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機組人員的走與留
作者：康庭梓 （256號三叉戟飛機的副駕駛）
對“九一三”事件略知一二的人們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的時候，機組9名人員隻有4個人在飛機上，還有5名機組人員沒有登機。在這一震驚中外的曆史事件中，機組人員出現有死有活的局麵同樣令人吃驚。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同樣是關心這一曆史事件的人想弄清楚的問題。
山海關機場的“飛行後”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晚7點40分，林立果等5人登上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飛機在北京西郊機場起飛，於當晚8點20分降落在距離北戴河40公裏的山海關機場，準備執行當時在北戴河休養的林彪的專機任務。林立果、劉沛豐當即乘車離開機場，而後機組人員按專機任務規定，對飛機進行全麵檢查，這一工作飛行員們通常叫“飛行後”。雖然，256飛機從北京起飛到山海關落地隻用了35分鍾的時間，飛行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但也要按專機任務的規定對飛機進行認真檢查，大家都知道，三叉戟飛機是首次執行林彪的任務。
擔任這次重要專機任務的機組人員共有9名。按機組業務崗位的劃分，機長由專機部隊副政委潘景寅擔任，一團副參謀長陳聯炳為第一副駕駛員，團通訊副主任老陳擔任機組通訊員，三大隊領航副主任老李擔任機組領航員，機務副中隊長李平擔任主管機械師，機械師張延奎擔任機械員，邰起良為特設師，隨機空中服務員小魏，我擔任機組第二副駕駛員。我當時的行政職務是三大隊8中隊中隊長。256機組中從飛行、領航、通訊到機械各個業務崗位，都是三叉戟飛機的技術權威，在當時空軍中已不可能再組成第二個同樣水平的機組。
飛機發動機部分是機械師們檢查的重點。空中服務員小魏留在飛機上整理客艙的清潔衛生。我在飛機後麵左側發動機處幫機械師張延奎往發動機中加添潤滑油。
此刻，我看到機長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對李平說：“將飛機的油量加到17噸！”
“加17噸油！明天飛往何處？”我沒等李平回答，搶在前麵向機長提出反問。自北京我聽到加16噸油開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腦海裏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飛機的去向。油量的多少，直接關係著航線的長短，因為我一直認為林彪像往年一樣，國慶節前要回到北京參加慶典的。
“等一會兒咱們到飛機上研究一下航線。”機長所答非所問。少頃，機組除機械師、服務員外的人員，都在飛機上利用機上的燈光研究航線。
所謂“研究航線”，是機組中領航、通訊、駕駛3個主要崗位在一起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通過航線研究，解決飛機從甲地飛往乙地全過程中的一切技術問題。
當李平把油車叫到機場，並按照規定對車內的燃油進行留樣封存後準備加油時，才發現山海關油車加油導管與三叉戟飛機的壓力加油接頭不配套，正常加油不能進行。當李平向機長報告這一情況時，潘景寅沉思片刻後說：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說吧。”
機長的這個決定說明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其一，在他的心裏有一個按專機任務要求的時間安排，按照這個時間要求，最起碼是在第二天起飛；其二，潘不知道當天晚上緊急起飛，也就是說，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動計劃，否則，他無論如何也要把油加進飛機中去，而且不止17噸，會將油加滿到21噸。雖然正常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別的方法卻很簡單，隻要爬到機翼的上邊，打開油箱上蓋，用油車導管直接加入即可。
按規定專機過夜停放時，必須交當地警衛部門看管，機械師李平圍繞飛機再次對過夜停放應做的工作檢查無誤後，準備移交給山海關機場場站的保衛部門。
山海關機場是屬於海軍航空兵駐軍基地，飛行部隊及飛機已經不在了，隻留下負責機場警衛、通訊調度、後勤保障等場站工作人員。當晚256號飛機落地後的一切工作，幾乎都是同山海關機場海軍的同誌們打交道的。因為是重要專機，當晚擔任飛機警衛任務的都是海軍排以上的幹部。山海關場站為此還特意在停機坪的邊上臨時加裝一部場內電話分機。
