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二日起床，吃過午飯，我就和陳綏圻及秘書張啟堯等人一起乘車下山，回到了空軍大院。我按照周恩來前一天晚上的指示，開始閱讀中央政治局印發的、周恩來準備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好在討論時提出意見。陳綏圻則是根據我的吩咐，開始找我過去的兩次檢討，準備寫新的檢討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報告》，我想再抽出一點時間來處理一些空軍的事情。當時空軍正好在召開航校工作會議，於是我約王輝球和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司令員薛少卿一起，在晚飯後找八航校的校長和政委談話，解決他們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我們一起到了辦公樓的三樓，找他們談話。然後，我看還有時間，就又會見了剛剛從部隊調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想解決一下空政文工團裏的派性和團結問題。
就在與空政文工團六個指導員談話中間，大約是當晚的十一點鍾，周恩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我回答說：“沒有。”周恩來再次追問我：“究竟有沒有？”我說：“絕對沒有。”但周恩來仍然告訴我：“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
放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到空三十四師，問師長時念堂有沒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我的意料，時念堂告訴我，三叉戟專機被調到山海關去了。並說：“是胡萍副參謀長調去的。”我立即感到有問題了，因為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過我來批準，但是這次三叉戟的調動情況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查問過來的。我立即問：“胡萍在哪裏？”時念堂回答：“在西郊機場。”
我立刻要胡萍聽電話。胡萍向我解釋說：“是飛機改裝以後的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追問：“為什麽要飛到山海關，而不去別的地方？”胡萍沒有答複。我告訴胡萍，飛機要立即調回北京。胡萍答應說：“好。”
可是過了五分鍾，胡萍就打來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正在檢修。”我當即告訴胡萍，飛機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電話，我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了我和胡萍通話的情況，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恩來表示同意，並指示，飛機返回的時候不準帶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來的這一指示傳給了胡萍。
過了不大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我問她有沒有調飛機去，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等一會兒，我給吳胖子打電話，要吳胖子調飛機過來’。可能她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
不久，葉群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林總要到大連去，讓胡萍來一下，如果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說他的飛行技術也不好，還是讓時念堂去吧？”葉群不同意，說：“時念堂不熟悉，還是讓胡萍來吧，他又不是什麽大病。”我告訴葉群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
同葉群通完電話，我又立即打電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周恩來。我請示周恩來，說我要立即到西郊機場，去進一步追查飛機調動的問題。周恩來同意了。
放下電話，我就帶著秘書張叔良、警衛員薛邦喜，直接從辦公室去西郊機場。這時，大約是九月十三日淩晨零點左右。
我到西郊機場時，胡萍還沒有回醫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師龍副參謀長談話。見到我，龍副參謀長就走了。接著，我問飛機調動的情況，胡萍說的還是和電話裏說的一樣。正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在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淩晨一點鍾。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裏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我問周恩來要不要準備飛機。他說：“你準備一下吧。”我當即要三十四師準備了兩架飛機，因為隨周恩來去的還會有警衛部隊。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慢慢轉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十五分鍾，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複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淩晨兩點多鍾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麽地方。我說：“已經快出國境了，離中蒙邊界隻有一百公裏。飛機高度隻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說飛機已經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
不久，周恩來又來電話說：“絕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我說：“請總理放心，我絕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並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
我當即打電話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要他打開所有的雷達進行警戒，絕對不允許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他打掉。
緊接著，周恩來下達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不準起飛，如果要起飛必須要有毛澤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電話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傳達了禁航的命令。其它軍區空軍，我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作了傳達。當時我找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沒有找到，因為國慶節即將來臨，他到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個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的。
隨後，我又向空三十四師的時念堂當麵作了交代，三十四師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個機場的飛機，絕對不準起飛，要立即傳達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兩點多鍾，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裏，我說還在西郊機場。周恩來說：“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裏來。”我說：“好。”楊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點多鍾，時念堂報告我說：“有三個人到了沙河機場，要直升飛機起飛。”我當即命令：“不準起飛，如果起飛就把它打下來！”我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要我查一查，這三個人究竟是誰，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
不久，直升飛機強行起飛了。我報告周恩來說：“飛機飛向南口方向，我已經命令張家口的殲七飛機準備起飛攔截。如果直升飛機飛向國界，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我的處置。
當直升飛機飛越南口和懷來時，我又向周恩來報告了一次，飛機飛到張家口附近時，我請示周恩來說：“飛機已經由殲擊機跟蹤，如果再向北飛，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以後，直升飛機開始在張家口上空盤旋，又經宣化、懷來、南口，飛回到沙河上空，並有向西郊機場飛行的趨勢。我向周恩來報告說：“看樣子是要在西郊機場降落，但是萬一飛向北京市裏，我就把它打掉。”周恩來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電話，我和楊德中一起走出候機室，來到室外，遙望天空，這時已經可以隱約地看到飛機了。但是過了一會，飛機並沒有在機場降落，而是向東飛去。我向周恩來報告說：“我已經命令由空二十師來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蹤。”周恩來說：“好！”
這以後，直升飛機又開始向懷柔方向飛去。我打電話報告周恩來，說：“如果飛機向海外飛行，或者向大連方向飛行時，我就命令跟蹤的殲擊機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飛機飛往南朝鮮。”這些周恩來都表示同意。
這時，周恩來已經派了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指揮所了解情況和“協助指揮”，梁璞也回到了指揮所。
當直升飛機從張家口往回飛的時候，我已經查明了直升飛機上的人有一個是周宇馳，但還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誰。他們乘坐的汽車上留有一雙鞋，還有一大包美金。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地報告了周恩來。
上午八點多鍾，直升飛機迫降在懷柔地區。這時我才徹底查清，飛機上除了周宇馳以外，還有於新野和李偉信。駕駛員一共兩人，機長陳修文。當飛機飛到張家口上空時，周宇馳命令陳修文往烏蘭巴托方向飛行，但陳修文機智地騙過對方，飛回了北京，結果被周宇馳發現，開槍打死了陳修文。直升飛機降落以後，周宇馳、於新野自殺，李偉信被捉。在監視這架直升飛機的過程中，楊德中始終同我在一起。
這時，時念堂來電話報告說：“毛主席那裏的警衛部隊，要派人進機場，給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說：“都什麽時候了，隻好叫他們去打一次，以後不要再這樣了。”我把周恩來的這個指示向時念堂作了傳達。
這之後不久，周恩來打來電話問我：“空軍還有那些單位，你認為是沒有把握控製的？”我回答說：“除了上海的空四軍、空五軍以及廣空以外，其它各軍區空軍，我都比較有把握。”周恩來接著告訴我說：“已經決定對空軍的機場、海軍的碼頭各進駐陸軍一個營，以保證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並希望立即這樣做，周恩來說：“好！”
到了中午十二點，我看在西郊機場沒有什麽事情了，就向周恩來請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來說：“你在西郊機場再待一會，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機場來協助你，回頭我再通知你怎麽辦。”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機場。到了中午十二點半，周恩來通知我和李德生、楊德中一起到人民大會堂。離開西郊機場之前，我跟李德生、楊德中商量，讓胡萍先回三O一醫院，並派我的車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點多鍾，我同李德生、楊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張春橋已經先到了，他們兩人同我緊緊地握手。然後周恩來說：“政治局準備集體辦公，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在人大會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鵬、邱會作在京西賓館，康生、江青在家裏，汪東興保衛毛主席。”
接著，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她也同黃永勝和我緊緊握手。她手裏拿了一副撲克，要張春橋、黃永勝和我一起在東大廳打牌。我當時很奇怪，都什麽時候了，還打牌！是想試一試我們的心情嗎？反正我心裏沒有鬼，打就打！就這樣，我們四個人一起打牌，結果我和黃永勝一頭贏了。江青看我們沒有異常的表現，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來進來，要黃永勝準備一下全軍的作戰部署，同時要我準備一下空軍的戰備資料，準備晚上開會研究。另外，他還要我們通知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的人員也一起來參加研究。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我要張叔良打電話告訴空軍作戰部和雷達兵部，要他們立即準備空軍的戰備情況和防空作戰預案，向我匯報。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點，雷達兵部的一個處長向我匯報了雷達兵的部署情況，並帶來了作戰防空部署圖。我聽完匯報以後，又進一步考慮和準備意見，準備晚上向周恩來和黃永勝匯報。
晚上九點鍾，周恩來召集黃永勝、我、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的人一起開會，先聽取閻仲川的匯報，然後又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黃永勝提出，南口方向沒有部署部隊，這是一個空隙，應該立即調一個師去加強南口的防禦。這一措施經毛澤東批準後，馬上進行了實施。
會議上，周恩來和黃永勝都認為，空軍現在的防空部署比較恰當，特別是對蘇聯的防空作戰部署很好，不要再作變動，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襲，防止飛機外逃。要作具體的布置，包括空軍、海軍、民航的一切飛機都不準起飛，不許再有一架飛機外逃，要堅決堵住一切漏洞，堅決守住空中防線。
會議開完，已經到了九月十四日淩晨三點半了。周恩來要黃永勝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廳，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東大廳。然後，我們就各自進入自己的房間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後，我首先在電話上向空軍司令部指揮所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要求空軍指揮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實了。我還再三告誡他們，無論如何，絕對不準再跑一架飛機。不久，空司來電話請示，各個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場上空進行訓練飛行。我說：“絕對不行，要堅決執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個飛機起飛了，要拿領導是問。”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和我一直研究全國、全軍的情況。研究以後，由周恩來親自通過電話，將我們研究決定的部署傳達到各個大軍區。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政治局會議，向政治局報告了防空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陸軍部隊進駐空軍、海軍機場和碼頭的決定。政治局的同誌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會議上提出，應當向全軍發一個電報，說明派陸軍部隊進駐機場、碼頭，是為了協助空、海軍和民航保衛機場、基地，各部隊不要發生誤會，不要認為陸軍是去監視空、海軍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軍的同誌應當歡迎陸軍的進駐，陸軍也應同空、海軍多商量辦事，雙方要很好地協作，共同完成保衛機場和碼頭的任務。周恩來和黃永勝都同意這個意見。於是，黃永勝當場找來總參的一個同誌草擬電報，交周恩來審改後，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同誌傳閱，然後送毛澤東批發。毛澤東立即就批發了這個電報。大約在九月十五日淩晨二點，會議結束。政治局的同誌仍然分住兩處休息，大家都沒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來到濟南以後，聽空軍的同誌告訴我，當年陸軍進駐空軍機場以後，有的地方不僅不允許空軍的人出入機場，甚至連上街買菜都不允許，以至連日常生活都發生了困難。這樣做未免有些太過分了。林彪跑了，與空軍的廣大指戰員有什麽關係，他們都是無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點鍾我起床以後，空司來電話報告說，禁航的命令已經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什麽問題。我要他們繼續檢查，防止發生飛機、人員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點，我和黃永勝來到周恩來那裏辦公。我們進去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在那裏。接著，周恩來帶領我們集體了解“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研究問題，包括查詢三叉戟飛機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點，周恩來告訴我們，外交部已經報告，證實有一架中國的大型軍用飛機，於九月十三日淩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這個地方失事，飛機上的人員全部死亡。周恩來說，他已經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館派人去實際察看情況，並設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點鍾，周恩來又告訴我們，三叉戟飛機確實已經燒毀，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已經全部燒死，飛機殘骸散布在溫都爾汗附近大約八百米的範圍內。蒙古人民共和國在這件事情上向我們表示友好姿態，外交部已經電告駐蒙使館，將死亡人員和飛機殘骸拍攝照片送回國內，最好能將遺體也運送回國。
周恩來又問我三叉戟飛機的情況，我說，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轉賣給我們三架三叉戟飛機中的一架，剛剛改裝出來，準備作專機用的。看樣子飛機是想在溫都爾汗迫降而沒有成功，起火燒毀的。飛機上沒有領航員、副駕駛和通訊員，隻有潘景寅一個人，他沒有飛過蒙古的機場，又是個政治幹部，平時飛夜航少，缺乏經驗，所以飛機必然會摔掉。
周恩來說：“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查清，明天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處理這個問題。”說完，周恩來就準備去向毛澤東匯報，我們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後首先給空司指揮所打電話，檢查空軍各個機場的情況。下午三點，周恩來起床以後，我向他匯報了自十三日以來空軍貫徹執行命令的情況，以及陸軍部隊進入空軍機場的情況。周恩來聽了以後，表示滿意。
周恩來又問我關於民航的情況，我說：“民航的主要負責人之間不團結，有意見分歧，但是我現在無能為力，我說的話他們不會聽的。”周恩來說：“是不是請李德生同誌去了解一下情況，同民航的負責人先談一談，然後再召集會議解決？”我表示一切聽從他的安排。
下午五點，周恩來先找我去他的辦公室，再帶我到福建廳，讓我看駐蒙古大使送回來的照片，要我辨認一下這些人的遺體。他們人雖然燒死了，但是遺體還勉強可以辨認。我大概找出了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遺體。至於飛機，大部已經燒毀，隻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殘骸。從殘骸上看得出，飛機在迫降時是右機翼先著地，然後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來要我先回房間休息，準備晚上八點鍾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九一三事件”的處理。他準備先請示一下毛澤東。接著他又說：“已經幾天沒有洗澡了，想洗個澡。”我看得出，他是鬆了一口氣。我當即回到東大廳的房間裏看文件。
