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毓賢被慈禧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後，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屠殺教民。他設計命全省洋教士等外國人集中到省城太原的一處房子內，將46人全部殺害（其中包括11名幼童），他還親手殺死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在毓賢任內，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一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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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首先興起於山東，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極其複雜、深遠的因素。甲午戰爭後，備受日軍蹂躪的山東人民，在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的狂潮中首當其衝。列強瘋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無情搜刮，連年不斷的天災人禍，已逐漸把人民逼到死亡線上。特別是洋教猖獗，教案頻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辦理，進一步加劇了本已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廣大群眾義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東義和團的鬥爭不是開始於帝國主義軍事、經濟勢力龐大的山東半島沿海各地，而是開始於帝國主義還沒有大規模滲透的魯西南和魯西北地區；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0927/252129.html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死亡（根據教會方麵的統計）。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信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兩萬多名中國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04]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此外還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死亡[105]，單在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工作的新教傳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難，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兒童遭害[106]。但戴德生後來拒絕了清政府為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作出的賠償，借此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107]。
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105]，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撫衙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注 7]，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108][109]
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係，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110]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111]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麵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抵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湯愛玲兩神父，不分男女老幼，盡戮，[112]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隻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113]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111]。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餘名信徒全部燒死在堂內[114]。
https://club.6parkbbs.com/pk/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13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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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是一個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學術上卻是寬容的。他對某些新教傳教士的高尚人格和淵博學識極為讚賞。1898年，他邀請長老會牧師赫伯特·E。豪斯博士擔任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1900年又邀請長老會牧師、滕州教會學校校長華生·M。海伊斯博士擔任他所建立的濟南府文學院院長。1906年他到保定府視察期間，發現當地充滿著對土地爺的迷信，當地土地廟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廟的廟祝們卻向他報告了許多有關當地死亡人數的情況。於是袁世凱命令把當地所有的土地廟改成警察局，同時下令把土地廟裏的所有神像集中起來統統扔到河裏。當地傳教士聞訊趕來看熱鬧，他們想要看看當地老百姓怎樣執行袁世凱的這道命令，他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數千名中國人站在河岸上，他們也把神像沉塘當做一件笑話看，他們有人甚至還在說：“看哪！神仙們在洗澡呢！”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2/19/12614809_0.shtml
近期，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宣傳統戰部獲取了一批反映齊魯醫院醫學發展脈絡和山東省現代醫學發展曆程的珍貴史料。
資料內容所涉時間從1860年美北長老會派遣的傳教士初次到達山東登州境地始至1960年左右止。約計文字資料3000餘萬字，圖片1000餘幀。主要涉及工作文件、往來書信、學術文章等三部分內容，包括美北長老會、英國浸信會、加拿大聯合教會等西方教會早期在華籍醫傳教的情況、工作年鑒以及記錄其派遣的傳教士在華期間工作進展、傑出人物、特殊事件評價、人物生平等；傳教士、傳教醫師與其同事、友人、家人間書信的往來以及家人、朋友為其撰寫的人物傳記；傳教士在華期間著作，包括第一位隻身來濟、為齊魯醫院的創建做出了重要貢獻的美北長老會傳教士Jasper Scudder McILvaine(麥爾文)的著作《Grammatical Studies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Missionaries》（1880，《中國北方口語語法研究》），及其與父母、親友的親筆書信影印件；齊魯醫院創始人聶會東在華期間在曆屆中華博醫會年會上的講話，發表在《柳葉刀》、《博醫會報》上的學術文章、工作報告以及學術著作等，如《Inorganic Native Drugs of Chinanfu》、《Diseases of the Conjunctiva as met with in Tsinan》，著作《Ophthalmological Terminology》、《Diseases of the Skin》、《化學辨質》等。
此次所獲資料分別來自耶魯大學、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等，絕大多數文件為首見。相信這些史料對於進一步理清齊魯醫院乃至山東省現代醫學的發展脈絡，對現代醫學史的研究將會有所裨益。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ealth/anzvxkj.html
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居然誕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萊縣，正是那位在山東傳教曆四十五年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創舉。
狄氏於1864 年創辦登州蒙養學堂，1876 年易名登州文會館（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882 或 84 年擴建為大學，英文名 The College of Shantung，為近代中國大學之濫觴。他於 1908 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頂。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狄考文葬禮照片（照片注文 “西曆一千玖百零八年十月四號狄大牧師葬於煙台玉皇頂圖”）
同樣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梅裏斯（Charles R. Mills），1862 年攜夫人來登州，傳教之外，與夫人創辦登州啟喑學館，將西方現代聾啞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國。該校1898 年遷址芝罘，成長為今天的煙台市聾啞中心學校。梅裏士的另一貢獻是從美國帶回大花生種，經推廣，成為膠東各地廣泛種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關產品出口，創匯多多。1895 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顯德（Hunter Corbett）
郭顯德（Hunter Corbett）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分別畢業於賓州 Washington-Jefferson 大學和 Princeton 神學院，獲神學博士學位。1863 年他二十八歲那年偕新婚妻子，來到上海，次年來登州，後轉芝罘，在山東傳教共五十六年。