飛機交接完畢，當機組人員陸續步入食堂的時候，我看到從北京同機到達山海關的程洪珍與兩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邊放著一個特別精製的手提皮箱，兩位女兵左肩斜背著剛才從飛機上拿下來的軍用挎包。因為互不認識，誰也沒有打招呼就分別坐在兩張桌子上開始就餐。隻是從機組進入食堂之後，那兩位女兵不時向機組這邊送來警惕的目光。程洪珍不足30歲，中等身材，著空軍服裝，麵龐白淨，外表看去像個知識分子，據說是林立果身邊的一位英文翻譯。兩位女兵在18到20歲，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那套空軍軍裝顯得有些肥大。兩位姑娘一點也沒有女孩子紮堆兒時說笑打鬧的活躍樣子，她們的出現說明沒有同林立果、劉沛豐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處。
吃完飯，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間休息。潘景寅是師一級的幹部，被安排在單獨的高幹房間裏，服務員小魏同兩個女兵安排在同一間客房裏，剩下的7個人被安排在另一棟基本連在一起的平房裏。這棟平房呈東西走向，最東邊的一間是專機師調度室主任老李常住的房間，第二間住的是程洪珍，從第三間開始由機組分配。我就按照機組人員的特點，結合平時住宿的習慣分配了住房。機組的3位機務人員在第三間，我與領航員住第四間，第五間是團司令部的兩位老陳。
機組成員各就各位。大家從下午6點一直忙到晚上10點，也有點累了。此時，我站在門口問隔壁的副駕駛員陳聯炳：
“現在休息如何？”
“潘不來，咱就睡。”
其實，我知道按任務規定程序，我們還有一個機組會沒有開。我想，當天隻飛行了短短的幾十分鍾，沒有什麽要說的，機組講評會不開也罷。
過了幾分鍾，潘景寅來到平房，要開機組會。於是，大家很快聚集在3個機械師的房間，屋裏3張床坐9個人顯得滿滿的。開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關一段飛行情況作了簡要的講評。接著說：“現在兩條路線鬥爭很複雜，要解決跟人的問題。”潘說的“兩條路線鬥爭”是指當時在空軍部分單位中紛紛傳揚的“吳反林”，即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等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的流言。
關於第二天的飛行，潘說：“明天的航線到什麽地方還不知道，我們聽空軍胡副參謀長的指揮就行了。”機組最關心的就是飛向哪裏，隻有知道了航線才能對天氣、地形、備降場等做到心中有數。現在還不知道航線，那麽明天飛行時航線沿途的地麵保障怎麽辦？對此，潘回答：“關於航線保證，空軍司令部航行局會及時安排的。”
機組會上，機械師李平匯報了飛行後檢查飛機狀況良好及飛機上還有12噸半油料的情況，服務員小魏主動檢討在北京起飛時沒有固定好茶具打壞了幾隻杯子的事情。
關於第二天的時間安排，潘景寅說：“明天6點起床，6點半吃飯，然後早些到機場準備飛機。現在時間不早了，抓緊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時間指在22點40分。
隔壁的3位機械師，因比較疲勞，很快就關門睡覺了。
初秋的海邊，夜深風涼，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窗口和門是緊靠在一起的，窗口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我將開著的窗戶關上並拉上窗簾。也許就是這個下意識的極其普通的動作，把我們同機械師分到了兩個世界裏，僅一牆之隔，竟沒有聽到機械師們起床時的任何一點動靜。
入睡之前，我還問同屋的領航員老李：“你們不是在飛機上研究航線了嗎？”
“隻是估計了幾條航線，有重慶、大連、廣州等，沒有說準到什麽地方去。反正我的領航記錄紙都已經備份好了。”領航記錄紙上麵可以提前填寫好所飛航線的基本數據，實際情況要在空中才能填寫，領航記錄紙可以提前準備好。
山海關機場9月12日深夜的11點鍾，表麵看來十分安靜，我帶著一天的疲勞很快進入夢鄉。
驚心動魄的山海關之夜
“嘭嘭嘭！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門外急呼：“首長到機場了！快起床！”接著又聽到敲擊隔壁房門的聲音。我聽出是調度室主任老李在叫門。領航員老李也同時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黑暗中我摸到了開燈的拉繩，電燈打開，看到老李和我做著同樣的動作，彼此顧不上說話，想的和做的隻有一個字：“快！”我們都拿出了平時緊急任務時練就的硬功夫，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以往雖然碰到許多緊急情況，但從未有過首長已經到達機場而機組人員還在睡覺的先例，況且，這次又不是一般的專機任務。當我穿第二隻皮鞋的時候，突然聽到從停機坪傳來飛機發動機起動的聲音：
