手掌和小腿肌肉逐步萎縮。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根據主席健康的需要,眼科和神經科專家開始介入毛澤東主席的醫療工作。隨後根據神經科的診斷,為更好地實施呼吸道管理,除原有的麻醉科專家外,耳鼻喉科專家等也加入其中。

眼科專家的診斷明確,為老年常見病“白內障”。開始是會診,以後其中一部分也改專職常駐。針對主席後一種症狀,實際上,北京的王新德主任和黃克維主任首次會診就已有了初步診斷,但這個診斷屬於“不治之症”。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這麽重大的問題豈敢輕易決定,尤其麵對的是領袖。因此,在他們的建議下,為妥善起見,又請了上海的張沅昌教授會診,最後統一意見,診斷為一種罕見的不治之症——屬於運動神經元疾病範疇的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運動神經元疾病(Motorneuronedisease),俗稱“肌萎縮症”,因這些部位主管肌肉的運動而得名。專家們將診斷意見上報後,根據葉帥的意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各大醫院尋找病例,摸索治療經驗,並根據周總理意見在國外搜集治療辦法。同時,根據吞咽困難和可能造成窒息症狀的需要,又調北京同仁醫院鼻喉科專家徐蔭祥院長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介入主席醫療工作。

“主席說走就走,常常在半夜裏,就像緊急集合”

毛澤東就是在罹患這兩種病症的狀況下,抱病開始了南巡。在長沙停留期間,因為毛澤東長時間不肯見醫師,又因為陪同南巡出發前醫療小組匆匆而走,沒有充分準備,1975年1月初,父親和李誌綏、胡旭東等醫療組成員曾一度抽空回京,安排下一步診治及人員設備事宜。隨後護士俞雅菊隻身返回,因為主席身邊沒有了醫師,故臨時請當地湘雅醫學院的專家協助。不久,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初始參與毛澤東主席醫療工作的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薑泗長、北京醫院外科主任周光裕也被接到長沙。這其中還包括北京協和醫院皮膚科的袁兆莊醫生,是由胡旭東醫師帶著先期返回的。

 

在薑泗長傳《師道》中提到一個細節:1975年元旦在長沙省委招待所,“北京醫院的心內科專家吳潔……一天,他對新到的薑泗長悄悄地提醒道:‘不要把行李打開,就放在箱子裏,主席說走就走,常常在半夜裏,一般在出發前一兩分鍾通知,就像緊急集合,拖泥帶水要誤事的。’……沒有兩天,主席真的要出發了。果然在幾分鍾內各路人員各就各位。”雖然此文是他人執筆,可能在時間地點方麵有誤,但仍可見當時醫師的工作狀況。

在長期的主席醫療保健工作中,父親除了對主席的身體患病情況了如指掌外,並已經熟悉了主席的生活和工作規律,這也是擔負高幹醫療保健工作的醫師所必須具備的。北京醫院神經內科主任王新德也曾回憶從杭州返回北京的啟程場景:前一晚,十幾個醫生還在為主席插鼻飼管問題開會討論了一夜,天剛亮,汪東興就通知醫生,立即動身返京,隻給幾分鍾的時間,像軍隊的緊急集合一樣,有的醫生急忙把東西往箱子裏塞,塞不進,拉鏈拉不上,提著半開的箱子就往車上跑。車開動了,有人說:“哎呀,我的錢落在抽屜裏,沒拿。”有人說:“哎呀,我的衣服還掛在壁櫥裏,沒拿。”隻好人先回京,以後再派人把落下的東西取回。

已擴充到二十餘名醫護人員(除原有的三位內科醫師外,還應包括兩位神經內科、至少三位眼科、一位耳鼻喉科、一位麻醉科、一位外科、兩位放射科、兩位化驗員及十餘位護士)的醫療組,在杭州專家們分別給毛澤東作了一次全麵的體檢,然後進行了匯總討論,並書寫了正式的報告。內科方麵,除原有疾病外,還正式診斷有“冠心病”。