晚上八點鍾，中央政治局的同誌都在福建廳等待。一直到了九點鍾，周恩來才穿著睡衣從毛澤東那裏回來。當時的周恩來神采奕奕，滿麵笑容。他首先給大家看了外交部送來的照片，然後說：“已經向毛澤東請示，中央很快要發一個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黨。”他提出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來還說，文件上要表揚一下林立衡，因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來、汪東興報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來，周恩來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和他兩人共同回憶的林彪過去的十六條錯誤。我記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究竟打多久，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長信，就是針對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期間，林彪擁護王明路線，寫文章讚揚李德的“短促突擊”。
三、遵義會議後，反對毛澤東的作戰計劃，說什麽“現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隊非常疲勞”。
四、長征部隊到達貴州以後，林彪主張在土城同敵人一次決戰。土城戰役沒有打好，部隊向雲南轉移的時候，林彪不願意去。
五、在土城戰役之後的不利情況下，林彪又主張在貴州的魯班場同國民黨打一個決戰。
六、紅軍過金沙江以後，林彪在會理會議上提出，不要毛澤東和朱德指揮隊伍，要彭德懷來指揮，並親自給彭德懷打電話，要彭德懷出來。
七、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合的時候，林彪擁護張國燾的主張，所以張國燾的偽中央選了林彪當中央委員。
八、紅軍到達陝北以後，林彪不願意留在陝北，要求毛澤東給他兩千人、槍，他要帶隊到陝南去打遊擊。
九、林彪不願意當紅軍大學校長，認為這樣就是貶低了他。
十、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以後，林彪又執行了王明的路線，主張同國民黨合作，不搞共產黨的獨立自主。
十一、陝西洛川會議上，林彪主張擴大規模運動戰，不主張搞遊擊戰。
十二、平型關戰鬥以後，毛澤東指示以營為單位進行遊擊戰，而林彪主張以團為單位開展運動戰。
十三、平型關戰鬥以後，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關戰鬥以後，林彪單人獨馬地闖到閻錫山的部隊裏，被閻錫山的部隊開槍打傷。
十五、林彪在負傷以後，要求到蘇聯去養傷。當他從蘇聯養傷回來以後，中央派他到重慶當談判代表時，他有“右傾”情緒。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遼沈戰役中，林彪在東北不願意執行毛澤東和中央的先打錦州的指示，主張先打長春。
今天我寫到這裏，不禁感概萬千。一個人不能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幾十年的帳一起算，一無是處，沒有一點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幾十年來一貫犯錯誤，一貫反對毛澤東，為什麽要把他任命為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稱為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濟南以後，看到了蕭蕭所寫的《“九一三事件”以後的林立衡》，也不禁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當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揚的林立衡，為什麽以後的遭遇如此之慘？個中詳情，隻有林立衡自己來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周恩來說：“明天政治局的同誌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會堂和京西賓館了。黃、吳、李、邱也回家住。吳法憲在政治局的活動多，空軍的指揮暫時由曹裏懷、王輝球、鄺任農、薛少卿、梁璞組成五人小組負責指揮，並派李德生協助吳法憲處理空軍的一些問題。”說完，周恩來還問我是不是同意。我怎麽說呢，隻有表示堅決照辦。
臨散會，周恩來還高興地說：“今晚由張春橋做東，買一瓶茅台酒。”張春橋馬上說：“好。”馬上叫服務員拿來一瓶茅台酒，給政治局的同誌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後都喝幹了。我不會喝酒，做了一個樣子。喝完酒，周恩來興致勃勃地說：“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後就去找周恩來，向他請示說：“我準備回空軍了，看總理有什麽交代。”周恩來說：“你回去吧。回去後可以在空司開會，揭發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穩定空軍和民航，弄清問題，防止人、機外逃。為了幫助你工作，我準備派楊德中到空軍去參加你們的會議。”
我回空軍大院以後，先到空司指揮所了解情況，然後立即召集空軍司令部副部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發批判。我首先在會議上作了檢查，表示空軍的問題，首先我要負產主要責任。會議上，大家發言踴躍，紛紛起來揭發問題，並對‘九一三事件“表示憤慨。會議開到十二點鍾，楊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點繼續開會時，楊德中就沒有再來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檢查了一次空軍各部隊的情況。結果還好，部隊、機場、學校等所有的單位都沒有發生什麽大的問題。到了九點鍾，周恩來打電話問我：“空軍司令部有五個人跑到了廣州，你知不知道？”我說：“不知道。”周恩來說：“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廣州軍區查一查。”我說：“好。”
結果一查，是空司汽車隊的王琢、雷達兵部的許秀緒、情報部的王永奎等人。我當即通知廣州軍區空軍政委焦紅光查明情況和堵截，要他們見到空司的這五個人，就立即逮捕起來，押送回北京。
過了一個小時，焦紅光來電話說，已經找到了這五個人，說這幾個人先是到白雲山雷達站，以後又到了九師沙堤機場，最後向北走了，現在已經到了韶關附近的雷達站。我命令焦紅光立即把這五個人逮捕起來。焦紅光說：“已經要求廣州軍區協助我們辦理此事。”這個情況，我很快報告給了周恩來。
到了晚上十一點，周恩來給我打來電話說：“據廣州軍區報告，這五個人已經抓到。你要注意加強對空軍領導機關的管理，強調紀律，所有人員不經過請假批準，不準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話，請告訴我。”我向周恩來表示堅決照辦，同時將他的指示轉告曹裏懷、王輝球、曾國華等人，要他們一起進行布置。
就在這天晚上，染璞告訴我，林立果和周宇馳等人在空軍各直屬單位還有五個據點：一是西郊機場，二是空軍學院，三是高級防校，四是東郊民巷空軍招待所，五是幹部休養所。他們在前三處專門修了房子，其中空軍學院和高級防校的房子還修得特別好。我立即將林立果在空軍修建據點的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隨後指示要北京衛戍區派人對這些據點進行檢查和查封。
處理完這些事情，已經是十七日深夜了。到這時，我才回到家。見到陳綏圻，我簡要地告訴了她這幾天的情況。我說：“我對‘九一三事件’以前確實毫無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絕對會報告中央，絕不會去投靠蘇聯。我十五歲參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國民黨迫害光了，是黨和人民把我培養成人，我絕不會離開黨，離開人民和祖國。你不用擔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準備向中央寫檢討。”
陳綏圻說：“見到你很高興。今天張叔良告訴我，在查抄於新野的宿舍時，查到了一個筆記本，上麵對你和‘吳辦’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地記錄，連秘書張雲龍是什麽時候走的，接替他的秘書是誰，是什麽時候來的，都有記錄。真是想不到，他們對我們竟然使用這種特務手段！”
陳綏圻還告訴我：“張叔良說，王飛已經通過空軍黨委下命令，任命他為空軍黨辦的處長。王飛下的這個命令我們根本不知道，你看他們把我們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對你進行封鎖，連你身邊秘書的任命都不通過我們。”說完，她就叫我趕緊休息，說我這幾天太累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後，吃了一點早飯，就到空司指揮所去開會，繼續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時，我要曾國華召集空軍直屬各大部的人開會，整頓空軍直屬機關的行政管理工作，嚴格出入和請假製度，以落實周恩來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來的通知，要我晚上八點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我於晚七點半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把空司的會議交由梁璞繼續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是討論修改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經過會議逐字逐句地討論，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並由周恩來報毛澤東批發。
散會以後，我回到空軍辦公樓，繼續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發言都比較積極，但也有少數幾個人默不作聲，其中有空司氣象部的副部長，他表示不相信會有“九一三事件”，說：“這是不可能的。”會後，我和王輝球、鄺任農、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氣象部副部長談話，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讓他走了。談完話，已經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辦公室支上一張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後，我仍然沒有回家，就在辦公室裏吃了一點飯，然後處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檢查了空軍各單位的情況，通知空軍各單位繼續開會，揭發批判“九一三事件”，並將會議記錄上報，同時考慮進一步揭發問題。然後，我開始考慮自己的錯誤，準備寫出檢討，上報中央。
下午三點，周恩來通知我和曹裏懷、鄺任農三人，到人民大會黨談關於民航的問題，至於民航哪些人參加，要我們自己定。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要民航的張瑞靄、劉崇福和徐伯齡參加會議。
下午四點，我和曹裏懷、鄺任農三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周恩來告訴我們，北京衛戍區從周宇馳和於新野乘坐的直升飛機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寫給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澤東的南巡講話，說毛澤東已經在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另外還有一個名單，周恩來要我辨認一下。這個名單裏的大部分人我是認識的，但也有少數幾個人我不認識。於是周恩來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軍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時他還決定，由李德生負責，把名單上的人都送到亞非療養院監管起來。
接著周恩來便召開會議研究民航的問題。民航到會的有張瑞靄、劉崇福和徐伯齡。由於他們三人意見分歧比較大，周恩來便指示李德生負責進一步搞清情況，並找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談話。
散會以後，我到西山參加黃永勝召集的軍委辦事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有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領導。周恩來指示由黃永勝代表中央傳達了中央文件。傳達完文件，黃永勝又要求各部門回去立即組織傳達，並開展揭發批判林彪等人的運動，運動的情況要向中央寫出報告。
軍委辦事組會議開完，我又回到空軍大院。晚上周恩來告訴我，空軍的傳達由李德生和我兩人共同負責。
九月二十日淩晨一點，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軍軍長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談話，追查王飛九月到空六軍檢查工作的情況，看王飛是不是借檢查工作的名義秘密到了北戴河。談完以後，李德生讓我們先回去，準備第二天再找王飛談話。
淩晨三點，李德生又來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認周宇馳帶的那份名單，結果梁璞全部認得，名單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決定，他自己立即去亞非療養院準備地方，同時由我和梁璞負責，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將名單上的人全部送到亞非療養院監管起來。李德生還確定，由梁璞具體承辦這件事，他自己在亞療負責接收。之後，我們便開始分頭行動。地方準備好了以後，李德生給我來電話，要梁璞開始送人。等這件事情辦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軍直屬機關師以上幹部在辦公樓開會，首先由李德生傳達了中共中央五十七號文件，接著我補充傳達了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的林彪十六條曆史錯誤。李德生在講話中還說：“吳司令多次向我主動作自我批評，並承擔責任，我都報告了周總理。”
下午，在李德生、楊德中的參加下，我開始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到會的人紛紛積極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對我的錯誤也進行批評，但他們的發言都沒有涉及到我，隻有梁璞說了一句：“王飛曾經說了許多假話來欺騙你，但是你過於相信王飛。”
在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開會的同時，空軍直屬機關各大部，也分別召開了師以上的幹部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五十七號文件，進一步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點，我聽取了各大部的匯報。
當晚九點，周恩來打電話找我說：“要對空軍和民航各單位的情況進行檢查，如果有問題，要立即向我報告。”
放下電話，我馬上找民航總局副局長馬仁輝，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機場的情況，並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員和飛機外逃。談完以後，已是晚上十點了。我當即將民航的情況和準備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
從九月二十一日零點起，我開始向中央寫檢討。我一邊回憶，一邊構思，一直到淩晨四點才睡覺。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我起床以後，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轉告劉錦平到京西賓館去談話。我隨即打電話通知了劉錦平。然後，從十點半開始，我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下午六點才體會。這天的會議，李德生、楊德中沒有來參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檢查了空軍各單位的情況，特別是陸軍進駐機場以後，雙方團結的情況。一般地說，雙方都是按照中央軍委指示辦事的，沒有發生大的問題。下午三點，我向周恩來報告了檢查的情況。周恩來說：“你們檢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團結。”
下午四點，我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十點才結束。晚飯是利用休息，在會議室吃的。開完會，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廣州軍區空軍政委龍道權談話，他當時在解放軍三O一醫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龍道權傳達了中央五十七號文件精神，然後我要他立即趕回廣州軍區去主持工作，並交代了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主要是要他堅決貫徹禁航的命令、嚴格管理部隊、一切問題要多請示和報告廣州軍區等。
接著，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懋功談話，他當時也在三O一醫院治病，要他回南京軍區空軍主持工作。我還特別交待劉懋功，要他特別注意空四軍和空五軍的問題，因為王維國和陳勵雲已經被隔離，要他認真組織好這兩個軍的班子，以指揮隊伍。
談完話，我就在辦公室主持起草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報告，準備上報給中央。報告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態擁護中央五十七號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和揭發出來的問題；第三部分是如何進一步深入地揭發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點，才在辦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辦公室裏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寫的報告。下午兩點，繼續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我再一次檢查了自己的錯誤，同時也對林彪等人進行了揭發批判。我的發言大約兩個小時。我要張叔良記錄我的發言，並據此草擬我向中央的檢討。
張叔良寫完以後，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點，然後交張叔良重新抄錄一遍，於次日淩晨四點由我簽名以後發出。我在檢討中再次明確請求中央對我進行審查，並在檢討的後麵附上了揭發材料。
大約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點鍾左右，我接到中央辦公廳王良恩轉達的周恩來指示，要我把空軍的實力，以及部隊、學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戰的部署製成表格，並附上地圖送給周恩來。我交代給梁璞和作戰部的人員，要立即製作表格和寫好報告。梁璞他們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報告作好後，我約王輝球一起審閱以後，簽署上報。
由於這些文件牽涉到空軍的整個情況，屬於核心機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親自給周恩來的秘書打電話，要他自己到西華門去接。打完電話，我又派空司作戰部副部長呂秋振親自送這些文件到西華門，並交代一定要親自交給周恩來的秘書，並打收條。
在這段時間，張叔良還把他主動記錄下來的有關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發生的一些情況記錄，給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場聽到的一些往來電話和我當時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措施，他都記錄在案。我看了以後，表揚他主動作了這件事情，並告訴他，這個記錄，我沒有時間詳細看，先由他負責，保存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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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階下囚
一、人民大會堂被逮捕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淩晨四點，我的秘書張叔良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要我上午八時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接到通知以後我問黃永勝，準備開什麽會，黃永勝說他也不知道。這時我就估計，很可能是要處理我們的問題了。想到這時裏，我就更加急於修改我的檢討和催辦周恩來所要的空軍全部實力的報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卻在收審我之前要辦的兩件事情。待檢討報告送出，呂秋振也把空軍實力報告的收條拿回來以後，我才放心了。這時天已經大亮了。
早上六點鍾，我要警衛員薛幫喜幫我打一點早飯，並要張叔良通知陳綏圻到我的辦公室。陳綏圻來了以後，我說：“這麽多天了，我一直在辦公室沒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麵的部隊出事。我馬上要到人大會堂開會，現在有幾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裏存放著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你統統帶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開會可能回來，也可能回不來，我已經請求中央對我進行審查，我相信自己是經得起審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後孩子要靠你撫養照顧，我可能見不到他們了。”