“轟……”
“怎麽會……”我腦子裏剛剛閃過“機組還沒到場，飛機怎麽會開車的疑問”，但馬上又被這真切的非常熟悉的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否決了。沒錯，這肯定是256飛機發動機的開車聲。我顧不得係好鞋帶，也沒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衝出房間。黑暗中，借著招待所外麵微弱的燈光，我看到副駕駛和通訊員2人已經跑在了我們前麵。當我出門向左轉跑步經過機械師、程洪珍、調度室3個房間門口時，也沒有顧得上向他們的房間看上一眼，但眼睛的餘光中，隱隱約約覺得程洪珍的房門口站著一個人。我繼續向東跑，當從右前方看到停機坪時，隻見停機坪白熾燈下銀白色的256飛機，隨著突然增大的發動機的轟鳴聲，快速向前彈了出去。此刻，這是個無法讓人理解的局麵，是我飛行以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的局麵，這就是機組中起碼還有4個人沒有上飛機，飛機竟然要飛走。我顧不得細想，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機坪，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在飛機發動機的轟鳴中，停機坪呈現一片混亂。在白熾燈的強光下，我看到256飛機正沿著通往跑道東頭的滑行道快速移動，發動機的聲音在深夜顯得格外大，蓋住了停機坪上的一切聲音。海軍地麵保障人員和剛跑到機組人員，不約而同地望著離去的飛機，驚呆在那裏，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混亂中，我發現一隊人馬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一輛卡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陸軍戰士在停機坪中央停住，有的人已經端著步槍從車上跳下，我似乎聽到有人喊：“開槍！”又有人喊：“不準開槍！”人們的喊聲、汽車發動機聲、飛機的轟鳴聲混在一起。在那輛卡車到達的同時，一輛吉普車出現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隻聽一聲刹車，隨即從車上敏捷地跳下一位40多歲的陸軍軍官，他看我上身穿飛行員工作服，認定我就是機組人員，用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一邊用手槍點著遠處正在滑行的飛機，一邊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非常著急地對我說：
“你、你……快把飛機攔住！”
我連誰在飛機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站在那裏，怎麽能把飛機攔住？那位軍官也是急不擇言。我連問數句：
“誰在飛機上？”
“這架飛機不能起飛！你把它攔住！”他答非所問，好像根本沒有聽懂我的問話。我腦子裏綜合各種奇特現象，迅速得出結論：無論如何，肯定是有問題，隻要飛機不起飛就會弄清楚。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用手指著那輛吉普車反過來“命令”那位軍官說：
“快！快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對正飛機，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
麵對當時這驚心動魄的局麵，我腦子裏迅速閃過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有壞人劫持飛機嗎？當我看到飛機突然滑出時，首先想到了這一點。因為從來沒有過在機組主要人員不到位的情況下飛機開車起飛的——缺少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員的情況下，飛機怎麽能起飛呢？就是在家門口訓練飛行員起飛、落地技術這一最簡單的飛行科目時，也得有副駕駛員、領航員、機械師在飛機上，缺一不可，更何況這是在外場，又是夜間，又是重要專機待命之中，飛機怎麽能起飛呢？還有，昨晚機組會之後大家都睡覺了，除機組之外，是誰半夜三更爬上飛機的呢？那一定是壞人所為。然而，我又想，三叉戟飛機剛從國外引進兩年，除了眼前這幾個飛行員，誰還會駕駛呢？不可能，我否認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的全部思維都是集中在正常的飛行活動範圍之內，不敢想也不可能想到把眼前的情況同政治事件聯係係在一起。
