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是累死的”
“周總理是被四人幫氣死的”
“毛主席阻止周恩來膀胱腫瘤的治療，要周恩來死在毛澤東前麵”
這些網絡上的流言蜚語曾幾何時 鋪天蓋地，不可一世而足。
曆史需要真實，越真實越好。
謊言和編造是經不起曆史的蕩滌的。
林肯總統說的好： 
你可以欺哄所有的人一定的時間，也可永遠地欺騙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吳階平生前一直珍藏著一個在中南海工作過的筆記本，上麵布滿了CC、KS、CEL等各種密碼，多年以後他解開這個符號的謎底，CC代表江青，KS代表康生，CEL是周恩來，原來吳階平這是出於小心謹慎害怕萬一不小心弄丟了筆記本而特意設置的，
cc = chiang ching = jiangqing; ks = kang sheng; cel = chow en-lai
延安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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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膀胱癌發現診斷和治療的過程梗概：
關於周總理癌症治療的真實過程，這裏將官方版本的《周恩來晚年的十三次手術救治》按照時間線摘述一遍，以回應那些無恥的造謠者。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周恩來進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規化驗時，竟然在尿液中發現了4個紅細胞。
1972年5月15日，張佐良將周恩來的尿液送到北京醫院檢查，隔日即得到該院病理科的尿液檢驗報告。北京醫院的檢查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張佐良等馬上向有關領導作了口頭報告。在匯報北京醫院的檢查結果時，他們請求在周恩來膀胱癌尚屬初期時盡早進行手術治療。
5月18日，京滬津三地泌尿科權威和病理學專家在北京進行了一次會診。這一次會診，所有專家再一次對周恩來的病情診斷形成一致的意見：確診為膀胱癌。
11月11日，中南海門診部卞誌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等人，詳細匯報了周恩來自5月份以來的病情變化。12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出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時左右，徹夜工作的周恩來準備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廁時突然發生了大量尿血。幾位專家迅速趕到中南海，吳階平當即向中央相關領導再次口頭匯報，請求盡快批準周恩來的手術報告。經請示，中央同意馬上召集各方專家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會診。幾天後，從天津、上海等地邀請的著名專家齊聚中南海，進而組成了後來負責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專家小組。
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3月10日傍晚，吳階平等醫療小組成員把周恩來悄悄轉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處住地，中央在周恩來治療期間決定在玉泉山設立一個小型醫療機構。
在北京玉泉山住地開始了周恩來患病以來的第一次小型手術--膀胱鏡檢查和電灼治療。取得比較好的效果。手術後不到半小時，毛澤東就要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吳階平等醫務人員說:醫生們做得好，感謝他們！這以後，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仔細。……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
1973年10月底，周恩來的膀胱癌複發。醫療小組多次提醒周恩來，一定要盡快手術。
1974年春，醫療小組決定對周恩來進行第二次電灼手術。
1974年3月8日，醫療小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周恩來總理檢查治療的方案》。周恩來對這份方案進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閱和修改，在同意把這份方案上報後，又給負責治療的四人小組成員寫了一封信。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劍英、春橋、東興同誌：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采用通過膀胱鏡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采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議。……”
3月11日，周恩來來到解放軍305醫院。醫療小組按計劃對他的身體進行了全麵檢查，從而確定周恩來的不斷便血係膀胱癌電灼手術後的再次複發，因此決定3月12日對他再次進行電灼治療。
當年5月初，就在醫療小組向北京醫院送檢的周恩來尿液中，竟然檢查出脫落的膀胱腫瘤乳頭狀癌組織。最後在毛澤東的批示下，周恩來於初夏時節來到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醫院的當日，醫療小組就為他進行了第一次大型手術。
1974年7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再度複發。毛澤東批閱了周恩來的信並同意醫療小組的第二次手術方案。8月10日，醫療小組對周恩來體內擴散的癌腫進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2月4日在305醫院再一次對他進行了膀胱鏡檢查，同時對膀胱內的癌變再次實施了電灼手術。2月下旬，醫療小組經過檢查，再次確診周恩來的癌細胞仍在轉移，並確診他已經患上了結腸癌。毛澤東很快就批閱並同意了四人小組關於周恩來進行第三次手術的報告。手術遂確定在3月26日實施。
