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 成立大會會長
顏福慶（1882～1970），上海市人。1903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0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1914～1927年創辦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前身）並任校長，1927年調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1927年在上海創辦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複旦大學醫學院前身）並任院長。1938年出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1940年辭職。1942年重返國立上海醫學院滬部工作。上海解放後一直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顏福慶當選中華醫學會會長時33歲，任期1915年2月～1916年2月。
1916年 第一、二次大會會長
伍連德（1879～1960），祖籍廣東台山，出生於馬來西亞。1903年獲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時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到吉隆坡醫學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1907年7月應邀回到祖國，就職於天津北洋軍醫處，1908年5月任陸軍軍醫學堂幫辦。1910年12月奉命赴哈爾濱任東三省防鼠疫總醫官，1911年7月籌建東北防疫總處並任處長至1931年該處解散。1913年任大總統侍從醫官，前後10餘年。1918年1月任親自創建的北京中央醫院院長。
1926年9月任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第一任校長。1930年7月任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衛生部技監兼上海檢疫所所長，中央防止霍亂臨時事務所所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舉家返回馬來西亞。伍連德當選中華醫學會會長時37歲，任期1916年2月～1920年2月（連任兩屆）。
1960年在馬來西亞逝世。
伍連德 在北京協和醫院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聯星，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中國著名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是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1918年伍連德籌建的北京中央醫院
中央醫院舊址現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白塔寺院區
在控製鼠疫中發明的“伍氏口罩”
在這場消滅鼠疫的戰鬥中，伍連德還發明了棉紗做成的簡易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1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也沒有不適感，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當時每個隻需二分半，伍連德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並且很快被民眾接受。這種口罩，被後人稱為“伍氏口罩”。至今，仍有醫務人員在使用這種口罩。
1911年5月，伍連德因消滅鼠疫獲清廷勳章
在伍連德留存的照片中，有一張戎裝照片，拍攝於伍連德剛從東北防疫戰線凱旋之時，佩戴著二等雙龍勳章，英氣逼人，這場大勝仗帶給他的自信、自豪，真叫人覺得大丈夫當如此也。可這身軍裝有些不倫不類，既不是清製式，更不是民國製式，是哪個時期的軍服呢？直至2007年9月，筆者到新加坡求教了伍連德的女兒伍玉玲女士，才解開了這個謎。
伍女士說：“這身軍服，除照相外，爸爸隻在1911年見攝政王時穿過一次，是專為爸爸訂製的仿德式軍服，不是正式軍裝，衣料很硬挺，穿著不舒服。”
原來這是一件獨一無二的“軍裝”。因為伍連德抗疫勞苦功高，也為清廷爭了光，清廷攝政王載灃要召見他，親自授予二等雙龍勳章。這是中國曆史上醫生獲得的最高獎勵。
1934年，伍連德與夫人黃淑瓊在北京東堂子胡同家中。
位於東堂子胡同東頭的伍連德故居 寶君攝
伍連德（1879-1960），祖籍廣東台山，出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如今的馬來西亞檳榔嶼）。年少時就讀於檳城大英義塾，因成績優異，獲英女皇獎學金，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終獲醫學博士而歸。在南洋，他積極投身到海峽殖民地的反種族歧視，反吸毒賭博迷信、長辮小腳等社會改革活動中，年紀輕輕就是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與林文慶（早期廈門大學校長）、宋旺相並稱為“海峽華人三傑”。1905年，伍連德與愛國華僑領袖黃乃裳之女黃淑瓊結為夫妻，與林文慶結為連襟（林文慶的原配夫人為黃乃裳之女黃端瓊）。
1907年，伍連德應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之邀，從南洋回到中國，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堂副監督（副校長）。
1902年袁世凱在天津創辦北洋軍醫學堂，學製為4年，教員以日本人為主，課本亦用日文，是一所日本式的醫學校。1906年由陸軍軍醫司接收，改名為陸軍軍醫學堂。袁世凱聘請伍連德，就是希望擺脫日本人的影響，將陸軍軍醫學堂改成英式學校。伍連德到校工作後發現，那些日本教員隻是簡單地教授一些護理常識，主要是培養學生成為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工具。伍連德非常氣憤，在他的主持下，陸軍軍醫學堂迅速擺脫了日本人的影響，逐步成為現代化的醫學院校。學校開始為中國軍隊培養合格的軍醫，學生無論是從知識上還是從體質上都接受嚴格的訓練。
1910年冬，東北瘟疫流行，得病者發燒、咳嗽、出血，然後死亡，皮膚幾天內變成紫色，每日死亡人數以百計，引起民眾和政府的極度恐慌。當時日本與俄國政府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威脅中國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製疫情，將不準中國人進入東北參與防疫。為了使中國出洋相，俄國更是盡量誇大這場瘟疫，竭力強調中國的落後，說中國不像文明國家俄國那樣有應付這種突然災難的能力。如果將防疫大權交與日俄，更等於交出東北主權。
