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傳教士處理“醫學”與“傳教”關係的曆史演進
時間：2014-06-10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男 本文字數：8406字
19世紀，伴隨著西方在華傳教活動的展開，西方醫學科學也引進到中國，並由沿海逐漸向內陸深入。從早期醫院創建到公共衛生事業的啟蒙與發展，為中國百姓去除了病痛，傳遞了“福音”；同時也促進了西醫體係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培養了大批本土化西醫人才，對近代中國醫學事業的奠基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已經發表的文獻多側重在沿海地區的醫學發展，而內陸地區的教會醫療發展還少見全麵的報道。本文擬以近代豫北加拿大基督教傳教使團的個案為例，探討中國內陸地區教會醫療的創建與發展，並以科學社會史的視角勾勒出在此過程中傳教士們處理“醫學”與“傳教”關係的曆史演進及其原因。
一、“宗教福音”指導下的豫北教會醫療活動
整個19世紀，“借醫傳道”被認為是傳播基督福音的最佳途徑之一，也是歐美基督教會在華傳教的主要經驗，“醫療猶如楔子，能幫助打開許多不友好家庭的大門。”雖然這種傳教方式起初能起到較好的作用，但在“宗教福音”單純功利性理念的指導下，在實際操作和最終效果上也存在一些問題。
1. 借醫傳道是基督教吸引教眾的有效手段
借醫傳道在基督教傳播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據《聖經》記載，耶穌基督曾多次通過治愈血漏婦人、聾啞人、瞎子、癱子等獲得民眾的支持和追隨。因此，自基督教誕生之初，醫療和傳教的關係就非常密切，起到了擴大教眾的作用。在早期豫北基督教傳播過程中，借醫傳道也是加拿大基督教會最有效的傳教手段。加拿大基督教會對華傳教起步較晚。1888年，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借河南嚴重洪災之機，派遣以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為首的7名傳教士（史稱“河南七賢”）進入豫北施賑傳教。當時的豫北是個貧窮、落後、偏僻、閉塞的鄉村地區，傳染病、牙齦腫脹、感染和腫瘤等疾病流行，被戲稱為“全世界的傷口”。1888年到達中國後不久，七賢之二的史美德（James Frazer Smith）和羅維靈（WilliamMcClure）乘坐騾車在鄉間四處走訪，找尋病人和可能的皈依者。他們走訪時攜帶的醫藥箱裏常備物品有“袖珍器械包，少量的藥品和三雙拔牙用的鉗子”。所到之處，常常聚集起數百好奇之人。當時常見的疾病有敗血症、痢疾、傷寒、天花、肺炎、瘧疾、瘟疫、疥瘡、“瘭疽”、膿腫、牙痛、腫瘤和由白內障和沙眼引起的失明，迫切需要醫治，而且十之六七需要正規的西醫醫療與手術。
史美德一直期望加拿大人能在當地修建一所醫院，讓“所有遭受痛苦的病人都可以在那裏得到治療”。1894年，當他自己也患上斑疹傷寒和肺炎時，這一夢想就變得更為強烈。他在回憶中寫道，“我患病並出現神誌錯亂，最使我焦慮的就是腦海裏常出現的畫麵：大量的中國人 排著似乎看不到盡頭的長隊站在我麵前，到處是痛苦麵孔，成千上萬，他們飽受各種疾病與腐爛傷口的折磨，大聲地哀求著希望解除身上的疼痛和折磨 在病床上我翻來覆去，反複地高聲叫喊，‘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需要病房！我需要病房！把醫院建起來！’”說明了當時教會醫生最普遍的想法：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醫療設施和“恰當的”醫院治療。
