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狄考文夫人
朱莉婭（Julia A. Brown1837-1898）,少時失去雙親，寄居舅父家中，18歲開始自謀生計，25歲與狄考文結婚。結婚不久，追隨狄考文申請、籌備海外布道，1864 年 來到山東登州創辦蒙養學堂。
1873 年以前，狄考文四出布道，蒙養學堂主要靠狄考文夫人照管。她不僅教授孩子們宗教常識、地理、曆史、西洋音樂，還無微不至地照料孩子們的生活起居，釘紐扣、疊被子、整潔衛生、消滅虱子，培養學生誠實做人、關愛貧苦，深受學生們的愛戴。她一生未育，把全部精力和愛都給了她所教授的孩子們。 近代山東多災多難，撚軍兩次北上，甲午戰爭日軍多次炮轟登州，數次大災荒，都給山東和登州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和恐慌。每次天災人禍期間，狄考文夫人都不顧個人安危，不眠不休，晝夜看護學生、救危扶困。
狄考文夫人在登州文會館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開辟了西方音樂的學習天地。她編寫了《樂法啟蒙》，用中國的方式教西方的樂譜和音符，引導學生學習視唱，甚至編寫歌曲。她收集民間曲調，並配以新詞傳唱。在中國的學堂樂歌處於啟蒙的背景下，她教出來的學生已經能寫出四聲部的五線譜合唱曲，《文會館誌》中收錄了十首由文會館學生編寫的歌曲，其中周書訓的《賞花》可能是我國近代最早的樂歌，它的產生年代與學堂歌代表人物、近現代音樂史上著名的音樂家李叔同和曾誌忞的出生年代大致相當。
狄考文夫人編寫的《聖詩譜——樂法啟蒙》不僅是一本詳細的樂理視唱教材，還是一本融合了山東民歌風格的讚美詩，據現存資料來看，狄邦就烈很可能就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人中國的人，她對近代中國音樂及音樂教育事業的貢獻，可謂非常之大，可以說是開了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先河。
狄考文夫婦從收留六名貧苦 流浪少年開始創辦蒙養學堂，經過數十年艱難備嚐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在海濱 一隅的小城裏，建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登州文會館。
狄考文夫人60 歲生日那年，迎來了她“一生中最引以為榮 的時刻”：新老學生們精心縫製了一件絲織品裝飾的披風，繡上了每個人的名 字，並請人特製了一幅燙金匾額，上書“育英壽母”字樣，表示對辛勤教養培 育他們的這位異國女教師由衷的感激和謝意。在遠赴魯西北的一次賑災結束時，當地村民送她一把繡著她救助的 220 個村莊名字的“萬民傘”，並設法弄到一頂官轎，前呼後擁抬著她經縣衙門前的大街，一直送出駐地六裏多路。
狄考文夫人
2，梅理士夫人
湯普森（Annette E. Thompson1853-1929），美國紐約人，曾經在羅契斯特啟喑學校從教數載。1884年，湯普森毅然來到了山東登州，同年，與梅理士結婚，婚後中文名字梅耐德。1887年，夫婦二人用美國羅徹斯特聾兒學校“無聲工作者”組織贈送的50美元，開始在登州招收聾啞學生入學，第二年，學館取名登州啟喑學館，這是中國第一所聾啞學校。啟喑學館采用美國羅傑斯特聾啞學校教材和自編的《啟喑初析》為教材，用口語、手指語和手勢語教學。由於當時國人對聾兒教育不理解，那時沒有聾啞人進學堂這種事，開始時盡管不收學費、管吃管住，但人們對外國人辦聾啞人學堂始終疑慮重重。因此開學之初，隻招來兩名學生：李三元和劉堂凱。劉堂凱進步很快，學會了寫700個字，認識1330多個漢字，能分辨出方言在音節上發音輕重的不同。
1892年，啟喑學館已經有了11名學生。同年5月，梅理士夫婦返回美國休假。休假期間，夫婦二人走遍美國，呼籲更多的美國聾人關注啟喑學館，返回中國後，他們陸續收到了國外廣泛的經濟援助。1895年，梅理士因心力衰竭去世，美國長老會停止供應經費，學館於1896年暫時停辦。為了能在中國繼續進行聾啞人教育，梅理士夫人不顧喪夫之痛，四處奔走，多方聯絡求助，結果先是得到了美國紐約羅契斯特啟喑學校以停止傳教為條件資助試辦一年的許諾，繼而陸續獲得了美國聾啞人和他們的美國朋友及英國朋友們捐助的經費，以及其他得知此事的人捐贈的設備。
考慮招收學生的方便和將來的發展，1898年，梅理士夫人將學校遷到了煙台。先是租了兩間房子，因陋就簡，恢複了啟喑學校。1899年9月，由於租期快到，梅理士夫人用丈夫逝世後所得的人壽保險和部分高利貸款在海邊買了一塊地皮建校，1899年11月底，學館遷到了新校。
1902年，梅理士夫人到美國各地及北歐各國募捐多次，得到了教友的捐贈巨資，尤其是美國各地長老會和聾啞學校，幾乎是傾其全部，美國200家聾啞學校無不節衣縮食慷慨認捐，到1906年，聾啞學校還清了貸款並有節餘基金。男女學生數量達到六十多人，學校更名為“梅理士啟喑紀念學校”，又名“中國煙台啟喑學校”。梅理士夫人由於工作勞累，邀請其在美國衛生部 工作的外甥女卡特來幫助她，卡特來到了煙台，投身到了聾啞人教育事業，取中文名字葛愛德。從這時起直到1939年退休返回美國，葛愛德始終全心全意在煙台從事聾啞人教育，終身未婚 。