史載，郭顯德在傳教過程中注重將基督教與儒家學說之間的溝通，強化對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東感召的皈依者達到三千餘人。他熱情興學（煙台二中前身會文學校之外，在牟平、棲霞、萊陽等地開辦學校四十餘所），辦醫務機構（他和夫人是聞名遐邇的毓璜頂醫院的奠基人）。
此外，在黃河水災時期，郭顯德積極在美國募捐，解災民於倒懸，備受山東官民稱頌。他的聲望之高，連對 “洋教” 刻骨仇恨的義和團也流傳這樣的戒律：“外人不殺郭顯德，國人不殺趙鬥南”（按趙鬥南係郭之弟子，牧師）。郭顯德 1920 年卒於煙台，數以千計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禮，身後哀榮備極隆重。他也葬於毓璜頂的西僑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聽說毓璜頂的西僑公墓已被毀，但據說還存有幾塊殘碑。承在毓璜頂醫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幫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場雨夾雪降臨前的陰霾天裏，總算看到了那幾塊墓碑。
它們散落在煙台警備區醫院的院子裏。先看到的是兩塊仿佛是棺材上的蓋石，麵呈人字型，兩麵分別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職銜以及頌詞。
取水來洗去上麵泥土，其中一塊蓋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驚：Alexander Williamson——這是大名鼎鼎的韋廉臣的棺蓋啊。韋廉臣，蘇格蘭長老會牧師，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早在煙台開埠之前的1855 年就來煙台傳教。他在上海創建同文書會，創辦《萬國公報》月刊，是近代傳播西學的重要平台，維新巨子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受這份刊物影響很大。
棺蓋上刻著 “法學博士” 的頭銜，當是韋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為表彰他在中國的成就而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曾與他在煙台共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說：“無論從體格、智力和精神方麵看，他都是一個巨人。”
他的身世和成就，許多近代史著作都要有所論述。在棺蓋的另一側用英文刻著這樣的話，譯言略謂：
“他居於對法官耶穌歸來時欣喜複活之渴望中，遙遠國度裏長久曆程後迷途人終回歸其永恒之羅馬城”。
右側紅色大理石是韋廉臣棺蓋
找到郭顯德墓碑時天色已經暗淡，不過碑文大致上還算完整。一麵是英文，另一麵是中文，中文如下（標點是我加的）：
郭公顯德，大美國名教師也。遵救主聖名，遠涉重洋，來煙台五十六載，傳福音足遍山東，如巴拿巴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曆險阻而不顧，置生死於度外，作鹽作光，濟世濟人，設教興學，成績昭著。施洗信徒不下三千。今牧師功圓果滿，駕返天國。其道範遺訓，永垂不朽。聖經有雲：有智慧具備訓眾歸善者，必輝光在天，明耀若星，永世弗替
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殘碎碑石若幹，天色已晚，雪花飄落，不及細觀了。
據說，毓璜頂西僑公墓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被毀的。那正是兩國交戰，反美情緒激蕩的時候。
不過戰爭是活人之間的事情，在戰場上我們尚且要優待俘虜，為什麽在大後方會遷怒於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們，何況他們還是些傳播福音與科學知識、興辦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
想象當年掘墳鞭屍、砸石毀碑的情景，人們是否想到這些人生前給這片土地帶來的種種美好事物？
不僅如此，即便我們對於傳教士作用的評價有分歧，但這墓地畢竟是曆史的見證，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為生動的教材注釋，毀屍滅跡又是所為哪般？
2006 年，我曾訪問日本北海道大學。那座大學的創辦人是美國農學家克拉克博士（Dr. William Smith Clark），他在教學的同時也秘密地傳播基督教。雖然他在日時間隻有短短八個月，但日本人為紀念他，在大學校園裏樹立了他的銅像，學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會館，學校的校訓是他的話（“男兒當自強”，英文 “Boys, be 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學的徽記也是克拉克的頭像。
北海道大學校園內，克拉克痕跡無所不在賀衛方攝於 2011 年 2 月 19 日
當時我好奇地問執掌該校中國法教席的鈴木賢教授：“二戰日美之間成為敵國時，有關克拉克的這些標記也都繼續保留麽？”
“為什麽要改變呢？這是曆史啊。”
鈴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問我。
