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時尚文章，僅供參考自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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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電影人
曹致佐七十年代陶玉玲到西花廳：打破“文革三戒”
在“文革”的狂風惡浪中，有800多人的北影廠，被打成反革命的近500人，被揪鬥遊街，屈身牛棚，下放到五七幹校；其中立案審查的多達496人，以反革命罪投進大牢的7人，長期隔離單獨監禁的約16人，時間最長的達5年之久，被送進黑幫隊管製的前後近100人。有6人畏罪自殺。崔嵬、王瑩被關進秦城監獄。北影成了一座死城。
1973年元旦，周恩來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幾位委員接見電影、戲劇和音樂工作者，批評國務院文化組（當時相當於文化部）組長於會泳等人，“群眾提意見，說電影太少。這是我們的缺陷。”“電影的教育作用很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它是有大作用的。”周恩來指示，“電影工作大抓一下”，“在三年之內把這個空白填上”。（注，以上周恩來的講話出自《北影四十年》第232頁至233頁，此書由文化藝術出版社於1997年1月出版）
1973年4月14日晚上9時，在人民大會堂上海廳，周恩來接見以廖承誌為團長的中日友協訪日代表團。談到文藝界情況的時候，周恩來有些激動，問：為什麽不允許黃宗英去深入生活，嚴鳳英的死是由於沒有人關心她。“要關心人啊！”周恩來一再強調說。周恩來用相當長的時間談到了《李雙雙》這部影片，氣憤地連聲說：《李雙雙》影片有什麽問題？是作者有問題？是工分掛帥？為什麽要批判？它錯在哪裏？把我都搞糊塗了。李雙雙做了很多事情，都是為公的嘛，隻是她丈夫的思想有點中間，要曆史地看這個影片，整個影片的傾向是好的嘛！現在，連李雙雙的歌也沒人唱了。
不久，周恩來對錢江和謝鐵驪說：“群眾不隻是看樣板戲，也需要看故事片，你們可以拍些故事片嘛！”（《淚別鄧媽媽》作者錢江。刊於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人物紀念館）
“周總理講話了”，北影人紛紛奔走相告。但是，僅僅過了十幾天，一股又一股陰風攪得人心不安。報紙上一會兒說，“當權的隻顧埋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跑得再快，也是旁門右道”；一會兒說“革命左派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寶”。甚至放出風聲：“當前這場鬥爭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我們跟他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要分道揚鑣，我們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他是錯識路線的頭子”。（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第246頁作了簡述）
周總理與電影演員 黃宗英、秦怡、於藍、田華、於洋
周恩來有二十幾天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焦急、彷徨、不滿、憤怒的情緒在北影彌漫開來。就在人們憂心如焚的時刻，北影傳開了一個好消息：毛澤東批評了江青，鄧小平將再次出山，任副總理，進入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這一從天而降的喜訊使得北影人轉憂為喜，人人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在翻雲覆雨的日子裏，北影人的心緒數次大起大落，無不與周恩來有關。
1974年6月，陶玉玲從江蘇南通來到北京，但沒有住北影招待所，而是下榻在北師大的姐姐家裏。陶玉玲給總理寫了一封信，向他老人家問好。一天中午，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到北影，要陶玉玲在下午4點鍾進中南海，總理約見。恰恰此時陶玉玲不在北影，總理辦公室又打電話給北師大，教務室找到陶玉玲的姐姐，而陶玉玲又走了。待陶玉玲趕到中南海，正急步走路，迎麵來了一輛紅旗轎車，總理將頭探出窗外向陶玉玲招手致意。車子沒有停，總理向西花廳方向指了指。
陶玉玲叫一聲鄧穎超大姐，抱著她就哭了。鄧穎超安慰道，你別這麽激動，總理等了你一小時，剛剛又去接待外賓了。總理臨走給你留了幾句話：陶玉玲當過兵，現在又在當工人，將來再熟悉農民，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就會有光輝的前程、燦爛的未來。
鄧穎超還告訴陶玉玲：“文革”以來，我們家實行了“三不政策”：不與親友來往，不與親友通信，不與親友互通電話。從今天開始，我們破了這個“三不”，你陶玉玲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客人。