這種醫療傳教的方式，最開始確實為“傳道”打開了局麵。宋家珩在總結衛輝百姓信教原因時發現，借醫傳教是基督教在衛輝得以傳播開來的最重要原因。1892年6月，豫北差會舉行首次洗禮，吸收周老常父子入教。在豫北皈依基督教的第一批教徒中，大部分都是本人或家庭成員、親友被教會醫院或診所治愈了疾病以後，或表示感謝，或相信上帝的拯救，或為了治病的方便而自願入教的。
周老常就是史美德治愈的盲人。還有個例子，斌英學校校長王求賢一家住在內黃縣南伏恩村，其母親有病，但因家窮無錢醫治，在楚旺的加拿大傳教醫生羅維靈步行幾十裏給她免費治病。病好之後，王求賢全家皈依基督教。又如，1908年家住安陽縣土樓村的張顏臣一家，因父患胃病，用盡積蓄治療而不見好轉，以致在大正集所開的飯鋪和旅店不能繼續營業，不得已而轉安陽教會醫院醫治，經過傳教士半年的治療終得病愈。為表達對“主”的感激，張顏臣率全家加入了基督教，張本人後來又擔任了安陽基督教會長老。由此可知，這種借醫傳道的方式，為基督教在豫北早期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宗教福音”醫療理念限製了豫北教會醫療的水平
“福音”是基督教用語，指的是耶穌的話及其門徒傳布的教義。“宗教福音”，是指基督教在傳播的初期通過布道的方式直接傳播基督教的教義。因此，在“宗教福音”時期，醫療傳教的目的是引領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差會中以古約翰為代表的福音傳教士占據主導地位，有限的教會醫療隻是傳教的一種方式，是為傳播福音服務的，而傳經布道才是使團的首要任務。在豫的傳教士瑪格麗特·布朗（Margaret Brown）曾清楚地表明河南的醫療工作有兩個目的：“其一，將人們帶入教堂聆聽上帝福音。其二，用實際行動真正顯示出基督之愛。”兩者中，“第一點最為重要”。據古約翰的夫人羅莎琳德（JonathanRosalind Goforth）所言，在華的 40 年中，古約翰始終致力於傳經布道，“[ 目的 ] 是使大家在使團所開展的各項工作中把傳教放在首位，[他還主張]教會的任何工作，無論是醫療、教育還是其他，隻有服務一個偉大的目標---以耶穌基督之名傳播上帝福音——才是正當的行為。”
（1）行醫是建立教會據點的有效手段
傳教士的行醫主要是為了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在豫北早期的鄉間傳教過程中，傳教士的活動與其說是傳教，不如說是行醫。因為在當地百姓看來，他們宣傳的基督教義，不敬祖宗，不拜父母，簡直是大逆不道，從心理上產生一種排斥的傾向。有鑒於此，傳教士們隻能通過為窮人治病來接近群眾，取得群眾的信任，以期能在此地立足，建立一個穩固的傳教據點。到1890年，通過羅維靈的努力，終於在內黃縣楚旺鎮南街租得一處住所，開辦了福音堂，下設醫院，設有內科、外科和眼科，備有從國外購進的高壓消毒器、注射器、不鏽鋼針頭等手術器械以及磺氨粉、阿斯匹林、奎寧等藥品，醫院由羅維靈主持，診治一些常見病，也做一些手術，包括切除白內障等較複雜的眼科手術。1896年男科診所遷往安陽，成為鑄鍾街教會醫院。1901年義和團運動後，長老會向豫北教區派出大批牧師、醫生、護士和其他輔助人員，利用中國的賠款，開辟了衛輝、懷慶（今沁陽縣）、道口（今滑縣）、修武（今修武縣）等傳教點，成立了彰德、衛輝、懷慶三個傳教總站，並建立了附屬的教會醫院和學校。1902年，加拿大的傳教使團就成為河南最大的外國使團。1904年，北京到漢口的鐵路通車，途徑衛輝和安陽，使得這兩個地方同外界的交通變得更為快捷。教會醫療也從下鄉巡診、教堂診所過渡到開辦教會醫院的階段。然而，在“宗教福音”理念的指導下，教會醫院的醫療完全服務於傳教，隻是將醫療作為傳教的工具和手段，而將醫院作為傳教布道的場所。
