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的歐洲能量消散已盡。中國時代開始了。”
國務部長兼文化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來到了中國。馬爾羅會晤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係列重要領導人，其中包括國家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周恩來、劉少奇（國家主席），當然還有毛澤東。馬爾羅在他的著作《反回憶錄》中描述了這次中國之行，其中以預言的形式寫道：“三百年的歐洲能量消散已盡。中國時代開始了。”
1965年8月，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會見來訪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特使、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追溯戴高樂承認毛澤東政權始末
1964年6月6日，戴高樂總統（中）在巴黎接見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左）。（圖片來源：新華社）
【歐洲時報網】 “不排除中國在下個世紀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大多數大國都徹底忽視這片大陸是絕對荒謬的......”
1964年1月8日，在年度第一次政府部長會議上，戴高樂將軍詢問了政府成員對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計劃的看法。這一出其不意的問題令與會成員大吃一驚。
“中國是一件大事，”戴高樂解釋道，“它就在那裏存在著，無視它的存在是不現實的。中國的事實擺在那裏。這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它的未來應當同它的實力相對應。我們不知道它會用多長時間來發展，能夠確定的是，總有一天，也許這一天的到來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中國會成為一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的巨大事實。這是法國必須考慮到的現實情況。……”
幾天後，戴高樂對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說：“我們要翻過殖民地這一頁了，我指的是在中國的租界，就像對法屬印度支那一樣。這意味著法國將以朋友的身份回來，對中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不排除中國會在下個世紀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就像她以前數個世紀所保持的那樣。” *
需要指出的是，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兩位與會者的態度：當時的法國總理喬治·蓬皮杜並不支持與中國建交；而吉斯卡爾·德斯坦雖未表態，但給他的朋友、同樣出席會議的雷蒙·馬賽蘭（Raymond Marcellin）寫了個條子，建議他提問關於這一做法會給北約組織帶來的後果……
1964年1月27日中午，巴黎和北京同時發表了一份簡短的公報：“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過協議共同決定建立外交關係。為此，他們商定將在三個月內派出大使。”
這一消息引起了轟動，盡管它並不是一個意外事件。公報雖然簡潔，決定卻是異常果敢的，世界由此分成了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
戴高樂預見到了這一點，事實上他想表達的是與那個“一直存在的中國”建立“穩定的關係”。他認為，“中國首先是中國，然後才是共產黨的”，也就是說，它是四、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並擁有幾億人口，占據了廣袤的土地，具有不可估量的發展潛力。對法國政府首腦來說，必須從現實出發，采取務實的態度。怎麽可能忽視這個統治著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政權，卻像美國一樣隻把退居台灣島的政府看作唯一的中國呢？對法國總統來說，僅僅因為美國不喜歡它的製度就拒絕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是很不正常的。
戴高樂認為，法國應當承認“世界的現狀”，即使人民共和國政權在很多方麵帶有值得批評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沒有辦法。應該獲得承認的不是一個政權，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一個已經存在了14年的國家。他表示，“好與壞不是我們的事情”。兩周後他又對阿蘭·佩雷菲特說，與中國建立起外交關係後，“我們將翻過殖民地的一頁，即有關在中國的租界和法屬印度支那的。這意味著法國將以朋友的身份回來，尊重其他民族的獨立。”
1957年6月，埃德加·富爾訪華，與毛澤東會晤。（圖片來源：新華社）
其實早在1958年重獲政權之前，戴高樂就已經有意與人民中國建立起關係了。他曾在一封很長的親筆信裏感謝前總理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把自己的書《蛇與龜》（1957年出版）寄給了他。戴高樂將軍表示，這本書，尤其是裏麵重新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想法很有意思。該書是埃德加·富爾在結束了一趟赴華私人旅行之後寫成的，他在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因為他主張法國和中國重新建立起外交關係。他說，“我認為大多數大國都徹底忽視這片大陸是絕對荒謬的。”並表示“難道我們要與進行過長征的人作對嗎？”
然而1962年之前法國的注意力一直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上，而中國當時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FLN）。1962年3月，在簽署了埃維昂協約之後，事態終於開始向前發展了。法國拒絕加入由美蘇簽署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做法終於拉近了法中兩國的關係。
1963年，戴高樂將軍委派埃德加·富爾到中國去執行一個秘密任務。富爾於當年10月18日攜帶法國總統的一封親筆信抵達了中國，這封信名義上寫給富爾，但實際上是給中國政府的。這是一封“私人信件”，但它賦予了擔任信息傳遞者角色的收信人與中國領導人商談重建外交關係事宜的必要權力。埃德加·富爾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國主席的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一個星期之後，他在上海再次會晤了周、陳二人，並見到了毛澤東。
