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9日，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寫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兒毛毛回來了。1月初，我的小兒子飛飛也回來了（他們即將回到勞動的地方去）。我們同他們兩年多不見，一旦相聚，其樂可知。本來，我們曾希望兩個大的孩子（鄧林和鄧楠）也回來聚一下，她們沒有請準假。好在她們回來的機會是有的。
“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麵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使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說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
“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從今年1月份起，中央給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請省革委會負責同誌向你請示，這個數目是否是我們今後長期的固定的生活費用，未見複示。前幾天，又收到2月份的，還是205元，我們當即了解這是新的規定。我們當照此規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坦率地說，這個數目對於我們這個九口人之家（我們夫妻，我的繼母，五個孩子，還有一個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們供給的）是不無困難的，因為除鄧林已有工資外（她本人病多，最多隻能自給），我的大兒子鄧樸方在醫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飯25元是醫院規定的，抽煙及零用約10元），兩個大學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約90-100元。我們在南昌的三個人，隻有100元開支。此外，我的小女兒毛毛、小兒子飛飛在公社勞動所得，隻夠吃飯，其他需用也要適當補助。再者，我們還得積點錢作為孩子們回家的路費（路遠，每人來往約需100元左右）和回來時的夥食費（回家來總要改善一點夥食），以及每年總要補充一點衣物、日用品。這樣算來，當然是緊的。但是，黨既然作了這樣統一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提出額外的請求，自當從我們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節約二三十元，積起來作為他們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費。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
“小孩子回來一次花錢太多，也很不容易。將來希望能先將毛毛調到能夠靠近我們一些的地方。”
【思忖：原來可能是每月原工資400多照發，自1970年1月起，降為205元 ？？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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