視力已近於失明,白內障的治療被列為當務之急

為向中央匯報毛澤東的病情,1975年2月8日,中辦主任汪東興親自率領醫療組專家代表父親和李誌綏等一行乘飛機返回北京,內科醫療就由胡旭東負責,並隨時與北京保持電話聯係。15日,大年初五,在人民大會堂,由主席醫療組的代表,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周恩來帶病參加並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匯報會上,醫療組首先由李誌綏匯報主席病情整體情況,再由父親匯報有關心肺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情況,並由解放軍總醫院的黃克維主任匯報神經係統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教授匯報有關白內障的治療意見、李宣德匯報有關X線胸片的表現。此前,毛澤東病情的危重程度,尤其是神經科的診斷,隻有周恩來、葉劍英和江青三個人比較清楚,而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並不十分了解。所以在醫療小組匯報的過程中,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大都感到有些吃驚,以致黃克維的匯報頗費些周折,壓力也最大。隨後,在全國神經學科展開了運動神經元病的研究。幾個專家也留在北京領導相應科研活動,收集資料,並進行各種準備。因為上述神經係疾病一時還沒有好的治療方法,隻能根據嗆咳的症狀提出對症鼻飼治療的建議,而毛澤東的視力已近於失明,所以白內障的治療被列為當務之急。在匯報後,中醫眼科專家——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眼科主任唐由之和高培質也加入到會診行列,正式提出了中醫針撥的治療方式。從此在幾個醫院開始了白內障更換晶體手術及中醫針撥治療的對比研究。

1975年4月,毛澤東結束南巡返回北京。

毛澤東返回北京後,白內障的治療也被正式提到日程上來。醫生們反複討論的是采取何種治療更好,主要在西醫晶體置換手術和中醫針撥的方法之間進行選擇。為此,中西醫眼科專家多次會診,並與其他各專科的專家一起反複研究,共同討論了多次,最後還是認為采取中醫針撥的方式更為安全、便捷,從而決定采用中醫的治療方法,並且得到毛澤東本人的認可。

 

1975年7月,經過充分的準備,在各科的密切配合下,由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唐由之主任和高培質,在中南海“遊泳池”小書房改設的臨時手術室內,成功地為主席左側眼睛做了白內障的針撥治療。這兩位醫師在不同時期都曾接受過西醫的培訓,前者為“中學西,再行中”,而後者為“西學中”,都應屬於中西醫結合的醫學專家。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因患膀胱癌不治而逝世,之後10-11日在北京醫院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前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父親曾因工作關係,多年來與總理接觸甚多,在毛澤東醫療小組建立之前還一直在為他治療冠心病,此時無論從哪一方麵講,都非常想再見總理最後一麵,但終因醫療組的工作不能離開,而未能如願。想當初,還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成立了毛澤東的專職醫療小組,並親自主導所有的搶救治療工作,沒想到的是,現在他卻走在了前麵。一切正如周總理生前所交代的:“全心做好主席的醫療工作,不要再到我這來了。”父親最終也未能參加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見上他最後一麵。後來隻能由我們的母親作為代表前往吊唁。

總理去世後,由華國鋒負責毛澤東醫療工作

因為神經係疾病致喉部肌肉麻痹,毛澤東的說話表達和食物吞咽障礙日趨嚴重。到了1976年5月中旬,他的心肺疾病也逐步加重。除原有肺心病外,又因冠心病,反複出現心肌供血不足,並“第一次”出現心肌梗塞。為了搶救工作的方便,毛澤東的病床已搬到老遊泳池改造的大廳。在這個大廳北側,用厚厚的布幔分隔成多個小“房間”,裏麵擺放著辦公桌、單人床、靠背椅等作為專家辦公或休息之用。為加強搶救力量和充實人手,又調來時任上海醫學院心內科主任的陶壽淇和北京首都醫院(即協和醫院)的內科主任方圻等。隨後,305醫院的專家也全麵介入。