（2）傳教的首要目的決定了舊式醫院的醫療條件
宗教福音時期，教會的“醫療”是為傳教服務的，因此，豫北早期的教會醫院的醫療條件都很差。那時的舊式醫院，照明和取暖很差，連最起碼的防蠅防蟲措施都沒有，更不要說完備的醫療設施和護理體係了。有記錄顯示：“安陽的舊式女子醫院同豫北其他舊式醫院一樣，也有一座小教堂，一個診室和一間手術室。住院病人都住在狹小的平房裏，這些平房門對門，圍建在一個院子四周。‘普通’病號睡在炕上（炕麵由磚砌就），墊上稻草，再鋪上自帶的被褥。‘臥床病人’睡在由醫院準備的病床上，被褥、棉被和枕頭也由醫院提供。一間平房被用做廚房，使團為病人及其家屬提供一些簡易爐灶供他們做飯，煤和食物則由病人自己負擔。冬季到來，病人會在病房裏燒火做飯，額外還能取暖。
但這給醫生帶來問題，他們擔心病人睡著時並未關閉煤爐，從而導致煤氣中毒---解決的方法是，在紙窗上戳些窟窿來保持通風。”1923 年以前，衛輝的狀況大抵也是如此。在舊式醫院裏，病人們自帶被褥排成一溜地擠在一起，躺在狹小、黑暗、髒亂病房裏的磚炕上，睡在磚鋪的地板上，或者是睡在露天的院子裏。手術之後，病人要繼續穿原來的髒衣服，用原來的髒被褥。對於這種情況，斯特拉瑟斯醫生（Dr. R. Gordon. Struthers，中文名杜儒文）曾說笑道，“或許最好的辦法是裝作沒看到，從而保持對方的體麵，用薄紗蓋住被褥和衣服，也好掩蓋住裏麵的小昆蟲。”
早期河南教會醫療條件是在同時期在華教會醫院中最差的。根據中華博醫會1920年2月在北京發布的一份題為“在華教會醫院之科學效率調查”的報告，河南醫院的等級排名為倒數第一。該報告匯總了國內13個省192所教會醫院的情況，調查發現河南醫院在包括醫院建築、門診藥房、醫院病房、建築用材、通風設備、醫院空間、病人家屬住房、飲食、廚房、供水係統、洗浴條件、洗衣房、衛生係統、實驗室、專業化設施、科學的護理安排等很多方麵都存在著嚴重不足，具體表現在：（1）河南醫院的建築物大都是那些“純中國式”或“改造過的中國式”的，而不是多層次的“外國式”；（2）一些門診設施極其簡陋，沒有方便且定期清洗的地板、牆壁、家具，連實驗設施或者檢查眼睛所用的暗房都沒有；（3）醫院裏每位外國醫生或經外國醫生培訓過的醫生擁有的病床數目最低：全國平均43，河南隻有31；（4）醫院用的建築材料很差——尤其是在病房和手術室裏，（牆體）連圓角都沒有；（5）醫院的通風設備很不好，河南是全國僅有的兩個繼續用紙窗（不是玻璃窗）的省份之一。關於通風問題持反對意見的報告大部分來自河南，病人的呼吸空間也不大；（6）醫院沒有為病人提供避免傳染病和昆蟲叮咬的保護設施，也沒有屏風和帳子保護病人免遭蒼蠅和蚊子傳播的疾病；（7）醫院準許病人帶他們的朋友進病房和他們一起住；（8）醫院的病人不遵守醫生的叮囑控製飲食；（9）醫院沒有自來水，病人住了院沒辦法洗浴；（10）醫院缺乏（幾乎沒有）洗衣住宿的條件；（11）醫院沒有排水係統，用的是“中國舊式的廁所”（又稱“茅房”），而不是化糞池。坑廁每天清空一次；（12）醫院沒有用來研究或培養細菌的設備，有一些實驗設施，也經常被閑置著；（13）河南報告說沒有X光設備；（14）河南的醫院不參與研究工作，不是根據病理學檢驗結果進行治療，也不進行屍體解剖檢驗。上述問題足以反映出當時河南的醫院與全國其他地區同等級別教會醫院之間的差距，而且離當時的新型醫院的標準更是相差甚遠。