這次手術盡管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但總算讓周恩來暫時渡過了難關。他本該利用這次手術的間歇，盡快恢複消耗的體力，然而，由於公務纏身，病情稍有好轉，就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周恩來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後仍呈轉危的態勢……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傳進了305醫院。北京醫院病理科對周恩來腹部腫塊檢查後，得出的病理報告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吳階平等被這一嚴峻的現實驚呆了，因為他們都知道鱗狀細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變中最為嚴重的一種，這也意味著周恩來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來進行第四次大手術。
9月24日，毛澤東收到了關於周恩來手術情況的報告以後，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間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八十二歲了，我也有病。”
10月24日，醫療小組得到四人小組的批準，對周恩來又進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這次手術以後，周恩來的時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過了。
1976年元旦過後，周恩來的麻痹性腸梗阻似有加重的趨向。醫療小組經會診並報請中央同意，於1月5日決定為周恩來再一次施行小型手術。
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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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階平 與 周總理膀胱癌的治療：
1948年12月1日，一架“銀鷹”降落在了北平西郊機場，機上走下了兩手空空的吳階平，此時的吳階平從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醫院進修一年後歸來。
解說：1973年3月，罹患癌症的周恩來病情加重，住進玉泉山的臨時治療室，中央表明，周恩來年事已高並患有心髒病，建議中醫保守治療，最好不要手術，然而周恩來醫療小組組長吳階平卻認為在膀胱鏡檢查過程中就可以直接電灼取出病灶，甚至稱不上是“額外的手術”。
鄧立：總理和鄧大姐是認為自己的生命是交給黨組織的，並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所以如果說是違背了這個就是組織決定然後去多做了一些事情的話，這個是不可取的。
解說：中央明確下令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檢查，第二步再治療，而鄧穎超又明確表示將決定權交給組織，吳階平憂心如果不兩步並做一步走恐怕會沒有再實施手術的機會，他看著日漸消瘦被病痛折磨的周恩來十分痛心。
鄧立：我記得他那個時候在跟我哦聊到這一段的時候，有幾次就是哽咽的，然後他甚至於提到說就是他作為一個醫生來講，這個時候他自己的前途、命運，然後甚至於她自己的個人的這些安危都已經不重要了，他最擔心的是他把兩步並成一步之後，就是周總理和鄧大姐會怪他。
解說：3月10日下午，在做膀胱鏡前，鄧穎超特地囑咐吳階平要記得分“兩步走”。
鄧立：吳階平說知道知道，我是非常清楚要分兩步走，但是鄧大姐我有一個問題就好像我進去看到了有一塊結石，那我是順手給他拿出來呢還是就是等下一次再做手術再把它拿出來，鄧大姐說那你肯定就順手把它拿出來了唄，他有了她這句話之後他並沒有說這是一個癌症，我要去把它通過灼燒來解決，他沒有用這個治療的方案，而是用了一個結石，最簡單的一個比喻。
解說：得到了鄧穎超的這句回複整個周恩來醫療小組的人就像得到了“同意書”，整個檢查治療的過程很順利，電灼手術非常成功，周恩來術後有了明顯的好轉，而毛主席那邊也肯定醫療團隊“兩步變一步走是非常好的”，而對於吳階平來講數年的努力與謹慎似乎正是等待著這一刻。受父親影響，吳階平一生注重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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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患膀胱腫瘤，是在常規檢查時發現的，不是他有什麽病狀才檢查的。接著，我們就趕緊加強檢查，比較快就得到了證實。後來得到中央批準，要跟他講這個事情。我很明白，周總理是相信科學的，是相信我們的，估計他接受治療不會有什麽大的困難，但是我不知道他還會說什麽。實際上，我跟他說了這個檢查結果，他一點也沒有什麽震動。他說：“我一定配合你們。”這句話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這句話後頭還有一句話：“你們也要配合我”。這句話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這是要醫療、工作兩不誤，醫療工作的安排要不影響他的工作，他是處處以工作為第一的。我馬上就回答：“我們一定這麽做。”可是我有個考慮，盡管膀胱腫瘤還不算是最壞的腫瘤，但畢竟它還是比較嚴重的，實際上最終一定要影響工作的，也就是說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說到這兒就完了。後來，我們安排治療，差不多都是適應他的時間，他是從工作崗位上抽時間來治療。