陳綏圻的回答很簡單，她說：“你的問題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會實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經得起考驗，千萬要活著！”
我告訴她，我整晚都沒有睡覺，很疲勞，要她先回去。她拿著皮包就走了，表現得非常穩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辦公室的窗戶前，看著她走回宿舍去。接著，我要張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記錄整理好，因為那個記錄可以清楚地說明我在這天晚上做了什麽。
七點半，我前往人民大會堂開會。汽車一到北門，就有中央警衛團的人員下來拿走了薛幫喜手中的皮包。進門以後，他們把我帶到了門房裏，告訴我說，毛澤東有命令，今天開會不準帶槍。接著，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鏡、鋼筆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廳以後，看到有兩排坐椅對放著，一排是沙發，一排放的是藤椅。警衛讓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後麵坐了一個彪形大漢看著我。邱會作比我先到，黃永勝、李作鵬跟著進來，都受到了與我同樣的“待遇”。我心裏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概這樣辦過了很多人，現在終於輪到我們這幾個了！
我們四個人到齊以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劉賢權、張才千，以及北京衛戍區的吳忠、楊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辦公廳的楊德中等也都來了。他們坐下以後，周恩來說：“你們四個人同林彪的關係至今都沒有交代，中央等了你們十天。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停止你們的一切職務，給你們每個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地反省檢查自己的錯誤。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會有人照顧。你們的老婆、孩子隻管放心，組織上會照顧他們，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
接著，他就對黃永勝說：“你是怎麽搞的，毛主席對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麽搞成這個樣子？”黃永勝一聲都沒有吭。周恩來說：“好，你去吧。”說完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同黃永勝緊緊握手，由吳忠把黃永勝帶走了。
接著，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呀，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他說這話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我說：“我沒有做虧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這時候李作鵬大聲說：“曉得你搞了些什麽名堂！”我沒有回答。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我們坐電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排車，我上的是二號車。很快，我們這幾輛車就從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向外駛去。
二、一覺醒來，窗戶上都焊上了鐵條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點半左右，我所乘坐的二號車同，隨著前麵的一號車從大會堂地下室駛向地鐵，一直開到建國門，然後向東行駛。大約經過一個小時，把我送到了北京衛戍區二師駐通縣的一個連部。
到了以後，有一個高個子團長，把我領到了一座樓房的第三層樓上靠樓梯邊上的一間房子裏，叫我暫時在那裏休息。那個房間很小，隻有一張床，上麵有軍用棉被和草墊子。還有一張三屜桌和一張凳子。我連日來都沒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實在疲勞，一到那裏就想睡，但是因為床太窄，一轉身就有掉下來的可能性，我沒有睡著。
到了中午十一點鍾，團長用鋁盆給我送來了一點麵條和一點熟牛肉，告訴我說：這是請廚房做的。到了下午兩點，我聽到走廊裏人聲嚷嚷，並且聽到鋸鐵條和焊接的聲音，這時團長進來，我告訴他，這個床太小，請他給我換一個大一點的床。他答應說：“好。”下午就給我搞了兩張單人床拚起來了。由於過度疲勞，我很快就睡著了。
下午五時，我一覺醒來，那個團長就叫我搬到南麵的一個屋子裏。我一看，好家夥，整個屋子的窗戶上都焊上了鐵條，門上還加了鎖。這是專門為我焊好了鐵窗、鐵門，成了一間單人牢房。在牢房裏，按照我的要求，用兩張單人床給我鋪好了一張比較寬的床鋪，床上墊有一塊草墊，放著一副戰士用的被褥。一張三屜桌和一張凳子，也從北屋搬到了這裏。從此，我開始飽嚐鐵窗的風味，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團裏派了一些幹部，組成一個班，由團長帶領，專門負責看守我。除了那個團長，其他人都同我一起在連隊吃飯。
北京的九月下旬，天氣漸漸變冷。由於走得匆忙，我身上隻穿著一身單衣褲，唯一帶出來的一件毛背心，也放在我原來坐的車上沒有拿下來。因此，天色一近黃昏，寒意漸深，我就不禁凍得受不住了。
吃晚飯時，他們給我從連隊的食堂打來了兩個饅頭、一碗稀飯，還有一點青菜。我隻喝了一點稀飯，吃了半個饅頭。團長問我：“你為什麽吃這麽少？”我回答說已經吃飽了。這時我看見，看守我的人員已經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的房間門口還增設了雙崗。
那天晚上，因為冷，加上又比較疲勞，吃完飯我就睡下了。但是卻翻來覆去地還是睡不著。到晚上八點鍾，我向看守我的人員提出，請醫生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隨後就送來了藥，但是一直看著我把藥吃了下去，才走開。吃完安眠藥，我這一覺就從晚上八點半，一直睡到了第二早上九點才醒來。
起床後，他們看我沒有洗臉的毛巾和牙具，就給我買了毛巾、牙刷、牙膏和一個塑料杯。然後，帶我上一個集體的洗臉室洗臉。到這時我才知道，這裏原先住的是一個班，如今卻用來關押我一個人。我還看到，樓上的衛生條件極差，灰塵很厚，到處都是蜘蛛網。
早飯時，他們給我打來大半盆米飯，還給我炒了一點雞蛋。我知道，這是對我的特殊優待。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吃過連隊的飯了，現在吃起來，就不禁想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感到有些親切之感。進而想到了紅軍時期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歲月。現在的條件再怎麽差，也要比那個時期好多了！再想一想，如果不好好吃飯，萬一身體垮了，又怎麽能應付今後大量的審查，說清楚自己的問題？想到這裏，我就強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一點，盡量把自己的身體維持好。
中午碰上了連裏炸油餅，他們給我拿來了一塊，大紅有半斤重。我吃了一半，還喝了一碗湯。剛吃完，團長就過來了，又問我怎麽不吃了，我回答說：“實在吃不了。”
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員開始同我說話了。第一個同我說話的是一位指導員，他問我有什麽要求。我告訴他：“天氣冷了，我沒有帶增添的衣服，凍得受不了。”他答應向團長反映。我又問：“你們都是幹部吧？”他說：“我們都是臨時調來的連、排幹部，負責保護你的安全。”以後，除了一個副營長在看守的時候對我的態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連、排幹部的態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對這種生活也就習慣起來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著，那位團長進來了，突然叫了聲：“司令員，身體怎麽樣呀？”我趕緊說：“你以後別叫我司令員了，叫我老吳就行了。這幾天累了你了。”他說：“你剛來，許多事情我們都沒有準備。我們會逐漸給你改善生活條件，讓你休息好。你有什麽要求也可以提出來。我就在隔壁的房間陪你，你有事，隨時可以通過衛兵來叫我。”我說：“非常感謝你。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天氣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夠，襯衣也沒有換洗的。”他說：“我們已經向上麵反映了，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團裏先給你一套襯衣、襯褲和一條絨褲。”我說：“謝謝你們了。衣服和褲子我家裏都有，能給我拿來就行了。”他聽了後說：“那麽請你開一個單子，我們向衛戍區寫個報告。”
於是我開了一個單子。接著，我又向王團長提出洗澡的問題。他說：“團裏的澡堂子壞了，要修理一個月才能使用。你現在先用點熱水擦擦澡，以後再到我家裏去洗，我家裏有澡盆。”我說：“這樣不妥吧？”他說：“沒有關係。你不認識我，我在蘇北就認識你。你有什麽困難，盡管向我說，我給你反映。為了保證你的健康，我們已經把團衛生隊一個比較好的醫生調來，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顧你。”我說：“你們太忙了。請放心，我不會出問題的。”我說這話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會自殺和跑掉的。
從此以後，王團長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來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裏。一個星期以後，王團長來告訴我說：“以後要逐漸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證你的健康。現在是住在一個連隊裏，將來要搬到團部的招待所去。”這以後，每天連裏在吃飯時，都給我另外炒一點豬肉，或是雞蛋，以示優待。
整天蹲在牢記房裏，沒有事情做，我就請求給一套《毛澤東選集》看，他們立即就給我送來了。我沒有報紙看，什麽情況也不了解，向他們提出來以後，每天又發給我一份《人民日報》和一份《叁考消息》。後來，我又開始寫毛筆字。這樣，我的情緒慢慢地就穩定了下來。
大約過了半個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麵去活動一下。於是，他們就在走廊上劃了一塊將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鐵絲拉了一個隔離簾子，就叫我在這個地方活動，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鍾。
我從來沒有蹲過監獄，不知道什麽叫“放風”。有一天上午，一個看守人員突然開門叫我出去“放風”，我不懂，就問他，什麽叫“放風”？他解釋說，就是叫我出來在走廊上活動活動。我這才知道，這就叫“放風”。其實走廊上一點風都沒有。他們說，以後給我找一個地方，到外麵去活動。
又過了十多天，他們給我送來了一套襯衣。由於長時間沒有衣服換，換下來的衣服髒得很厲害。我想將換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團裏代我買一塊肥皂，先記下帳，等我以後有了錢再還給他們。他們說，不用記帳，以後我換下來的衣服，都交給他們，由他們來幫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團長又給我取來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這樣，過冬的問題總算解決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團長提出要點書看，請他向上麵反映一下。他問我要什麽書，我說要一些馬列的書。我開了一個書單給他，過了一星期，我要的書全部都給我拿來了，而且還都是我過去看過的書，上麵有我過去看書時劃過的杠杠。看到這些書後，我知道老伴還在家裏，心中稍稍得到了一點安慰。不是嗎，別人是找不到我原來看過的書和衣服的，隻有她才會這樣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來，經過檢查以後才交給我的。
拿來了許多書，我就有事情幹了。這以後，我整天讀書，每天晚上都一直讀到九點。看守人員不斷地叫我休息。我說：“過去戰爭年代，是一仗接著一仗。解放以後，又是忙於工作，雖然讀了一點書，但從來沒有係統地學習過。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得補上這一課。
大約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團長帶了一輛吉普車來，叫我去洗澡。汽車先在團裏的營區轉了一圈才進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個營區，團部的一個小辦公樓就在附近。
這是澡堂修複以後的第一次燒水，裏麵空無一人，隻有團長、看守人員和我。我們在大浴池裏洗了一個多小時，王團長命令看守人員為我擦了背。從這以後，每個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這時，我的監禁生活就走上了軌道。同時，我同看守人員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融洽了起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他們也不時同我說一說。但我們從來不談及別的。在人格上，他們對我是尊重的。
從我被關押到北京衛戍區以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沒有上麵的人來過，也沒有問過我什麽問題。我心裏想，幾十年來都沒有這樣清閑過了，這倒也好，休息一下腦子，看以後怎麽辦吧，反正我心裏沒有鬼，不怕鬼叫門。
次提審
大約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團長來告訴我，說要有“中央首長”來找我談話，要我有一點思想準備，等他們到了以後他再通知我。我問在什麽地方，他說就在這座樓裏。我心想，
兩個多月了，沒有任何人找我談過話，今天來的“中央首長”是誰呢？難道是葉劍英嗎？要談些什麽呢？是他們搞清楚了情況來放我出去嗎？因為我同“九一三事件”確實沒有牽連，在一些問題上有失察的錯誤，頂多是撤銷我的職務，總不至於把我關在這裏長期監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書、寫毛筆字。等到了中午十二點，“中央首長”仍然沒有來。午飯以後，我就睡覺了。下午三點，團長來叫我，說“中央首長”來了。我隨他走出房間，來到了上一層樓的一個大房間。我看見屋裏擺著一張大桌子，上麵鋪了白布，並放上了熱水瓶和茶杯。正麵坐著團長說的兩位“中央首長”，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另一位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他們二人的兩邊，又各坐著一個人，一個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個是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吳忠都是經我們的手提拔起來的，但今天也擺起了“中央首長”的架子，難道毛澤東已經把他們提升為“中央領導”了嗎？是不是已經補選成了政治局委員，有這麽快嗎？他們一臉陰沉地叫我坐下。接著開始問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況。我說：“九月十二日晚上的問題，我同周恩來總理不斷地通電話，對所有的情況，周總理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們還是要我再說一遍，我隻好把情況又說了一遍。我說完後，他們就說今天先談到這裏，以後還會再同我談話的。這一次審問讓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看來他們根本不了解情況，這個審查是沒有一個頭緒。看來，我一時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團長來跟我說，已經正式來了通知，要我搬到團部的招待所去。我聽了很高興，他要我先過去看一看。我說不用了，搬過去就是了。王團長說：“車子就在下麵，下午就搬吧。”我說：“好。”
下午五點鍾，團長帶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上車以後，車一直向西開，到了團部宿舍樓旁一座兩層的樓房。他們要我上樓，我一看，二樓上一共六個房間，其中給我兩間，一間放東西，一間睡覺，事先都安裝好了鐵門、鐵窗。每個房間有兩個窗戶，鐵窗外麵有紗窗，裏麵有玻璃。房間都是剛粉刷過的，空氣也比較好。我住的房間裏有一張雙人的木板床，鋪著新的床單和兩床褥子，被子是從我家裏拿來的。還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帳。屋裏有一張寫字台，供我讀書寫字，還有一張三屜桌，供我吃飯用。另外，還給了我一個新的熱水瓶和茶杯，一個沙發和一個軟椅子，還有一個衣架、一張中國地圖和一個溫度計。
我的隔壁，住著一個醫生和一個幹部。我們所住的房屋之間，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牆。後來我才知道，這道火牆每年要燒掉四噸煤，都是公安部送來的。這道火牆的煙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風的時候，煙總會往裏麵倒灌，真是把我們嗆得夠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個大房間，也是我活動間，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裏活動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兩個房間都是儲藏室，裏麵放了不少東西和取暖的煤，還有一個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間廁所。
看守人員都住在樓下，大約是一個班。後來我慢慢知道了，他們都是些連排幹部，一共有三個副連長、七個副排長。他們對外是絕對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說他們在執行什麽任務，更不能說看守的是什麽人。
他們在樓下安排了一間廚房，由看守人員輪流做飯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強粉。一般早上有油餅、鹹菜和稀飯，中午和晚上都是兩菜一湯。他們還不時買點雞、魚什麽的，給我改善生活。另外，他們還給我買了一些茶葉、餅幹、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煙，每個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吳忠兩人又突然來到我的牢房裏，問我生活怎樣，有什麽困難，還說天冷了，要我保重身體。他們還告訴我，中央成立了專案組，由他們兩人負責我的專案，所以他們今後還要同我談很多次。今後就隨便了，有什麽就說什麽，實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話叫竹桶倒豆子——幹脆。我說：“那就好，應該是這樣的。”他們又說，今天隻是來看看我，就不談了。說完以後，他們就走了。
第二次審訊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吳忠又來了。這次主要是問，葉群一九七一年八月從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況。我跟他們說：“八月八日我奉周恩來之命，到葉群家裏取一副毛澤東給林彪寫的字，並且談了談林立衡的婚事，沒有談什麽別的事情。”
他們反複追問：“有沒有說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這樣的話。我多次說明，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說，隻有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林彪在一次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我們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鬥不過他們”。我強調，林彪這樣說，絕不是要搞武裝政變的意思。
他們說：“廬山就是一場軍事政變，你知道嗎？”我回答說：“我不知道，沒有聽說，也沒有見到軍事政變。我聽毛遠新說廬山是軍事政變，但我想不出這樣說有什麽根據。我知道毛遠新並沒有參加廬山會議。”
這次審訊還涉及到“謀害毛主席”和“武裝攻打釣魚台”的事情，我說對這些事情我一無所知。他們也承認，說：“我們還沒有發現你知道這些事情，但是要問問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這時，天已經不知不覺地黑了下來。李震說：“今天就談到這裏。記錄整理以後，你要簽字，你認為有出入還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慮，寫一些揭發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萬裏，天氣已經轉暖。下午兩點，團長來說：“今天下午‘中央首長’要再一次找你談話，地點是在北京市裏。”
我隨王團長下了樓，看到已經準備好了兩輛吉普車。我上了前麵的一輛，坐在車後座的中間，身邊是兩個看守，團長則坐在前麵副駕駛員的位置上。後麵的一輛車是隨車。出了營房門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縣的公路，到了建國門以後，汽車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問：“不說是到北京嗎，怎麽又往郊外走？”王團長解釋說：“‘中央首長’指定了一個地方，走到清河就到了。”