陶玉玲與周恩來的見麵，始於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劇團到北京演出，劇團成員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在劇組主創人員座談會上，周恩來談到，劇中春妮在給指導員寫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他（指丈夫陳喜）和我兩小無猜……周恩來發問：你演的春妮是什麽文化水平啊？陶玉玲不明就裏地回答：最多小學文化吧？周恩來繼續說道：一個小學文化的人會用“兩小無猜”這樣的詞嗎，是不是太文氣了？陶玉玲想了一下，回答：那就改成我們倆從小在一塊長大？周恩來笑著點頭：那好啊。後來的演出中，這句台詞就一直沿用了這個版本。
“文革”爆發，陶玉玲被迫脫下穿了20年的軍裝，幾經周折，被下放到南通晶體管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陶玉玲與世無爭，她認命要當一個好工人，再沒想過重回銀幕，更沒有想過能夠踏進總理的家門。
陶玉玲去中南海西花廳的事很快在北影傳開。編輯、導演、演員們紛至遝來，纏著她問長問短。陶玉玲說道：我後悔死了，自己什麽時候都可以出去，偏偏在這節骨眼上卻不在家，“聽到總理留給我的話，我感到無比的溫暖，總理氣色很好，我比什麽都高興”。許多人來了一次又一次，反複傾聽西花廳就此打破“三不”戒規，而中心話題是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來看望陶玉玲最勤的人，是謝添。
接連幾天，謝添圍著陶玉玲轉個不停。他對談及周恩來的話題，心醉神迷。一天，他對身邊友人說道：總理貴體並無大恙，我心中懸著的石頭總算落地了；比起其他人，謝添的憂思更深一層：我無時無刻不在糾心，“生怕周恩來重病纏身，更惟恐遭暗箭偷襲”。
六十年代新僑會議：慢工出細活，“水磨功，我讚成”
60年代初，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人性、人情、人道主義思想及其在藝術作品中的表現，也成了被重點批判的對象。北影廠編劇創作的《洞簫橫吹》、孫謙的《傷疤的故事》，還有上海電影廠楊履方編劇並拍攝的《布穀鳥又叫了》，都遭到點名批判，罪名均是“揭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麵”，宣揚了人性論、人道主義。在這種政治環境的陰影下，再加上“大躍進”以來一係列違背藝術創作規則的政策、措施，幾個動不動“以革命的名義”興師問罪的評論家的頤指氣使，弄得電影界人人就像個小媳婦，如同驚弓之鳥，前怕虎後怕狼，創作一片蕭條。
1961年6月，北影廠接到通知，派員去新僑飯店參加由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別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六十年代的事真是變化莫測。報到時，一則消息在與會者中迅速傳開，周恩來要來看望大家。這就像嚴寒時節吹來了春風，大家預感，凡是有周恩來出場，會議就不會出現劍拔弩張的逼人氣勢。那天上午九時整，穿著灰色派力司中山裝，風度翩翩的周恩來一進入會場，所有代表自發起立鼓掌歡迎，總理舉手答禮後，順著與前排代表一一握手。他對著名影星和熟悉的朋友，總要停下來寒暄交談幾句，還不時對後幾排他所認識的人招手致意。他熱情得體，彬彬有禮的瀟灑風度，給到會的所有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認真地總結了“大躍進”以來文藝和電影工作的經驗教訓，對貫徹雙百方針，如何改進工作、繁榮創作，提出了具體要求。他說，我國電影的內容是正確的，好的，但影片的藝術形式還不夠豐富多彩。他嚴厲地批評在文藝工作管理中“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不民主作風。他指出，文藝為政治，要通過形象，通過形象思維才能把思想表現出來；標語口號不是文藝。“群眾看戲，看電影要從中得娛樂和休息……教育寓於其中，寓於娛樂之中。”（1979年第一期《文學評論》：《一個重要的曆史文件—學習周恩來在新僑會議上的講話》作者陳荒煤）
周恩來的講話，對當年噤若寒蟬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就像滾燙的開水澆在冷透的鐵板上，熱氣蒸騰。那種長久被壓抑的擔驚受怕，瞬間煙消雲散，轉化為躍躍欲試的創作衝動。大家在會議座談時都說道：周恩來的講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電影創作和電影事業的管理的指導思想，作出了精辟的論述，為電影在調整中求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周總理與於藍
會議結束，大家以為周恩來會很快離開會場，但他並不急於來去匆匆，而是提出“怎麽沒有看到水華”。廠長汪洋告訴總理，水華今天身體不適，請假休息。周恩來馬上說，那我去看他。
周恩來在當天的講話中，曾提到了《林家鋪子》。拍攝《林家鋪子》正值“大躍進”時期，當時北影的各個攝製組打擂台創高產，爭拍鏡頭數量成風，惟有《林家鋪子》攝製組不趕時髦不放“衛星”。水華在藝術處理上的仔細斟酌和反複修改，被貶斥為“少、慢、差、費”，與 “多、快、好、省”背道而馳。水華為此痛苦得夜不能寐，以致瀕臨崩潰的邊緣。周恩來的講話時談到數量與質量的問題時，提到《林家鋪子》：提高質量是一件細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人說水華創作進度慢，慢工出細活嘛!還大聲讚賞著說：“水磨功，我讚成!”