比如說，1973年3月9日我給他做治療的，為什麽呢？因為他3月8日去參加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婦女節招待會，然後回到醫院，3月9日做治療。他1974年6月1日又開始到醫院治療，為什麽呢？因為他是5月31日剛剛和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簽訂了兩國建交問題的協定。可以說沒有一次不是從工作崗位上抽出時間來做治療的。1974年，已經知道他還有一個腸腫瘤的問題，已經決定要治療了。可是那個時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屆人大的安排在即，周總理不得不延緩治療，與王洪文到長沙去見毛主席。回到了醫院後，還繼續工作，不僅看文件，批文件，還要見外賓。我記得，他住院以後，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後一次見的是羅馬尼亞的外賓，其間他見了60多次外賓，不要說內賓了。他接受治療，是以工作為主的，一直到最後離開我們。
膀胱癌的特點就是容易複發。1974年5月，周總理出血很厲害，那樣要輸血了。
周總理的病一次一次老複發，老複發我們就很擔心，老複發就說明長癌的趨勢在那兒。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帶狀皰疹，俗話叫纏腰龍，一般都半邊，它是根據神經來的。他得了一個頭部的神經的帶狀皰疹，這是很痛苦的。從前以為帶狀皰疹叫作終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實這是不對的，得了一次還可能再得的，而且體力健康不好了才得這個病，使健康狀況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後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這個病以後對促進癌的發展是很嚴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後他情況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術後就不能做了，細胞變了，主要靠放射治療，不能靠手術了。他的身體是全麵的崩潰，抵抗力一點都沒有了。身體抵抗力一點都沒有了。
周總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點多鍾，彌留之際，他抬起頭看見了我，說了這麽幾句話：“吳大夫，我這沒什麽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這是他最後一句話。這時候，他一心想的還是別人。
周總理患病以後呢，我們有的領導就安排，在301醫院對這個病趕緊做一些研究。當時我們醫療組的同誌就定期去看。周總理很清楚，馬上說：“你不要去。”不讓我去，讓其他外地兩個同誌去，回來以後我們一起商議。因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別人會問，怎麽我來看膀胱腫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細，我們都想不到的。他就是從總的方麵，從政治上來考慮問題。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07/c85037-24045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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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階平 如何被 毛澤東冷落了：
2001年采訪資料：我給毛主席去看病，有一次看完了以後毛主席又不肯吃藥又不肯打針，什麽都不肯，不肯就算了，不能勉強他，我就出來了，周總理就說同意了沒有，我說沒同意，那不行，周總理對毛主席一片忠心，你給他寫書麵報告，就到外頭讓我寫，我覺得不好寫，寫書麵報告就是強加於他了，而且周總理反對強加於他的，恰恰我勉勉強強寫了一下，周總理說這麽寫不行，孤立，他就給改了，他改的就是強加，結果毛主席就不讓我看病了。
2011年3月2日，94歲的吳階平在北京離開了人世。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bladder cancer is transitional cell (urothelial) carcinoma(TCC). This type accounts for about 95 percent of bladder cancers. 【】【】
1975年8月，周恩來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並不見好轉。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組按慣例為周恩來做臨床檢查，吳階平用手觸摸到了周恩來下腹部的腫塊，約有雞蛋大小，比較硬，推斷可能膀胱內已經長滿了腫瘤，並已擴散轉移了。幾天後，檢驗報告出來，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因“鱗癌”的惡性程度高，很快擴散到盆腔內臨近器官、腹腔內髒，並轉移到全身內髒器官。
1975年9月20日，實施第四次大手術治療，
1975年1月5日，專家組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為周恩來做最後一次治療手術——結腸造瘺術。