從這時起,老醫療組的成員都感覺有這麽多全國優秀的專家來支援,原本身上的壓力減輕了許多。除父親退居到“二線”外,有這麽多著名專家在,李誌綏隻負責從事一些非臨床的行政組織協調工作。胡旭東醫生也因為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失眠,最後因服用安眠藥後吸煙不慎失火,煙熏傷及呼吸道並暈厥,經過氣管切開等搶救措施才轉危為安,隨後住院治療了很長時間。他後期病愈返回,隻參加一些心電監測的輔助工作。麻醉科的尚德延也因健康原因隱退,改由高日新負責,後期北醫麻醉科的薑培芳也加入醫療組。

有了眾多專家的組合,重要醫療問題都需經過集體討論,並經政治局值班的領導“拍板”。因此,雖然主席的病況大不如前,但父親從前一人負主要責任的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

1976年6月26日,毛澤東又突發心肌梗塞,醫療組再次搶救成功,並同時安放了鼻飼管。

1976年是個多事之秋,周恩來總理去世後,7月6日朱德委員長病逝,中旬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接踵而來的精神打擊使毛澤東主席的病情迅速惡化。這時中央已改為由接任的華國鋒總理負責毛澤東的醫療領導工作。

7月31日,在大家的勸說下,毛澤東主席從遊泳池搬到結構比較牢固的“202”新住宅。這是一座占地麵積很大的平房區,它位於遊泳池住地南側,1969年為戰備的需要動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有一條回廊可與遊泳池住地相連。這所新宅的特點是抗震性能良好和適於當時的戰備需要,如今在毛澤東生命危重之時派上了用場。

所有到場的政治局委員都哭了

 

據載,毛澤東於9月2日又發生過一次心肌梗塞,而從9月8日傍晚開始,出現心律不齊和血壓下降,並逐步進入昏迷。當時,盡管“202”住地內外人員眾多,但卻是靜悄悄的,醫護人員一直在緊張地忙碌著。幾個專家輪流嚴密觀察,在心電監測儀上,隨時顯現著他的心髒跳動情況,所有的眼睛都緊緊盯著那條時起時伏的曲線。當晚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到達現場。

0時10分,毛澤東的心髒停止跳動,心電圖呈一條直線。這時,中央辦公廳汪東興主任走過來問父親:“老吳,你看還有什麽辦法?”父親說:“還有。”汪東興問“什麽辦法?”父親說:“開胸心髒按摩。”汪東興問:“可以維持多久?”父親說:“6-8個小時。”汪東興回答:“那沒什麽意義,不要做了。”

9月9日0時10分,依中辦主任汪東興所述,“由陶壽淇、吳潔、陶恒樂、方圻幾個教授共同宣布主席逝世。”當時由陶壽淇教授記載的病曆如下:“23時44分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9日0時4分抽吸兩下,血壓測不到,0時5分心率減慢至每分鍾84次,0時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時7分靜脈內推注異丙基腎上腺素0.2毫克。0時8分起出現心室自身節律,心音聽不到。靜脈內注射腎上腺素1毫克無效,0時10分心電圖上心室自身心搏消失,心跳停止。經積極搶救無效,請示在場的中央負責同誌同意後於0時17分停止搶救。在治療及搶救過程中華國鋒、洪文、春橋、江青、東興、耀祠、遠新同誌及醫療組全體醫護人員都在場。”所有專家和醫生共同在搶救記錄的醫療文件上簽了名。當時,所有到場的政治局委員都哭了。

從表麵上看,毛澤東先後患肺心病與冠心病,並多次出現心肌梗塞,最後死於心肺功能衰竭,但實質上,運動神經元疾病才應該是致命的,是它直接導致了上述疾病的惡化及功能衰竭。否則,在全力以赴的搶救下,生命或許還能夠繼續維持。第二天半夜毛澤東主席的遺體運往人民大會堂,所有身邊的醫務人員都陪同送其最後一程。

1976年9月9日當天,中共中央於第一時間在各主要媒體同時播發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舉國上下沉浸在震驚與極度悲哀之中。