水華是《林家鋪子》的導演，夏衍是編劇，錢江是攝影，謝添和於藍在劇中飾演林老板和張寡婦。周恩來在夏衍、汪洋、錢江、謝添、於藍的陪同下，前往探視水華。周恩來特意探視水華，不僅僅表明他對藝術家的尊重，也表明了他對水華和《林家鋪子》的褒獎。從根本意義上來說，他摒棄“大躍進”所提倡的“多快好省”的功利主義，再次肯定了“慢功出細活”的藝術規律。
探望完水華，周恩來提議：他說，如果大家有興趣，我7月1日可以陪所有來參加電影工作會議的代表，一起去香山遊園。這一提議讓所有在場的電影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六十年代香山行：“今天你們是主人，我是陪客”
香山公園地處北京西北郊小西山山脈東麓，距城20公裏，占地160公頃，是一座著名的具有皇家園林特色的大型山林公園。7月1日，周恩來攜電影界人士同遊香山。
進香山公園大門，第一眼看到的是勤政殿，這座建築不大，但飛簷鬥閣紅柱金門，亦不失皇家氣派。周恩來說，勤政殿是香山二十八景之首，你們中大多數人對香山是熟悉的，這樣吧，我們邊看邊聊。周恩來環顧四周，似又認真搜尋了一遍，眼睛看著汪洋，嘴中自言自語：“怎麽不見王瑩？”汪洋趕緊解釋，我們接到的通知名單裏沒有她。周恩來皺了皺眉頭，把目光轉向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加重語氣說，“應該把她請來。我了解王瑩，這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好同誌嘛！你們知道嗎，她是黨派入電影界的第一批黨員。憑她在電影事業上建樹，她是應該到會的啊！”聽話聽音，夏衍迅速對電影局兩位副局長蔡楚生和司徒慧敏以目示意，立即驅車去接王瑩。
穿過高大參天的銀杏，圍觀婆娑百千的鬆樹，駐足碧水清清的小池，周恩來與大家隨興而談，隨意落座。一會兒，王瑩來了。周恩來拉著王瑩的手向大家介紹:王瑩同誌很小就參加革命，是我們黨裏不多的少年黨員之一。三四十年代,她演了有進步意義的話劇，還拍了多部電影，是很優秀的演員。1940年，她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戰戲劇，南洋僑胞都很喜歡她，稱她是“馬來亞情人”，紅極一時。周恩來把目光停留在趙丹身上，問：阿丹，你知不知道王瑩是何許人？趙丹馬上回答，當然知道，1935年，在夏衍編劇的《自由神》中，王瑩成功飾演衝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陳行素。我去看她演出，演完以後整個靜場，隨後掌聲像暴風雨般響起；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周恩來說，阿丹說得對，王瑩是一個好演員，還是一位著作甚豐的作家。“今天把她介紹給大家，大家歡迎不歡迎？”大家的掌聲剛落，周恩來主動提議拍一張合影，讓王瑩緊挨在他的身邊。
來到“半山亭”，放眼望去，東方，煙樹深處深藏著千年古城北京，莽莽蒼蒼的華北大平原盡現眼底。周恩來提議，美景如畫，群英畢至，不留下這美好的瞬間，那是難以彌補的遺憾。
就此開始，每到一處景點，合影照片拍了一張又一張。拍照時，大家簇擁著周恩來，要以他為中心。周恩來執意不肯，堅決站在一旁或後排，他委婉地說，今天你們是主人，我是陪客。不能喧賓奪主。”田方（原北影廠廠長，於藍丈夫）乘機將他一軍，那就應該客從主願。周恩來笑著回答，也不妨主隨客意。
“見心齋”是香山最著名的“園中之園”。正殿門楣上方掛“見心齋”匾額，正對著“知魚亭”。此亭被東、南、北三麵回廊環抱，西側有半圓形水池，碧水中有紅鯽鯉遊動。穿白色短袖襯衫的周恩來，側身坐在鐵欄杆上，左手扶杆，撐住半斜的上身，臉含微笑。周恩來左側，卷上半截襯衣袖管的謝添，雙腳交叉地站立著，笑得輕鬆愉快。後麵是手拿折扇的陳強，還有雙手合胸前的於藍。周圍，站立著的人們笑逐顏開，喜氣洋洋。
1961年7月1日，周恩來與出席文藝工作座談會和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的代表同遊香山。右側為謝添。後中為陳強
遊園的人們來到香山公園南麓的半山腰。這裏環境幽雅，蒼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銀杏、挺拔的鬆柏、古樸的建築，處處引人入勝。周恩來問大家，前麵那一個院落，對中國革命有何重要的意義？王瑩說道：這裏風光秀麗，是毛主席、朱老總，還有您總理住過的地方。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入到前麵的雙清別墅，成為了全黨全軍的指揮中心。就在這雙清別墅，黨中央對待北平采取了圍而不攻的戰略布署，在這裏，毛主席指揮了渡江戰役；您在這裏籌備了新政協。同行的崔嵬驚訝了：我們和王瑩工作在一起，卻不知道她對香山如此熟悉。“王瑩，你平時不聲不響，今兒如夢初醒，原來是真人不露餡。”趙丹笑著打趣，崔嵬，虧你還是一個老革命、老文藝工作者，嗅覺也太不靈敏了；今天我舊事重提，四十年代前後，當年在重慶，文藝界有兩對夫妻是黨的地下秘密工作者，而且是直接受周恩來領導。一對是金山和張瑞芳；一對是謝和庚和王瑩。