1月7日，周恩來再度進入昏迷狀態，醫生以輸氧、鼻飼等方法延續周恩來的生命。晚11時已處於彌留之際，微睜雙眼辨認出麵前的吳階平等，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那裏更需要你們……” 這是周恩來生前說的最後的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病逝於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終年78歲。遺體隨後被送往北京醫院，因此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不是在305醫院而是在北京醫院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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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於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一直與周恩來同風共雨共渡難關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說起毛澤東對周恩來病情的關心與體貼，可以用4個字來形容——無微不至。那些造謠汙蔑”毛害了周“的小醜們，你們還有一絲人性嗎？
這兩天，一條“毛主席不批準讓周總理動手術，有意拖延，終於使病情惡化而不治”的謠言再次在微信群裏傳播開來。這條謠言最早在海外反動媒體和書籍上傳播，國內的造謠者片麵截取周總理侄女周秉德的模糊說法，借用了周總理主治醫生吳階平的不實之詞，進一步增強了謠言的可信度。相較於海外敵對勢力的刻意編造，內鬼的胡言亂語破壞力更是巨大的，有必要予以駁斥。
謠言的生產及傳播
這條謠言的具體內容原發於2012年1月10日的選舉與治理網：
最早公開編造這條謠言的是所謂的毛主席保健醫生李*誌綏，2006年張*戎在海外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反毛著作，再次傳播了這個謠言“這個時候（1972年5月31日），毛澤東已經不讓得了癌症的周恩來做手術，以保證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前去世。”
選舉與治理網刊登的這篇文章稱：
先是不經意看到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來》裏做過披露，後又從毛主席的保健醫生李誌綏的書裏和高文慊的《晚年周恩來》裏得到了同樣的佐證。還有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泌尿科專家、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人物》節目采訪時談到了周恩來的癌症的治療過程。他是1971年在為周恩來作體檢時，發現周恩來膀胱有癌變。周恩來的癌症確診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當時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時手術是有望治愈的。周的另一個保健醫生張佐良說：“早治療，痛苦少、危險小，康複快。”醫療組建議立即手術，周恩來本人也表示同意。請注意，按張佐良的回憶，說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按照規定，周恩來的手術必須獲得毛澤東的同意。於是吳階平向毛澤東打報告申請手術。這個情況很快報告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的批示如下：1 不治療。2.不告訴周、鄧。3.搞好營養。
高文謙原為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1993年初，以訪問學者名義赴美不歸，並宣布 “我和共產黨的緣分已盡”，其後在美國多家反共反華研究所任職。叛國投敵的高文謙以周恩來的研究者自居，他的說法自然不可信。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曾專門撰文《<晚年周恩來>罔顧事實》，對高文謙的這本書進行了批駁，得出的結論是高書“多處罔顧曆史事實，用個人想象代替客觀描述，用斷章取義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見和情緒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結論”。
李誌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麵目全非，服務於美國當局反共反華的需要。李誌綏知曉中情局等機構介入編造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挾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麵擔心李誌綏活著會早晚泄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麵，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最終，李誌綏死於中情局的暗殺。
海外敵對勢力編造這條謠言都脫不開美國政府的背景，在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下，這種謠言可信度是不高的。而國內一些當事人的說法，則使真相撲朔迷離。
關於周秉德所述“三條指示”的辨析
選舉與治理的文章引用了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說法，卻對周秉德的話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寫道：
伯伯被確診膀胱癌的準確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按照慣例，病情真實情況立即報告到“遊泳池”。毛主席親筆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廳辦公室：第一不治療，第二不要告訴周、鄧，第三搞好營養。據後來汪東興解釋：批示的“不治療”就是不手術，毛主席說：陳毅得癌症手術，死了，謝富治得癌症手術，也死了嘛！
（《我的伯父周恩來·第八章<苦澀的輝煌>》）
謠言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圖發揮道：
汪東興後來解釋毛澤東所說的第一點“不治療”的意思就是說不手術。這個解釋令人疑竇叢生，不治療和不手術從字麵含義差異是很大的。不手術就批上不手術就完了，何必批上不治療?