伍連德在臨危之時，受清廷之命任北滿防疫處總醫官，時年31歲。那是一場極為罕見的災害。僅在哈爾濱，就有數十名醫護人員以及一百多名警察和士兵殉職，更不用說因鼠疫而死去的普通百姓。
更不利於病情控製的，還有當時的國際形勢和社會思潮：當時的人們，還固守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傳統觀念，伍連德要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解剖屍體；麵對堆積如山的疫屍，天寒地凍無法深埋，他要上奏皇帝頒旨恩準，才能實施火葬；因為他是無名小輩，他的防疫措施常受到“權威”人士的蠻橫幹預；日俄殖民者百般阻撓，企圖借機奪我東北主權……
伍連德頂住種種壓力，開始研究如何控製鼠疫。在當時毫無防疫常識，也沒有像樣的醫學實驗室的情況下，他力排眾議，得出了這次瘟疫是由肺鼠疫病毒傳染的結論。但是他的結論和防治方法，一開始並沒有被日本、法國、俄國等國鼠疫專家接受。直到1911年1月，法國籍的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梅尼，未加任何防護地檢查了四個病人後去世，才使得伍連德的方法被推廣開來。他的方法很簡單，卻很有效：將病人送往鼠疫醫院，接觸者被隔離，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並且對屍體進行火化處理。在一係列正確的措施之下，整個防疫局勢被扭轉了。
隨著鼠疫的消滅，伍連德名揚全球。1911年4月，伍連德主持在奉天（沈陽）舉行的世界鼠疫研究大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11國的專家公推伍連德為大會主席。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伍連德獲得了“鼠疫鬥士”的稱號。當時全世界的鼠疫專家，包括因發現鼠疫杆菌而以“東方巴斯德”自詡的日本專家北裏柴三郎，都由衷地把“鼠疫鬥士”這個桂冠讓給了伍連德。1959年，伍連德自豪地用“鼠疫鬥士”作為自傳的書名。
可是伍連德不願意接受召見。1908年，他剛回國時，陸軍部尚書鐵良召見他時，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辮子，而且不利索的官話讓他言不達意，繁文縟節令他痛苦不堪。當攝政王要接見伍連德時，外務大臣施肇基想出了一個辦法，讓陸軍部宣布授予伍連德陸軍藍翎軍銜，也就是相當於西方國家少校的協參領。這樣伍連德成了清軍的軍官，免去了很多覲見前的官方手續，還可以穿著軍裝上殿，不用戴假辮子，對攝政王的問話也不必詳細回答。
推行禁煙運動
除此之外，在禁毒領域，伍連德同樣是一位智勇雙全的鬥士。還在南洋時，年輕的伍連德就已成為當地的禁煙領袖。他組織成立了禁煙團體和禁煙協會，並四處奔走，籌集為吸毒成癮者提供食宿和醫藥治療的資金。
1911年和1912年，來到中國的伍連德兩次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國際鴉片大會，並代表中國政府在1911年全球禁毒公約上簽字，從此開始密切關注中國的禁毒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當時，他作為中國代表正在赴海牙參加國際鴉片會議的途中，他以萬分焦急的心情，在飛馳的列車上給莫理循寫信：“請求你並通過你促使《泰晤士報》和英國公眾幫我籌集基金來裝備起一個紅十字會，由我率領開赴前線，一視同仁救護雙方傷員……”
在中國的30年間，伍連德從未停止過禁止鴉片的努力。1915年，伍連德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後，利用學會和一切社會力量，力諫政府推行戒煙運動。在他的努力下，1916年11月16日，民國政府宣布嚴禁鴉片。當時，上海有外籍商人大規模地囤積鴉片，民國政府收購了這批鴉片。1919 年1月，伍連德受命在上海焚燒這批鴉片，這是繼林則徐虎門銷煙後又一次大規模地焚燒鴉片。
東堂子胡同的溫馨時光
1911年，在覲見攝政王後，伍連德就在北京東堂子胡同55號（現為4-6號）購置了房屋，將家眷從天津遷居到了北京。
這所住宅原主人是八國聯軍的英軍士兵，他退伍後留在了北京，當時是用廢墟上拆下的磚瓦、門窗和木料建成的單層平房。伍連德一家入住五年後，由一位德國建築師將它改建成帶有後花園的三層西式小樓。這是當時北京最好的住房之一。
伍連德晚年回憶起這裏仍十分溫馨：“漂亮的花園裝點著盆景和隨季節變化的鮮花。我們還買來不同時期的舊式神靈和美人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安置在適當的角落中，並安放了一個巨大的大理石屏風，上麵鐫刻著與中國三國曆史有關的各種場景和人物。還有一些精致的大理石雕刻品，是一張方茶桌連帶四個圓凳，一個報時的古代日晷。”
因伍連德主要的工作在東北抗疫，而且夫人長年多病需靜養，北京的家主要由其夫人打理。他的夫人黃淑瓊才貌雙全。伍連德對她一直稱讚有加，說她：“終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誠的伴侶，盡管一直體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賢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場生涯的賢內助”。她可以用流利的英語談論中國藝術和文化，評論時政。在外國公使團，特別是在歐美外交圈中，她特別受到歡迎。因此，東堂子胡同55號，在當年是北京重要的社交場所。黃淑瓊還出版了英文小說，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古典文化。
1937年“七七事變”後，伍連德修建的醫院、檢疫所等或被摧毀，或被占領，而且在中國的大量書籍和資料也被毀，伍連德痛心疾首，離開他奮鬥三十年的中國，回到馬來西亞，在怡保市開設私人診所。1947年，伍連德回到中國，作短暫停留，此後逐漸淡出國人視野。
根據伍連德的自述，1949年，中華醫學會的總部從上海遷至北京，伍連德將東堂子胡同的住宅，連同數千冊圖書捐獻出來，作為中華醫學會的辦公場所和藏書數千冊的圖書室。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病逝於馬來西亞檳榔嶼，享年81歲。英國《泰晤士報》評論：“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鬥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豪的了……”
伍連德逝世後數十年，他在東堂子胡同的故居逐漸破敗。幸運的是，這棟建築沒有被拆，隻是年久失修。根據最新的消息，東城區相關部門正在積極部署伍連德故居的修繕工作，期待更多人能了解到伍連德在中國不平凡的經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