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正擔任東北軍區參謀長，開國當年12月，我領受了一項特殊任務，負責毛澤東出訪蘇聯時專列路過東北境內的安全。一切布置停當後，我趕到山海關迎接已成為新中國頭號領導人的毛澤東主席。在來自北京的專列上，我見到了三年不見的毛主席。與延安時期相比，他已發福了，為了出國，穿了一身比較講究的中山裝，他帶頭穿的這種衣服，後來幾乎成為我國的禮服，竟被西方人稱之為“毛式服裝”。這次訪蘇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國，而且是長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舉止不象往常那麽輕鬆隨便。我在車上向他匯報了情況，高崗等東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上車看望他時，他也關切地問了一些問題。我隨著他乘坐的專列，一直陪他到了滿州裏，下車目送他的專列駛入蘇聯國境，我此行的任務也宣告完成。
當時我已接到調令，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蘇聯東歐司司長。護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務完成後，我利用調動工作的機會，請假回武漢探親。哪知我剛到家幾天，就接到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電令，要我馬上去北京隨他出國赴蘇。毛主席這次去蘇聯是參加斯大林70誕辰的慶典，也準備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同蘇聯領導人商談。後來中蘇雙方認為可以趁毛主席訪蘇簽訂一項友好條約，這才又讓周恩來代表我國政府赴蘇進行簽約談判。由於我已是蘇歐司長，周總理指定我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並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趕到北京幾天後就隨周總理出國，直奔闊別近20年的蘇聯首都莫斯科，會合了先期到達的毛主席一行。
我們是1950年1月20日到達莫斯科的，隨毛主席先到的同誌向我們介紹了不少情況，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鑒於過去通過共產國際支持了王明，打擊壓製了毛澤東，對中國黨作過一些不切實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遭受了一定損失，斯大林對此感到歉疚。由於他與毛澤東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氣，毛澤東到莫斯科後的活動，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蘇方才作安排，蘇方避免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當時毛澤東也在觀察斯大林，想了解對方怎樣對待自己，結果雙方產生了一些隔閡和誤會。
例如斯大林曾問毛澤東，他此行有些什麽打算和要求。毛澤東卻以他慣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說，我這一趟當然不能白來，總要搞點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斯大林聽了怎麽也鬧不清這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起研究，也解不開這個啞謎。後來由當時的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從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那兒才摸到了底。原來毛澤東想讓蘇聯與中國簽訂一項同盟條約，“既好看”，就是可以對外宣傳；“又好吃”，就是我國能獲實利。斯大林明白後馬上表示同意，並且希望由他和毛澤東二人聯名簽署這一條約。可是毛澤東卻表示，自己是黨和國家的主席，簽訂條約是兩國政府間的事，隻能由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與相當於政府總理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來共同簽署。這才馬上電召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趕來，進行簽約的實際會談與準備工作。直到會談結束準備簽字時，斯大林還希望能與毛澤東聯名簽署這一條約，但是毛澤東仍然客氣地拒絕了，所以後來隻由周恩來與維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長的身分，簽署了世界矚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件事表明了毛澤東不願受別人尤其是外國輕易擺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們來到前後還發生過幾件事，蘇方曾請毛主席參觀一些地方，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戰績、遺址和汽車工廠等等，他看了卻認為不過如此，對蘇方人員的“吹牛”很不以為然。在列寧格勒參觀冬宮時，有幾個館據說正修理內部，沒有開放，他就悄悄對陪同的翻譯師哲說，那裏麵肯定是過去沙皇搶的我們中國的東西，他們不敢讓我們看。當時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國革命為題材的芭蕾舞劇《紅嬰粟》，蘇方請毛澤東和我們去看。他讓自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和大使館文化參讚戈寶權先去看了。他們看後回來說了劇情，原來此劇說蘇聯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時，一個蘇聯海員在碼頭上結識了一個中國妓女，接受了妓女獻給他的愛情和紅嬰粟花，他則向那妓女灌輸革命思想，通過妓女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後來引起了中國革命，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一聽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歪曲和汙蔑中國革命，斷然拒絕去看演出。由於陳伯達去看了並在演出謝幕時鼓過掌，毛澤東就批評責備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還給人家鼓掌捧場呢!毛澤東這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僅給我們很深的印象，也成為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態度的依據。