如果就是毛指示不給周治病，何必讓汪東興出來解釋這個事情，當時汪有多大膽子敢忤逆毛的本意？顯然汪是在對毛主席處理周總理治療方案前因後果比較了然的情況下，對毛主席的本意進一步解釋說明。
而周秉德當時的位置顯然是了解不到一手情況的，她的這段文字也是對別人說法的轉述和總結，周總理確診是1972年5月18日，周秉德的說法用到了“立即”、“很快”這些字眼，將較長時間內發生的事情濃縮成了所謂的三點指示。周秉德大姐的無心之舉，卻給了造謠者可乘之機。
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對這段曆史有著比較清晰的記述：
就在搶救毛澤東過後不久，周恩來的健康也出現了意外。這年五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於大量內政外交事務都需要周恩來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打擊。毛澤東的秘書觀察到：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要對外保密。對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製病情。”並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他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鑒於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到：“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經過多次檢查，決定采取“電燒”的辦法，取得比較好的效果。手術後不到半小時，毛澤東就要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吳階平等醫務人員說：醫生們做的好，感謝他們！這以後，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仔細：特別在因患眼病不能親自閱看病情報告的情況下，聽讀報告時更是全神貫注。工作人員讀過的報告，毛澤東能記住在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實施手術的次數等細節。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在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周轉環節，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他得知情況後總是囑咐秘書：“快去辦。”
《毛澤東傳·6卷》 2586頁-2587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於周總理病情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這對並肩戰鬥近半個世紀的戰友早已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關於保密的問題，鑒於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主要領導的身體狀況本身就屬於國家機密；因為癌症越來越普遍，我們今天對癌症已經比較熟悉，告訴癌症患者實情，隻會加重患者的心理負擔，所以毛主席在得知周總理確診膀胱癌後的這個指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關於對周總理的治療方案，毛主席是極其謹慎小心的——這恰恰體現出了毛主席對周總理的關心。“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基於當時中國的醫療條件（72年尼克鬆訪華以後，中國才派出大批醫生赴美學習放化療技術），以及其他幾位領導人被開刀治死的情況，毛主席對開刀切除周總理身上腫瘤的治療方案是非常猶豫的。毛主席在第一時間指示“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這裏“防止擴散”本身就是關於保守治療的指示，而非所謂的“不治療”。畢竟開刀容易擴散、也不一定能夠治好，即便是主張手術治療方案的主治醫生吳階平也沒十足把握。
央視《大家》欄目曾在2003年11月10采訪過吳階平先生：
主持人：但是我聽到這樣一種說法，不知道為什麽。您打手術的報告遲遲沒有批下來，而且更有一種說法是說，當時如果他很快動手術的話，可能總理的生命會延緩很多。
吳階平：這也不敢說一定……
《吳階平——“中國醫學界第一位人物”》
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20031110/101504.shtml
直到近半年後的11月，周總理的病情加重，毛主席再次收到醫療人員的報告，毛主席才有了書麵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見“毛澤東對中南海門診部關於周恩來病情報告的批語，手稿，1972年11月12日”這是唯一的書麵批示。
可見，所謂的“三條指示”是在長達半年跨度裏形成的，別有用心者把三條指示放在一起，就借題發揮編造出了毛主席蓄意拖延周總理治療的謠言。因為關於周總理的治療方案一直在討論過程中，這就說明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毛主席故意拖延不給周總理治病，而是一直沒有形成穩妥的治療方案。
主治醫生吳階平的錯亂闡述及其時代背景
在看到《大家》欄目2003年11月10采訪過吳階平節目的全部文字內容以後，筆者發現了另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為了把問題說清楚，這裏先將《大家》欄目采訪吳階平的內容涉及這段曆史的敘述完整地引用過來：
主持人：您是周恩來醫療小組的組長，應該說您是最早發現，總理患了膀胱癌，所以當時是不是您是極力主張要動手術的。
吳階平：對，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張動手術，可是周總理動手術，都需要毛主席批準。所以當時我們不知道，這個怎麽辦就去找葉劍英，葉帥。
主持人：但是我聽到這樣一種說法，不知道為什麽。您打手術的報告遲遲沒有批下來，而且更有一種說法是說，當時如果他很快動手術的話，可能總理的生命會延緩很多。