說明：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蒼山夜談”（ID：cangshanyt）。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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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他們的墓碑如今掩蓋在塵雪中... ...
清末，在河南的外國傳教士看中國兒童玩耍。圖｜來自愛德華 · 布裏斯《邵武四十年：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在華之旅，1892—1932》作者按：《南都周刊》策劃一個題為 “原鄉” 的專題，請一些作者寫一下春節回鄉的感受。我應約寫了這篇小文。
山東的宣教士——宣教，興學，慈善
西方基督教會到中國宣教，將現代化教育和改善民生的運動一並帶來，成為近代史的重要部分。山東沿海，特別是膠東地區多山，交通困難，不像華中，南各省對外開放甚早，因此民生艱苦百業凋敝。
狄考文和山東：原來和合本《聖經》裏有不少山東方言
編者按：這篇文章主要介紹了美國宣教士狄考文牧師在中國的宣教事跡，他 1863年底來華開始在山東從事宣教、教育長達45年之久，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文會館、廣文大學（齊魯大學之前身）；開設博物館，傳播西方的科學與文化，被譽為“十九世紀後期最有影響的傳教士教育家”。
美國傳教士郭顯德創辦近代山東最早的博物館
郭顯德益文學校舊址如今的毓璜頂醫院在山東煙台毓璜頂北坡的煙台警備區裏,穿過一片冬青叢,就是“毓璜頂西僑公墓”的舊址,一些殘缺的墓碑、底座散落在樹叢之間。1950年抗美援朝期間,這裏遭到徹底毀壞,碑石被砸、棺木被焚。
濰縣樂道院：住過這的有人獲諾貝爾獎，有的是山大創始人
說到咱們濰坊的醫院，可能絕大多數觀眾首先想到的就是濰坊市人民醫院，的確這所具有一百三十多年曆史的醫院在我市醫療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細心的觀眾在濰坊人民醫院院內會發現還零星點綴著幾座飽經滄桑的西式建築，而這幾座西式建築正是濰坊市人民醫院的前身樂道院保存下來的遺跡。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j2qze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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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維斯在美國時學習過果樹栽培技術，到了煙台之後，他在自己住所附近開辟了一片麵積不大的果園，名為“廣興園”，他最早從國外引進蘋果優良品種進行嫁接栽培，並推廣到各地，創造出了享譽海內外的煙台蘋果。
對煙台產生深遠影響的美國傳教士當中，還有一位叫倪維斯，他在1871年來到煙台協助郭顯德工作。現在的毓璜頂東路有兩棟美式建築，其中一棟就是美國傳教士倪維斯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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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顯德 (Hunter Corbett，1835年12月8日－1920年1月7日)，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在中國山東度過了56年，步行千裏，下鄉布道與苦力貧民同眠共食，又廣行善事。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在義和團之亂時期，民間流行說，“外國人不殺郭顯德，中國人不殺趙鬥南(郭顯德的學生)。”
生平[編輯]
1835年12月8日，郭顯德生於美國賓州克拉裏恩縣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是蘇格蘭移民的後代。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以後，1864年到達山東登州，因無人肯租給房屋，於是住在一間已荒廢的觀音堂裏。苦讀中文，一年後擇地煙台。1866年在西南郊毓璜頂買地建成毓璜頂長老會堂和煙台第一家小學。
教育[編輯]
1866年郭顯德在煙台毓璜頂創辦文先小學（男校）和會英小學（女校），這是煙台開埠後首創的新型學校。後來發展成煙台益文商專，即今煙台二中前身。郭顯德夫人蘇紫蘭在毓璜頂創辦煙台第一個幼稚園。郭顯德還先後在福山、牟平、棲霞、萊陽、海陽、即墨、膠州及煙台創辦小學共40餘所。
醫院[編輯]
郭顯德夫人蘇紫蘭於1890年毓璜頂開設了一個小型診療所。1914年建成毓璜頂醫院，嵇尤爾為首任院長。醫院分南被兩樓，約300餘間，90張床位，各種設施一應俱全。今日此醫院仍是山東省最大規模醫院之一。
博物院[編輯]
1875年郭顯德在今市府街創辦山東境內第一個博物院，展出珊瑚、礦產、動、植物標本等。
賑災濟貧[編輯]
1906年他被選為紐約長老會總會主席。1914年，民國政府頒發給郭顯德“雙龍嘉禾”獎章一枚。
1920年1月7日在山東煙台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葬於“美國公墓”，其時毓璜頂一帶人山人海，送葬者千人。墓碑保存至今。
參考資料[編輯]
- 《郭顯德傳 : 掌握中國北方大復興的屬靈偉人》 美國見證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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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譽中外的煙台蘋果，乃出自傳教士倪維思