此言一出，在驚呼聲中大家把目光都轉向了周恩來。周恩來用肯定的語氣說：這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這4位都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們的任務。今天看到王瑩能與大家一起遊園，我分外高興。
周總理與電影工作者在香山合影
雙清別墅院內有兩股清泉，常年泉湧不息。一股流向知樂濠，一股流向靜翠湖，雙清兩字即由此而來。院北有房舍數間，陳列著毛主席在此居住和辦公的物品。正門廳是會客室，右間為書房，左間為臥室。院中水池南邊有個台階，登上之後可看到兩個防空洞的入口。周恩來走到一個防空洞入口處駐足佇立，說道：記得當年這兒擺放著一張乒乓桌，累了，我們就在這兒打乒乓球。工作人員解釋，那張乒乓桌早就被山下一所小學拿去用了。在休息室裏間，有職工娛樂的乒乓室。冷不丁謝添插問，能帶我們去看看嗎？周恩來衝著謝添微笑著問，是不是手癢了，想打球？謝添嬉嬉笑著說，周總理，能夠和您打一局，即使打上一個兩個球，我會感到無上的光榮。周恩來精神抖擻地說，既然你兵臨陣下，老朽豈能示弱。
到乒乓室，對陣之前，汪洋突然衝著謝添小聲說，你的鞋帶鬆了。謝添低頭察看，汪洋湊近他的耳朵，放了句重話：別不知輕重，總理右手不方便，打幾下就行，隻能輸不準贏。謝添尚未應答，眼尖的周恩來單刀直入地說，汪洋，虧你還是打過仗的人，哪有將軍不許戰士衝鋒的。汪洋搪塞，我是提醒他要係好鞋帶。周恩來調侃說，都說汪洋鬼點子多，大家看看謝添的鞋帶鬆落了沒有？廠長同誌，大家一起遊園，你怎麽還不忘發號施令？周恩來的打趣引發一陣哄堂大笑。
謝添打出一個又刁又急的旋轉球，在球還未落台的瞬間，他猛地意識到接球的周恩來，已是花甲老人，萬一閃了腰……情急之下，謝添一個箭步衝過網去，企圖把球截住。周恩來被謝添的怪異動作弄得莫明其妙：謝添，這算不算也是你的搞笑動作？謝添如實稟告自己的擔心，周恩來聽罷大笑說，你太小看我了，你打左旋球，我已經妙手回春。你顧此失彼，已先失一分。不過，你的這番表現，無愧於被冠以“中國卓別林”的封號。
謝添回應，總理，被你這一逗，我倆算扯平了。周恩來朝大家一揮手，笑著說，大家看看，這個卓別林真耍賴，說一句話就算贏了一分，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這球怎麽打呀。
謝添趁興繼續：在第三屆文代會上，總理和我握手，問我個人的情況；我說自己是1914年出生在天津的。總理詫異地問，1914年我也在天津，怎麽沒見過你呢?我趕忙解釋，那時剛剛出生，總理你怎麽能見到我呢?這番話逗得總理和在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周恩來興致很好，隨口一問，你名字裏的“添”是個什麽意思？謝添答，我想給觀眾添一點笑聲。周恩來繼續：所以不乏幽默，笑口常開。謝添又答：我夫人楊雪明女士對外明言，謝添的幽默是我倆相愛、結婚的最大原因。“哈哈！”周恩來眉毛一跳，忍不住大笑不止。所有的人也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
山腰處的琉璃寶塔，簷端懸有56個銅鈴，風吹鈴響，悠揚悅耳，頗有古刹鍾聲之趣。周恩來挑選了一處最佳角度，分批與大家合影。
拍完照片，周恩來依然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交叉雙手抱胸在凝神思索。突然，他環顧了大家一眼，說道，長久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電影隊伍，從各方麵來說，已經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電影事業。在東歐的一次電影節上，《翠崗紅旗》得大獎，也不知什麽原因，中國電影代表團的領隊竟然拒絕領獎。不管領不領獎，我們的電影已在世界上嶄露頭角。《革命家庭》參加第二次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飾演女主角的於藍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這些年來，我們還拍攝了許多高質量的電影。也就是說，我們的電影工作已經今非昔比。前幾天在西花廳，我已經把自己的思考對幾位電影界的領導說了，當下，在全國各地的電影院裏，為什麽掛的是蘇聯影星的大幅照片，“我們已建國12年了，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明星嘛！”