大約三點多鍾，突然到了空軍高級防空學校。這個地方我是認識的，門口有高大的鐵門，我們的車一到，兩個戰士迅速地把大門打開，車一直向裏開進去，到了辦公樓後麵的一座小樓前停下來。隻見李、何兩位副主任在樓下等我。我到了以後，就領我到了樓上一個很漂亮的房間裏，裏邊有很大的一張床，鋪上擺了兩床很漂亮的被子，掛著尼龍蚊帳。我不禁想：這是為誰準備的？因為“中央首長”還沒有到，他們要我先在床上休息，還給我拿來茶水。
下午三點半左右，北京衛戍區的那位何副主任來叫我出去。我跟著他走過一個過道，然後進入一個大廳。廳裏鋪著地毯，四套沙發擺成四方形，我進去以後坐在南麵，李震、吳忠、郭玉峰、楊德中坐在對麵充當“法官”。我同他們幾個原來都很熟，但現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開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號”三叉戟飛機是如何從北京調到山海關機場的。談話一開始，陪著我的團長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說：“你不要走，你可以聽一下。”
於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飛機調動的事情，從頭說了一下。說完後，他們又叫來胡萍和我對質。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對質的結果和我講的是一樣的。胡萍走了以後，我對楊德中說：“那天你也在場。你是奉周總理的命令來監視我的，我當時的情況，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嗎？”楊德中說：“十三號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O一醫院去，這是為什麽？”我說：“胡萍是在三O一醫院住院，當然要他回三O一醫院，難道這還有什麽問題嗎？再說，我派車送他之前，也是經過你同意的嘛！”
我這一辯駁，李震索然大怒，說我態度不好，要我端正態度。於是，我不再吭聲，不再說話。審問陷入了僵局。於是，郭玉峰出來圓場說：“我們主要是搞清問題，不是逼你說什麽。”
不久，吳忠和楊德中退場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倆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況再說一遍。我說完後天色已晚，他們說：“今天就到這裏，吃完飯以後再回衛戍區。”
吃飯前，他們和我閑談了一會。李震問我：“你知道這個地方嗎？”我回答說：“不知道。”李震說：“這就是林立果所設的據點之一。原來是一個車庫，他們在上麵蓋了一層，就成了樓房，還修得這樣漂亮。”我說：“這個地方我過去來過，但那時沒有這樣漂亮的房子。”
據我觀察，當時的高級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監獄，門被換成了鐵門，牆上也架設著電網。我估計，裏麵肯定關了一些人。
吃晚飯的時候，我一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裏吃，專案人員在另一個房間吃。給我這個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雞、魚、對蝦和大米飯等。我好久沒有享受過像這樣的美餐了。我吃飯的時候，李震進來看了一下，說：“好好吃飯，身體還是要搞好的，要保證你的身體健康。”
吃完了飯，他們就讓我回通縣的駐地。我上車以後，經過高級防校的院子時，看到有一些穿藍褲子的軍人在走動。我心裏想：這裏可能關押了不少空軍的人吧，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受到我的株連呢！
我們從通縣出來時，是個好天，到晚上卻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衛戍區的時候，地上已經鋪滿了雪。由於雪天路滑，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回到了通縣的團裏。回到房間裏，團長又同我說了一會兒閑話。他說：“你不認識我，我從前是在新四軍三師的一個部隊裏，你當時是政治部主任，我見過你。我姓王，現在任團長，今後有什麽事情，你可以通過警衛人員隨時找我，我還給你找了一個‘放風’的地方，讓你每個星期有兩、三個上午，可以坐車到那裏去活動。”原來他是三師的老部下，這讓我很高興，我說：“謝謝你！”他又說：“天已經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後，就帶你出去活動，那個地方是我們的油庫，一般人是禁止到那裏去的。我們這個部隊是機械化部隊，汽車很多。”說到這裏，王團長看了看表，說：“已經一點多了，你休息吧。”
過了不久，王團長來通知我跟他去“放風”。我隨他上了汽車，這個車的玻璃用布擋住，不讓我看到外麵，也不讓外麵的人看到我。車子走了沒多遠，王團長就說到了。我看到這裏是個油庫，他們已經在一個草坪上用磚砌成了一個四方形的牆，上麵沒有頂棚，隻有一個出入門，但從牆縫中還是可以看見四周的莊稼地，但離村莊很遠。雖然如此，這是這些天來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麵的新鮮空氣，我真是很高興。我一邊深深地吸著新鮮空氣，一邊在牆中間散步、做體操。活動了一個小時以後，團長就要我回牢房。
從這以後，每個星期我都可以到那個油庫放兩次“風”。不過有時要車比較困難，就會一個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時，他們就讓我在營區的馬路上散步，兩頭放上崗哨，不讓別人通過。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鍾了，突然有人來把我叫醒。我糊裏糊塗地起來，也不知道幹什麽。王團長叫我穿上衣服，說是有人要找我談話，就在團部的辦公室裏。
我穿好衣服下樓，上了車。車一直往東開。在夜裏也看不清，好像是在營區的最東麵的一座樓，一上樓就是一間會客室，桌子上擺著一盆餃子，還有菜和酒。看來他們剛剛吃過夜宵，還喝了酒。
王團長叫我先在會客室裏等候。這時我聽到隔壁有人說：“你的問題就談到這裏，回去寫一份材料給我。”我知道前麵已經審訊過別人，下一個就該輪到我了。果然時間不長，王團長就來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裏麵。
我坐下以後，李震就問我：“你認識梁璞嗎？”真是怪事，我一個空軍司令能不認識自己的參謀長嗎！難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嗎？李震又說：“請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關係。”我說：“是什麽關係？如果是工作關係，我一時說不完；要說私人關係，我沒有什麽好交代的。”李震說：“梁璞交代說你們搞了一個作戰計劃。”我說：“空軍的作戰計劃很多，有對蘇聯的，有對台灣的，有對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麵的。”李震說：“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戰計劃’。”我問：“那個計劃有什麽問題嗎？”李震不回答，隻說：“你說說情況吧。”
我說：“一九七一年五月間，美國總統尼克鬆派基辛格秘密來華，進行中美會談，中美關係有很大的改善，尼克鬆本人也向斯諾表示願意訪問中國，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時聯合國也有恢複中國代表席位的可能。這個問題對台灣的影響很大，因此台灣必然要想方設法地破壞中美談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研究對美政策時，毛主席、周恩來都提出要防範台灣方麵破壞中美談判的行動。後來果然，軍委總參和外交部不斷地報來材料，說是台灣方麵準備采取行動。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批示要軍委辦事組召集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和作戰部長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會議認為，台灣方麵有可能采取陸、海、空軍統一行動的方案。會議分析，陸軍登陸可能有三個方案，第一、以一個師的兵力，在海、空軍的掩護下登陸，企圖占領一個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個團的兵力打上來，占領幾天就走；第三、以一個加強營的兵力突然襲擊，抓一把就走。另外，他們的海軍和空軍也有可能同時襲擊我艦隊港口、沿海城市和空軍基地。偵察機也可能深入內地進行偵察活動，其重點可能在廣東、福建和浙江。會議以後，我們將情況以及對台作戰的反擊方案，都報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來。毛主席批示照辦，林彪和周恩來也都畫圈表示同意。”
我還告訴他們，梁璞參加了這次會議。根據總參的指示，空軍又召開了各軍區空軍首長會議，研究並確定了空軍的作戰部署。會議決定，在不削弱北方對蘇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則下，調整兵力如下：第一、調三至四個地空導彈營加強東南沿海的防禦，在連城、福州、南昌、寧波四地配置地空導彈；第二、調四個高炮團加強汕頭、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禦力量。以上安排，於七月底上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並上報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批準後，立即行動。這就是梁璞講的“空軍的作戰計劃”。
我又對他們說：“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並不難，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保存有這個計劃，你們隻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這樣說了以後，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寫一個材料給他們。於是我就在辦公室裏寫這個材料，一直寫到天亮才寫完。我把這個材料交給李震他們時，李震對我說：“這個計劃是林彪以廣州為基地搞‘政變’的計劃，你知道嗎？”我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林彪要搞‘軍事政變’，他要搞軍事政變能這樣明目張膽嗎？幾次召開會議研究，上報毛主席、周總理批準，難道他就不怕暴露嗎？我從來沒有聽說林彪要以廣州為基地，這是第一次聽你們說起這件事情。”
李震和郭玉峰同時說：“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們來找你證實這件事情。”我又問李震：“梁璞知道林彪要以廣州為基地搞‘政變’嗎？他說：“梁璞也不清楚，隻是知道有這個作戰計劃。”我又問：“你們掌握了什麽材料嗎？”李震說：“這是我們的事情，你就不用問了。”
我想，這肯定是什麽人為了邀功請賞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這樣捕風捉影。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決定的事情也成了“政變”嗎？這未免太兒戲了吧！這種事情別人不清楚，難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來也不清楚嗎？
以後我聽說，這個問題成了一個很大的懸案。這未免有些小題大作了。在那個年代許多問題都被渲染了，被歪曲了。這是那個年代的特點，隻要說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說它很平常，很正常，人們就不相信。群眾是這樣，難道我們的領導幹部也都成了這樣嗎？
這個時候，天已經大亮了。談完以後，他們就走了，我也就坐上吉普車，在兩個看守人員的押解下回牢房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四月中，一天下午，風沙很大，王團長又來通知我說：“中央首長”又來找我談話，地點是在清河，要我準備乘車前往。我隨同他下樓上車，沿北京的環城公路向清河駛去。沿途看到路旁的樹已經綠了，春意盎然。但是真不知道我在這牢房裏還要過多少日子。難道這樣長的時間中央真的還搞不清楚我的問題？真的不知道我和林彪的“政變”沒有任何牽連嗎？
大約下午三點鍾，車到了清河。這次，隻有北京衛戍區的何副主任在等我。他告訴我，“中央首長”還沒有到，要我在房間裏休息一會兒，還給我沏上了一杯茶。
下午四點，李震和吳忠來了。李震問我：“身體怎麽樣？”我回答說身體還好。李震接著說：“準備給你改善一下生活條件。我們給你找了一所房子，有院子，可以散步，星期天可以會見家屬。”我問：“是真的嗎？”吳忠說：“是真的，房子在北京的東麵。”
我想：這下可好了，大概我們的問題搞清楚了，可能放出來改為軟禁吧。
接著，李震要我交代廬山會議的情況。我把廬山會議前後的情況又說了一遍，談著談著又不覺天黑了。李震說：“就談到這裏，你先回去休息。”吳忠又說：“李部長對你很關心，親自給你找了一所房子，離城很近，買東西也方便。”
最後，仍然和上次一樣，晚飯一共炒了四個菜，讓我吃了一頓飯。完了以後，我回到牢房，王團長告訴我：“明天就派人去給你打掃房子和修理暖氣。那座房子已經很久沒人住了。”我說：“那就謝謝你們了。”這天晚上，我很高興。我想，我們黨畢竟是實事求是的。這一定是毛主席，特別是周恩來還了解我。想著很快將與家人見麵，我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這一覺，我睡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王團長來看我，說：“今天就派一個班去替你打掃房子。”我問：“房子在什麽地方？”他回答說：“就在東城外朝陽門南，是一座兩層樓的房子。我們保護你的一個班也搬過去，還準備配給你一個炊事員。現在都是連、排幹部給你做飯，他們不會做飯。”我說：“這大半年辛苦你們了。”王團長說：“我們是按照中央首長的指示辦事。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你不要謙虛。”
我親眼看到王團長給宋參謀交代任務，讓他帶領六、七個戰士去打掃房子。下午回來以後，他們告訴我說：“房子很不錯，院子裏有走廊，有草坪。你住在樓上，我們住在樓下。”
第二天宋參謀他們又去打掃了一天，回來告訴我說，已經搞完了。我心裏想，大概明天就可以搬過去了。可是過了四、五天還沒有消息。我不禁問宋參謀，準備什麽時候搬家。宋參謀說：“檢查了一下，說是暖氣不行，要修理。”
又過了一個星期，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來找我，要我給一個人寫材料。我問他什麽時候搬房子，他說：“暖氣壞了，現在正在修理，等修好了再搬。”我開始有所懷疑，是不是情況變了。但是上麵的人說法又那樣一致。心想也可能是暖氣真的壞了。
但是又過了一個月，還是沒有消息。我想，搬房子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又過了兩個月，公安部的李副主任來了，我又問他：“搬房子的事情怎麽樣了，到了現在還一直無聲無息，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說：“現在不行了。這所房子離城太近，容易被群眾和外國人發現，準備另外再找一個房子。”我聽了很生氣，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
李副主任說：“你不要懷疑，我們給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的指示。不是我們要欺騙你，我們也弄不清為什麽前麵要你去，後麵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這裏安心地住下，爭取早一點把問題交代清楚。有什麽問題，可以向團裏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李部長反映。”
我不知道，這裏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但是我想，這是上麵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來為人寬厚，做事留有餘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來的意見。而江青和康生、張春橋他們向來不與人為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麵一手遮天，我不會有什麽好日子過。這隻是我的猜測罷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關鍵是我的問題。從李震、吳忠他們的調查來看，他們對我的問題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對這些問題不清楚嗎？周恩來、汪東興、楊德中他們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事件，難道他們不清楚嗎？難道毛主席不清楚嗎？為什麽要這樣？要說我有錯誤，我不回避；要說我搞“政變”，事實證明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比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複雜，調子越定越高，牽連的人越來越多。前麵審查別人的人，過幾天也受到了審查。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麽問題，什麽情況都可能發生。
就說當時負責我們專案的李德生，本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信任的人。整個“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派他到空軍來監視、控製我。以後，他也一直負責處理中央和空軍的專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時，他還被選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後來聽說，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職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和我們有牽連。
再說李震，當時是中央專案組的要人。我們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們的情況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細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現在，我這個“囚犯”還健在，他這個“法官”卻早已作古了。關於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個疑案，到現在還有爭論。公安部的結論是自殺，可家屬的意見是他殺。這樣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信任的人，為什麽會自殺呢？許多人說，他的死是因為他太知情的緣故。他的死，與我們以及林彪案件有什麽關係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於空軍的王輝球、曹裏懷和梁璞，他們在“九一三事件”以後曾經主持過一段空軍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關押、審查，是他們負責辦理的。但他們在空軍主持抓人和關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開始審查他們的問題。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農場勞動了。當然，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醫”，到濟南以後聽說的。
所以，毛澤東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見那些審訊我的人很神氣，我就在心裏想：不要自我感覺太好，隻是還沒有輪到你們的緣故。政治上的問題，對錯與是非，要留與後人去評說。事情不要做得太絕、太過，絕則過。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這裏安心地住下去了。黃永勝在被審判的時候曾說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由他們去吧。”
以後時間長了，大概專案組看到我這個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沒有必要派那麽多人來看管我，影響許多人的工作，就讓一些人回去了。王團長也走了，留下宋參謀負責。聽口音，這個宋參謀是冀東人。他工作十分認真負責，態度也很好。王團長還經常來看一看我，有時還帶著政委、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等一起來，但是都不公開職務。他們走了以後，看守人員就告訴我這人是誰，那人是誰......。
四、囚徒生活
由於長期的監禁，沒有事可幹，為了消磨時光，我向周恩來提出要求，經他批準，把我家裏原有的馬、列著作全部拿來了。以後李震又轉告我，周恩來說：“專看馬、列等大部頭著作太枯燥了，還可以看一些小說和曆史書籍。”這樣，他們又給我拿來了《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和《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許多書。宋參謀為此還專門給我做了兩個書架子。周恩來專門批準給我一台收音機。這樣，我每天就可以聽到廣播和新聞了。
以後，周恩來又批準我聽英語廣播，學習英語。為此，宋參謀和醫生給我買來了英語廣播教材、一些參考書及英漢詞典。那段時間，我每天要聽五次英語廣播講課。由於年紀的關係，我學起來非常困難，不少英語現在說起來別人也聽不懂。不過在那個時候，總算有一點事情幹，不去想別的。當時，除了寫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學習七、八個小時。看守人員看我每天看書的時間太長，就經常叫我出來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樓房前麵有一個大廣場，廣場前麵是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來往的汽車很多。他們這個團是一個機械化部隊，可能有五百輛汽車。我看見過他們的乘車演習。
團裏派來的醫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隨叫隨到。小病他自己進行及時的治療，比較重一點的病，他就找團裏的衛生隊長，或者請北京其它醫院的醫生來會診。每年還由北京衛戍區派醫生來，給我檢查一次身體。我關押在衛戍區的期間，心髒病發作過兩次，氧氣用完，就派人到空軍總醫院去灌。