第二，調度室主任敲門時說，“首長到了，快起床！”然而，停機坪的混亂場麵，哪裏有一絲一毫首長乘坐飛機時的氣勢呢？我雖然沒有執行過林彪的專機任務，可是，在執行別的專機任務時，都是機組很早把飛機準備好等候首長的到來。首長來之前，先遣人員總是忙上忙下往飛機上搬東西，歡送的人也都先期到達機場候機室等候。首長未到已經是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熱鬧非凡；首長一到，更是小車成串，迎送的人成片。就是緊急任務或秘密任務也是緊張有序，忙而不亂。在招待所裏急忙穿衣服時，我還想著是首長的緊急任務，然而一到停機坪，腦子裏所謂“首長專機”的概念早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根本想不到會是林彪在飛機上。
第三，停機坪上飛機強行滑出，後麵軍隊尾追，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帶隊軍官心急如焚，戰士持槍喊聲不斷，我幾次問他誰在飛機上，他都不說。可以肯定，這不是一般的問題。現在時間不允許猶豫下去，隻要飛機不升空，問題總會弄清。
以上這些想法在腦子裏一閃而過。當那位軍官登上吉普車的時候，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東頭，機頭已經調轉過來對正起飛方向，從停機坪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飛機的右側麵。隨著飛機就要起飛，大家激烈跳動的心好像要蹦了出來。果然，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飛機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鍾後，便衝天而起消失在機場西南方的夜空，和我一樣呆站在那裏滿臉都是問號的領航員，沒有忘記他的職業習慣，低頭看了一下手表，當時的時間是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這個時刻被永遠地記入了史冊。
帶著血與淚的算式：9－4＝5
飛機強行起飛後，隨著發動機聲音的消失，停機坪突然變得十分寧靜，甚至靜得令人感覺恐怖。在場的專機地麵保證人員、8341部隊林彪警衛團的指戰員及專機機組的部分人員，在這短暫的時刻裏，誰都不知說什麽好，陷入一種不可思議也無法理解的迷茫之中。然而，最困惑的就是我們機組中未登機的成員，腦海裏似乎有多個問號需要馬上得到解決：
“機組誰在飛機上？”
“除機組之外還有誰在飛機上？”
“飛機為什麽會突然起飛？”
我急於知道這3個問題，更想知道第一個問題。我顧不得叫上另3名機組人員，轉身徑直朝臨時飛行調度室走去，因為是調度室主任老李叫我們起床的，他一定知道誰在飛機上。半路上碰到機組空中服務員小魏姑娘，她手提兩個暖水壺和隨身用品，正急忙向停機坪走去，一看就知道她的動作比我們慢了許多。雖情況緊急，但她恪守本職，沒有忘記給首長打開水喝。她已經聽到了飛機起飛的聲音，見到我後第一句話就問：“飛機怎麽起飛了！我的開水還沒有打呢！”顯然，她的想法還停留在正常專機任務上。
我被突發事件弄得心煩意亂，沒好氣地回答：“都不知出了什麽大事情了，怎麽還想著打開水！”我接過她手中的水壺，一同奔向調度室。調度室的門一直開著，屋裏的燈光射向門外。
剛到門口，我還沒進門，劈頭就問：
“誰在飛機上？”
“潘景寅和3個機械師。”調度室主任揭開了我的第一個謎。
我沒等調度室主任老李把話說完，就和小魏扭頭朝塔樓快步走去。其實，老李也暈頭轉向，急得在房間裏團團轉。飛行員的職業本能告訴我，隻有到海軍調度室才能知道飛機起飛後的情況。
山海關機場調度室成了追尋三叉戟256行蹤的指揮中心。調度塔樓位於停機坪東北方向約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這裏可以對平坦空曠的機場全貌一覽無餘。可是，因為是在午夜，外麵一團漆黑，什麽也看不見。
當我們跑到塔樓跟前時，看到8341部隊林彪警衛團的指戰員們已經將調度室團團圍住。他們個個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在昏暗的夜色裏，也能看出他們臨戰時的嚴肅表情。調度室的塔樓裏同樣充滿了指揮戰鬥的氣氛。標圖員頭戴耳機手拿畫筆俯在標圖桌上頭也不抬地勾畫著；海軍場站的領導持話筒不停地呼叫256飛機的代號；林彪警衛團的領導急於接通北京的電話，他們要向中央保衛局匯報北戴河發生的緊急事變。在塔樓的頂層，形成了由陸、海、空三兵種組成的臨時指揮部，一個特殊的指揮部。
