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專機就是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點40分，256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起飛。這是256號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機長是潘景寅，第一副駕駛是陳聯炳，我是第二副駕駛。飛比較長的航線，或者領導當機長的時候，一般會配第二副駕駛，以便可以隨時提供幫助。但駕駛艙裏沒有第二副駕駛的位置，所以飛機起飛後，我就坐在包廂的沙發上。我無意間往後艙掃了一眼，正好看見林立果和劉沛豐隔著茶幾在交談。林立果見了我之後不再說話。事後想起來，他的表情異常沉重。
35分鍾後，飛機降落在山海關機場。下飛機前，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還一臉莊重地說了句：“明天首長要坐這架飛機，我代表首長感謝大家。”林立果當時雖然隻有26歲，但身份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那時也經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很多場合。所以他的這一番話在我們聽來，也沒有什麽不正常的。
飛機上的15噸燃油以每12分鍾近1000公斤的速度燃燒著。256號龐大的機體在毫不留情地吞噬著油箱中那點生命之源。
康庭梓
潘景寅 
陳聯炳
256機組一共9個人：
機長 潘景寅、
第一副駕駛 陳聯炳、
第二副駕駛 康庭梓、
三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張延奎、
領航員 李成昌、
通訊員 陳鬆鶴、
服務員 小魏。
毛澤東建國後第一次坐飛機是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當時就是專機師的蘇製裏-2飛機擔任的。
周宇馳拿著這張林彪手令，騙過了機械師打開直升機，也騙過汽車連連長給3685號飛機加了油，最後騙過調度長通過場站調度室值班員給直升機放飛。淩晨3點15分，3685號直升機起飛。其實那時候，周恩來總理已經通過在空軍坐鎮的李德生向全國發出了“禁空令”，這時張家口機場的殲擊機已經起飛，決定對3685號直升機進行空中攔截。
到了一個村裏的生產大隊部，陳士印打電話找到正在西郊機場的胡萍，胡萍讓他待在原地別動。陳士印在大隊部等了幾小時，接近中午，武警部隊用汽車把他接走。
當時，陳士印跑了後，於新野和李偉信架著受傷的周宇馳從飛機上爬下來，跑到一處玉米地裏，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相約自殺。3個人都掏出手槍，周宇馳、於新野倒下了，而李偉信衝天打了一槍，活了下來。我聽說李偉信後來在上海從事建築業，據說生意做得還不錯。
陳士印被帶回北京後，被拘留審查長達11年之久，最終被轉業到沈陽老家。陳士印多年不願意對外談這段往事。我以老同學、老戰友的身份找到他，終於說服他開啟了塵封多年的回憶。這架返航的3685號直升機至今還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樂部裏，我們倆還專門跑到那裏，我為陳士印在那架直升機前照了張相。
那天晚上，雖然隻睡了一個小時，但是經過一番驚心動魄，我們剩下的5個人誰也無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複回顧白天的細節，尋找種種不正常處，天色逐漸明亮起來，但我們仍一頭亂麻。
不過我們都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推舉副駕駛員的陳聯炳作為機組的負責人，盡快與上級取得聯係。空軍的專機，在海軍的機場發生了問題，是找空軍呢，還是找海軍，一時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說，我們應該盡快告訴中央，林副統帥半夜乘機不知去向。可是怎麽能找到黨中央呢？最後大家想起找空軍航行局局長，他是直接管飛行的。陳聯炳把電話打到他那兒，把前後情況大致匯報了一番，對方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飛機走了把你們留下來的事？不可能！”又費了一番口舌，他才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飯的時間，我們還在商量匯報的事，這時場站的同誌通知我們：中午飯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軍的同誌直接把午飯送到招待所來。我們聽到後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麵都站上了崗。我明白，我們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們機組5位成員，加上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每人一輛吉普車，車上有兩個海軍“陪同”，被送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北京站時，同樣還是每人一輛吉普車，直接從站台駛出，沿著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急馳而去。
我們被送到海軍司令部後院的一個家屬招待所，一人一間，被看管起來。其實看管我們的海軍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麽。我記得有一天一個人還把我叫到破倉庫裏問：“山海關那邊究竟出什麽事了？”9月19日，一輛大轎車又把我們全拉到位於西山的北京軍區政治部招待所。其實這時由紀登奎負責、公安部部長李震主抓的“中央專案組”已經成立了。
單獨關了一兩天後，有一天半夜，我們幾個人被叫到一間屋子，進去一看，找我們的是紀登奎。他對我們挺客氣的，像聊天一樣詢問我們事件的詳細經過，聽罷說了句：“林彪急著搶班奪權，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溫都爾汗！”這時我才知道那架飛機上的人的命運，以及整個事件的定性，頓時百感交集，又震驚，又有逃過一劫的僥幸和後怕。
發動機渦輪殘骸
公平地說，專案組的人對我們還都挺客氣的，但措施該嚴還是比較嚴。怕我們自殺，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戶都被糊上還用木板釘上，不讓我們和外界有任何聯係。北京軍區專門挑選排以上幹部輪流值班，一天24小時看著我們，上廁所不能關門，睡覺時可以關燈，但看管我們的人還要坐在那兒，視線絕不離開我們。
我和陳聯炳住在一屋，但有時我們倆半天也不說一句話，都是躺在那裏，眼望天花板，想著自己的心事。那時我最擔心的是獨自帶著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親，我想妻子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會發瘋一樣到處找我。
轉眼到了11月，天氣已是很涼了，我們身上還穿著離家時那身單布工作服。我們向專案組提出到我們每個人家裏給我們拿過冬衣服，專案組沒有拒絕這個要求。