吳階平：這也不敢說一定，不過當時就是尼克鬆訪華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總理來解決這個問題，來招待尼克鬆。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醫中藥，不能用手術，可以用針灸，可以吃中藥，不能手術。那麽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於想，我們能不能就說，周總理自己願意手術，周總理自己是願意手術的，可我們不能去說，因為我們要去說，周總理說，我讓你們不要說話的嘛，就違反他的意願了。其實他個人也是想做手術的。
主持人：你們也是想幫他做手術，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後來毛主席最後同意了，說可以做手術，從你打報告到他同意，是多長時間。
吳階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
吳階平：後來我說怎麽辦呢，我就去找鄧大姐，我說鄧大姐，現在毛主席說了，分兩步走。那麽我們進去看看，什麽也沒有，那也無所謂分兩步走，我知道那個可能性很小了，一看一塌糊塗。沒辦法了，我們也可以不做。可是如果看見一塊小石頭，把它拿出來就好了。那不做嗎，她說看見那個小石頭，拿出來就算了。哎 ，我說這句話就有門兒了。有鄧大姐這句話，我說咱們就不管怎麽著拚死拚活也得把這個點燒，把它燒下來，後來就做了。就真是點燒，燒下來了。燒下來危險是很大的，因為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鄧大姐這句話，我們至少可以搪一陣，說鄧大姐說要有什麽，可以順便就辦了。兩步並成一步走，後來毛主席發下話，說兩步走比一步走好。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吳階平的論述、甚至央視主持人的問話，都帶著濃厚的個人傾向——那就是隱隱指向毛主席故意拖延批準周總理的手術方案，自己則是想盡辦法給周總理治病。為了佐證自己的說辭，吳階平甚至搬出了所謂的尼克鬆訪華問題，“當時就是尼克鬆訪華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總理來解決這個問題，來招待尼克鬆。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
這個說法即便還沒有像海外敵對勢力那樣，把毛主席描述到故意害周總理的程度，也刻畫出毛主席不管周總理死活，硬讓周總理去接待尼克鬆的形象。吳階平沒有意識到，他在這裏給自己挖了一個坑，編造了一個極其拙劣的謠言——尼克鬆訪華是發生在1972年2月21日到2月28日，而周總理被確診癌症實在1972年5月18日，醫療組跟毛主席討論治療方案又怎麽可能發生在“尼克鬆訪華的前夕”呢？
吳階平（左）
吳階平編造這種說辭的動機，筆者不得而知。按照吳階平自己在接受央視訪談時的說法，毛主席對他的不信任（這也是吳的一麵之詞），大概也會讓他不爽。反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於非毛化的需要，各種關於毛周不和、”四人幫“迫害周的”內幕“和回憶錄從高層流傳出來。吳階平作為當事人之一，肯定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這種編造。第一部分筆者提到的高文謙就是在1980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後來官方的各種表述恐怕很多都是出自這位後來為了榮華富貴叛逃的人士之手。
《黨史博覽》刊登的《周恩來晚年的十三次手術救治》一文有類似這樣的片段描寫：
（1973年）吳階平匯報了周恩來近期的病情發展，同時代表醫療小組請求中央盡快解決周恩來的入院治療問題。但是張xx當場竟以周恩來急需會見外賓等借口表示反對，並要求醫療小組人員對外封鎖周恩來血尿的化驗結果。他甚至無理提出必要時可更改化驗報告結論的說法。張xx的做法當即遭到張佐良的強烈反對。
（1975）王xx、張xx等勾結江x，不斷給病中的周恩來增加麻煩。
張xx後來在獄中給自己的女兒寫信（見在港出版的《家書》），講自己這些秀才社會活動能力很差，工作調到北京，連住房問題還要周總理親自安排，人家某某某從江西一回來就自己找好了房子。張在信中對周總理的欽佩和敬愛之情躍然紙上，反倒對某些當權人物大加痛斥。張在這裏沒必要掙表現去逢迎誰，否則也不會痛斥誰，可見，他對總理的感情是真摯的。說他迫害周真的說不過去。
《周恩來晚年的十三次手術救治》一文講述了周總理工作繁忙耽誤了治療的情形：
從1974年3月起，周恩來就開始大量尿血，每天達100多毫升。其間，雖然不時進行輸血，但仍然無法控製病情。就在周恩來住院之前的這5個月中，也是他帶病工作的最痛苦時期，堪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統計，這5個月中他隻有13天工作時間較短，但也有12個小時之多。其餘126天，周恩來工作時間均超過12小時。其中有9個工作日他的工作時間在12至14小時之間，有74天他每日工作時間在14至18小時之間，有38天工作時間在19個小時以上。更為嚴重的是，這期間周恩來還有5天連續工作24小時。
文章將周總理工作繁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推給了”四人“的破壞。這簡直就是對周總理的侮辱。毛周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堅定純粹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把自己的一生都無私奉獻給了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周總理堅持帶病工作恰恰體現了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格。即便是毛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沒有停止工作與學習。
對周總理癌症治療真實的過程
關於周總理癌症治療的真實過程，這裏將官方版本的《周恩來晚年的十三次手術救治》按照時間線摘述一遍，以回應那些無恥的造謠者。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周恩來進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規化驗時，竟然在尿液中發現了4個紅細胞。
1972年5月15日，張佐良將周恩來的尿液送到北京醫院檢查，隔日即得到該院病理科的尿液檢驗報告。北京醫院的檢查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張佐良等馬上向有關領導作了口頭報告。在匯報北京醫院的檢查結果時，他們請求在周恩來膀胱癌尚屬初期時盡早進行手術治療。
5月18日，京滬津三地泌尿科權威和病理學專家在北京進行了一次會診。這一次會診，所有專家再一次對周恩來的病情診斷形成一致的意見：確診為膀胱癌。