由於環境和條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較安定一些，開始係統地學習馬列主義。有時候讀不懂，我就反複地琢磨，以求能夠初步了解。但是學了以後又用不上，也就漸漸地忘記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讀完了《資本論》第一卷。以後，天氣熱了，讀不下去了，我就改為看小說，先後看了《西遊記》、《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
看守我的人員，和我輪換著看。有時他們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們要，隻有等他們送回來再接著看。有時午睡的時候，我把書放在床頭上，他們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時候，還抄我的學習筆記，並經常向我請教一些繁體字。另外，還有兩個幹部，同我一起聽英語廣播。他們經常同我有說有笑、談天說地，講一些曆史故事，但是從來不涉及國事和政治。至於部隊的情況，我也從不向他們打聽。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輪流給我做飯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後來我提議固定一個人，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改為一個人做半年。我因為身體比較胖，不敢吃豬油，就請他們不要買肥肉。他們說，我的油票不夠用，隻能去買一點肥肉來熬油。有個時期買雞蛋比較困難，他們就派人到農村去，買十幾斤雞蛋存起來。
有一次王團長當著我的麵，交代看守人員去買一點餅幹來。我說，現在的生活已經夠好了，要節省一些。王團長則說：“這都是用你的錢。照現在這個水平，一年大約七、八百塊，比你過去的生活是差不多了。”
就這樣，我一個人生活在這裏雖然寂寞，但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環境。過去幾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現在正好借此機會好好學習，看一點書，以便分散和轉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來夏天給我用的蚊帳、涼席和電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浹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經我的要求，他們每天給我的房間裏打點“敵敵畏”。蚊子雖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嚨也嗆得不行，有時候整天感到憋氣難受。這樣，對我的身體也影響很大。原來的大米和富強粉，這時也被取消了。我問他們為什麽，他們說現在是一律吃標準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時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幹淨，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裏。對這樣的生活，我也逐漸地適應了，不再提意見，一切由他們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濟南以後，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黨的十大被永遠開除黨籍，撤消了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樣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囚犯了，前後生活的標準當然就不一樣了。
在監禁的時間裏，使我最感到苦惱的就是寫交代和證明材料。除了中央專案組提審以外，找我寫材料的人絡繹不絕，每個星期少則兩、三次，多則五、六次。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來，事前沒有通知，來了以後，就在一間房子裏等著。看守人員一聲喊，我就得跟他們去。他們提出問題以後，不給我一點時間回憶，問了就要我回答，答了還要寫，十分不好應付。在當時，我是一個被關押的“犯人”，隻有聽命的義務，沒有拒絕的權利。
來找我的人，有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軍事院校的，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的，幾乎是全國各地的人都來過。至於空軍、民航、三機部來的人，就更是不計其數。有時，一個同樣的材料要寫許多次，大軍區來一次，省軍區來一次，軍裏又來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裏、市裏、縣裏來的人反複地問。有的人態度很壞，當然有的態度比較好，隻是要求我幫助他們弄清問題。我認為，幫助弄清一個人的問題，是我的責任。
但是來找我調查的人實在太多。當時，凡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同我有過接觸的人，一個不拉，統統都要我一個一個地寫出證明，說明與他們的關係。有的甚至連“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觸的人也要寫，還要查幾十年的關係。我十分不耐煩，但是又沒有辦法。我心想，這簡直就是懷疑一切。我出了問題，和我有過聯係的人就都有問題。難道同我有關係的人已經統統被打倒了？無一幸免了嗎？他們不論是組織領導關係、工作關係，還是私人關係，一概都要追究。
特別是不少長期在空軍、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種各樣的關係，就成了他們調查的一個重點。另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空軍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決定，在“三支兩軍”中派出了大批的幹部到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和群眾團體，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內的各省、市、自治區各單位。到這時，空軍派出去的這些人，也同我一樣受到了審查。那些專案人員到我這裏追查，要我證明是什麽時候派他們去的，是在什麽情況下派他們去的，去的目的是什麽？有的專案人員甚至還說他們是我的同夥，是我派去篡黨奪權的。當時，我為他們的主觀無知感到好笑，又為因為我的問題這樣地被無限擴大，傷害了很多人而感到傷心。於是，我反複向他們說明，“三支兩軍”是毛澤東所賦予解放軍的任務，中央曾經下達過不少文件，並規定了明確的任務。空軍的“三支兩軍”工作完全是按照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辦的。在還派幹部的時候，他們大多數都表示不願意去，是經過動員，反複說明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後，他們才去的。現在說他們是吳法憲派去篡黨奪權的，這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況且“三支兩軍”的任務，不僅空軍有，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執行了，這是很大的一批人，這些情況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實事求是地說明這一曆史情況。
據我的粗略估計，在北京衛戍區被關押的五年中，我寫過的材料總在百萬以上。真的是寫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問題。
五、唐山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我正在睡夢中，突然感到房子在搖晃，接著牆灰飛揚，樓上堆放著的蜂窩煤都倒了下來。在二十分鍾裏，連續三次，一次比一次厲害。樓外人聲呼喊：‘地震、地震！“看守人員急忙拉我下樓，我連衣服都沒有穿上，就是一件背心和一個褲頭。過了一會兒，他們才給我拿來了衣服。
當時天沒有亮，他們叫我蹲在一棵大樹下麵，誰也看不見我的地方。天亮以後，他們又帶著我東躲西藏。最後，他們在兩行樹中間，用幾根木棍支起了一個地方，四周用床單一圍，裏麵放一把椅子，就叫我在裏麵坐著，他們則圍坐這個簡易的棚子外麵。早飯和午飯，都是看守人員打來吃。
等到下午，傳來了消息，說是在距離北京三百公裏的唐山地區發生了大地震，地震的詳細情況還不清楚。隻是通知暫時要住在外麵，因為考慮還有餘震。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冀東一帶，所以他們都很擔心家裏的安全。他們攔截住來往人員詢問情況，但是誰也不知道。電話斷了，公路也不通，因此無從查詢。
就在這時，這個團的政委來看了一下。他決定調一輛大卡車來作為我的臨時營地。他們把這輛卡車上蓋上塑料膜，車廂內給我搭了一張床，並放上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還給了我一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廣播。兩個看守人員搭了一塊鋪板，輪流和我睡在一起。其餘的人員，則在地上搭鋪休息。汽車白天開到樹叢裏，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後，王團長決定把汽車固定在一個地點。他選擇了一個長有兩行大樹的地方，把汽車開進去，樹蔭蔽日，白天陰涼。在汽車附近，他們架了一個煤球爐子做飯吃，炊事用具都放在地上。廁所挖在不遠的矮牆前麵，四周用樹枝圍起來。整天不準我下車，晚上九點部隊息燈了以後，就讓我下來活動一個小時，由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在那裏轉圈。看守人員就在四周看著。
幾十個看守人員白天不出操，不學習，天天打撲克，有時要打到兩點。他們也搭了一個棚子，但是蓋不嚴，漏雨。下雨時，在裏麵根本無法睡覺。從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是雨季。那一年，有一段時間幾乎是天天下雨。有時候是傾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泥濘，無法行走。
當時，部隊和家屬統統搬出了營房，大家都在樹下麵搭起了棚屋，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他們在北京市的家屬，還一家一家地搬到營地來和他們一起住，就在部隊吃飯，部隊的負擔很重。這樣一來，營區內的清潔衛生成了大問題。天氣又熱，蒼蠅、蚊子特別多。給我做飯的爐灶和汽車幾乎都要被蒼蠅包圍了。晚上，蚊子咬得人滿身都是包，我的肩上、腿上、腳上全都咬爛了。點上蚊香，打上”敵敵畏“，也都無濟於事。最後，部隊裏傳染病大發作，拉痢疾的人不少。我也被傳染上了，幸虧有醫生治療，很快止住了。
這個季節是三伏天，幾乎買不到什麽青菜。我的夥食也就降低了，有時候就吃鹹菜，但是他們還給我一點水果，維持我身體的營養。
我生活在車上，雖然車是停在兩排大樹的中間，但是夏日炎炎，仍然可以曬透。中午以後，車內常常會達到四十度，我在車上悶熱難耐。用水又非常困難。早上他們給我一盆水擦擦身子，晚上隻給半盆水洗腳。從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我整整五十多天沒有洗澡，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八月底，天氣轉涼了，但是仍然不讓進樓房。由於外麵睡覺很冷，有的看守人員就悄悄地溜進去睡覺。我請求回到房間裏去，但是他們不同意，說是預測還有地震要發生，北京市區的人，現在也都住在外麵和公園裏。
有人說，唐山大地震，對北京、天津的影響很大。天津的房子倒塌的很多，死的人也不少。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頤和園的圍牆就倒了。至於唐山，基本上是沒有了，他們猜測死的人有多少萬，我在報紙上沒有看見過公布確實數字。
地震以後半個月，看守人員的家鄉開始來人了，他們說到地震的情況，有的房屋倒塌，但是還沒有人員傷亡。有個副連長，家裏房子全部倒塌，但是全家十一口人都活著。以後大家紛紛叫家人來探親，看到他們一家一家地團聚，我也很高興。
就這樣，我們在外麵一直到九月中旬，地震的警報終於解除，我回到了樓裏。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太陽曬得很厲害，我熱得渾身是汗，中午也睡不著覺。到了下午四點鍾，宋參謀突然來告訴我，說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有重要新聞廣播，要我注意收聽。我問他是什麽事情，他不說，隻是告訴我要穿好衣服。我想國家可能發生了什麽問題。接著，全體看守人員都上到汽車裏來，坐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發生了什麽大事。
過了一會兒，電台開始播音，先放了一段哀樂，馬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布毛澤東於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雖然在此之前我有思想準備，但是跟隨毛主席革命幾十年，這個消息仍然是難以置信。這是一個感情的問題，也許別人是難以理解的。雖然是毛主席把我們關起來了，但是我對毛主席思想感情上當時是不可動搖的。聽著聽著，我的呼吸短促，心跳加速。旁邊的醫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脈搏都在一百三十以上。於是馬上給我吃了一片鎮靜劑，叫我不要緊張。我堅持著一直聽完了全文。
中國失去了毛主席，是讓我難以接受的，同時我也擔心，毛澤東健在，我們還有一條活路，一旦江青掌了權，我們就完了。好在接著又宣布了以華國鋒為首的治喪委員會。這時，我的心裏才平靜了一點。但是，華國鋒能掌握國家的命運嗎？比他資格老、能力強的人有的是，這些人能服他嗎？
當天下午，我一直躺在鋪板上，一動不動，一方麵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傷，另一方麵是考慮自己的前途。晚飯時，宋參謀幾次叫我吃飯，我都沒有動。王醫生在我跟前四個多小時，我沒有說一句話。晚上九點叫我下車活動，我也一直在樹下麵坐著。從這以後，一連幾天，王醫生每天同我在一起，照顧我的身體。到了九月十八日，為毛主席在天安門舉行追悼會的那一天，才讓我回到樓裏，但是叫我住在樓下，防止地震的再次發生。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點，我從廣播裏收到毛澤東追悼會的實況轉播。我聽到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會議開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這樣看來，華國鋒是當然的接班人了，江青已經不可能成為頭號人物，我的心裏才稍稍得到了一點寬慰。
到了十月七日，在報紙上公布了中共中央的決定，根據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待提請中央全會通過。看到這個報道，我的心裏基本上平靜了下來。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原來以為，毛澤東要把王洪文選為接班人，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在中央已經掌握了大權。
在我這個在押的人看來，有些問題是不好理解的。第一是毛主席把林彪和我們都拿掉以後，張春橋是很有希望接班的人選。毛主席也對林彪表露過，對張春橋似有器重之意，但是又一下子把張春橋手下的王洪文提起來，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當然地排在了毛主席和周恩來後麵成了第三號人物。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許多方麵是無法比的，這是我第一個不理解。
第二是在國務院總理人選上。當時鄧小平和張春橋，兩個人顯然都是有實力的，可毛澤東誰也沒有選擇，而是一下子把無論資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們的華國鋒提了上來，一下子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這是我的第二個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擔心，華國鋒夠壓住台嗎？
十月十八日，我突然又在廣播上聽到了《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這真是讓我欣喜若狂！我猜到這一定是葉劍英、汪東興他們動的手。看來葉帥也是個統帥之才，處事果斷，不負眾望。我覺得，這一下中國有救了，我們大概也有出頭之日了。於是我對宋參謀說：“‘四人幫’被逮捕，大得人心，我非常高興。我願意揭發他們的罪行，材料請你們代為上呈。”
那幾天，看守人員也一直議論紛紛，同我說話的態度也好轉了。一個副連長還對我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了，你們的日子可能會好過一些。有可能叫你們出去，起碼是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我說：“那就好了。”但是心裏一直在想，他的話有什麽根據，或者他們聽到了什麽風聲，不然的話他不敢這樣說。
說實話我當時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總認為葉帥、汪東興他們對黃、吳、李、邱都是了解的，我們的問題很可能得到解決。這樣，我吃飯也香，睡覺也好了。
七、反而進了秦城監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參謀通知我，要過年了，準備去洗一個澡。我很高興地準備好換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車的時候宋參謀沒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個排長和三個戰士同我一起去。
一進浴室，就隻見幾個水管子全部都被凍住了，他們用柴燒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燒開。我說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員不準，用木柴燒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們才澆開了兩個水龍頭，讓我勉勉強強地洗了一個溫水澡。
洗完澡以後，他們又叫我在那裏接著烤火，說是要等外麵天黑了以後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見。我說：“你們不是白天來的嗎？為什麽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回去呢？”他們回答：“這是上麵規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後，我們回到樓裏，剛一進門，那位副連長就說：“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樓了，就在樓下休息、吃飯，現在我們正在給你做飯。”我感覺情況不對頭，但是當時身不由己，又有什麽辦法呢？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他們正在樓上搜查我的東西，所以不叫我上樓。
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說：“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裏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裏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隻見門口停著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著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麵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在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麵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員。後麵是一輛警衛車，上麵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麵。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裏，北京城不是在西麵嗎，車怎麽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說：“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裏去。宋參謀說：“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說：“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麵的一個地方。至於是什麽地方，前麵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麵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麵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牆，上麵電網的紅燈亮著。一進大門，隻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裏想，大概把我們黃、吳、李、邱全都弄到這裏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產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麵的一間牢房裏。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裏，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麵已經鋪好了被褥。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著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麵走廊上擠滿了人，亂哄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麽。
