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運大論戰的台前幕後
據師哲同誌說，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對劉少奇等中國同誌說，依我看來，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漸東移，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歐，卻在東方的蘇聯取得了勝利，將來就會在中國發展，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你們的毛澤東同誌就是世界革命領袖。
我不知道這話對毛澤東有過什麽影響，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後，世界革命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實出現了誰聽誰的問題，即誰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領袖的問題。尤其是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他繼承了斯大林在黨的關係上的“老子黨”做法，在對外政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作風。毛澤東對此堅決反對和極力抵製，自視為“正宗”馬列主義的蘇共頭頭處處咄咄逼人，從來不買外國人帳的中共領袖常常寸步不讓，這就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從而導致了中國黨對蘇共方針路線和內外政策的全麵抵製和公開的批評，最後造成了國際共運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組和大動蕩。60年代初，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馬列主義政黨及其組織，全都一分為二，重新劃線站隊，絕大多數黨或國家本著傳統做法支持蘇共，也有少數國家的黨或小派別，讚成或同情中共，各國各黨幾乎無一例外地卷入了這場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共產黨之間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當然地成為“交戰”一方的最高決策人和戰略總指揮。
在此之前，我已從外交部調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由從事政府外交轉為黨的國際聯絡工作，因此也直接參與了這場針對蘇共的名為“國際反修鬥爭”的國際共運大論戰，事情是從斯大林辭世幾年後開始的，先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動搖混亂，引發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黨雖然力求維持表麵上的中蘇團結，實際上是反對蘇共的許多做法的，赫魯曉夫對此也心照不宣，對中國黨的不緊跟他們十分不滿。50年代後期，他們的不滿日益公開化，蘇共一麵對我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國內政策表示批評和反對，又在當時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公開偏袒印度一方，赫魯曉夫甚至在我國建國10周年慶典時，不指名地攻擊我國是“好鬥的公雞”，又在種種場合用各種方式批評指責我國的內外政策是“實際上反動的”、“冒險主義”、“唯意誌論”和“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開了東歐幾國主要領導人參加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我國派出了“觀察員”身分的代表團，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領隊。當時赫魯曉夫正鼓吹實現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蘇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單方麵裁軍120萬，華沙條約各國也跟著裁軍共達380萬人，又宣稱要同美國等西方大國簽訂互不侵犯和裁軍、禁止核試驗等一係列協議，中國代表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會上作了主題相反的發言，提出國際形勢好轉是“東風壓倒西風”的結果，帝國主義性質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所有沒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協議，對我國一概沒有約束力。赫魯曉夫對我國代表團的發言很惱火，在招待會祝酒時，就不指名地說中國黨在拆蘇共的台，暗罵中共領袖是“應該扔到牆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場合多次批評中共的主張和做法，我國代表團向國內報告後，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場影響深遠的中蘇論戰和國際混戰，就此揭開了序幕。