9月13日,守靈和瞻仰遺容的第一天,大家都爭相看毛澤東最後一眼,並送最後一程。父親與眾同仁一起,也被安排為毛澤東主席守靈。這時的父親也是近70歲的年齡了,因為腦動脈硬化供血不足,頭腦始終處於昏昏之中,又在現場一片悲痛的氣氛影響下,他雙腿發軟,幾乎站立不住。雖然當時隻給了不到半小時的守靈時間,但事後他回憶說,當時是硬挺著才勉強堅持了下來。

9月18日父親又與眾同仁一起,參加了毛澤東主席追悼會。

隨後,父親還參加了毛澤東主席遺體保護工作。一年以後的197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召開了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一周年暨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大會,有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副主席以及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代表出席。父親也應邀參加了此次紀念活動,作為毛澤東醫療小組的一員劃上了一個完整句號。

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讓醫生們都先退場

主席逝世後,江青也曾對醫療小組略有微詞,但很快就平靜下來,主動表示“大家辛苦了”,以此表達不再糾纏醫療責任。令醫療小組醫護人員意想不到的是,這件事並沒有就此終結,險些使醫療組的醫護人員陷於滅頂之災。

 

9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由醫療組向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匯報主席的患病、診治經過以及死亡原因,能不能獲得通過、有沒有醫療差錯全憑此一錘定音。因此,這是一次關係到醫療小組全體醫護人員命運的會議,包括父親在內的醫療組醫生到會。沒想到的是,在匯報會上發生了激烈爭吵。

這是作為醫學家的父親,首次直接麵對並見識了政治局會議上的政治交鋒,對於他來說簡直是“一頭霧水”。事後他說,當時也沒有聽明白具體爭吵的內容,包括陳錫聯等的發言到底是什麽意思。當然,也許是因為他不了解政治爭鬥而沒聽懂,或是有意把聽到的“爛在肚子裏”。他隻是知道,這次會議意外地出現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當著醫務人員的麵大鬧“政治局”,認為是有人謀害了毛澤東,並與“四人幫”在現場發生了直接的衝突,還拍了桌子。他這樣做,可能是出於對主席的忠心和不明真相,或許與政治因素相關。不管是什麽原因,也不管實際針對的是什麽人,醫生、護士都將可能是又一起“醫生陰謀”(指1972年江青等曾為主席醫療事“大鬧政治局”)最直接的無辜受害者。隻是這次的危險遠遠小於江青的那次,因為牽扯的專家眾多,並已經采取了集體負責製,且在關鍵的時候,都有各派政治局的常委在場拍板定奪。

由於會議爭論的內容已從醫學範疇轉到政治領域,並僵持不下,醫生已不宜留在現場,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適時出麵協調,讓醫生們都先退場。而父親等事先最擔心的江青,這次卻一反常態,還特地趕上來送別,並向醫生們表示感謝,大家都深感意外。以後據說是在葉帥的勸說下才平息了這場爭論。

實際上,主席的醫療工作一直是由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並親自安排,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具體指揮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又改由華國鋒總理直接負責。後期主席醫療組逐步增加至十幾位知名專家,包括了各相關學科,分工、分組並集體負責,而且政治局常委隨時有人值班。

這次匯報會後父親心裏一直惴惴不安,直到有一天,他在家接到一個據說是“中央保健局”的電話通知:“吳院長,經證明你們對主席生前所作的診斷和用藥完全正確。”表麵上,這是一個常見的醫療結論,而實際上它的分量遠遠不止於此,表明組織上已做出結論,符合告全國人民書中所述,“在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的結果,不會再追究醫生的政治責任。父親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一直懸著的心也放了下來,總算圓滿地完成了行醫史中最重要的一次醫療任務。