周恩來決斷地揮動著捏緊拳頭的左手，繼續說：“夏衍、陳荒煤、蔡楚生、司徒慧敏，當我下次走進電影院裏，希望看到的是我們自己電影明星的大幅照片。”
人人情不自禁，司徒慧敏則喜極而泣。早在8天前，周恩來約請文化部和電影局領導到西花廳用餐，周恩來用商量的口氣說出了上述的想法。此時的司徒慧敏百感交集，回應周恩來的話，“我在1946年赴美深造，但沒有人知道我怎麽會隻身前往。現在，我要告訴大家，是周恩來派我前往美國好萊塢去學習電影技術和電影管理的。行前，周恩來對我說：我們的黨很快要接管全國了，你要去美國好萊塢學習他們的電影技術，將來發展我們的電影。
一旁的周恩來，輕描淡寫地回應道，陳年往事，不值一提，走吧，該回去了。在香山公園大門口，眾人一直目送著周恩來的轎車消失在遠處拐彎的地方。
六十年代趙丹“分庭抗禮”：“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
1961年公映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是根據著名作家高纓同名日記體短篇小說改編攝製的。原作發表於1958年3月號《紅岩》，記述了“一段關於父親和女兒的故事”：漢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歲時被彝族奴隸主搶進大涼山，後被彝族老奴隸馬赫舍命救出，改名達吉，撫養成人。13年後，她被已是水利工程師、重回涼山工作的任秉清認出。兩位父親都渴望達吉能生活在自己身邊，小說圍繞達吉的去留，以及馬赫與任秉清為爭得女兒一度產生的怨恨，最後三人消除了隔閡，任秉清決定落戶涼山，與馬赫、達吉一起建設新家園。
當時，有些文藝評論家，針對“現代修正主義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以及對於“人性論、人情論和人道主義”等的批判愈批愈烈。盡管，高纓在改編劇本時已經費煞苦心，有意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的成分。導演王家乙擔憂影片被扣上“人性論”的帽子，在女主人翁達吉，處於兩個父親之間所掀起的情感風暴上，不敢大膽、充分地以情動人。然而，這樣一部謳歌父女之情、兄弟之情，表現健康、真摯人性和人之常情的作品，還是被許多“革命的文學評論家”橫挑鼻子豎挑眼，指責其表現了“普遍的愛”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
當年，周恩來到上海，從趙丹口中得知《達吉和她的父親》所引發的一場爭論，認為電影把小說中最感人的情節刪去了。這引發了周恩來的興趣，想借一本看看。恰好趙丹手中有這本書。周恩來當晚看完，還特意把片子調來，看了兩遍。
周總理與趙丹（中）夏衍（右）
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談到了《達吉和她的父親》：感謝上海的同誌，你們建議我看《達吉和她的父親》，我看了，小說和電影都看了，這是一個好作品。可是有一個框子定在那裏，小說上寫到漢族老人找到女兒要回女兒，有人便說這是“人性論”。趙丹同誌和黃宗英同誌看電影時流了淚，我昨天看電影也幾乎流淚，但沒有流下來。為什麽沒有流下來呢？因為導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來，把你的感情限製住了。例如女兒要離開彝族老漢時，我們激動得要哭，而銀幕上的人卻別轉身子，用手蒙住臉，不讓觀眾看到她在流淚。思想上的束縛到了這種程度，我們要哭了，他卻不讓我們哭出來，無產階級感情也不是這樣的嘛！聽說導演提心吊膽，直到有的同誌說了好，他才放下心來。導演在那個地方不敢放開手。這不是批評王家乙同誌，而是說這裏有框子，“父女相會哭出來就是人性論”，於是導演的處理就不敢讓他們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論’，不好。”“以政治代替文藝，就沒有文藝了，還有什麽看頭呢！”
周恩來言之鑿鑿，會議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的掌聲。
香山遊園，趙丹黃宗英伉儷同行。休息的時候，趙丹湊近周恩來，似乎想說什麽卻欲言而止，正想扭頭就走，周恩來卻叫住了他，“阿丹，是不是還有話要說？”趙丹吞吞吐吐，黃宗英快步前來，拉著趙丹說，“阿丹，那邊的景色很美，走，去看看。”周恩來俏皮地說，“都說宗英乖巧，善解人意。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武漢相識，重慶相逢，抗日合作，我了解阿丹脾性。你黃宗英和夫君是統一戰線，和我分庭抗禮，現在怎麽想拉著他臨陣撤退。”黃宗英同樣支支吾吾。