當年4月是列寧90誕辰，經毛主席決策並審改，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觀點及要求，對蘇共的思想路線及其內外政策引據馬恩列之經典，作了全麵、係統和嚴厲的批判。其批判對象雖然隻提了南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但誰都知道其矛頭是直指蘇共及其領導人赫魯曉夫的。蘇共對此當然不能沉默，馬上與各黨通氣，決定利用當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代大會，約集各國黨領導人，討論和解決中蘇兩黨之間的嚴重分岐。毛主席決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駐羅大使許建國等，組成代表團赴會。出發前先集中在釣魚台學習領會毛主席的有關指示，研究製定赴會後的方針對策。我們按時出國並與50多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一起參加了羅共的大會。赫魯曉夫親率蘇共代表團先我們一天到達，他們不僅利用羅共大會講壇在致詞中不點名地指責了中共，更在當天向各國代表團散發並宣讀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其中公開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等等，接著又發動各黨代表團利用各種機會圍攻中共代表團，全麵批駁我國的《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說中共是“要發動戰爭的瘋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極左路線”，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義”等等，使我們一時十分孤立，隻剩東歐最小的阿爾巴尼亞一家還傾向和同情我們。
我們將事態迅速報告了北京，中央馬上給我們發來寫好的聲明，讓代表團立即譯成外文發出去。聲明中揭露蘇共對我黨搞突然襲擊，對各國黨采取家長式的專橫態度，而中國黨決不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棒，決不向任何錯誤的觀點和作法屈服。這個措詞強硬的聲明更加激怒了赫魯曉夫，他們在會上對我們幾乎到了對罵的程度，我見代表團長彭真有時也情緒激動得難以自控，就悄悄給他遞過去一張寫有“哀兵必勝”的字條，一麵表示支持，一麵讓他壓壓火。當時現場口頭翻譯的是閻明複，這次顯示出了高超的翻譯水平和很強的思辯才能，準確而有力地表達了我們的觀點與意誌，反而使赫魯曉夫等圍攻者常常慌不擇言甚至語無倫次。
蘇共原想利用這次機會壓服中共，結果隻“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岐更明顯、矛盾更尖銳了，他們豈肯就此罷休，經過組織發動和挑撥收買，使本來隻是中蘇兩黨之爭，變成了中共與各國黨之爭，並且使本來主要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觀點之爭，很快轉化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布加勒斯特會議一結束，蘇共中央就通過蘇聯政府通知我國，將按照協定來華幫助建設或進行合作的蘇聯專家立即全部撤走，並中止執行和片麵撕毀幾百項協議合同，又找岔子驅趕我國外交人員，在中蘇邊界上挑起糾紛，一時真有“烏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是，毛主席鎮靜又充滿自信地指揮全黨全國，頂住了突然而來的惡劣形勢，迅速組織了反擊，堅持了自己的觀點立場，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尊嚴，使赫魯曉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當然，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一定代價，由於蘇聯的毀約以至反華，我國從政治、經濟到軍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損失，加上幾乎同時發生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其實也是這場國際論爭和政治風雲的反映和後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訪古巴尚未回國，就奉中央電令轉道莫斯科，參加當月17日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我立即趕去並參加了會談。我黨代表團長是鄧小平總書記，他在會上嚴正指出，蘇共以“老子黨”“老子國”自居，把黨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已造成了我國的損失，同時表示了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黨和中國人民，不怕困難，決不妥協的決心。蘇共當然不會輕易認錯，於是這次本想解決兩黨兩國關係惡化問題的會談，僅僅是“各自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就散了會，唯一達成協議的是於當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來代表團繼續會談。不久，由鄧小平和劉少奇於10月、11月分別率領代表團連續赴蘇，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見爭吵一番而已，隻在十月革命43周年時和81國的“兄弟黨”一起簽署了一項純屬對外宣傳的《莫斯科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但是這些文件絲毫掩蓋不了由中蘇兩黨分岐引起的國際共運間的分裂狀況，由於中國黨的批評反對，蘇聯實際上已經不能再“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國際局勢的這一重大變化，主要發生在1960年。從這年2月起，我黨先後派出5個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共會談或在布加勒斯特與蘇共領導人接觸。每次會談接觸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決策進行的，每次會談結束回國時，他都要親自聽取我們的匯報，有時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們都要專程趕了去，他對代表團的活動，一再表示了肯定、讚許和支持，我們也因為上頭有他的指導和指揮，不論什麽情況都覺得信心百倍。由於這年我黨代表團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為此寫詩說：“五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雖然毛主席本人並不住在釣魚台，但是我們每次出國前的準備，回國後的總結，大都在釣魚台進行，中央的“反修”領導和寫作班子，也常在釣魚台辦公。