進來的幾個人裏，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說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說：“中央決定叫你們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裏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我的個物品，並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統統拿走，把煙和茶葉沒收，把我箱子裏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麽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麽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麽係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說。”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裏沒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線廣播，但現在沒有。”
沒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說：“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麽就有什麽，不給就是沒有，問也沒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裏麵，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腳冰涼，惡心欲吐。沒有手表，也不知道脈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沒有閉上眼。
過去在曆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裏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裏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沒有參與“政變”，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夠嗎？相反，正是因為我沒有用頭腦去分析，沒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內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裏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隻有他們三個人是說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況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勵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況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台了，卻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於什麽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內心裏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隻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隻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我想到了譚震林的“三個不該”，至於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並不一定同意。因為不參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條。但是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鹹菜，我一口也沒有吃。整天我都拒絕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於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麽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著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他們才有一點著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鍾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著。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著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著。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於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著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麵的鐵門不關了，隻關裏麵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著的。我蹲在這一米寬的牢獄裏，什麽也看不見。這裏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為了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決心什麽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裏什麽也不想了，隻要搞好身體。為此我在牢房裏，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裏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裏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麽樣的飯菜，隻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沒有了名字，隻有號碼。我的號碼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O一號”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麵。無論是在監獄裏，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這裏好像是一個隻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裏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裏。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傑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決心不管處在什麽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強地生活下去。
收音機被沒收，廣播是聽不成了，學習英語也就半途而廢。書也全被沒收了，一本也不給看。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維，我把每天僅有的一份《人民日報》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後來，他們又發給我一套簡裝的《毛澤東選集》，我又反複地學了幾遍。
在牢記房裏，鋼筆、毛筆、鉛筆什麽都沒有，寫字也寫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寫字，衛兵看見了馬上就予以製止，還要看我寫的是什麽。當他看到我寫的是“毛主席語錄”時，就告訴我，不準在地上寫字，更不準在牆上寫。
牢房裏沒有桌子和凳子，牆上也沒有釘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許多小蟲子往裏麵爬。吃飯的時候，再洗一下。監獄裏給一個塑料水壺，每次送飯的時候給我打一次開水。還給一個小盆子，把洗臉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裏。洗衣服也用這個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曬，就晾在鐵門上，讓它陰幹。牢房裏有一個碗大的水池，上麵有一個水龍頭，洗漱就在這裏。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裏。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許我到樓下的院子裏活動。他們在一棵大樹下麵，劃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裏走了一個小時。我在散步的時候，看到院子裏有許多土坑，上麵蓋了一些草墊子，坑裏有一張張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時候，給“犯人”們住過的。
經過大樓出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排高大的圍牆，上麵沒有頂棚，外麵有鐵門，都上了鎖。我當時想，可能是“犯人”們洗澡的地方。但後來他們叫我也到這裏，我才知道，這是“放風”的地方。這樣，“放風”的時候，誰也見不到別人。這樣的“房子”每間大約五平方米左右，牆高約七、八米，牆厚七十到八十厘米，裏麵長滿了草。每一排大約有十五到二十間。另外，圍牆的上麵修成了一條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麵有兩個哨兵看守著“犯人”，還有一個流動的帶哨的人。
每次“放風”的時候，一個管理員押解一個“犯人”，關進一間“放風室”裏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等到“收風”的時候，再來將門打開，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帶一個小馬紮，如果不願意走動，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氣好的時候，每天上午“放風”一、兩個小時，天氣不好的星期天則不“放風”。有個別的時候，由於管理人員的疏忽，忘記了“收風”。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關在裏麵達五個小時。等到開飯的時候，一看我不在，才查問我到哪裏去了，結果想起來了。當時正值盛夏，下午太陽直射，裏麵熱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浹背。好在四點以後，有一麵牆可以擋住太陽，不然的話我早就中暑了。之後，管理員向我解釋說是“忘記了”。由於吃飯的時間已過，我隻好打一點冷飯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員對我說，我住的牢房要修理，準備把我換到北邊的樓裏去，原來的床板和東西都帶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就在那天下午，他們把我搬到北麵一座樓的三樓東麵的一間房間裏，整個的一層樓隻有我一個人，因此放風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在走廊上來回活動。走廊長約五十米，“放風”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戶通風，但是不能到院子裏去。時間一長，我很想到院子裏去看一看。後來，允許我每天下午七點半到八點，到樓下院子裏活動半個小時。滿院子裏都是梨樹，樹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犯人”，隻有飽一飽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動把院子裏的草撥了，他們很高興，叫我不要累著了。這是我到秦城監獄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客氣話。第二次撥草，我一時沒有看見，碰到了樹下的一個馬蜂窩，被蟄了好幾處，腦袋上腫起了一個一個的大包。他們又叫來醫生來給我治療，這使我得到了一點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氣，炎熱不堪，西曬的太陽一直從窗戶射到了床鋪上，牆都像火一樣燙，在房間裏實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後來他們也同意了。我很高興，因為三樓比較高，上下樓比較累，我也不想多下樓，在走廊上活動很舒服。有時在走廊上“放風”，遇到大雨欲來之時，風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從搬到北樓以後，我常聽到別的牢房裏有音樂聲，就問他們是怎麽一回事。管理員說是裝的有線廣播，我就要求給我也裝一個。他說：“你一個人住這座樓上，要拉很長的廣播線，等你回到原來的地方，再給你裝。”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經超過三個月了，我就問是不是該搬到原來住的地方去了。他們告訴我說，準備搬到西邊的一座樓上去，說那裏的房間剛剛修好，條件也比較好。我心裏還有一點不相信，因為騙我的事情太多了。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裏一看，果然房間要比我原來住的大一倍。我還是住在三樓，共有十個大房間，我住在中間的一間，裏麵有一個小廁所，房間的光線也好，因為是剛剛粉刷的房子，衛生條件也好，灰塵少，沒有蚊子。原來我住的房間裏，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爛了，所以到了這裏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要求將原來睡過的一塊床板搬來，他們同意了，又給了我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麵寫材料、吃飯。下麵還有一個空的抽屜，可以用來放碗筷。飯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時候還有包子和餃子。
他們仍然是把我一個人關在三樓這一層樓上。單獨有一個哨兵來看守我，不時來一個帶班的查哨。哨兵有時開門進來同我說話，問長問短。有一個哨兵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常告訴我一些外麵的事情，沒有人的時候還進來幫我拖地，有時問我的曆史，我簡單地答幾句。有一次問我：“你認識彭德懷嗎？”我說：“怎麽不認識。”他說：“彭德懷已經去世了，你知道嗎？”他還告訴我關於賀龍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你知道嗎？”我當時猛地吃了一驚，頭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鍾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後我說：“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的人都沒有被開除過黨籍呀！而且這麽大的問題，從來沒有向我們宣布過。為什麽這樣背著我幹呀？這樣做是黨章規定的嗎？”他看我比較激動，就安慰我說，他隻是聽別人說的，讓我冷靜一點，說完，關上牢房就走了。
這番話在我的心裏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日日夜夜考慮這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過了兩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去問管理員：“聽說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是真的嗎？”管理員說：“沒有聽說過，你聽誰說的？”我說：“聽一個哨兵說的。”他又問：“他們什麽時候對你說的。”我說：“是三天前的上午對我說的。”管理員說：“他是亂說，他們什麽也不知道。”
從那天下午起，我就沒有再見過那個哨兵，其他看守人員對我的態度也變了。我知道這一下壞了，可能牽連到那個哨兵，都怪我當時處事不冷靜，真是後悔莫及。
又過了一天，就不讓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了，他們把我搬到二層中間的一間牢房裏。雖然條件同三樓是一樣的，但是我的心裏很不平靜。我問管理員，為什麽要這樣做？這時管理員的態度也變了，他說：“我們根據需要對你進行管理，叫你到那裏，你就到哪裏，不要多問！”其他看守人員的臉也變了，過去的笑臉不見了。
從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為我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辦錯了事情，特別是那個哨兵可能受到了處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現在何處，隻有在這裏向他表示歉意。
又過了半個月，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張紙條，說：“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開除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黨籍。”這兩個人身著軍裝，不告訴我們是代表誰，是哪個單位的，更不同我們多談一句話，轉身就走。一九七三年開除了我們的黨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訴我們，上麵隻是開除了我們拉倒。
我在秦城監獄一共度過了五年零九個月的生活。我從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一下子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專政的“囚犯”，這個反差是非常巨大。我過去不知道我們自己監獄裏的情況，有多少條規矩，對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監獄，才逐漸地體會到這裏麵的情況，才認識和體會自己是一個“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進牢門，除了看守人員之外，就誰也看不見了。看守人員也隻有送三頓飯的來了才開門。見到的人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是在牢門外麵猛地叫一聲：“打飯！”別的什麽也不說，一副冰冷的麵孔。有時可以聽到門外麵有腳步聲，但是不見人。門上有一個小孔，門外麵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麵。有時醫生來看病或者護士來送藥，可以見到他們，但是除了問病情之外什麽也不說。，看完病就走。提審都是突如其來，突然有個看守人員開門叫一聲“提審”，你就得跟他們走，進到一個屋子裏，隻見牆上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字。對麵是一排專案組的人員，還有錄音機，還有幾個搞記錄的，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提問，一個個聲色俱厲，說話刻薄，動不動就拍桌子。但是我看這些人，並不了解情況，隻是嚇唬人。
提審完就要你寫材料，但是紙和筆必須要經過專案人員的證明以後才能給。紙張也不多給，管理人員問你，需要幾張，說定了以後，當麵點數。不夠用或者是寫壞了，必須重新提出申請，等待批準後，再由管理人員點給你。寫材料的時候，沒有桌子，在鋪上寫，時間一長就腰酸背痛，頭暈眼花，但是不寫又不行。
一進牢房讓你覺得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死路一條。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們把一切防止自殺的辦法都想到了，不僅鋼筆、手表、眼鏡、鉛筆要被沒收，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褲子、鞋子上的帶子等，也被收走。吃藥要看著你吃下去，要針線縫補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時間用完，交出。我年紀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隻手還殘廢了，加上牢房裏的光線又很暗，我穿針非常困難，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動作又非常緩慢，幾乎每次都超過了他們規定的時間，每次都要挨罵。
開飯的時候，是管理人員提著一桶子飯、一桶子菜，按牢房的號碼，一個一個地叫。有一次，我由於正在集中精力寫材料，沒有聽到開飯的喊聲，就沒有吃到午飯。寫到中午，我餓得實在撐不住了，我急的敲門，問為什麽不開飯。哨兵說：“已經開過飯了，叫你不應，以為你不吃飯了，就沒給你。”我要求給我點吃的，哨兵說：“已經下班了，沒有人，你就少吃一頓吧。”我說：“我現在餓得不行了。”
哨兵對我比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結果到了下午給我弄了一碗麵來，放了一點鹽，叫我吃了。
在秦城監獄，我們吃飯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鐵湯匙，不準用筷子。刷牙不準用牙膏，每月給我們發一袋牙粉。另外，每月發半塊肥皂、一卷衛生紙，每年發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沒有地方曬，有時候拿到“放風”的地方去曬，卻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收回來。