為了擴大影響，推動全國各地的聾啞教育事業發展，梅理士夫人曾帶著能動態對話的學生到全國各地巡回表演，並辦過兩期教師培訓班，畢業後回北京、上海、南通、沈陽、天津等地創辦聾啞學校，甚至還幫助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的聾啞教育。到了1914年，梅夫人等人率領學生赴朝鮮召開遠東聾啞大會，她們的創新教學法當即在會上教會了3名朝鮮聾啞兒童相互視唇型而動態說話，被譽為“煙台教學法”，會後被推廣到東亞各國。
梅裏士夫人本來打算老死中國，沒想到，1927年3月24日，國軍第六軍攻克南京襲擊英、美領事館，劫掠外國傳教士財產，有六位傳教士被殺，其中包括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史稱“南京事件”。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傳教士逃離中國，傳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頓，許多地方的教堂關門大吉，信徒流失的情況空前嚴重。此時，梅裏士夫人正在在南京會友，探親，白發蒼蒼的她目睹了此變故，立即返回美國。兩年後，在芝加哥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梅裏士夫人
3，德本康夫人
馬提拉·柯（Matila S. Calder,1875-1958），出生於美國康乃狄格州，1902年9月與德本康結婚。10月，受雅禮差會派遣，一同到中國傳教。在中國雅禮傳教團任職，成為該團最早成員。1903年，德本康罹患肺結核，不得不回到美國就醫，次年在加利福尼亞州去世。德本康夫人為減少喪夫之痛便更加努力工作，1904-1906年，她擔任學生立誌海外宣教運動的秘書；1906-1911年，她又被派到中國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教書，並協助醫務工作，1911年回國。
1913年，美北長老會、美以美會、監理會、美北浸禮會聯合組成校董會，決定在長江流域聯合創辦一所女子大學，最終選定南京為校址所在地，推舉德本康夫人為大學首任校長。金陵女子大學於1915年9月17日正式開學，成為長江領域第一所女子大學，也是全國最早的女子大學之一。自1913年籌建“金陵女大”時起，德本康夫人主持校務15年。在12年的校長生涯中，她為學校創建、籌募經費和規劃完工耗費了許多精力，在建立教學秩序和擴大規模等方麵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同時還要給學生上課。她教過聖經課、天文課、大學代數、三角、幾何等課程；還負責學校人事、財務與文書報表等工作，甚至指揮合唱團。
1921年9月至1922年3月，德本康夫人參加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會對整個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狀況的調查，為後來國民政府教育部製定教育規劃提供了重要參考。1922年，由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為數77人的學者名流聯署發表宣言通電全國，強烈要求基督教退出中國，宣稱"有宗教無人類，有人類無宗教"。經過曆時6年的非基運動，德本康夫人十分知趣的退出了這場“戰爭”。
1928年11月，德本康夫人主動辭去校長職務。在金陵女大舉行的新任校長就職典禮上，德本康夫人將她辦公室的印章和一把金鑰匙交給校董會董事長徐亦蓁。徐亦蓁又代表校董會將它們交給中國人校長吳貽芳。德本康夫人此後不再插手校務，而是以顧問、兼職教師，以及建築監督人的身份繼續勤懇地為金陵女大服務。她在辭職演說中指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所活躍著基督教精神，以基督教進行管理的女子大學。大學應該保持高水準的教育，提高社會效率，促進精神發展與最高人格。”
1943年，德本康夫人搭乘“格利普霍姆號”輪船返回美國。此後，一直居住在麻塞諸塞州的奧本代爾, 直到1958年去世，享年84歲。
德本康夫人
4，立德夫人
阿綺波德·立德（Mrs.Archibald Little,1845-1926），英國派遣來華的女傳教士，在華著名商人立德之妻。當她來到中國，看到裹腳對女孩子造成的痛苦傷害時，由衷地痛惜說：“婦女不僅占全國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親。肢體不全，愚昧，多病的母親生育和撫養的兒子會和他的母親一樣。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纏足在中國蔓延開來以後，中華帝國從沒誕生過一個贏得萬世景仰的男人。人們大聲呼喊，他在哪裏”？這些話裏，充滿著一個女人的憤怒呼喊，也是千百年來中國婦女的心聲，但中國的婦女卻是那樣逆來忍受，不敢喊出來，真是一種極大的悲哀。