這位美國傳教士叫倪維思，1829年出生在美國紐約州。他的父親是一個大農場主，但在倪維思出生剛18個月就去世了。倪維思在祖父的家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並受到了祖父的宗教影響。1848年，倪維思大學畢業，到喬治亞州的一所學校教書，兩年後，他考入普林斯頓神學院，決心當一名傳教士。在神學院學習期間，倪維思非常刻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853年，倪維思向美國長老會總部遞交申請書，要求派自己到中國傳教，長老會差會批準了他的請求。於是，他帶著剛剛新婚兩個月的妻子，啟程前往中國，在經過四個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後，於1854年2月抵達中國上海，隨後趕往寧波，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教生涯。
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隨後，英、法、俄等國強迫清廷簽訂了《北京條約》，《北京條約》除了確認原來的《中英天津條約》仍然有效外，又增加了天津、山東登州等地為對外開放口岸，允許西方傳教士在這些開放口岸修建教堂，從事傳教活動。於是，1861年他來到了山東登州（即今天的蓬萊）。
將美國的蘋果移植到煙台
在登州傳教期間，倪維思和夫人一起創辦了登州女子學堂，這是山東第一所女子學校，具有開教育先河的意義。傳教、辦學之餘，倪維思還到山東青州、濰縣、臨沂等地從事賑災活動，這些工作使得倪維思贏得了百姓的尊重，不少人由此加入了基督教。
1871年，倪維思又到了山東煙台傳教，傳教之餘，他買下十餘畝的土地，用來進行果樹栽培。原來，倪維思年輕時學習過果樹栽培技術。來到山東後，他發現山東的氣候、土壤等與美國相似，而所產水果遠不如美國，於是就萌生了改良果樹的念頭。他將美國的蘋果移植到煙台，以嫁接、育苗等方法培育，使之成為具有特別香味的新品種，結果，他栽培的蘋果樹異常成功，附近州縣的人民競相推廣，很快就成為農家重要的副業。這便是後來享譽國內外的“煙台蘋果”。隨後，煙台也因為這種蘋果而成了著名的水果之都。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倪維思在中國傳教的時間長達40年，他留下了很多著述，主要有《天路指南》、《神道總論》等。1893年，倪維思在煙台去世。
作為傳教士，倪維思來中國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傳播上帝的福音”，讓古老的中國接受基督教。有趣的是，倪維思在中國山東辛辛苦苦傳教40年，可基督教最終仍沒有被中國人廣泛接受，倒是他在傳教過程中所從事的副業——栽培出的煙台蘋果，讓中國人受惠不少。
今天，當人們吃著香噴噴的煙台蘋果時，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它與美國傳教士倪維思的這段因緣，甚至，倪維思這個人的名字也已被人們一天一天地淡忘，但是，煙台蘋果的盛名和芳香卻永遠地流傳了下來。
（原標題：《傳教士與煙台蘋果》，節選自鄭連根的《昨夜西風:那些活躍在近代中國的傳教士》）
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年－1893年）是美北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
1829年，倪維思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奧維德附近。1854年抵達中國，在浙江寧波傳教。1861年轉往山東登州，起初寄居在北門裏一所觀音廟內。
倪維思原在日本工作。北京條約訂立後，登州開放，他到寧波學習國語，然後啟程前來登州。倪夫人海倫就地收養了幾名父母雙亡和被遺棄的女孩子，並延師教她們習字讀書，是為女校創始的先導，時在同治元年，即1862年。兩年後倪牧師夫婦屆返國之期，同時醫病，並充實支持他夫婦在中國工作的力量。五年後返回，改居煙台工作，工作目標在膠東各縣。他見到山區的土地貧瘠，農民艱苦，非改善生活和收入便不足以達到傳揚福音的果效。他又鑒於本地氣候頗似紐約州他的家鄉，於是前往將他家鄉出產最盛的蘋果，梨和葡萄苗等大量地親自選好帶到煙台。倪維思本出身農家，對於各種果樹的蟲害和種植方法素有經驗。返回煙台後他在毓璜頂山下的東南坡買地十二半華畝建起一間示範農場，將培育出的樹苗贈給附近各地的農民。1893年在煙台芝罘逝世。享年六十四歲，葬在煙台[1]。
著有《中國和中國人》、《附鬼及其他》、《差會工作方法》、《天路指南》、《祀天辯謬》、《馬可注釋》、《神學總論》等[2]。
參考[編輯]
- ^ 夏征農，陳至立主編；熊月之等編著. 大辭海 中國近現代史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3.12: 165.ISBN 7-5326-4071-X.
John Livingston Nevius (4 March 1829 – 19 October 1893) was, for forty years, a pioneering American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appointed by th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his missionary ideas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spread of the church inKorea. He wrote several books on the themes of Chinese religion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and missionary work.