11月11日，中南海門診部卞誌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等人，詳細匯報了周恩來自5月份以來的病情變化。12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出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時左右，徹夜工作的周恩來準備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廁時突然發生了大量尿血。幾位專家迅速趕到中南海，吳階平當即向中央相關領導再次口頭匯報，請求盡快批準周恩來的手術報告。經請示，中央同意馬上召集各方專家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會診。幾天後，從天津、上海等地邀請的著名專家齊聚中南海，進而組成了後來負責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專家小組。
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3月10日傍晚，吳階平等醫療小組成員把周恩來悄悄轉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處住地，中央在周恩來治療期間決定在玉泉山設立一個小型醫療機構。
在北京玉泉山住地開始了周恩來患病以來的第一次小型手術--膀胱鏡檢查和電灼治療。取得比較好的效果。手術後不到半小時，毛澤東就要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吳階平等醫務人員說:醫生們做得好，感謝他們！這以後，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仔細。……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
1973年10月底，周恩來的膀胱癌複發。醫療小組多次提醒周恩來，一定要盡快手術。
1974年春，醫療小組決定對周恩來進行第二次電灼手術。
1974年3月8日，醫療小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周恩來總理檢查治療的方案》。周恩來對這份方案進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閱和修改，在同意把這份方案上報後，又給負責治療的四人小組成員寫了一封信。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劍英、春橋、東興同誌：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采用通過膀胱鏡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采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議。……”
3月11日，周恩來來到解放軍305醫院。醫療小組按計劃對他的身體進行了全麵檢查，從而確定周恩來的不斷便血係膀胱癌電灼手術後的再次複發，因此決定3月12日對他再次進行電灼治療。
當年5月初，就在醫療小組向北京醫院送檢的周恩來尿液中，竟然檢查出脫落的膀胱腫瘤乳頭狀癌組織。最後在毛澤東的批示下，周恩來於初夏時節來到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醫院的當日，醫療小組就為他進行了第一次大型手術。
1974年7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再度複發。毛澤東批閱了周恩來的信並同意醫療小組的第二次手術方案。8月10日，醫療小組對周恩來體內擴散的癌腫進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2月4日在305醫院再一次對他進行了膀胱鏡檢查，同時對膀胱內的癌變再次實施了電灼手術。2月下旬，醫療小組經過檢查，再次確診周恩來的癌細胞仍在轉移，並確診他已經患上了結腸癌。毛澤東很快就批閱並同意了四人小組關於周恩來進行第三次手術的報告。手術遂確定在3月26日實施。
這次手術盡管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但總算讓周恩來暫時渡過了難關。他本該利用這次手術的間歇，盡快恢複消耗的體力，然而，由於公務纏身，病情稍有好轉，就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周恩來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後仍呈轉危的態勢……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傳進了305醫院。北京醫院病理科對周恩來腹部腫塊檢查後，得出的病理報告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吳階平等被這一嚴峻的現實驚呆了，因為他們都知道鱗狀細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變中最為嚴重的一種，這也意味著周恩來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來進行第四次大手術。
9月24日，毛澤東收到了關於周恩來手術情況的報告以後，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間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八十二歲了，我也有病。”
10月24日，醫療小組得到四人小組的批準，對周恩來又進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這次手術以後，周恩來的時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過了。
1976年元旦過後，周恩來的麻痹性腸梗阻似有加重的趨向。醫療小組經會診並報請中央同意，於1月5日決定為周恩來再一次施行小型手術。
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
中醫治療的努力
鑒於陳毅、謝富治因為開刀動手術最後不治的情況，1972年在得知周總理確診癌症之後，毛主席就指示，“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製病情。”
接到這一指示，醫療小組提出了關於中西藥結合醫治周恩來疾病的建議。葉劍英就給301醫院下達了一項特殊指示，要求該院泌尿科盡快研製一種治療膀胱癌的有效藥物。根據葉劍英的指示，301醫院泌尿科很快就組成一個以泌尿專家許殿乙和李炎唐為正副主任的新藥研究小組，開始了特效藥的秘密研製工作。