1878年,立德夫人在上海創辦“天足會”，並且在蘇州、無錫、鎮江、南京、揚州等地設立分會，同時大量印發不裹腳的宣傳冊，達十萬之多,宣教士借書刊和集會，號召中國女人回歸天然，教會學校的師生，沒有一個纏足。 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組織當推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天足會，立德夫人為會長,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也是該會的會員。天足會的宗旨是:“專司勸誡纏足,著書作論,印送行世,期於家喻戶曉。在會諸友,皆有同心,體救世教愛人之心,務欲提拔中華女人而造就之。先以釋放其足為起點,除其終身之苦,然後進謀其教導之法。”該會規定,凡入會者,皆應釋放其家中女人之足,且於他日永不再裹女子之足,也不娶纏足女子為媳。
為了廢除裹腳陋習，她付出大量精力、物力，或可說是不遺餘力。立德夫人深知在中國權威的重要性，她需要爭取上層官員和全社會的支持。她曾經去張之洞那裏去進行說服工作，讓他寫下支持天足運動的文字，找人抄在紅紙上，在她的天足大會上展示給那些愛擺架子的中國官員和男人們看，效果很好。但光是張之洞支持還不行，立德夫人又通過一個西方女醫生的關係，聯係到了深門大院中的李鴻章，並冒著傾盆大雨去拜訪他。李鴻章不像張之洞那樣明確支持天足運動，他說，“你想讓我叫全國的女人都不裹腳？不，現在我沒那麽大權力。全中國的女人能穿同一雙鞋嗎？不能。你想讓我像張之洞那樣給你寫點東西？”，然後委婉推脫：“我不善寫文章，現在老了，更寫不動了。”立德夫人靈機一動，能讓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寫點東西，也算是對廢除裹足運動的認可，他當場就同意了。此後每次集會上，李鴻章的題詞都被展示過，確實極有份量。
中國婦女廢除纏足並非隻是立德夫人一人之力，其他的許多傳教士和開明的中國人士為天足運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她作為天足運動的發起人不遺餘力地宣傳裹足的危害，對於廢除裹足的劣習無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的福州道台對她說：“你像觀音菩薩，中國人過去隻有一個觀音，現在有兩個，你就是第二個。”
立德夫婦
5，艾偉德
格裏蒂絲·艾爾沃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出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一名郵差。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過侍女，後決心去中國傳教，被內地會拒絕，但是內地會安排了她先去照顧兩位從中國返回養老的老傳教士，這兩位年老的傳教士便是揚何斯本爵士夫婦，在他們那裏她練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並學習了很多關於東方的知識。1930年初，在衛理公會的一次聚會中，她偶然聽說中國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羅森已經73歲了，因無人接替而不能退休，便馬上寫信給羅森說：“那人就是我！”1930年10月18日，28歲的她隻身從英國出發，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積蓄，乘船和火車，輾轉俄國、日本，經曆了一路的艱辛困苦，最終到達天津。後又從天津長途跋涉到達山西的陽城，找到了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
在陽城，珍妮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旁租了一座有大院的大房子，因為這房子被當地人認為是“鬼屋”，所以租金很便宜，一年隻需1英鎊。她們將這大院和房子清理得整潔幹淨，改作一座客棧，專門向來往做長途運輸的騾夫們提供食宿。這客棧名叫“八福客棧”，取自《聖經》中耶穌的“登山寶訓”。當騾夫們休息吃飯的時候，艾偉德就給他們講聖經故事。許多人便是這樣信了耶穌基督。一天，她從一個乞丐手上買了一個生病的女孩，花了9分錢。她疼愛這個女孩，收養為自己的女兒，給她起名叫“9分錢”。後來“9分錢”從外麵領回來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說自己寧可吃少一點，好節省食物分給那個男孩，男孩留了下來，並且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少一點”，就這樣她收養的孤兒越來越多。陽城縣的縣尹看到了那些騾夫們的變化，便前來探訪艾偉德，要求她來幫助他推動當時政府正在推行的“天足運動”，艾偉德答應了，後來她還幫助縣尹平息了一次監獄暴亂。最後這個縣尹也歸信了基督。
1936年，艾偉德撕毀了她的英國護照，加入了中國籍。193９年，日本軍隊進攻這一地區，由於艾偉德在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上控告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日軍發了告示要懸賞捉拿這個“小婦人艾偉德”。艾偉德不得不帶領94個中國孤兒翻山越嶺、一路跋涉進入了安全的陝西地區。二戰之後，艾偉德在香港和台灣開辦孤兒院，幫助那裏的人民，直到1970年在台灣去世，安葬在台北，安葬時她的頭朝向中國大陸，表達了她對大陸這片土地的眷戀。1949年她的故事被英國廣播公司的博格斯（Alan Burgess）寫成《小婦人》Th（The Small Woman）一書，1957年好萊塢又以她的故事為藍本改編拍攝了電影《六福客棧》。