其實我們也想通過這個舉動，向家裏人傳遞我們還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後證明，這的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愛人當天隻知道我出差了，後來一直不見我回來，就多次往部隊打電話詢問，但得到的答複隻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廠裏聽到中央傳達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中央文件並沒有說還有活著的機組人員，所以她以為我必死無疑。她後來告訴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從工廠回到家的。直到有人上門取我的衣服，她才知道，我還活著。此後，她到處打電話打聽我的消息，但是誰也不敢告訴她我在什麽地方，實際上他們也不知道我在什麽地方。
我拿到衣服後，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裏裏外外翻了個遍，想看看妻子有沒有留什麽隻言片語，結果什麽也沒發現——我後來想，等衣服送到我這裏，不知早被人翻了幾遍了。但隨後我就震驚地發現，我們衣服的領章都被撕了下去，這意味著，我們這幾個人早已不是“同誌”，而是“叛徒”了！
之後，我們幾個機組人員在陸軍“陪同”下，可以到樓下自由活動，也可以到小賣部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陳士印，我才知道許多與“九一三”之夜飛行活動有直接關係的人都關在這裏
在中央專案組裏待了幾個月，他們認為我們沒什麽問題。眼看春節就要到了，專案組說讓我們回家過春節，於是我們又被“還”給空軍。回到西郊機場，其實又開始新一輪審查。我們每個人被單獨關在一間屋裏寫交代材料，這時我開始有意識地為將來留存一些資料，所以每次寫完交代材料後，我就用鉛筆在另一張紙上悄悄寫下整個事件的過程。
在空軍被審查了22個月後，1973年6月我成為機組裏繼服務員小魏之後、第二個被放出來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傳到老家，那邊傳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親說：“你兒子和林立果是結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沒有說這事啊！”對方說：“中央文件沒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沒等到我出來她就去世了。審查結束時，給我的定性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方向錯誤”。
1976年，我們被宣布停止飛行資格，強行轉業，必須離開北京。我不死心，我還想在天上飛，況且當時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給他們寫信，請求能把自己留下來，但最終也如石沉大海。因為我的愛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規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張家口最窮的地方安置。最終我到了張家口懷淶縣一個拖拉機工廠當車間指導員。
拖拉機廠很簡陋，連圍牆都沒有，平時工人們下班了，隻剩下我一個人。我明白，自己照顧好自己，是我對這個家庭能盡的最大的責任了。在工廠裏生活得很苦，我學著把舊衣物拆開，按書上的公式裁成紙樣，貼在布料上，自己學著做衣服。有時星期天我會在衣服攤上站一整天，就是為了看他們怎麽裁剪衣服。那時工廠裏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們拆了，再加股白線，晚上就我一個人，關起門，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一個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針學編織，最後我給自己織了條線褲，還給孩子織了毛背心。一雙握過飛機駕駛杆的手，卻在這裏一針一線，編織著生活的希望……
我們這些人
1980年底，在工廠的單身宿舍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我讀著《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久久不願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在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時，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雖然是很簡短的幾句話，卻讓我熱淚盈眶。這時，我已經被驅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牽涉的人中，團以下幹部不做結論，意思是說就當曆史上沒有發生這件事，至少檔案裏再也沒有這個“汙點”了，可是停飛和轉業已是既成事實，也無法改變。那時候，我們部隊有60多名幹部因此事而受審查，這些人中凡是跟飛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飛了，以後也再也沒有回到飛行崗位上來。我們的老師長時念堂當時隻有40多歲，“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剛剛從阿爾巴尼亞回來，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關進學習班，後來又被送到山西農場，前後被關了11年，從正師降為正團。雖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還曾經得到過一枚抗戰紀念勳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團退休待遇。
1984年，老伴以兩地生活為由，通過電子管廠向四機部要了一個名額，把我調回北京。時隔十幾年後，我終於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後，我就利用業餘時間走訪當年的親曆者，想為我們共同經曆的曆史留下一個記錄。
機組第一副駕駛員陳聯炳後來帶著妻子和兒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經參加工作的大女兒獨自留在了北京。陳聯炳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後來被挑到空軍當飛行員，多少年來，他飛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但這場意外之災讓他從此不得不告別飛行事業。
機組通訊員、團通訊副主任陳鬆鶴與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愛人和兩個兒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終到了一個縣的衛生院任支部書記。他已經熟練掌握的英語空中聯絡對話專業徹底無用武之地。
領航員李成昌後來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車廠供銷科，他的愛人是我國少有的第二批女飛行員之一，“九一三事件”之後，她暫時被停止飛行資格。幾年後，他愛人脫下軍裝，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繼續飛行，這樣他們一家四口在上海團聚。李成昌在我們這些人中算是結果最好的。
服務員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農場勞動，後來被分配到西郊機場衛生隊工作。不久，她複員，在一家報社的印刷工廠當排字工人，一幹就是8年。