Biography[edit source]
Nevius was born on a farm halfway between the villages of Lodi and Ovid in the "Lake country" of western New York state. It was an idyllic country location surrounded by fields and meadows with a nearby spring of pure water, and Lake Seneca, "gleaming through the trees", only 2 miles distant; he was the son of Benjamin Nevius, of Dutch descent, and his wife Mary Denton. He was educated at the college in Ovid, then at Union College in Schenectady, then, from 1850, atPrinceton as a prospective minister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1]
In 1853, Nevius married Helen Coan and, on June 15 of that year, the couple set off, as missionaries, on an arduous 6-month sea voyage to Ningpo, in the Che-Kiang province of China, arriving in the spring of 1854. He and his wife immediately set about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Nevius's subsequent interest in the phenomenon of spirit possession was sparked off by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supernatural with his language tutor, Mr. Tu; the Chinese had a strong belief in the reality and power of the spirit world that was part of ananimistic tradition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see Chinese folk religion).[1][2]
The Revd. and Mrs. Nevius were soon travelling and preaching, as well as setting up missions and schools, studying and writing. In 1861 the couple moved to Shantung province, where most of their Chinese missionary work would be undertaken. They spent some time in Tung Chowand dispensed medicine to the locals during the 1862 cholera epidemic there. John also trained missionaries and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country's first Synod which took place in Shanghai in 1870, while Mrs. Nevius set up a boarding school for girls.[1]
In 1871, they moved to Cheefoo and built a house there called "Nan Lou". In 1873, John embarked on a taxing 600-mile missionary tour by foot, finding rest and sustenance at whatever establishments he could find along the way. In 1877,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the "Great North China Famine"), and h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raising funds, setting up a food distribution centre and organising a relief corps from quarters at Kao-Yai. Famine struck again in 1889, and Nevius's abilities were, once more, called upon.[1]
Nevius continued with his missionary work to country areas until 1887, travelling thousands of miles, often under arduous conditions of terrain, weather etc. In 1890, he travelled to Korea and, although he stayed for only 2 weeks, his "Nevius Plan" (see below) was subsequently adopted and led to rapid growth of the church there.[3] He died suddenly, at home, in October 1893, and was buried in the cemetery at Chefoo.[1]
Nevius wa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covering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religions, spiritual practice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spirit possession and missionary work; his wife also wrote an exhaustive biography (see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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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Church Mission[edit source]
After questioning the method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of his time, Nevius took up the Venn-Anderson principles of "self-propagation, self-government, and self-supporting"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journal in 1885, which was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in 1886,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4] Nevius called for discarding old-style missions and the adoption of his new plan to foster an independent, self-supporting local church. He criticized the missionaries' practice of paying national workers out of mission funds, believing the healthy local church should be able to support its own local workers.[5]
The Nevius Plan[edit source]
The missionary principles formulated by Nevius later became known as the "Nevius Plan", and were a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ideas of Henry Venn and Rufus Anderson.[6] When AmericanPresbyterians began their work in Korea, the new missionaries invited Nevius to advise them. Embracing his method, the Korean mission enjoyed great success, although it did not gain similar popularity in China. The Nevius Plan outlined the following:[7]
- Christians should continue to live in their neighborhoods and pursue their occupations, being self-supporting and witnessing to their co-workers and neighbors.
- Missions should only develop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 that the national church desired and could support.
- The national churches should call out and support their own pastors.
- Churches should be built in the native style with money and materials given by the church members.
- Intensive biblical and doctrinal instru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church leaders every year.
See also[edit source]
References[edit source]
- ^ a b c d e Creegan, 1903, pp. 200-212.
- ^ Nevius, Demon Possession, 1894, p. IV & 9.
- ^ David L. Larsen. The Company of the Preacher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8) p. 523.
- ^ Weber, Hans-Ruedi (2000), The Layman in Christian History: A Project of the Department on the Lait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London: SCM Press, p. 350
- ^ Broomhall, Alfred James (1982), 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 Three: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Littleton, CO: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 ^ Ung Kyu Pak. Millennialism in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Peter Lang, 2005) p. 96.
- ^ Terry, John Mark (2000), "Indigenous Churches", in Moreau, A. Scott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pp. 483–485
Bibliography[edit source]
-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 Carter, 1869).
- Nevius, J. L.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9)
- Nevius, J. L. Demon possession and allied themes; being an inductive study of phenomena of our own times (Chicago: F. H. Revell, 1894).
-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 Chicago : Fleming H. Revell Co., 1895).
- Nevius, J. L. 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 library, 1899)
- Creegan, Charles Cole. Pioneer missionaries of the church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03).
External links[edit source]
- Biography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