 艾偉德
6，慕拉第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出生於美國的富裕家庭，通曉多門語言，為美國南方最早的女碩士。1873年9月1日，慕拉第乘船從美國舊金山出發，於10月27日抵達登州府（今蓬萊），抵達登州後，在登州北門浸信會教堂設立了一所啟蒙小學，並在牌坊街南路建立了小十字口女子小學，教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男女孩童讀書；後來她又先後開設了慕貞中學和育英女子中學，分別給兒童、婦女和成年人授課。慕拉第女學的興辦，這是登州婦女擺脫愚昧，邁步啟蒙的開始，從而結束了登州婦女從不受教育的落後狀態，衝破了幾千年的枷鎖，為女子爭取到了受教育的權利，使社會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積習受到了衝擊。
慕拉第剛開始接觸中國社會時，就強烈感受到中國婦女地位的卑微。當她第一次看到中國婦女的纏足風俗後，十分震驚，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說：“她們那變形的雙足，蹣跚走路的樣子，是她們思想落後的象征。”此後，慕拉第盡一切努力向當地婦女宣傳裹小腳的害處，勸說婦女們放腳。1878年2月，慕拉第在她創辦的女校中，率先興起了反纏足運動，禁止纏足者入學，將放足作為入學的先決條件。於是，她的學生和教會中的女信徒就成了不纏足的先行者。此舉也使慕拉第成為中國近代史反纏足運動，推動婦女解放的先驅之一。
慕拉第在山東除了宣教、辦學，還積極從事救濟饑民。1912年春天，饑荒臨到平度,此時她已經是72歲的老人了， 慕拉第拿出自己所有的儲蓄和食物與周圍的饑民分享，結果她本人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體重下降到隻有50磅。12月1日，她餓昏倒在床上，差會把她送上回美國的船。1912年12月24日, 船經過日本神戶港時，慕拉第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去世,她留下一句類似戴德生的名言：“如果我有一千條性命，我會全部給中國的婦女。”
慕拉第
7，韋棣華
瑪麗·伊麗莎白·伍德（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中文名韋棣華，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圖書館學教育家。1899年,韋棣華從紐約來到了武昌文華書院任教,文華書院是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於1871年創辦的一所寄宿學校。有過圖書館工作經曆的韋棣華很快發現文華校園內圖書資料貧乏,教師學生無教學參考書籍,在整個武漢也沒有一座可供大眾閱讀的圖書館。於是她動員教員捐獻圖書,自己到處搜集並自掏腰包購買書刊,在學校設立了一個小型的圖書閱覽室。這個小閱覽室大受師生歡迎,這使韋棣華認識到,把西方的公共圖書館理念引進中國,並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圖書館已非常必要。為了加強自己在這方麵的知識和資金籌措,她又專程返回美國就讀於紐約普萊特學院、波士頓西蒙斯學院,學習圖書館學。學習之餘,她奔走各大學遊說,得到哥倫比亞等大學及教會相關人士的大力讚助。
? 1903年,帶著學到的專業知識和建設款項,韋棣華回到了武昌文華書院。她買下文華附近的一塊叫龔家花園的地皮,並做好了前期建設的準備工作。1905年,文華書院為新的圖書館舉行了盛大的奠基開工典禮。1909年5月,在文華書院正式更名為“文華大學”的喜慶日子裏,圖書館主體建築完工,新的圖書館被命名為“文華公書林”,即民眾化之公開圖書館,這個文雅詩意的名字,突出了“公”字,強調“公共、開放、公享”的意義。1910年5月16日,文華公書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開放典禮,標誌著中國近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誕生。
開放之後，公書林經常舉辦演講會、讀書會、故事會、音樂會等以吸引讀者上門讀書。1914年，還成立了一個流動圖書館，選擇一些書籍設點存放於各處學校及單位，方便讀者就近閱讀，並且隔幾周更換一次，還設分館三處，廣泛服務武漢市大中學及廣大市民，並向市民闡述和宣傳公共圖書館的理念和意義。1914年至1916年，文華公書林還在上海、南京、杭州、開封、太原等城市組織巡回演講，向民眾普及圖書館知識。此舉引起了文化界的廣泛關注。蔡元培因此稱文華公書林“彌孚眾望”。至1930年,文華大學開辦圖書科10周年,共培養了60名畢業生,其中33人在國內圖書館任職,29人任館長,他們分布在中國10餘個省份,在全國最重要的30座圖書館任職。