主席剛去世十幾天,江青召集大家去北海公園摘蘋果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段時間內,雖然江青總是打著毛主席的招牌發號施令,實際上她根本不能隨便見毛澤東。如果想見,必須通過中央辦公廳汪東興主任和機要秘書張玉鳳安排。其他能接觸毛澤東的,也就是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各種服務、警衛人員。當時有的首長想上書毛澤東而不能,就向父親打聽通過什麽渠道才能直接麵呈主席。

1972年毛澤東病危前後,江青更在乎的隻是手中的權力,不惜拿醫生當替罪羊。毛澤東逝世前後,可能是她錯誤地認為手中的權力已經比較穩固了,因此,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傷心與悲痛,也不再一味地找醫生的麻煩了,儼然以主席繼承人的姿態自居。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江青突然來到醫療組,讓大家化悲痛為力量,叫上所有的醫務人員跟她去北海公園摘蘋果。那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悲痛之中,但也不敢違背她的意願,隻得隨她而去。摘完蘋果後,她又在仿膳組織大家一起學毛主席語錄,還讓陶恒樂主任誦讀,又嫌他有口音讀得不好。

 

大家都不能理解她的意圖是什麽,可能就是一種精神上的亢奮。中午她在仿膳請大家吃飯,當然,所有的人也隻是應付場麵而已。實際上,江青是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因為當時的大眾已開始對她的所作所為非常反感了,從群眾自發地悼念周恩來總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醫療組和江青都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當日下午急急忙忙返回中南海。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毛澤東醫療組的醫務人員,以及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相關警衛一中隊、服務科的值班人員等,對大家在主席病重期間的相關工作給予了肯定,並與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當時華國鋒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陪同,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也在座。

張春橋:“不打針不查血,你們給治。”

兩天後的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的領導下,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逮捕法辦,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集團。

當二子吳保祖將聽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告訴父親時,他開始先是一怔,還有點不大相信,隨後說,前兩天我們還一塊兒合過影呢,是真的嗎?隨後不久,醫院正式傳達了中央文件,他才不得不信。1976年10月14日,相關部門人員組織毛澤東醫療組的醫師一塊兒寫了揭發“四人幫”的材料,全文如下:

我們憤怒揭發“四人幫”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幹擾破壞。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時江一再幹擾說:“主席沒有病,醫護人員謊報病情。”還說:“醫務人員都是反革命特務。”氣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療,延誤治療二十多天,造成主席健康嚴重損害。

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給主席寫報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報告,硬要主席同意。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們心情很沉重,而江青與醫務人員每人握手,並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我們聽了很氣憤。主席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老給主席又擦背,又活動四肢,抹爽身粉。當日晚,江青進來就找文件,找不到就發脾氣。我們主張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盡送一般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當時主席床頭燈光已很強,主席怕熱,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燈。江離開後我們即將燈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說不能翻,翻了危險。江硬給主席翻身,結果翻身後主席顏麵青紫,血壓上升,江看情況不好,揚長而去。

八日晚我們在搶救過程中,大家分頭緊張工作,江青進來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們沒有聽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江青拉毛主席醫療組的醫生給她查體。她還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電圖示波監護器拿去她自己用,我們沒有同意。去天津小靳莊時,不顧主席病重,還要醫療組一些醫生陪她去,我們堅決不同意才作罷。

主席生前江青對醫護人員橫加指責,經常謾罵“醫生是資產階級的,護士是修正主義的”,幹擾治療。主席逝世之後,我們都很悲痛,江青卻說:“你們不要愁眉苦臉啦,看我現在就很高興。”

主席病重,張春橋值班守護時,很少進主席的房門,也很少過問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時,主席病情突然變化,我們到處找不到他。一次醫療組在匯報毛主席病情時,提出需要查血、打針,張春橋聲色俱厲地說:“不打針不查血,你們給治。”采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後來我們查了血打了針。

簽字落款人為:醫療組李誌綏、陶壽淇、吳潔、陶桓樂、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樹職、潘屏南、朱水壽、薛世文。

這個材料匯入了1976年12月王張江姚專案組編寫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作為中共中央中發(1976)24號文件的附件,下發並傳達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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