1975年春，根據301醫院泌尿科新藥研究小組的意見，醫療小組主要成員吳階平、熊汝誠、虞頌庭等到301醫院聽取新藥研究小組的匯報。吳階平等迫切希望小組盡快把研製的新藥搞出來。會上，小組成員和專家們共同分析和篩選了已經選定的幾種中藥，並且很快把新藥研究小組的方案匯報給中央軍委主要領導。
葉劍英一方麵把工作重點放在周恩來就醫的305醫院，另一方麵為了解決西醫手術的不足，又著手狠抓301醫院泌尿科的新藥研究小組。2月的一天，葉劍英決定在北京西山住地召開一次旨在討論中草藥醫治膀胱癌的專題會議。參加者是301醫院新藥研究小組的主要成員和專家。
1975年春，301醫院的新藥尚未研製出來，可是周恩來的手術已經迫在眉睫。最後不得不選擇大的開刀手術。
癌症直到今天，仍然是醫學界難以攻克的難題。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今天仍在探索之中，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效，這說明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是正確的，隻是受客觀條件的限製，中醫治療在當時沒能趕得上，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的遺憾。周總理在彌留之際對醫生說，“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周總理品格之偉大，與那些借周總理造謠汙蔑毛主席的小人比起來，真是判若雲泥。
毛周最後的革命情誼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於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一直與周恩來同風共雨共渡難關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說起毛澤東對周恩來病情的關心與體貼，可以用4個字來形容——無微不至。王海容講了三個令她感動的例子：
由於病情的發展，周總理終於還是不得不接受手術治療。總理第一次手術的時候，主席突然召她和唐聞生去中南海。王海容以為主席叫自己去是問有關接見外賓的情況，因為當天有外賓要見主席。不料．她們剛到毛澤東的住處。還沒有來得及坐下來，毛澤東就急切地問：“總理情況怎麽樣?”按當時的規定，領導人的病情除了有關的醫生外，其他人是不好隨便打聽的，所以，王海容如實地說還不清楚，並說立刻就去主席住處的值班室打電話，向總理辦公室詢問，主席這時連連揮手，說：“快去!快去!”這一天，原定與外賓的會見被毛澤東取消了。直到王海容將匯報來的總理的有關病情轉述給毛澤東，才見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這時他才安下心來。
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時候，周恩來的病情已經很重。當時，毛澤東正在長沙養病，鄧小平陪一批外賓到長沙見主席。接見後，鄧小平又向毛澤東匯報了“四屆人大”的籌備情況，當時王海容、唐聞生也在場。主席特別問到政府工作報告的長度，並對鄧小平說，稿子一定不要太長，總理站不了那麽久。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在毛澤東的晚年，由於病重，他隻能長期坐著不動，這就難免要生褥瘡。為了對付褥瘡，人們給他做了個類似兒童遊泳圈的坐墊。毛澤東立刻想到，總理一定也需要。他命人照著樣子，也做了一個給總理。在病中，兩位老人依然保持著持續了幾十年的友情，彼此牽掛，互相關心。
1976年1月8日，備受人們尊敬的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病逝。9日淩晨，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以及以毛澤東為首的107人治喪委員會名單。
而此時的毛澤東，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靠人喂，每天隻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
這以前，毛澤東已連續接到有關治療和搶救周恩來的報告，對總理的病情已無法控製和挽救，他已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讀這些報告，沒有講一句話。8日上午，中央辦公廳負責向幾乎通宵未眠的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他聽後沉默很久，微微點頭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來《訃告》清樣，工作人員流著淚為毛澤東讀《訃告》：“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
毛澤東聽著聽著，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著的眼裏漸漸溢出兩行淚水，而他仍一言未發。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半個多世紀不同尋常的傳奇般的關係，自然地使人們十分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但是，人們期望的事情最終沒有發生。這是為什麽?張玉鳳回憶了當時的情況：“我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聽到這裏，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萬狀的毛主席，我無法抑製自己的淚水……我後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
重病中的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周恩來的悼念活動。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員向他念了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這篇悼詞近3000字，詳細回顧了周恩來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評價他的曆史貢獻，字裏行間充滿著感情。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製自己，失聲痛哭……
寫到這裏，筆者想問問那些造謠汙蔑”毛害了周“的小醜們，你們還有一絲人性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