韋棣華與文華圖書館同呼吸、共命運，終生未嫁。她把自己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當時民國第二任大總統黎元洪稱她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之皇後”,段祺瑞則為其題匾“導揚文化”。1931年5月1日，韋棣華病逝於武昌，享年69歲。
韋棣華
8，愛爾德賽
瑪麗·愛爾德賽（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出生於英格蘭東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約瑟夫是當地的文具批發商，母親名叫伊麗莎白。當馬禮遜在1824年到1826年回國休假時，艾迪綏曾向他學習中文，並希望參加傳教行列。
1844年，由“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資助,愛爾德賽來到寧波城內祝都橋開設女塾，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愛爾德賽意識到，在這個擁有悠久曆史與文化傳統的國度，女性特別是社會中下階層的女性，卻普遍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而她的理想是通過推動女性教育，提升東方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生存能力。最初辦學竟無生源，有人說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殺死她自己的孩子，現在又來算計別人的孩子；有人說她辦學是假，拐騙女童煉藥熬丹是真。因此沒有人願意送女孩子上學。
愛爾德賽不為所屈，反複登門動員家長送孩子入學，?向家長保證孩子上學後不僅不會增加家庭負擔，還能得到很好照顧，免費為就學的女童提供食宿，甚至發放衣物和零用錢，後來才逐漸有學生來上課。她起初自費辦學，後來得到長老會及東方女子教育會資助，女塾發展到有40名學生，課程有國文、算術、刺繡、裁縫等，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女子學校。一年後，女塾有了15名學生，1852年逐漸增加到40名。這些數量不多的學生基本來自社會底層。
愛爾德賽終身未婚。在抵達中國的那天，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到達，來到中國人中間，這也是我的結婚日。我久已與使我如此感興趣的中國人民訂了婚。” 她在寧波一直工作到1861年。此後，由於身體及年齡關係，艾迪綏宣布退休，將學校交給英國聖公會，前往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和她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她在那裏參與創辦了“三橋學校”。1868年9月30日，她就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去世，享年72歲。
愛爾德賽
9，道濟
道濟(Deborah Matilda Douw 1835-1911），1869年，道濟跟隨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海外傳道會第一次來到北京，她和另外兩位女宣教士在北京為女孩子創辦了一所寄宿學校。還在上海為福音工作設立了Douw基金會。道濟來到中國生活了幾年，她被中國老式接生方式給產婦和嬰兒造成的巨大傷害所震驚，細菌知識和消毒法接生知識雖然在美國1850年已普及，可是在中國此時還聞所未聞。1873年，道濟目睹了一幕令人心碎的接生：一孕婦難產，孩子的腳先露出一隻，接生婆把一隻鞋套在孩子的腳上，盼望孩子快點走出來。結果，孩子沒有走出來，產婦在幾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中停止了呼吸。頓時，道濟掩麵而哭，回到家裏又大哭一場。
道濟決定在中國傳福音的同時，為中國的產婦與嬰兒做點什麽。1877年，她返回美國四處奔走募捐。樹葉黃了又綠，綠了又黃。。。一轉眼，8年時間流逝了，她募集了8萬美元資金。1885年，她心急如焚再次乘上東來的船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資金在安定門交道口北二條蓋了12間平房，這就是中國第一所婦嬰專科醫院——女子醫院。婦嬰醫院建立後，她積極推廣新法接生、預防接種，大大減少了婦女生孩子的痛苦，嬰兒的成活率也顯著提高。她還建立了北京第一所護士學校，培養醫務護理人員。不但如此，她還引進其他西醫，隨後又在全國發展了多家教會醫院。道濟把西方先進的新接生法帶進了古老的中國，將古老愚昧的接生法送進了墳墓。
1900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義和團事件'，道濟與一些傳教士被義和團圍困在領事館，最終由一支聯合國部隊獲救送回美國。回到美國後，每當想起義和團燒毀教堂、醫院以及學校，將外國宣教士與中國教民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她就淚流不止，直到1911年，她在悲傷中去世。