監獄裏一個月理一次發。平時不準刮胡子，理發的時候用推子連頭帶胡子一起推一遍。理發時每人隻有一分鍾，理完後自己回牢房去洗頭。每理一次發都會弄得我們全身是頭發。
洗澡是每半個月一次。每次洗完澡，還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鍾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經磨鈍了，很髒，剪不動。
夏天，牢房裏的蚊子、蒼蠅很多，監獄每個星期給打一次“敵敵畏”。但是連“犯人”帶蚊子、蒼蠅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蒼蠅沒有消滅，但是我已被嗆得透不過氣來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還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滿身都被咬爛了。冬天，雖然有暖氣，但是放得很少，房間裏隻有八到十度，凍得不行。
在秦城監獄，“犯人”和“犯人”之間是絕對不準見麵的。每當“放風”的時候，就一個一個地走進沒有房頂的房子，將門一鎖，接著再放第二個。有一次他們把我的牢門開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麵一個人的背影，管理員就罵我走快了，說：“你是聾子嗎？叫你走慢一點，等等再走，為什麽不聽？”我說：“我就是耳朵背，聽不見。打仗的時候耳朵批聾了。”管理員說：“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擺什麽老資格。”
在“放風”的路上，不準“犯人”東張西望，你隻能向前看，不準向左右和向後看。“放風”的路上要經過一個院子，這個院子裏麵種有果樹和蔬菜，但是隻要你看上一眼，馬上就會受到訓斥。“放風”的時候，任何東西都不準往牢房裏拿。牢房裏隻要有維持一個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東西就可以了。牢房裏沒有凳子，隻有一個馬紮，出來進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關在三樓上，屋子裏的溫度達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請求，在日落以後，給打開牢門通通氣，但是他們絕對不允許。後來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們允許每天打開牢門十五分鍾。在牢房裏要換一點新鮮空氣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一到“放風”，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麽想在“放風場”多呆一會兒，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時間不到就“收風”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氣，就不“放風”。
牢房裏不準吸煙，我進牢房的時候帶去了十三包煙，被他們沒收了，說給我十六塊錢，但要“存”在他們那裏。開頭給我買過一塊錢的水果糖，以後就不準買了。牢房裏不準喝茶，隻能喝白開水。喝了幾年的白開水，也習慣了。
春節的前一天，監獄裏可以改善一次夥食，給幾塊雞和抽去了刺的魚。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完了，管理人員都回家團圓去了，給我們一點剩餃子吃。
在監獄裏，看守人員對“犯人”的訓斥多於教育。“犯人”有什麽意見，隻能向看守人員說，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說兩句他認為不中聽的話，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間最小的牢房裏。整個牢房隻有七步長、四步寬。過了一段時間，要是表現好一點，再給你換一間大的牢房。但是為什麽這樣做，根本不作解釋，隻要你聽從命令。另外牢房裏裝有監視器，“犯人”們在幹什麽、說什麽，他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
不過秦城監獄裏有一點做得比較好，這就是醫療。我想主要是為了不讓我們死掉，要留活口。監獄中設有一個小門診部，有各科的醫生。“犯人”有病隨時可以報告，請求醫生來看病，隨叫隨到，並按時給服藥。獄方還半年給我們檢查一次身體，一個季度抽一次血，頭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經過上級批準，也可以到北京城內大醫院去檢查和住院。
秦城監獄很像一個縣城，整個監獄圍著數丈高的磚牆，上麵有很高的電網。有三道高大的鐵門，從進入大門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鐵門。裏麵有四個大院，每個大院有一棟三層樓房，形狀是U型，牢房多為東西向，北麵的樓是比較好，但是我從來沒有住過。這裏住的人大都是共產黨的要犯。自從打敗了國民黨以後，就有不少的共產黨人，輪流到這裏住，無非是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反正不會閑著。
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監獄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產黨的高級監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住的監獄了。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
八、切除膽囊
從一九七八年一月開始，我就感覺到肝髒下麵疼痛，每天晚上睡覺以後，就不舒服，好像有一股氣從左到右，隱隱作痛，痛的時候，精神不振，全身無力。因此我經常敲門要哨兵轉報管理人員找醫生看病，醫生來了以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隻是給一點止痛藥吃。
以後，白天也有這種情況發生。每次發作的時候，我都找醫生要止痛藥吃。就這樣，吃了兩個來月的止痛藥以後，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別厲害。哨兵從門上的孔裏看到我蜷縮在鋪上，就打開牢門問我是怎麽回事。我把情況告訴給了他，他便立即找來了醫生。醫生詳細地給我檢查了腹部，給我打了一針止痛藥，沒有說什麽就走了。
過了一個星期，突然從北京醫院來了一個大夫，由監獄裏的醫生陪同著，來到我的牢房，特地給我看病。我想，這一定是監獄把我的病情報告了公安部，因此請了北京醫院的醫生來給我會診。
又過了三天，北京軍區總醫院又來了三個大夫，兩男一女。他們帶來了一台儀器給我檢查，著重檢查了腹部的右麵。他們檢查了半天，又沒有告訴我任何結果。我不由地問大夫，如此頻繁地給我檢查身體，是發現了什麽問題嗎？大夫回答說，可能是膽囊裏有結石，但是還要作進一步地檢查。
這之後的一天上午，這三個大夫又一起來到我的牢房，向我說明，要到監獄的門診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以後，他們首先給我照了幾張大片子，然後叫我吃下四個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沒有吃過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後，他們叫我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給我照了三張片子。他們對我說：“結果出來以後，會專門給你談的。現在條件好，什麽病都能查出來，請放心，不要著急，查清楚以後，給你治療，不要有過多的思想負擔。我們還要請北京醫院的大夫來再給你檢查，他們的設備全、技術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點，管理員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飯，去北京城裏檢查身體，回來後再給我吃飯。天快黑的時候，他們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樓上了汽車。我坐的是一輛黑色的轎車，管理員坐在前排，我坐在後排，兩邊各一個警衛。監獄門診部的醫生、護士乘坐一輛吉普車在前麵帶路，後麵是一輛大車，車上坐著一個排的戰士。
我們的車由秦城往南開，以後轉向了北京市區。因為是夜間，看不清楚，車到了東單，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醫院。北京醫院已經是大變樣了，新修了一座大樓房。醫院門口有輛吉普車在等候，他們是公安部的兩個處長，事前同北京醫院聯係好了，並在前麵引路。他們帶著我徑直走向醫院的X光的照射室，隻見大夫和技術人員都已經身穿工作服在裏麵等候，準備工作也已經做好了。他們看見我時有一點驚異，但是態度還是好的，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
我到透視室以後，押送的監獄管理員、醫生和護士，都在另一個房間休息，沒有進來，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來給我檢查身體的那位大夫和技術人員安排。他們先給我打了一針紅色的液體，稍稍休息以後，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台，左一張、右一張地先後一共照了十幾張。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後，同樣讓我吃了三個荷包蛋。然後又拍了幾張。最後，我看見大約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醫院的工作作風還是那樣細致，認真負責，我內心裏非常感動。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約有四個半小時，到了午夜一點才統統拍完。回到秦城，已經是大約下半夜三、四點鍾了。管理員給我搞來了一飯盒的餛飩，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點才起床。
以後十多天沒有動靜，到了四月十八日，監獄門診部的一位醫生到“放風場”來找我談話。他告訴我，我的病是膽結石，膽囊裏有三塊石頭，需要動手術來切除膽囊。他們已經寫了報告給公安部，公安部又報告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中央已經批準給我做手術。他還說，這種手術是大手術，但是沒有什麽危險，叫我不要緊張。
我一聽說是剖腹的大手術，從心裏就不想做。我問大夫：“不動手術，吃藥是不是也可以治療？”他說：“沒有別的辦法，非動手術不可。動手術是沒有危險的，如果不動手術，膽囊破了，腹中積水，就會有生命危險。黨和政府對你很關心，讓你住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給你動手術。沒有問題的，請放心好了。”我還是沒有答應，提出要和家屬商量一下。他答應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四月二十日上午，公安部又來了兩位處長，向我解釋手術的問題。他們說：“中央對你很關心，決定你住北京醫院，請最好的大夫來給你動手術。一切我們都會安排好的，請放心，不會有什麽危險，手術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做完，一個星期就可以拆線，半個月就可以出院。”我又提出見家屬。一位處長說：“中央沒有批準，一切由我們公安部負責。據我們了解，你的家屬都很好，都在北京，你放心好了。”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監獄方麵正式通知我，準備去北京醫院住院，要我收拾一下東西，準備天黑就走。身在監獄裏，沒有什麽好收拾的，無非是拿上了臉盆和幾件衣服而已。七點鍾出發，和上一次一樣，乘三輛汽車來到北京醫院。到了北京醫院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公安部的那兩位處長在門口等候，他們已經為我辦好了住院的手續。我到了以後，就把我帶到了一座朝東的大樓裏，大夫和護士已經在樓裏等我了。接著，他們把我帶到地下室的一層樓房裏。我一看，大約有二十來個房間，都是空的，他們讓我住進了靠西麵的一個房間。隔壁是護士的值班室，給我檢查過身體的大夫就在對麵的辦公室和醫療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主治醫生，大約三十多歲，精力充沛，診斷處理果斷，工作態度也好。
過了一會兒，護士給我拿來了一套住院的服裝，還給了我一件睡衣。她要我洗一個澡，然後睡覺休息。在這個地下一層的走廊上，放著一個皮沙發，有兩個公用廁所，還有一個大浴室，裏麵有四個淋浴間，洗澡非常舒服。病房裏還開著暖氣。我一看溫度表，足足有二十多度。我在走廊上可以隨便活動和休息，就是不準到外麵去。雖然是這樣，這裏和監獄比較，簡直是兩個天地了。押我來的那個管理員和一個副排長，帶著五名戰士住在我病房的對麵，擔負著看守我的任務，同時在我手術後不能起床的一段時間裏，幫助我料理生活上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醫院增派了一個護士和兩個特護，都住在我的隔壁，一共四個人輪流值班。隻有那位大夫，沒有人替換他，白天黑夜裏都在這裏守候著。
這一天早上起床以後，他們叫我在走廊裏活動了一下，護士同誌給我打來了早飯，有牛奶、雞蛋、麵包和火腿。這是我幾年來吃過的最好一頓早餐了。同時他們給了我中午和晚上的菜單，說規定，我的夥食每頓飯是三菜一湯。
吃過早飯，主治大夫告訴我說：“上午做準備工作，有兩位專家要來同你講手術的情況和要注意的事項。下午臥床休息和輸液，因為手術以後，有兩天不能吃飯，要靠輸葡萄糖來維持。
大約到了九點鍾，進來了兩位專家。雖然他們的年紀都比以前大了，而且帶著大口罩，但我還是一下子就認出了他們：一個是吳蔚然教授，一個是王曆耕教授。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外科教授。為怕他們感到不方便，我沒有開口同他們打招呼，但是從心裏暗暗感到高興。公安部的人對我說，中央批準要找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大夫給我做手術，這一下子得到了證實。
王曆耕教授一九五四年為我做過切除闌尾手術，當時我住在北京醫院的老樓上，他對我的情況，應當是比較熟悉的。吳慰然教授雖然沒有給我看過病，但他是負責劉亞樓治療工作的，是他最先發現劉亞樓得了肝癌。另外，中央領導同誌得病，都是由他負責組織治療。
他們兩個人，先是給我檢查身體，量血壓，檢查心髒、肝髒，看心電圖，研究X光片等。接著，他們告訴我說：”手術的部位在右腹部，因為你的身體比較胖，刀口可能比較大一些，大約有二十公分。另外，你的膽囊裏裝滿了結石，大的有三塊，還有許多小石頭。這些結石如果不摘除，膽囊一破，就會危及生命。日前其它的一些治療，如針灸、中藥等，都不能解決結石的問題，除了手術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動手術切除膽囊，這是最安全的辦法。摘除膽囊對人的影響不大，這樣的例子很多，手術的時間也很短，有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手術由我們兩個和主治醫生來給你做，你盡可以放心。“另外他們還非常耐心地解釋了我關於手術的一切疑問，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心裏也踏實多了。
上午談完話以後，我開始躺在床上輸液。困為怕我心髒負擔過重，輸液進行得很慢，一直到下午才輸完。到了下午四點，吳、王兩位教授又來告訴我，手術的時間定在晚上八點，要我放鬆精神。那天整個下午，護士長都在我的床前觀察，並不斷地給我做思想工作。主治醫生也來看我。
到了晚上七點鍾，護士長穿上手術服、戴上帽子，推來一個車子，要我躺在車上。接著，她和另一個護士推我出了病房，經過走廊，上了電梯，一直來到手術室，要我上了手術台。上麵一盞大燈，把整個手術室照得雪亮。
我在手術台上看見子吳蔚然和王曆耕教授都在消毒。不久，一位麻醉師走過來，要我側著身體曲著腿，從腰部給我打了一針麻藥，然後給我帶上了氧氣罩開始吸氧。我聽到吳蔚然教授說”“我要上台了。”王曆耕教授說：“你不要客氣。”我感覺到有人在肚子上給我蓋了一層布，有東西在我的肚子上從左到右劃了下。在手術過程中，我不覺得有任何疼痛，腦子也一直是比較清醒的。主治醫生和麻醉師不斷地問我，有什麽不舒服的感覺。我說：“沒有”。當教授翻動我腸子的時候，我感到很難受。王曆耕教授告訴我說：“挪動腸子主要是看一看，膽管裏有沒有結石，如果有就一起摘除。搬動腸子是有些難受，但是一會兒就好了，你忍受一下。”
又過了一會兒，主治大夫拿了一個瓶子給我看，裏麵裝了三塊大石頭，還有一百七十多粒小石頭。整個手術隻用了一個半小時，膽囊切除了，膽管保留了。吳蔚然教授給我縫刀口的時候，我的神誌仍然清醒，沒有感覺到疼痛。
手術完了以後，兩位教授回去休息，主治大夫和護士長就把我從手術台上，移到了手推車上，推回病房。主治大夫在我的腰上塗了一種藥水，護士長又給我輸上了液，我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到了晚上十二點鍾我醒了，急於要小便，但是在床上又無論如何也小便不出來。沒有辦法，我隻好帶著輸液瓶下床。護士長說：“你的身體真好！”護士給我量了一次體溫，沒有發燒。這時主治醫生告訴我，要盡量向右側身睡，因為刀口上還有一根小管子，以便排出血水。他又要我盡量不要下床小便，這樣刀口才容易長好。他還告訴我，要先吃兩天流食，第三天就可以吃東西，第七天可以拆線。我請他們回去休息，他們不肯，說現在我這裏還不能離開人，需要輪流來護理我。
這一睡就到了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鍾。看見我醒來，主治大夫又來檢查了一遍，又在我的背上塗了一些藥，還再三告訴我要向右側躺，以便讓血水流出來。下午三點，吳蔚然和王曆耕教授又來檢查了我的刀口，問了我的感覺情況，又查了血壓和脈搏，說一切正常。
公安部的那位處長也來看我。他跟我說，拿出了這麽多的石頭，證明不動手術是不行的。押送我來醫院的管理員和幾個戰士也來看我。他們告訴我說，我動手術的時候，他們都在另一個窗口觀看，看到了手術的全過程，手術非常順利，他們都很高興。
北京醫院的黨委書記也來看我手術以後的情況。到了晚上八點鍾，主治大夫和護士長又來檢查了我的刀口。他們都說，情況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後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輸液，他們說不能停，還要繼續輸液，如果晚上睡覺右側比較難受的話，可以讓護士幫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輸液，也不想吃飯。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個屁，主治大夫和護士長聽到以後都說，這就好了。因為動手術時翻動了我的腸子，隻有腸子通了，才能放出屁來。我問他們，我在衛戍區吃的飯裏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子砂子以後，才產出這麽多結石的。護士長說，這跟吃進去砂子沒有關係，結石是在另一種情況下產生的。我又問醫生，切除了膽囊，今後要注意些什麽？他說：“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膩的東西就行了，因為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別的不會有什麽影響。”
五月一日，節日放假，但主治醫生和護士照常來上班。值班護士給我量了三次體溫和血壓，一切情況都很正常。他們都說：“像你這種情況很少，一般人做了手術以後，總有一些低燒，可你和平常人一樣，身體沒有什麽變化，這證明你的身體是不錯的。”
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覺到醫院很安靜，隻是看到外麵起了風，地麵上風沙很大。自從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來，六年了，我這還是第一次在北京城過“五一節”，而且是在病床上度過。自從參加革命以來，沒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監獄，而且不知道這一輩子還能不能活著出來。我開始回想自己的過去，想自己為了革命而拋下的父母，想自己的親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屬和孩子是死是活。他們不會知道我的情況，他們也不能來看我，反而我時刻擔心他們目前的處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說：“可以下來，走幾步試一試。”我爬了起來，就覺得肚子像捆著繩子一樣，但是對走路沒有多大的妨礙。從這一天開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飯，但還得繼續輸液。
這天上午，吳蔚然和王曆耕兩位教授又來查房，問了問手術以後的情況，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後告訴我，手術以後的情況一切良好，過四天以後就可以拆線，就可以正常起來活動，正常吃飯。他們還祝我早日恢複健康。聽了他們的話，我覺得他們真誠負責，對我的病情也很關心。我從內心裏感謝他們！
五月三日，我開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動，但是開始吃飯以後，一天大便四、五次，還帶有血色。主治大夫詳細地問了過去的情況，還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驗，結果沒有什麽問題。
我住院期間，看守我的幾個戰士，無論白天黑夜都輪流在我房間裏放哨。他們每人發了十五天的飯票，到醫院食堂裏吃飯。聽他們說，食堂的夥食很好。
在床上躺著沒有事情，就想讓護士幫助找兩本小說看一看，但是管理員硬是不同意。這個管理員是秦城監獄中態度比較壞的一個，動不動就訓斥“犯人”。我心裏想，這裏的人哪個職務不比你高，上麵的鬥爭懂得什麽？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後我就不再提什麽要求了。
身體逐漸地恢複，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兩次給我拆了線。九日下午，吳蔚然和王曆耕兩位教授再次來看我，為我檢查了傷口。檢查以後他們告訴我，一切正常，再過一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來告訴我，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院了。他們給我帶一些藥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來醫院結賬，並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醫生和護士都在辦公室和治療室清理自己的東西，管理員和幾個戰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東西。下午五點，公安部的兩位處長來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護士長送我到大門口，我向他們表示了感謝。可惜的是，由於當時我不好問他們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們是誰，隻能在這裏向他們表示感謝！