中蘇會談和簽約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緊，周總理每天向他詳細匯報一切情況，條約的文稿也都經過他逐字逐句的審改推敲，在一些細節和具體問題上，他允許向對方作一點妥協讓步，一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等大問題，他總是立場堅定寸步不讓。例如在我國東北境內先由沙皇俄國建造，後由蘇聯管理經營的中長鐵路，我國新疆的礦產開采及經營權益，中蘇、中蒙接壤地區的國防和雙邊關係，抗日戰爭後期蘇聯紅軍從我國東北擄獲運走的日本財產物資和工業機器設備等等，蘇聯繼承沙皇俄國在我國大連、旅順的特權及資產，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營等等，毛澤東認為這應全部無償地交還中國，指示我們在簽訂總的中蘇條約的同時，另行一一簽訂明確具體的單項協定，隻能在維護我國利益的前提下，適當照顧到對方。我們遵照他的指示與要求，與蘇方進行了一係列艱苦的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協商。在毛主席、周總理於當年2月17日先期回國後，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誌一起留在莫斯科，與蘇方就若幹具體問題繼續談判並簽訂有關協定。曆史證明，當年的這些條約及協定，對於維護我國獨立主權，促進我國經濟建設，特別是樹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形象，起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應該說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思想指導和具體指示的結果。
中蘇條約簽字儀式舉行後的當晚，由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出麵主持盛大酒會，招待蘇聯黨政軍及各界領導人，隔一天後蘇方又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盛宴，慶祝中蘇條約簽訂並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餞行。斯大林自恃是蘇聯以至國際共運最高領袖，通常是不參加這些外交宴會的，這次卻由於毛澤東的來到，每一次他不僅破例地親自出席，並且對毛澤東特別尊重客氣，席間還和毛澤東相互說笑，顯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實當時他們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帳。戰爭年代毛澤東曾多次抵製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方式並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圖，建立新中國時又不照搬蘇聯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親西方的人士。毛澤東對斯大林從未俯首聽命和低三下四過。因此斯大林心有疑慮，擔心毛澤東是個鬧獨立性的鐵托式人物。隻是中國革命的實踐結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新中國的誕生又使蘇聯有了個東方大國作為盟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於蘇聯的鞏固發展都是極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願怠慢更不敢得罪在聲望和地位上都不亞於自己的毛澤東，倒是毛澤東在斯大林麵前，不僅始終保持尊嚴，有時還使使性子甚至發發脾氣。
就在毛主席訪蘇時，有段時間蘇方沒有給他安排什麽活動，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別墅中閑住了幾天後，忽然向蘇聯的接待聯絡人員發起火來，說是我現在每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三件事，真不知你們把我從那麽遠請來幹什麽？翻譯師哲對他說，你發火的對象都是蘇聯一般的工作人員，他們什麽都聽上麵的，你對他們發火也沒有用。毛澤東卻說，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匯報，毛澤東在發脾氣了!他的這種基於民族自尊心的獨立不羈性格，確曾贏得了蘇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過這又隻是毛澤東性格的一個方麵，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當然深知中蘇團結的重要，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方針，建國後他第一個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又是蘇聯，並且是去參加斯大林的70壽辰慶典，這就以行動駁斥了說他是“東方鐵托”的議論。所以建國初期中蘇友好調子之高和氣氛之熱，我這個蘇聯東歐司長活動之多，業務之忙，都是按他的決策指示進行的，而這都是適應當時形勢和符合我國利益的。
這種狀況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後，才逐步發生了變化。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