道濟
10，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中文名華群，美國傳教士。1919年9月，魏特琳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邀請擔任學校教育係主任兼教務主任。她發現校園附近有一百多個兒童沒上學，創辦了一所兒童學校。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對南京進行了第一次轟炸，美國大使館通知她與其他美國公民必須離開南京，如果選擇留下，自己承擔風險，美國政府不提供任何庇護。但是魏特不想離開南京，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8年的經曆以及與鄰居14年的交往經驗，使我能夠擔負一些責任，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們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步步進逼狂轟濫炸。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國大使館，建議設立一個安全區，讓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有一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以躲避戰火。11月22日，由一批外國傳教士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很快成立，德國傳教士約翰拉貝被推舉為安全區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被正式指定為收容婦女與兒童的難民營。接著魏特琳又請求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
1937年12月3日，魏特琳收到美國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對在南京的美國人，發出最後撤離通告，要求他們從三個方案中做出選擇：一，立即撤離；二，稍後撤離；三，永不撤離。魏特琳選擇永不撤離，她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永不撤離”的證書上簽上自己的姓名。
在搶劫、強奸、殺戮遍地的南京城，魏特琳帶著一批又一批婦女兒童進入金陵大學避難營，由於擔心沿途被日軍侵擾，魏特琳舉著十字旗始終走在隊伍的前麵，象一隻母雞庇護著小雞。在校園裏，她像衛兵一樣在大門、小門與宿舍之間奔波，拚命驅趕闖入校園強奸婦女的日本兵。
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用自己的身軀為上萬的婦女兒童提供了一處避風港灣，免受日軍蹂躪，南京的難民都叫她“活菩薩”，然而，這個“活菩薩”卻遭到了栽贓。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於南京正式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40年4月初的一天，《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的西方傳教士。自稱“真相衛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
魏特琳遞交了辭職報告。幾天後，她病倒了，她得了嚴重的憂鬱症。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登上停泊在黃浦江邊的亞洲皇後號客輪，此時，她已經在中國度過了28個春秋，當汽笛聲鳴響的時候，沒人知道她心中是如何的悲傷、沉痛、落寞與絕望，即便是在日軍明晃晃的刺刀下，她也沒有流露過一絲放棄或絕望的情緒，此刻卻被中國的輿論徹底壓垮了。回倒美國後，魏特琳住在聯合基督傳教士公會的一間普通公寓裏，有人負責看護她。1941年5月14日，看護她的傳教士出去了，她打開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55歲。這一天，距她從中國啟程回國的日子整整一年。魏特琳沒有雙親，沒有家庭，她弟弟把她的遺體運回了一個叫雪柏的小鎮簡單安葬。
就在魏特琳自殺前幾天，她收到了一個包裹，裏麵是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工作時穿用過的衣物。在回信中，魏特琳說;"我無法道出，看到你寄給我的東西時心中的感受，似乎我最後見到它們的時候，是在一個世紀以前。如果能再生一次，我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這個孤獨的女人在臨終的一刻，仍然記掛著遙遠的中國，在她的枕頭下放著一張她與中國難民的合影，照片已被淚水浸透。
魏特琳
|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