這樣的醫療條件，明顯不符合科學醫療的觀點。這種狀況與其說與當時教會用於醫療活動的經費有關，倒不如說“宗教福音”觀點在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客觀上，豫北舊式教會醫院的條件既損害了豫北加拿大傳教使團的聲譽和形象，也直接妨礙著其傳教的目標和效率，到了必須改變的緊迫局麵。據統計，醫療傳道的方式所發展的教徒實在少得可憐。1900年，整個豫北差會之彰德、楚旺、新鎮3個傳教站共發展教徒82人，1910年彰德、衛輝、懷慶等5個傳教站共吸收教徒2729人，1920年共3324人。每個總站所發展的教徒平均不過 1100 人，彰德 7 縣平均每縣區區不過 158 人。因此，加拿大傳教士采用舊式的“布道傳教”和“借醫傳道”的方式所取得的傳教效果並不非常明顯。
二、“社會福音”指導下的豫北教會醫療活動
“社會福音”一詞源於20世紀初，它主張福音既有個人意義也有社會意義，而神職人員身為耶穌的使徒則應該努力解決社會問題，使耶穌的原則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中得以貫徹。在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影響下，豫北的大部分加拿大傳教士都接受了社會福音思想，長老會華北使團也開始重新設定醫學傳教的目標。他們認為在當時豫北的現實背景下，關心民眾現實生活疾苦要比挽救其靈魂更加重要，能切實解決民眾疾病痛苦的醫療活動逐漸成為教會工作的重要內容。在“社會福音”思想的影響下，醫療不再僅是傳教的手段，而成為傳教的目標，通過治病醫人，更現實地體現耶穌的實實在在的福音，同時教會的醫療行為也與耶穌行醫傳道的行為相契合。因此，教會醫院的規模、條件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時醫療理念和實踐也越來越科學。
1. 新式教會醫院的建立
醫院是基督教的代表，如果醫院達不到高水平，將會使人們產生一種不利於基督教的情緒。1920年在中國醫博會的綜合報告中對河南教會醫院的一係列負麵報告，促使華北使團下決心改變河南的醫療狀況。經過反複論證，製訂了建立第二類醫院的宏偉計劃。在建立第二類醫院的計劃中，華北使團設計建造了當時豫北地區規模最大、最新式、最現代的醫院——衛輝惠民醫院。新醫院設計有大小樓房10座，平房200間，占地近百畝。由門診部和住院部兩個部門組成。
門診部於1920年啟用，包括四個宿舍，男女各兩個，一共可以容納250個病人住宿，可供承受輕微神經不安的病人、從嚴重疾病中恢複的病人以及病人的朋友和親屬住宿。一個谘詢室，一個手術更衣室，一個眼鼻喉室和一個配藥室；以及兩個分別供男女使用的小教堂。還設有清潔衛生的食堂，所有食品都是在醫護人員的監管下製作的。1921年，放射線科增置一台帶有小型發電機的英製100毫安X光機，學科專業齊全，化驗室可以作四大常規及康華氏試驗（梅毒血清反應）。1923年12月8日竣工啟用的住院部主樓有4 間大而明亮、通風條件很好的公共病房，每間病房都有 16 個床位。地下室還有外加的 2 個大的公共病房，另外醫院還設了單人病房和雙人病房，可接收26名病患者，總共達130個床位。病人進入病房之前可以洗澡，還可以有幹淨的衣服和床單，有“飲食廚房”、X光室和手術室、外科更衣室、滅菌室、洗澡間、一間候診室和一條供所有病人使用的走廊。這種現代化設施將提供電和流動水。以上舉措，使惠民醫院成為當時豫北地區最負盛名的醫院。
除了衛輝惠民醫院，安陽廣生醫院、懷慶恩賜醫院都是當時長老會所建的三所教會總站醫院，也是當時規模最大、設備最好、技術最先進、管理最規範的醫院。教會醫療工作的開展，為缺醫少藥的豫北百姓減輕了疾病的痛苦，傳播了實實在在的“福音”。
2. 醫療理念和實踐的科學化