趙丹開言，她從來都不管我，在家是賢內助，對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他語氣一轉，說道，昨晚我和宗英討論很久，總覺得，我倆不能認同你對《達吉和她的父親》的小說和電影的見解。周恩來灑脫地鼓勵說，好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趙丹無顧忌地實話實說了：總理，那天開會您的講話，真可以說吹活了一池死水。還有，您對人性論的闡述，我和宗英舉雙手讚成。不過在對小說和電影的看法上我們難以苟同。您說電影比小說有所提高，可我看還是小說好。總理接住話頭：電影的時代感比較強，場景選擇得更加廣闊。趙丹“抗辯”道：那不過是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的表現手段比小說豐富罷了；再說，在感情的抒發上，小說淋漓酣暢。但電影給人的感覺不溫不火，雖有感情，但總覺得像是一鍋夾生飯。
周恩來繼續表明自己的觀點，故事簡單，道理也很淺顯，電影在人物情感的把握上還是有張有弛，放收自如。趙丹反駁，小說讀起來讓人感慨頗多，父愛的真誠和摯愛在字字句句裏表現得淋漓盡致，動人的語言透徹心扉，使人感動，卻又心酸。“電影就顯得蒼白無力。”
周恩來清晰地表明：我沒有這種感覺。電影中的許多場景和兩個父親與女兒的感情交流和碰撞，令我心神激蕩，我被這種偉大、平凡而不同尋常的父女深情深深感動。趙丹口氣堅決地說，我可沒有被感動。
兩人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原先分散在附近各處的人，都不約而同地圍攏在他們周圍。海燕廠廠長陳鯉庭和導演沈浮等人都在暗暗埋怨趙丹“不分場合”、“不知道天高地厚”。倒是導演鄭君裏在一旁篤悠悠地說，總理雅量，阿丹童言無忌。
趙丹像條強牛，依舊固執地說：“總理，我保留意見，覺得小說就是比電影好。”文化部副部長兼電影局長陳荒煤急得直搓手；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丁一恨不能拉著趙丹就走。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事後回憶說，當時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正當眾人忐忑不安之際，周恩來滿臉堆笑地一手拉著趙丹，一手拉著黃宗英，同步而行，用既親切又率直的語氣說：“你倆完全可以保留你們的意見，我也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黃宗英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來說完，笑著拍了拍趙丹的肩膀。
周恩來牽著趙丹的手轉向大家，語重心長地說，阿丹這個人，在新疆被關三年多，出獄後革命熱情不減當年。他經過多次沉重打擊，但從未對生活失去信心，這一點我知道。他不因為遭受冤屈而變得世故，相反，對電影自始至終充滿著摯愛和熱情。敢說敢作敢為，隻有這樣，一定能拍出好電影！一旁的黃宗英激動得淚如泉湧，用哭聲對大家說，總理曾經救過阿丹三次……
周恩來立即插話，宗英，舊事不必重提。我想問大家，今天玩得盡不盡興？眾人齊口同聲地說，盡興！周恩來笑著說，我倒覺得未必盡興，希望以後再有機會再和大家一起遊山玩水。
對周恩來和趙丹的這場爭論，黃宗英有過這樣的描寫：“他們兩個各抒所見，說個不停。總理聲音洪亮地說：‘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見，我也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總理哈哈大笑，趙丹也嘿嘿地跟著笑，我們當然也笑了，連林中的鳥兒、花叢中的蝶兒，天上的雲彩都笑了，都笑了！”
五十年代上海電影界茶話會：《武訓傳》“我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1951年2月21日晚，在“好評潮湧，口碑載道”的一片讚揚聲中，由周恩來總理和胡喬木出麵，在中南海小禮堂召集放映電影《武訓傳》。朱總司令也來了，一百多位中央負責人也前來觀看。放映中，掌聲不斷。朱德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放映結束還和導演孫瑜握手並說：“很有教育意義”。由茅盾、袁牧之、夏衍、陳荒煤、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作陪，周恩來總理接見孫瑜和趙丹。