如果說我們是這場國際論爭的前線指戰員，穩坐指揮並“釣魚”的當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將分裂形勢推向了新高潮，赫魯曉夫等公開攻擊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當時慣例是黨代大會得邀請各國黨派代表團參加，蘇共卻不讓阿黨參加22大。中共代表團長周恩來在致詞中公開回答蘇共對我黨的攻擊後，提前回國不再參加會議。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決定我為代表團長出席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四國黨代大會。各黨大會無一例外地按蘇共的調子對中共及阿黨進行了攻擊，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蘇共及東道國當然要作出反應，結果在捷、德的黨代大會上，我致詞中提到蘇共時，台下竟起哄、拍桌、吹哨和跺地板企圖打斷我的發言。我當時心裏雖然不免尷尬，表麵上卻還鎮靜，我想自己正代表著一個偉大的黨，執行著自己領袖的指示，作為一個客人來到這裏，主人不能也不應該對我無禮，就像毛主席詩中所說：“我自巋然不動”地硬著頭皮頂住了。有的記者形容我當時能“泰然自若”，因而稱我為“伍泰然”。
與此同時，中聯部另一副部長趙毅敏代表我黨出席意大利黨代大會時，也受到了與我相似的對待。對這股氣勢不小的政治風潮，我國蔑稱之為“反華大合唱”，我們幾乎到處都受到攻擊反對。我和趙毅敏先後回國後，分別向毛主席作了如實匯報，他對我們進行了鼓勵和慰問，甚至連續吟詩自勵：“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蘇共指揮的“反華大合唱”，我國針鋒相對的“獨唱”以及阿爾巴尼亞等的“幫腔”，正喧鬧得不可開交時，與我國友好的越南等國建議停止公開論爭，舉行中蘇會談以平息爭端。幾經斡旋磋商，定於1963年7月由鄧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可是因為在此以前，蘇共不僅公開發表了大量攻擊中共的文章報道，還在中蘇邊境、我國新疆和我國駐蘇大使館連續製造事端，其反華調子正越唱越高。為不讓蘇共乘機封住我們的口，就在代表團訪蘇前的6月14日，發表了由毛主席親自定題定稿的，更加全麵深刻地批判駁斥蘇共觀點的長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25條”)，實際上使中蘇論爭達到了又一高峰。蘇共哪能認輸，立即予以“斷然拒絕”，認為“25條”是對蘇共“毫無根據的誹謗與攻擊”，並再次驅趕我國外交人員和留學生，還砸壞了我國駐蘇大使館的展覽櫥窗等等。就在這股極不平靜極不友好的氣氛中，我黨代表團還是按原計劃啟程出國了。我又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中蘇兩黨的高級會談就在雙方的激烈論爭和互相抗議中開始了。會談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讓地你攻過來我頂過去，對於這種“會談”，西方記者稱之為“聾子對話”，還是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我們代表團每天及時將會談的情況和內容報告北京，中央向毛主席報告請示後，又立即給我們發來指示，所以會外反而比會內忙。就在會談中，蘇共於7月14日又發表了名為蘇共中央給全黨實際上是給全世界的公開信，對中共的“25條”進行了堅決回擊和全麵駁斥。這使勉強進行的“聾子對話”也對不下去了，最後僅達成一項協議，會談暫停，以後再說。第二天我們就全體回國。
我們的專機飛臨北京機場時，我發現機場上十分熱鬧，一下飛機忽見等候在機場，親自來迎接我們的竟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全體中央領導人，機場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歡迎隊伍，還有各國的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喧天鑼鼓聲中不時傳出震耳的“反修”口號，全場到處都是紅旗、彩旗和標語橫幅，我們剛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領頭走過來，與我們一一熱烈握手問好，又讓少先隊員為全體代表團成員獻上了鮮花，還讓我們與以他為首的歡迎者一起排在飛機前合影留念。我們繞場一周和離開機場時，全場一片雷鳴似的歡呼和掌聲，中外記者紛紛把這一盛大場麵和熱烈氣氛攝入鏡頭和寫入報道，第二天各報和各種新聞工具都突出報道了我們代表團的歸來特別是毛主席對我們的迎接。對這場破格破例的歡迎儀式，我們都明白這並不是衝著我們這幾個人，而是借題發揮地對外國“帝修反”特別是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組織的一次規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歡迎儀式一結束，又破例地沒讓我們各自回家休息，全體代表團成員都奉命跟著毛主席的車一直開進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們一樣，也一點沒有休息，坐下來就讓我們作詳細匯報。鄧小平、彭真作匯報時，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都認真地靜坐傾聽著。從毛主席那專注和滿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對這次會談的無比關切，對所匯報的內容不斷點頭稱是，有時還插幾句問話甚至笑話。
這次無結果的會談，特別是中共“25條”和蘇共“公開信”的發表，標誌著中蘇論爭和共運分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央的“反修”寫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針對蘇共中央“公開信”，連續發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蘇修”的大文章。原來計劃連發10篇，哪知才發表了第9篇，赫魯曉夫就被迫下台了。雖然這是蘇共內部的一次“宮廷政變”，但我們許多人都認為，我們的“九評”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評”把他轟下台的。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這天夜裏，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突然打電話給我，要我以中聯部負責人身分，出麵接待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聽取他的重要情況通報。因為中聯部機關都已下班，我隻得用自己家的客廳接待了蘇聯大使。他來就是通報赫魯曉夫由於“健康原因”下台的事，於是我有幸成為我國第一個知道此事的人。蘇聯大使一離開，我立即將情況報告了楊尚昆，他馬上報告了毛主席。