1963年12月，法國外交部歐洲事務負責人、深受外交部長德·姆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信賴的雅克·德·博馬舍（Jacques de Beaumarchais）被派到伯爾尼會見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李起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洲大使的作用。雙方就三點內容達成一致：
1，法蘭西共和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2，法蘭西共和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並且不再承認“蔣介石集團”的代表權。
3，中法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法國將會在“蔣介石集團”撤回其代表與派駐機構後，也召回它在台灣的代表，並關閉相關代表機構。
1964年1月初，《費加羅報》刊登了對埃德加·富爾的一個長篇采訪，其中富爾表示支持承認中國政權。在1964年1月期間，法國知會了它的合作夥伴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美國、英國、北部非洲、黑非洲、蘇聯、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它打算承認中國的計劃。戴高樂還委派貝誌高將軍（le général Pechkoff，對日戰爭期間“自由法國”派駐“自由中國”首都重慶的大使）作為私人信使去向蔣介石說明了他承認北京政權的理由。
不出所料，這一消息激起了巨大反響。世界各地的媒體爭相報道。美國震怒，台灣惱恨。美國視戴高樂將軍的決定為醜聞和傲慢無禮的表現。再加上法國在越南問題上采取中立政策，而此時越南局勢正在惡化。約翰遜（Johnson）政府視這一決定“危害了西方世界的利益”，並背叛了對日戰爭和冷戰中結成的忠實的同盟關係。
1965年7月，法國國務部長馬爾羅訪華，與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會晤。（圖片來源：新華社）
1964年1月27日，法國與中國終於建立了外交關係。
1月31日，即27日的公報剛發表後沒幾天，在一場值得紀念的新聞發布會上，戴高樂將軍對各國大使闡明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理由。他這樣描繪了中國：“我們來談談中國……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擁有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幾千年來，這個民族個體的忍耐、勤勞和靈巧彌補了在方法和凝聚力上的整體的不足，形成了一種極為特別而深厚的文明。這是一個國土廣袤的國家，雖然不統一卻非常緊密，從小亞細亞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縱跨西伯利亞冰原與東南亞熱帶地區。這是一個比紀年史還要古老的國家，不斷地尋求獨立，卻又不懈地推行中央集權，依賴直覺、蔑視外國人，但同時又有意識地維護國家的永恒持久並為之自豪，這就是那個一貫的中國。”
中法雙邊達成協議，法國隻承認一個中國，即北京的、毛澤東的中國，取代了台北的蔣介石的中國。2月10日，法國政府通知台灣當局撤回他們駐法國的代表團。
法國的做法結束了中國共產黨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麵。法國借這一舉動宣示了它對美國的獨立，同時中國也表達了脫離蘇聯影響的意願。在1958年至1960年初的“大躍進”運動結束後，中國與蘇聯逐漸爆發了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從1960年起，北京與莫斯科在經濟和科技上的聯係減弱了。
戴高樂將軍對中國人獲得的滿足直言不諱：“中國急切地盼望得到我們的承認，他們對此毫不掩飾，他們對這世界認識得很清楚。蘇聯成了他們的對頭，而美國一直都是。……中國看不到其他對話者，隻有法國。”
中國人對這一外交史的回憶充滿了激動和感激之情，因為它改變了東方與西方的關係。
埃德加·富爾後來解釋了為什麽戴高樂將軍在這一問題上堪稱先驅：“8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鬆（Richard Nixon）才有了和他一樣的理性思考。但我想，盡管間隔了這麽長的時間，我們在1964年的創舉都是一個開端，是起到決定作用的先例。”在法中建交15年後的1979年，美國才終於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美兩國建立了雙邊關係。
1965年7月，在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不久，時任國務部長兼文化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來到了中國。他是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的首位法國政府成員。馬爾羅會晤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係列重要領導人，其中包括國家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周恩來、劉少奇（國家主席），當然還有毛澤東。與毛的會麵是1965年8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他還訪問了延安，這是毛澤東結束長征後重振士氣的傳奇聖地。馬爾羅在他的著作《反回憶錄》中描述了這一中國之行，其中以預言的形式寫道：“三百年的歐洲能量消散已盡。中國時代開始了。”
1966年5月，戴高樂總統在愛麗舍宮會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位大使黃鎮將軍，並請他轉達了對周恩來總理的訪法邀請。戴高樂將軍也非常希望獲正式邀請訪問中國，然而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現，這裏麵既有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也有隨著1969年4月公投失敗戴高樂下台的原因。退居科隆貝之後，戴高樂還一直盼望著能夠訪問中國，而毛也很想接待這位法國前總統，但不幸的是戴高樂於1970年去世。
*阿蘭·佩雷菲特時任信息部長，擔任政府發言人一職。戴高樂將軍與其關係密切。以上引文出自《這就是戴高樂》一書的第二卷。
作者：貝爾納·布裏賽（Bernard BRIZAY），著有《法國在中國》（Perrin出版社，2013年）
（編輯：南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