新式教會醫院的建立促進了教會醫療理念的轉變，使其越來越科學化。到了1920年，加拿大長老會明確表示，“已經沒有必要再沿用以前的舊方法，那些舊方法違背了衛生健康與科學護理的理念，也不符合科學的診斷和治療方法。”而且也沒有“必要”繼續允許病人為了獲得精神上的安慰，把自己親朋帶來一起住院。由此可見，加拿大長老會已經在思想上接受了科學的醫療思想。在醫療人員方麵，大量招募包括羅維靈的兒子羅伯特·麥克盧爾（Robert McClure，中文名羅光普，或羅明遠）和孟恩賜的長女瓊·孟西斯（Jean Menzies）在內的新一代傳教醫生、護士來河南工作。同時，在醫療實踐中也培養了大批本土的醫護人才，如安陽廣生醫院最早招收的中國學徒賀子賓、吳作福、董昭才、霍啟信和張漢卿離開廣生醫院後，先後在安陽開辦診所，並招收學徒。整個安陽城的西醫診所都是由這些人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創辦的。而衛輝和沁陽的大批西醫診所開辦者也都曾經在惠民醫院或恩賜醫院學習工作過，這些人成為了近代豫北西醫學界的醫療骨幹力量。而豫北的護理人才，幾乎都出自這三所教會醫院的護士培訓學校。教會醫院的新式醫療理念和實踐，對近代豫北醫療事業的奠基和發展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三、“傳道”與“醫療”關係嬗變的社會及文化因素分析
自清末民初西學東漸以來，醫療傳道一直是來華的醫學傳教士的本旨。教會的資金很多都用於教育和醫療等方麵。據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統計，1897年1000名在華新教傳教士中，約有100多人全部時間從事醫療工作，另有100人專職做教育工作。到1911年，來自美國的傳教士，有一半以上都不從事直接布道。由此可知，從傳教士在整個中國的活動情況來看，通過直接布道的方式擴大教眾越來越不普遍，而通過醫療、教育方式宣揚基督精神則越來越普遍。醫學傳教，是在傳授知識、出版書刊、治病救人的同時，取得受眾信任，再進行傳教。20世紀20年代，在衛輝醫院的每一位新病人都會收到一張卡片，上麵寫著：“本院建立的宗旨是通過醫療使眾生仰奉基督——世上最偉大的醫生與救星！”這樣一張宗旨卡不僅是醫院借醫傳教的廣告名片，也標誌著來華加拿大傳教士傳教方式和重點的根本轉變。
1. 豫北地理位置決定了民眾思想的保守性
豫北地區的地理位置相對比較閉塞。據宋家珩描述：“甚至在鐵路和通訊設施發展起來之後，豫北仍舊是一個農業性質的內陸地區，在相當程度上與沿海港口和長江盆地上的中心城市以及華北其他地區缺少聯係。”由此不難理解，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加上地理位置的閉塞，受儒家文化浸染幾千年的豫北大眾對於西方的基督教的抵觸情緒非常強。從豫北的彰德、衛輝、懷慶3個總站來看，到1920年，每個總站所發展的教徒平均不過1100人，就可看出基督教在豫北傳教的困難程度。
2. 豫北的政治、經濟狀況決定了“宗教福音”的困境
近代豫北，由於不時遭受水澇、旱災、蝗荒、蟲疫、風雹雪霜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再加戰亂與盜匪橫行，豫北的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封閉、落後、貧窮、戰亂”是近代河南曆史狀況的高度概括。再加上豫北地區封建勢力統治嚴密，以地主階級土地占有製為基礎的封建生產關係比較強固，革命思想傳入較晚，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受到的盤剝不斷加重。豫北民眾“素日受滿廷大吏壓製，各縣虎狼官吏之敲剝，較他省為尤甚”。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加拿大傳教士采用直接傳道或借醫傳道方式所取得的效果不會太理想，這樣就促使其改變舊式的直接傳道和借醫傳道的方式，而積極參與豫北醫療體係的建設，將基督教的精神傳播到大眾中去。