正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轉向莫斯科時，突然從我國又發出一個更具轟動效應的名符其實的“爆炸性”消息——中國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原來我國的原子彈試驗早就一切就緒，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個最有利的時機。赫魯曉夫一下台，毛主席當機立斷，立即下令“起爆!”於是不僅把世界公眾的視線牽到了中國，更把我國的這一勝利和赫魯曉夫的垮台巧妙地聯係到了一起，形象地說明了“蘇修”的失敗和我們的成功。正如7月間在北京機場利用歡迎中共代表團回國進行的政治示威一樣，這次又利用原子彈試驗進行了一次實力示威。這不能不說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筆。
毛主席馬上決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時機，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龐大代表團，去蘇聯祝賀節日，我有幸又參加了這一代表團。我們出發前，中央已用各種方式向蘇聯發出了重修於好的意願和信息，對新上台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賀，在報紙上介紹其新的建設成就。我們到達莫斯科後，一一拜訪了蘇共各領導人，反複表示希望團結友好的願望，所有的慶祝活動都積極參加，對蘇方人員一律熱誠相待。哪知這隻是我們的主觀願望，蘇方僅僅撤換了赫魯曉夫，並沒有否定其思想路線，新領導人仍然堅持原來的政策方針，相反企圖使我們改變方針。
在一次宴會上，蘇共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竟對我國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下了台，你們也應該像我們這樣，把毛澤東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賀龍元帥馬上頂回了他的挑釁。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當即向蘇方提出抗議，勃烈日涅夫打馬虎眼地說這是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失言”了，周恩來立刻嚴肅地說：“不，他這是酒後吐真言。”迫使蘇方向我們道歉認錯。這次訪蘇也就這樣未能如願地結束了。我們來時頗有勁頭，回國時不免有點失望甚至敗興。
我們的專機在北京機場降落時，隻覺麵前呈現了幾個月前的盛大場麵，毛主席再次領著劉少奇、朱德和鄧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領導人，和數千各界群眾在一起，為我們舉行了又一次熱烈的歡迎儀式。我們下飛機和他見麵握手後，他又領著我們繞場一周，接受各界群眾對他和我們的歡迎歡呼。毛主席此舉，再次向外顯示了中國黨和人民的團結一致和對他本人的擁戴，蘇共的妄想圖謀永遠不會實現，同時也宣告了我們黨與“蘇修”鬥爭到底的決心。這次中蘇雙方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中蘇關係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矛盾更尖銳結怨更深了。也就從那年十月革命節起，我們與蘇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後即1988年，才能再去蘇聯，中蘇關係中斷了幾乎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中蘇關係惡化期間，我還曾出訪過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這兩國一個與蘇聯對著幹，一個也已不一條心。當時我們在東歐除了有的國家黨內的少數反對派，也就剩了這一個半朋友。隻是後來那個被毛主席譽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也同我們鬧翻了，據說他們成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反而成了什麽“修正主義”。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變幻莫測令人莫衷一是。
對於這場30多年前的國際“反修大戰”，我黨已在種種場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任何國家的黨，都不應該幹涉別黨別國的內部事務及其方針政策，應當尊重各黨和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的蘇聯，是曾不斷幹涉過我們的內部事務，多次批評指責我們的方針政策。不過，我們也對人家的一套進行過毫不客氣的嚴厲批判和全盤否定。我個人認為我們當時從若幹論點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說是正確無誤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想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為這場國際“反修大戰”的最高指揮，一方麵表現出了他非凡的才智與魄力，另一方麵多少也反映出了他個人的失誤和局限。我作為當年這些活動的參與者與過來人，僅將以上事實回憶出來，供後人對此進行分析評說。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