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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張國燾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勸說、命令均無效，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進。
臨行前的（1935）9月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在院中見了徐向前。他問道：“向前同誌，你的意見怎麽樣？”
徐向前直言相告：“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麵軍如果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指揮。”
聽了他的回答，毛澤東沒再說什麽，默默地點了點頭，呆了一會，就走了，並且連夜率三軍團不告而別，向俄界前進與一軍團會合。
對於中央的北上方針，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徐向前是完全擁護的，陳昌浩也是同意的。他們原來就有過這種設想。徐向前滿心希望中央不再發生分歧，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和開路先鋒，他一直在考慮怎樣為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打開通路。一、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時，紅四方麵軍有8萬之眾，紅一方麵軍隻有2萬人馬。張國燾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麵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等論調，想要取毛澤東等的領導地位而代之。這些，徐向前並非不知道。但他被兩軍會師的歡樂所激動，對於兩軍會合後出現的複雜局麵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兩軍會合後，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麵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但他沒想到張國燾會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陳昌浩又緊隨其後。可讓他帶一部分人馬離開張國燾，使他辛苦創立起來的紅四方麵軍分裂，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加上一、四方麵軍會合後，一些教條主義者指責四方麵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都使身負重任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不能不心有餘悸，不敢貿然追隨中央紅軍。
當徐向前還在幻想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時，傳來了中央紅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誌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麵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鍾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麽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麵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麽辦？我說：哪裏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做了答複，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誌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前麵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 --- 其實這個人是 許世友，當時紅4方的四軍軍長。】
在緊急關頭，徐向前堅決果斷地命令：“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這極明事理、擲地有聲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麵、在長征最緊要關頭的一個“十字路口”上的明確明智的抉擇，是他在關鍵時刻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許世友 時 紅4方 四軍長
徐向前最後的臨終遺言
1990年6月，徐向前因為肺病住院治療，那天出門前，他無比留戀地望著自己居住的小院，輕聲說“這次去，就回不來啦……”住院後不久，他發起了低燒，病情日漸加重。6月29日，病中的徐向前也許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了，他對前來探望自己的老戰友李先念鄭重地說：“我的遺言有三條：一是不搞遺體告別，二是不開追悼會，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8月5日，病情更加嚴重，他對圍在病床前的子女吃力地重複了自己的三條遺言，並再次叮囑子女：“我死後，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