然而，時間一秒一分地過去了，音箱裏連一點雜音都沒有。機組和在場所有的人，多麽盼望能聽到潘景寅的聲音，哪怕是一句話、一個字、甚至按一下駕駛杆上的發話按扭，音箱裏總可以聽到一點動靜。寂靜中，似乎每個人都能聽到自己心髒在激烈地跳動。
此刻，空軍各級指揮部門都已聞風而動，專機師指揮所的人們在緊張地忙碌著，人民大會堂、黨中央、周恩來總理也處在緊張的指揮之中。山海關機場小小調度室緊緊連著三軍總部，也牽動著共和國的中樞神經。
未能飛走的機組人員5雙眼睛緊盯著雷達標圖員手中的畫筆，焦急地觀察著飛機飛行動向。海軍雷達標圖員頭戴耳機手握紅色畫筆，整個上身俯在圓形的標圖桌上，標圖桌玻璃版的下麵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關機場為中心的雷達監控地圖。
電台聯係不上，也隻有從雷達的屏幕上得到256飛機的信息。標圖員將雷達傳過來的高度、方位、飛行速度等數據，標在緊貼地圖的玻璃版上，紅色的畫筆終於在地圖上畫出一條很不規則的弧形軌跡。我們迫切要得知這一軌跡的去向，然而標圖員緊握畫筆的手不動了，他的身體慢慢站直，並從頭上去掉耳機，很鎮靜也很職業地說：“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鍾。
標圖沒有了，可我的視線仍然停留在圓桌上，兩隻眼睛呆滯地在那裏發愣，剛才標圖員畫出的轉彎軌跡，像一條僵死的蚯蚓一動不動地爬臥在那裏，十幾分鍾之前所發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這條不規則的飛行軌跡上麵，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裏。
已經無法繼續獲得三叉戟256飛機信息，大家從塔樓上下來，直奔招待所調度室主任的房間，在那裏可以了解到飛機起飛之前的發生的事情。這裏又成了沒有人專門組織的陸海空三軍都有的臨時會議室。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了起來，不同單位的人懷著共同的心情談論著剛才發生的突然事變。
突然，門外衝進一位陸軍軍官，隻見他在房間的中央成半蹲的姿勢，手拿著幾支“五九式”小手槍，用很熟練的動作退出已經壓在槍膛裏邊的子彈。這些手槍就是從程洪珍等3人身上搜出來的。原來我們跑向機場的時候，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門口，兩支子彈上膛的手槍已經插在腰間。
陸軍從山海關機場撤離之後，又恢複了寧靜，然而機組人員的心情卻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我們5個人不約而同來到機械師們的房間，麵對3張空床，人去屋空，內心有著說不出的滋味，滿腦子的困惑。有兩床被子是經過簡單整理胡亂疊起來的，有一床被子沒有整理，伸手一摸餘溫尚在。當時離機械師起床還不足50分鍾。9月份，秋季沿海的後半夜涼氣逼人，身穿夏季布工作服的我，望著窗外空曠漆黑夜空，麵對人去屋空的景況，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
主管機械師李平，35歲，個子不高，身體粗壯，行動敏捷，性格豁達開朗，曾維護許多機種，技術精湛，是三叉戟飛機中不多的空勤機械師之一。他滿腔的工作熱情，使人總覺得在他身上有一種用不完的勁。李平的家在天津，還沒有條件把家安置在北京，好在天津離北京不遠，大的節假日如果沒有專機任務，就可以乘火車回家看看。他的第三個孩子剛出生不久。
機械師張延奎，26歲，是維護飛機的一把好手，性格沉穩，寡言少語，對他來說，平時默默無聞地埋頭工作也許更能代替有聲的語言，他與機械師李平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許多重要專機任務。他剛結婚不久，愛人就在北京市內工作，已經有孕在身，繁忙的專機任務使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生活。
特設師邰起良，36歲，老家東北長春人。身材高挑，精明強幹，畢業於長春空軍地勤學校，在維護飛機的各種特殊設備方麵，屬科班出身，不但動手能力強，有著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而且理論造詣也很深。三叉戟飛機特種設備複雜，專機任務非他莫屬。他有兩個女兒，愛人身體不好，患有慢性病。
潘景寅，42歲，出生在河北省豐潤縣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母親去世早，是姑媽將他帶大的。17歲的時候，解放軍四野的部隊從村裏經過，他扔下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隊走了，後來被選拔為空軍航校第七期飛行學員。他執行過很多重要專機任務，人所共知的武漢“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駕駛伊爾－18飛機將毛澤東主席從武漢送到上海的。在改裝三叉戟飛機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又用伊爾－18飛機執行了宋慶齡專機的任務。