車子開動的時候，有六、七個醫護人員向我招手致意。這對我來說，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經完全黑了，他們仍然讓我回原來的牢房住。管理人員在門口接我，他詢問我手術的情況，並跟我說，膽囊切除了，今後的身體可能會好一些。監獄的大夫和護士，立即來給我檢查了身體，量了血壓，並看著我吃下了所有的藥。我要求給我一粒安眠藥，他們立即就拿來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還和原來一樣。
九、孩子們的探視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之交，獄方突然叫我搬到西南樓中一間小得可憐的牢房裏。我不斷地想：我到底什麽地方得罪了他們，要這樣對我實行懲罰？那所樓房裏沒有廣播，我就要求聽廣播。他們研究以後告訴我說：“你剛來秦城的時候，給你賣煙的錢，還有三十多元，我們給你買一個收音機吧。”以後，他們果然給我買了一架收音機，允許我早上、中午、晚上各聽三次廣播，但是聲音要小，不能讓隔壁的犯人聽到。這又算是特殊的優待了，我真的不理解，他們為什麽要一麵調整我的牢房，一麵又給我收音機，這究竟是為了什麽？
冬天裏，我的這間小牢房暖氣放得少，牢房裏非常冷。我要求把自己的皮大衣拿來，他們也同意了。就這樣，我整天都披著皮大衣挨日子，白天趴在小桌上讀報、看書；晚上蓋著大衣擋嚴寒。
一直到了七九年的開春，因關我這棟樓要修理了，才把我搬回到一間大的牢房裏，心裏才覺得舒服一些。這樣，秦城監獄的四座樓，我都住了一遍。以後，他們開始允許我在院裏參加一些輕微的勞動，每天兩小時。雖然累一點，但是院子裏的空氣要比“放風場”裏好得多，而且勞動一下，對身體也是大有好處的。
在監獄裏閑來無事，腦子裏不禁會胡思亂想，有時自己也控製不住。晚上還經常做惡夢。有時好像是光天化日之下，拚命地工作；有時又好像是在暗無天日之中行軍走路，走到一個懸崖峭壁，無路可走的地方，就有人告訴我，跳下去。有時候夢見和孩子、家屬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有時又夢見他們饑寒交迫，受到折磨。但是每次醒來，我都是身處牢獄之中。但是不管怎樣，我都要堅持活著，盼望有一天澄清自己的問題。
一九七九春的一天，管理員突然來告訴我，說是經領導上批準，我的孩子們可以來探視我。聽到這個消息，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就反複問管理員。問的多了，他顯得不耐煩了，說：“領導上批的，還會有假的嗎？”
接著，管理員讓我把孩子們的姓名、性別、年齡統統寫了一遍，然後向我宣布了探視的規定：不是直係親屬不準見；每一次探視兩個小時；帶來的食物要當場吃下去，吃不完的東西要經過檢查才能帶進來；凡是金屬器具一律不準帶進來；衣服要經過檢查才能穿；會見的時候監管人員要在場，不準說監獄中的任何情況。
自從聽說孩子們要來探視，我的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我一天一天地盼望。終於，一天上午，管理員通知我，下午家屬要來探視，要我刮刮胡子，做些準備。他同時勸我，不要過分激動，要控製情緒。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又喜又悲，淚流滿麵。八年不知道孩子們的下落，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受凍、挨餓、受累？這些年都是如何過來的？我出事的時候，兩個小女兒隻有九歲和十一歲，沒有人管，她們是靠什麽生活的？這些年他們的任何情況都不告訴我。我在獄中，日日夜夜都在惦念和思念著他們。見麵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那天中午，我一個中午都沒有睡，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我實在控製不了我的情緒，每一分鍾都顯得那麽長。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員把我帶到探視室。我一看來了不少人，但是我一下子都認不得了。這時，我見到一個人走上前來，我還以為他是公安部門的幹部。看見他走過來，我還問他：“同誌，你貴姓？”沒想到他對我說：“爸爸，我是新潮，你不認識我了嗎？”我竟然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識了！接著，我又問新潮身邊的一個女同誌是誰，她說：“我是采芹呀，你也不認識了嗎？”
這一問，把他們幾個都問哭了，但怕我傷心，他們很快都忍住了悲傷，和我說家常。他們給我介紹說：這是仲秋、這是京秋，還有巴璀和夢璀。我走的時候她們那樣小，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再回頭一看，沒有我的妻子陳綏圻，我不禁問：“你們的媽媽沒有來嗎？”孩子們告訴我說：“媽媽已經被發配到浙江紹興的一個農場勞動去了，一下子來不了。”我聽到這個情況，禁不住一陣心酸。
雖然他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五個孩子，僅僅靠兩個在農場當工人的孩子的一共一個月五十多元的工資生活，但是個個穿得都比較整齊，還給我帶來了不少吃的東西。他們怕我回到牢房以後吃不上，就拚命地讓我吃，但是我哪裏有心思吃東西，我是急於想知道他們的情況。
孩子們怕增加我的負擔，都沒有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我，隻是說，他們一切都好。經過我的詢問，才知道新潮已經從部隊轉業，當時還沒有工作。仲秋和京秋早已從部隊複員，被安排在北京郊區的農場勞動。巴璀下鄉當了知青，夢璀還在上學，采芹已經成家另過。他們雖然生活上比較困難，卻是互相幫助，互相照顧。我聽到這些，感到十分欣慰，因為孩子們雖然過早地受到了磨難，但是已經成長起來了。
關於這次探視，我的兒子吳新潮曾寫了一個回憶，我把這個回憶摘錄如下：
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後的第二年春，我和巴璀、夢璀住在廣安門站東街十一號的一間破舊的平房裏。有一天邱路光（邱會作的大兒子——引者注）找我，說是公安部的通知，已經讓看了（指探視黃、吳、李、邱），黃春光（黃永勝的大兒子——引者注）他們已經去秦城看了黃永勝，他們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內可以去秦城看人，讓我們也去公安部聯係。
第二天我和京秋趕到了公安部。到了傳達室，來訪的人很多，我們說是吳法憲的子女。傳達室的同誌很認真，立刻打電話進去，並要我們等一等。不一會兒，就招呼我們到一個房間，出來了十三局的兩個同誌，找我們談。他們詳細地問了我們的情況，在京的一共幾個子女，姓名、單位一一記下。十三局的同誌對我們說：經領導批準，直係親屬可以去探視，也就是愛人和子女可以，但是非直係親屬不能去。探視的時間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挖視的間隔為三個月。探視時允許帶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帶生活用品和香煙。我們和公安部的同誌約定了探視的時間和人員名單。總之，十三局的同誌對我們比較客氣。
回到家裏，我們立刻開始通知采芹、瑞榮（采芹的丈夫——引者注）、仲秋、平原（仲秋的丈夫——引者注），並且分頭去買東西。已經八年沒有見過父親了，得到了這個消息我們真是又激動又難過。激動的是又要見到父親了，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種奢望，在那種嚴峻的形勢下，我們沒有想到這一輩子還能見到父親。難過的是在那樣的一種環境下，不知他老人家會變成什麽樣。
我們拿出所有的生活費用，到街上買了水果、點心、熟肉、罐頭......。哪怕不讓帶進去，讓父親看一看也好。讓他知道孩子們在想念他，讓他有堅強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們起了一個大早。天上還在閃爍著星星，我們就冒著早春的冷風，坐了一個小時的汽車，趕到了北郊市場，在那裏同采匠、仲秋會合。然後，我們到長途汽車站買了到秦城的汽車票。那個時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級監獄，是我們黨關押國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們這一行人，拿著這麽多的東西去秦城，車站的人們好奇地看著我們，好像都知道我們一行的目的。
我們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為怕她們見到父親時哭，在路上我們就相約規定：見了父親誰也不準哭，不能讓人家看笑話。
車子一直向北開去，我們沒有想到秦城是這樣遠，而我們想見到父親的心情又是這樣的迫切。車子開了大約兩個小時，終於來到了北京郊區燕山山脈的腳下，遠遠地看到一大片灰色的建築，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車子不能開過去，因為那是我國戒備最嚴格的地區。我們下車走了兩、三裏路到了監獄的門口。這不是我們所想象的崗哨林立、高牆電網、森嚴的黑色大鐵門，而是看上去像是一座廢棄的機關建築，一排排的平房。在門口的警衛室裏，我們通報了來意和一行人的名單。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位叫黃妙齡的女同誌，她一個個地核實了我們每人的身份，然後把我們帶到了一間平房裏。這個房間大約有二十平方米，裏麵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好像長時間沒人來，桌上有一層灰塵。
還是和在公安部裏一樣，黃妙齡對我們很客氣，但是絕對沒有多餘的話。她和我們講了一下探視的要求：一、不準談和案情有關的事情，不要哭；二、帶來的食品要經過檢查，可以在探視的時候吃，不準帶進監獄；三、探視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
我們懷著迫切的心情等待著。過了一會兒，有人來通知我們說，父親因為心情激動，血壓升高，考慮到安全，他們決定讓父親下午再來，由獄方安排我們中午到招待所裏休息。
我們到了招待所，他們給了我們兩個房間，房間都還幹淨。我的心情平靜不下來，於是飯後大家就到後麵的山上去走一走。無意之中，我們來到了後山，在山坡上看到了春城監獄的大致麵貌。秦城監獄一共是三層：外麵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築，看上去像是一個小花園；後麵是監獄的辦公區，有一排排的辦公樓；最裏麵才是監獄的主休。但是外麵是絕對看不見最裏麵這個主體建築的，那是一個方形的堡壘式建築，高大的圍牆上布滿了電網。高高的監房上麵，是一個個黑洞洞的小鐵窗，一色猩紅，看上去就讓我想起了故宮的午門。午門是“推出斬首”的地方，是權力與法律的象征。這裏的警衛也分了兩層，外麵是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裏麵是公安部的警衛，可以互相監視和牽製。這樣的警衛體製在中國也是數一流的。裏麵不過是關了一些五、六十歲的老人，我想不要說是林立的崗哨和層層電網，就是弄一把“將軍不下馬”的鎖和一米八的牆，他們哪一人人也跑不出去。但是，這些人卻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
下午，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會見室。兩點以後，看到公安部的幾個人出出進進，我們估計父親可能快出來了。果然，不一會兒我們就看到幾個公安同誌陪著一位老人走來。是的，這就是父親，我們都認不出來了！他滿頭銀發，穿著一身深藍色的罩衣。看得出來，他的衣服剛剛洗過，臉也修飾了一番，但裏麵的棉衣袖口髒得發亮，褲子上沒有扣子，用一根線係著。他麵容顯得蒼老，行動遲緩，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一個“犯人”的痕跡。
我趕緊走到門口去迎接，可父親竟然認不出我來了，問我是哪位同誌，我一陣的心酸，直想哭。我強忍住淚水，並一再告誡自己，我是一個男人......。然而姐妹們卻已經抑製不住自己了，個個雙淚長流。還是父親勸我們，說見麵應該高興，不要傷心。
接著，父親詳細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問了媽媽的情況，還問到了采芹和仲秋愛人的情況。我們也問父親生活的情況，他隻是苦笑了一下，閉口不談。我們知道，這方麵監獄有規定，不讓說，但是我們看得出來，父親在裏麵就是“犯人”的待遇。父親要我們好好學習，遵紀守法，互相幫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親飽經風霜的麵孔，想到監獄裏麵的生活，我們想抓緊時間讓父親吃點東西，也享受一點人間的生活，我們有的剝水果，有的拿點心，一個勁地往父親嘴裏塞。父親不住地說，好久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了，說得我們的心裏一陣陣地發酸。我們想盡量讓父親多吃點，可是在這短短的兩個小時裏，父親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們注意看了一下父親穿的衣服，發現裏麵的棉衣髒得很，於是就問父親有沒有幹淨的衣服。父親連連說有，說是由於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紀大了，動作困難，懶得動，也就湊合了。父親還說：在裏麵，不僅鋼筆和手表被收走了，為了防止“犯人”自殺，連皮帶也都給收走了 。褲子是用兩根兩寸來長的繩子釘在兩邊係上的，就像是農村老人穿的“緬襠褲”。每天早上六點鍾起床，每天放一次“風”，吃飯是監管人員從鐵門裏遞進來的。每天可以看報紙，看看革命小說，而他經過上麵的批準可以聽廣播，給了一個小小的半導體收音機。另外，還批準他可以學習英語。這些待遇，監管的同誌說，都是其他“犯人”沒有的特殊待遇。
父親還悄悄告訴我們，在裏麵關了許多人，但是天天“放風”，出出進進的，卻從沒有見到過任何其他的犯人。在這裏麵，人都沒有名字，隻有代號，他的代號叫“七六O二 ”。我想，這大概是指一九七六年被關進去的二號人物。父親還說，他這是第一次走到監獄的牆外，他悄悄數了數，一共經過了十三道鐵門。這些話，我想隔壁房間的人員是都聽到了，但是他們沒有來幹涉，裝聾作啞了。
我們和父親會麵的房間裏沒有監管人 員，但是我知道這裏有竊聽器，因為我出去上廁所時，看見了公安人員拿著報話機閃進了隔壁的房間。我想，讓他們聽吧，讓他們去向領導匯報吧，父親的一切，黨中央都是再清楚不過了。
我們很擔心父親的身體，父親說，他有過幾次發燒感冒，還有一次得了膽囊炎，被送到了北京醫院檢查，以後在北京醫院動了手術，手術是吳蔚然教授親自主持的。父親說著還掀起了衣服給我們看了傷疤，刀口大約有十幾公分長。父親說：你們放心吧，監獄裏麵是定期檢查身體，如果有病，裏麵有醫生、有藥，不要緊。他們也怕我們死在監獄裏。
我們有許多話想對父親說，父親也好像有許多情況要問我們，但是時間過得太快了，黃妙齡同誌兩次來提醒我們時間快到了。我們向黃妙齡同誌提出要求，說父親沒有吃完的東西，希望能讓父親帶進監獄去，讓他能多吃兩天。她去請示了一下，回來表示說可以，但是東西要交給監管人員保管，盡快吃完。
時間到了，監管人員要送父親回牢房，我們一起攙扶著父親，強忍著眼裏的淚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蹣跚離去。然後，趁著黃昏，我們離開了這座名聞天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監獄”。
一路上，大家的心中都無法平靜，但誰都沒有說話。因為，這裏關押著我們的父親，為毛主席和黨中央浴血奮戰過的父親，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日日夜夜拚命工作的父親。作為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他在這裏坐牢，為人受過，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線鬥爭啊！
十、公審
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派人來向我宣布說，對我們的案件，要重新進行審查。這個消息對長期處於囚禁狀態，而且無人過問的我來說，無疑是帶來了一線希望。我心裏想，這難道是徹底清查我們的問題，然後給予適當處理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嗎？
這之後，一直到一九八O年七月為止，專案組先後對我進行了十五次審問。審問的內容幾乎和過去是一樣的，隻是參加審問的人變了，都是新的麵孔，是我過去沒有見過的。
他們的這次審理，是從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開始，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問了一遍，其詳細程度是空前的。在詢問的過程中，我實事求是地把所有的問題都講了一遍。
有一個問題使我受到了教育。在一九七二的的三月，中央專案組的人，懷疑我在七一年八月八日晚上到葉群那裏是否涉及到政變的問題。當時在場還有邱會作和胡敏。這個問題當時的審問人員對我施行了高壓，為了誘供，他們說：邱會作和胡敏都已經交代了，我不交代就是死路一條。在這種情況下，我承認了他們要我說的一些話，但是，為了以後能夠有機會說明問題，我在當時的交代材料下麵畫了一些圈，為了今後證明這些話不屬實。但是這個問題，以後一直無法證實，而且和其他的問題，相互矛盾不能取得一致。在這次審理中間，這個問題和其他人的交代有很大的出入。一天，審問人員向我嚴肅地宣布，交代的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不能增加辦案的複雜性，過去如果有假的情況，這次可以更正。
我說，感謝你們幫我放下了多年的包袱。在我以前所交代的材料裏，關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和葉群接觸的那個材料，有些情況是不實的，我當時在下麵作了記號，材料裏麵所有畫了圈的，都是假的。然後，我對那天晚上與葉群接觸的情況，重新如實地作了說明。
一九八O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再次被帶進了審訊室。剛一進去，來人就嚴肅地對我說：“中央決定，對‘林彪反革命集團’要依法處理，交由總政保衛部負責審理。根據你的問題，依照法律，對你補辦逮捕手續。逮捕的時間是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算起。”
說完，他把逮捕證遞到了我的麵前，要我在上麵簽字。到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所謂的重新審理，就是要把我們的案件移交到總政保衛部，由總政保衛部來重新審理和提出處理意見。所謂“依法處理”，就是進行審判和追究刑事責任。原來稱我們為“反黨集團”，那還是路線鬥爭；現在稱我們是“反革命集團”，是要把我們當“反革命”來處理。看來，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我們黃、吳、李、邱幾個人之所以被關起來，主要就是因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和江青、康生、張春橋一夥的鬥爭。“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原以為我們會迅速得到公正的處理，不料幻想破滅了。現在反而要把我們和“四人幫”搞到一起來追究刑事責任了。但“我為魚肉，人為刀俎”，我這個階下囚又有什麽辦法，隻有聽天由命吧。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看報紙、聽廣播的權利被取消，會見親屬也被停止了。我又一切與世隔絕，似乎一瞬間天地萬物都不存在了。
一九八O年九月三十日，他們正式通知要“公審”我。那天早飯後不久，監獄的管理人員突然敲門讓我出去，把我帶到大門口，叫我上了一輛車。上車以後，車子一直開到了監獄招待所門口，然後把我帶到了一間大房子裏。我進去以後，隻見正麵坐著的兩名穿中山裝的年輕法官，嚴詞喝令我站在一邊。我的身旁各有一名法警，法警一上來就取下了我的帽子，無數的記者，拚命地給我照相，一時間閃光燈，使我睜不開眼。
兩位法官神情嚴肅，像演戲一樣地對我宣布：“九月二十九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特別檢查廳和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你吳法憲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應到庭受審。”
整個過程都是要對外宣傳的，所以工作人員的動作和表情都像是事前做了規定一樣。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這種場合亮相。
十一月十日上午，我接到了起訴書的副本，並被告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二十六條的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可以委托律師辯護。根據這個規定，十一月十三日，我遞交了律師委托書，以後由政府為我指定了辯護律師，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係講師周亨元，另一位是武漢大學法律係副主任馬克昌。按照規定，律師有單獨會見被告的權利，但是在律師每次和我會見的時候，卻必然有監管人員在場。
在牢房裏，我反複地仔細閱讀了幾遍起訴書。起訴書全文約兩萬多字，所列舉的“犯罪事實”一共四十八條，分為四大部分：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共二十三條；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共十五條；三、“謀害毛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共六條；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共四條。上述這四大部分“犯罪事實”，都是一攬子敘述的，沒有分清各個“主犯”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看來是要把我們和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審判。主要的問題，是“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而“兩謀”，即“謀害毛主席”和“陰謀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問題，並不占主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