周恩來聽完孫瑜匯報了拍攝電影《武訓傳》的情況後說：“對武訓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諸多民主人士在重慶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宣傳武訓的活動，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作了充分的報道。那時，我才曉得他是靠乞討積錢而辦成功幾所學校的，實在很不容易，掃盲和教育救國始終是我黨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至於電影嘛，我自己認為拍得不錯，看了很感動人。”周恩來講完後又說，茅盾先生，你是行家，不妨也談談看法，有啥說啥。茅盾說即席講話，《武訓傳》是一部敘事完整，具有深刻內涵和強烈感染力的優秀力作。可以說 ，劇作和導演、演員的水準，顯示了我國的電影藝術正日漸成熟……
《武訓傳》是根據生活中武七靠行乞興辦義校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拍攝的電影。導演孫瑜通過影片著意揭示武訓的人格力量和樸實信念：“我辦義校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生活享受，完全為了使無數的窮孩子有機會念書。我過著乞討的生活並不覺苦，隻要窮孩子能努力學習，我比什麽都快樂。”趙丹飾演武訓。趙丹以精湛的演技，亦莊亦諧、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訓這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曆史人物，堪稱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銀幕角色之一。這部片子一公映，在業內和社會上引發巨大的反響。
正當電影局想借這股東風來掀起電影創作高潮，當年5月，《文藝報》刊登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文章。在一片頌揚聲中唱反調，雖引起了電影局的注意，但不以為然。見仁見智，有不同意見純屬正常。緊接著，《人民日報》在15、16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還加了編者按。周恩來、朱總司令都肯定了電影，幹嗎要大興問罪之師？於是，蔡楚生和司徒慧敏著手組織作者進行爭論。
然而，事態發展完全打亂了電影人的部署，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中言詞犀利地提出：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深感震驚，此文口氣之大，來勢之凶猛，對《武訓傳》的深惡痛絕，已到了不把其置於死地決不會罷休的地步。他們這些分管電影的人，個個猝不及防，被如此的狂轟濫炸震驚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三天後終於得到可靠的消息，這篇文章，其作者是毛澤東主席。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毛主席會禦駕親征並對《武訓傳》口誅筆伐。
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到此為止。為證明《人民日報》社論觀點的正確。1951年6月，毛澤東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等單位組成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山東省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毛澤東指定《人民日報》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鍾惦斐和江青負責，實際領頭人是江青。
調查團出發前，毛澤東接見調查團部分人員，向他們作出如下指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校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麽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江青一到山東堂邑就明確告訴縣委：“調查就是為了證明武訓是壞人。”在調查團來之前，當地老百姓曾接待導演孫瑜等人的采訪，鄉親們都由衷地述說武訓的“好”。江青等人來時，老百姓不知道來者另有圖謀，仍然按實講述民間流傳的對武訓的稱頌。老百姓的述說有悖來者的初衷，縣委緊接動員，明確告訴當地群眾“要揀壞的說。”