“他們飛到哪裏去了？”大家都在想著同一個問題。每個人都不止一次地看手表，時間1秒1分、5分、10分、半個小時、1個小時過去了。大家很少說話，也不知道說什麽好。這無聲的語言隻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油量”。這兩個字誰都沒說出來，飛機上的油料給它的飛行時間卻隻有兩個小時，也就是說，飛機在13日淩晨3點以前必須降落。這就是機組5個人守在3位機械師住過的房間不停地看表的原因。
機組人員的走留是如何安排的
機組人員的走留，是個至今也沒有完全解開的謎。
有一點可以肯定，機組9人有走有留，是機長潘景寅直接造成的。問題是，是潘景寅自己主動安排的，還是有人授意他這樣做的呢？從各種跡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別人的授意之後主動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在當時那個曆史條件下，潘景寅自己怎麽也不可能想到，是自己為自己安排了一條通往死亡的路。
“九一三”事件時的山海關之夜，表麵上看，專機任務的活動似乎在正常進行，可背地裏一切全變了。在離山海關機場不遠的北戴河林彪住處，正在醞釀著一個特大的陰謀，形勢瞬息萬變。
我於9月7日用三叉戟252飛機將林立衡送到北戴河，12日晚當她看到其弟林立果後，馬上意識到有飛機已到山海關。在此關鍵的時刻，她將林彪要動的信息通過林彪警衛團的領導及時報告了中央，周恩來總理打電話給葉群，追查三叉戟飛機已到山海關的事情。林彪等人意識到陰謀敗露，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不成，於是，破釜沉舟，北逃叛國。
林立果等人一旦決定北逃，最擔心的就是飛機的準備情況及9個人的機組。如果按原計劃飛往廣州，因為是國內飛行，仍可以用“重要專機”的招牌欺騙下去，但是改為北逃後，再用“林副統帥”的光環繼續蒙騙下去是不可能了。做賊者心虛。林立果、劉沛豐在空軍多年，他們深知飛行員們的政治敏感性，一旦飛機升空，那航向會一下子將他們的叛逃的麵目徹底暴露，到那時，麵對9個人的機組，在空中他們是沒有把握控製局麵的。所以，他們通過電話通知在山海關機場的潘景寅：馬上把飛機準備好，機組人員越少越好。
當晚，潘景寅除了開機組會之外，基本上就呆在調度室主任的房間，除了接聽電話外，就和同機到山海關的程洪珍聊天。調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放了3部電話機，其中一部是紅色的，一部是山海關機場內部的，按規定，紅機電話是直接與重要人物聯係的。
午夜，時間剛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個電話後，馬上讓調度室主任通知海軍場站要加油車。零時零5分，潘景寅走出調度室，把3位機械師叫起床，向他們交代了什麽已無法證明，但根據種種跡象表明，機長潘景寅向機械師們交代了以下內容：
一、加油。潘會把需要加的油量告訴機械師，這是飛行業務活動中正常的職責劃分，即使潘不交代，機械師也會主動請示潘景寅的。
二、將飛機準備好，處於起飛待命狀態，越快越好。從3位機械師起床時動作倉促情況看，且他們隨身攜帶的洗漱用具也不在了，更說明是要做起飛前的準備。
三、“你們先上機場，我同機組其他人員研究一下航線，隨後就到。”原話不一定如此，但潘景寅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不能驚動機組其他人。如果潘不這樣做，機械師們起床後會很自然地敲響我們的門，平時早上起床互相叫門幾乎就是習慣。潘沒有同機械師一起上機場，又一聲不響地回到了調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間。老李並不知道潘隻是把3位機械師叫起上了機場，而機組的其他人還在睡覺，否則他也會向潘提出疑問，或自己親自出來把我們叫醒。
3位機械師到機場後，看到油車還沒有來，就利用這點時間，拔掉飛機上的所有堵塞、堵蓋、插銷、布套，拿掉所有活動舵麵上的夾板及兩台發動機上的蒙布。在此過程中，機械師李平看到油車已停在飛機右機翼前方，就急忙過去留存油樣後準備加油。
從機械師起床到此時，又有十幾分鍾過去了，機組其他人還沒有到場，這個時間差已經引起了機械師們的注意。這個疑問對機械師們來說，隻能從潘景寅那裏得到答案，奇怪的是此時還沒有見到機長潘景寅的影子。