而對登上256號三叉戟的4名機組人員來說，他們的家庭遭遇了一場更大的劫難。隻有20多歲的機械師張延奎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愛人正懷著未出生的孩子。張延奎本不是256飛機的機械師，由於當時256飛機的機械師臨時有事情，又住在城裏，就讓張延奎頂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墜機起落架支腿
邰起良出事後，他的愛人獨自帶著兩個女兒艱難地生活著。他的夫人當年是名大學生，這個事情對她刺激很大，身體很快就垮了。等我後來找到邰起良的家屬時，她已經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兒告訴我，凡是電影裏出現飛機的鏡頭，她母親都不允許家裏人看，可見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機械師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時，他的第三個孩子剛出生不久。李平的愛人在清理丈夫遺物的時候，發現李平生前在部隊的存折不見了。部隊進行調查，儲蓄所工作人員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長而且戴著口罩的大個子將存折上的錢全部取走的。原來這個人是李平的老鄉，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時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同時當兵，又在同一個單位同時維護同一種飛機，可謂最最親密的戰友。沒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這點錢也冒領了，後來這個人也被部隊處理了。
整個事件中最關鍵的人物當然是機長潘景寅了。潘景寅個子高大，性格非常內向，不善表達。他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並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出國時開過專機，當時隻有40多歲。武漢“720事件”，毛澤東臨時從武漢飛上海，正好趕上潘景寅的飛機，當他知道毛澤東上他的飛機時，興奮地跑去找團長匯報此事，激動得臉通紅，話都說不出來。潘景寅非常熱愛飛行事業，他給3個孩子分別起名為鶩、鷺、鵬，我想也寄托著他對藍天的一片熾熱之情。
墜機機身蒙皮銘片
265號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先是朝西南方向飛行了4分鍾，之後用極緩慢的動作轉彎，3到4分鍾後，才穩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對著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飛了3到4分鍾後，又開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飛去。接下來繼續轉彎到345度後，又最終調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這個動作正常情況下隻需要2分鍾，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鍾。根據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況，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飛廣州的。當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為有人要加害於“林副統帥”，所以要誓死捍衛林彪。但是在空中，當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時候，還是拒絕執行飛行任務。當然，這隻是我的推斷，最終結果還要靠飛機上的黑匣子來解答。
回到北京後，我也輾轉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們。他們告訴我，父親出事後，母親帶著3個孩子艱難地生活著。潘景寅的愛人看到鄧小平的談話後，她和孩子們拿著這張報紙找信訪部門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們和3名機械師家屬接到一份“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潘景寅的老伴起初還嘀咕：怎麽算是“病故”呢？應該算“因公殉職”吧！但最終也還是簽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們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溫都爾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來，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後，他們給父母在昌平買了塊墓地，做了合葬，當時找到我讓我給寫碑文，我後來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場。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會非常關注《參考消息》上的報道。2002年，日本一條報道上說，黑匣子上有爭吵聲，既然有爭吵，那是誰和誰在吵？這個黑匣子現在還保存在俄羅斯，這是目前弄清256飛機空中情況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證據。
我的兒子出生時，我給他起名字“飛”，我們對飛行的熱愛、對藍天的眷戀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後悔也是最難過的，是當年沒有在心愛的飛機上留下幾張照片……有時我也覺得憋屈，我們是千挑萬選才出來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時候，突然遇到這樣的事情。當初投身於飛行事業時，我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但是我沒想到，我們的事業最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最難熬的時候，我就想死在溫都爾汗的那幾個戰友。他們死在荒郊野外，異國他鄉。跟他們比，我也沒什麽好抱怨的。
“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39年了，曾經的親曆者胡萍、陳聯炳已經去世，那時32歲的我，現在已經是71歲的老人。經過十幾年的調查和訪問，從1997年起，我開始撰寫“親曆九一三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萬字的書稿。能讓這本書順利麵世，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份曆史資料，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本文刊發於《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9期，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