調查團返京後，由江青、袁水拍、鍾惦斐三人執筆，寫出《武訓曆史調查記》一文，署名“李進”，於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報》上連載，文章說：
“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逆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封建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
此文下筆如刀，論點和論據猶如重槍利炮，最後明確指出：
“《武訓傳》提倡的所謂‘武訓精神’，實質上是，否認階級鬥爭，不要政治鬥爭，不要武裝鬥爭，不去觸發當時人民遭受苦難的基本問題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借屍還魂……”
這一定性，把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也為武訓和《武訓傳》的性質定了案。
電影局很快知道，此文曾經毛主席親自修改。泰山壓頂，電影界無招架之功，眼睜睜看著一個又一個“批評家”、“理論家”登場，用嫉惡如仇的“戰鬥檄文”拉開了對《武訓傳》大規模批判的大幕。對《武訓傳》從上到下全麵開花的大批判，成為建國後發動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它被定性為新中國首部禁片。從一部電影發端，批判鋒芒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導演孫瑜、主角趙丹被戴上“壞分子”帽子。
1952年春，周恩來到上海，給市裏的領導幹部做形勢政策報告。上海電影界聞訊，專門召開茶話會歡迎周恩來。周恩來一進會場，著名導演、演員鄭君裏、白楊、秦怡、張瑞芳、黃宗英、王丹鳳、上官雲珠等紛紛上前與他握手。此時的趙丹和孫瑜已是影界異類，當他們接到開會通知，心中緊張，是不是又要開批判大會。當他倆看到周恩來含笑與大家寒喧，便知趣地向後退縮。周恩來的目光則一直在搜尋，當他看到會場一角的趙丹和孫瑜，立即徑直穿過人群，伸出手來，大步朝他倆走去。趙丹和孫瑜手足無措地站著，不知該不該伸手相握。說時遲那時快，周恩來同時握住了他倆的手，不僅用力緊握，還不斷搖曳，千言萬語就在這緊握和搖曳中，在互相傾訴。整個會場寂靜無聲。
周恩來站上茶話會的講台，口若懸河，鞭辟入裏縱談國內外形勢，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個小時。他似乎不經意地提起了《武訓傳》的事。趙丹和孫瑜以為，對臭不可聞的《武訓傳》順便再說幾句重話也可以理解，他倆識相地埋下了頭。周恩來講道：拍攝和放映《武訓傳》，我是點了頭的。因此我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我已經向黨中央作了檢討，今天我在這個大會上再一次檢討。至於孫瑜同誌和趙丹同誌，他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不應承擔主要責任。他們都是優秀的電影工作同誌，昆侖影業公司也一直是在我們黨領導下的進步電影公司，拍過不少有影響的好電影。我祝願他們總結經驗教訓，以後拍出更多好影片來。
周恩來收住話頭，與會者驚疑、驚愕、驚訝，每一個人都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很長的靜默以後，與會者如夢初醒，驚喜萬狀地衝著周恩來鼓掌。周恩來起立，對著會場的某個方向意有所指地用力鼓掌。人們漸漸會意，也不由自主地把掌聲對準了同一方位。當全場所有人都對孫瑜和趙丹拍紅了手掌的時候，孫瑜和趙丹沒有站立起來，依然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雙手抱頭，埋在雙膝之中。他倆慟哭不止。隨著掌聲高漲，他倆放聲大哭。
鎮靜下來的導演鄭君裏，莊重地走到周恩來跟前，說出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總理，有您對電影事業的關心，這是我們電影人之大幸！”周恩來說，不能這麽講，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盡我的職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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