此時的潘景寅還在調度室主任的房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完全可以把機組的其他5個人全部叫起床。他自己不但不主動叫機組起床，而且，還要阻止別人有可能把機組叫醒。他守著3部電話，也守著那位調度室主任，防止機械師通過電話叫我們起來。根據北戴河林彪住處到機場的距離（約40公裏）推斷，當潘景寅接電話要油車時，林彪等人已經從北戴河出發，在這段固定的時間裏，潘景寅巧妙地策劃著機組走留的分解局麵，做得那樣精心、準確，滴水不漏。
我和領航員與機械師們住的房間隻有一牆之隔，我是個睡覺很輕的人，房間開著燈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機械師起床時，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
山海關專機警衛及地麵保障人員眼看著3個忙碌得不可開交的機械師，就是幫不上手。當看到油車到場，機械師中的一個人爬到機翼上準備加油的時候，突然，一輛黑色紅旗牌轎車從停機坪外的黑暗中急駛而來，“嘎”的一聲急刹車，在飛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此時是零點22分。第一個從車上下來的是葉群，身穿襯衣，一下車就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並高呼：“誓死捍衛林副統帥！”
第二個下車的是林彪。最後一個下車的是林立果，他手裏端著槍。飛機艙門處沒有大登機梯，隻有一個隨機攜帶能夠折疊的便梯。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況下爬上飛機的。
潘景寅是在聽到招待所外麵的汽車聲音時匆忙離開調度室的。潘景寅到達機場後，徑直登上飛機。因為從宿舍到機場停機坪隻有百餘米，很快就到。此時的特設師邰起良看到首長已到，機組還有一多半沒來，就撂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拿起飛機左前方停機坪旁邊的場內電話，要通調度室，急促地喊：
“首長到了，機組怎麽還沒來！”此時，調度室主任老李也為邰起良的電話吃了一驚，方才知道機組並未全部到場，等他跑出門外，急促地敲響我們的門，該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此刻，山海關場站佟參謀長已經接到不準256飛機起飛的命令，並從海軍調度室奔向256飛機，準備把不準起飛的命令向機長傳達時，在飛機旁邊沒有看到潘景寅，卻看到正在打電話的邰起良，於是，就將不準起飛的命令告訴了邰起良。這時，參謀長看到邰起良緊皺眉頭，焦急萬分，竟愣愣地呆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林立果大步跨到電話機旁，督促邰起良快上飛機。邰起良邊走邊回首翹望，他多麽期望機組的人能馬上出現。林立果一手持槍，最後一個登上飛機。已經登上飛機的葉群等人，還把頭伸出駕駛艙的窗外，命令停在右機翼前麵的油車馬上離開。接著發生的就是我跑向停機坪時所看到的那一幕。
在油車還沒有完全離開的情況下，飛機急於滑出，右機翼的端部掛在了油車頂部的把柄上，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被掛壞，部分燈罩碎片灑落在停機坪上。
從現象看，飛機強行滑出時機組餘下的4個人是提著褲子追出來的，沒有來得及上飛機，但實質上是潘景寅精心策劃與安排，有意把我們給丟下的。如果沒有邰起良的電話，我們還在睡夢中，除非飛機發動機的聲音把我們吵醒。
機長潘景寅設計並導演了“九一三”之夜山海關機場這一幕活劇，在共和國專機史上留下了難忘的一頁。他在“林副統帥重要專機任務”光環的籠罩下，關鍵的時候挺身而出，單人駕機升空，用自己的行為去捍衛林副統帥，把自己送上了絕路，成了犧牲品。
後來，上級有關部門在核對人數時曾反複問我們：“機組究竟有多少人？走了幾個？還剩幾個？”這是個既簡單又嚴肅的問題。後來才知道，有關部門在核對溫都爾汗墜機現場那9具屍體的時候，由於一時難以弄清林彪座車司機的身份，急於在機組活著的人身上尋找答案。機組從北京飛山海關時一共9個人，林彪座機起飛之後，留下4男1女5個人，這個隻有一位數的算術題，連學齡前的孩子都不會算錯。
1980年年底，根據鄧小平接見外賓時的一句話精神，經過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爭取到給機組4位遇難者定性為“隨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後，總算可以告慰長眠於異國他鄉荒原下的4位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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