正如安德魯·湯姆森（Andrew Thomson）牧師1906年帶著傳經布道的想法來到河南，但在20世紀20年代卻積極支持惠民醫院道口分院的建設。他對自己的矛盾行為是這樣解釋的：“你可能會問，為什麽不能僅僅滿足於傳教工作而要去承擔起開辦醫院這樣的責任和負擔呢？我很願意把我的一生用於經義的宣講，但是，如果不去救治教堂裏那些患病的民眾，你對耶穌子民的經文宣講又能進行多久呢？”看來，豫北的醫學傳教士是在用更實際、更適合當時豫北社會生活和文化背景需要的方式獻身基督，他們將救死扶傷——解救陷於貧困、疾病、災害與危難之中的民眾看作是比直接宣教更有效的“傳播福音”方式。
3. 社會福音運動加速了“傳道”與“醫療”地位的嬗變
美國社會福音運動影響到加拿大傳教士，從而改變了加拿大基督教傳教使團的傳教策略。正如高曦所言，“決定傳教醫師以傳播福音為主（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 Evangelist），還是以醫療診治為先（TheMedical Missionary as physician）並不完全取決於傳教團或傳教醫師本身，傳教醫師究竟以哪種角色出現，必須以適應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背景為前提。”盡管老一代傳教士非常看重宣教，但新一代傳教士卻對直接傳教使人皈依不感興趣，他們滿懷激情，以旺盛的精力和對醫療護理事業的熱愛與追求，逐漸淡化了傳教的功能，全身心投入醫療護理工作中，將傳播基督教的激情轉化成提高自己的獨立性、專業技能和社會地位的具體目標。由此可知，加拿大基督教傳教使團受到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從加拿大傳教士們所進行的醫療活動來看，為抵消日益增長的醫療成本，不得不取消福音傳播的成本。1923-1933 年這 10 年間，華北使團總共流失了 11 位傳教士，其中 10 人是福音工作人員，但同時期醫療和護士培訓計劃卻始終在向前推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華北使團成了傳播福音少而醫療多的一個機構。有資料報告，在河南每百萬人口中平均有教會醫院病床 27 張，醫生人數平均為 0.7 人，而加拿大長老會為50張，醫生平均人數在1人以上。均位居各較大差會醫院病床平均數的榜首。
不難看出，加拿大教會從實際行動上完成了“傳道”與“醫療”地位的轉換。近代以來，豫北加拿大傳教使團“傳教”與“醫療”地位的轉換，是在多方麵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表麵上，1920年中國醫博會關於中國教會醫院的綜合報道中對河南的差評，直接刺激了加拿大傳教使團加大現代醫院的建設，以及現代醫療思想在傳教使團中的普及；但本質上卻是，首先近代豫北地區交通閉塞、民眾思想保守，對直接布道傳教或借醫傳教的直接方式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其次，近代以來豫北地區自然災害與戰爭帶來的破壞性結果以及嚴重缺醫少藥的現實，深深地觸動了加拿大傳教士治病救人的博愛情懷；最後，在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推動下，社會福音的思想得到大部分加拿大傳教士的讚同，促使傳教醫生與護士把主要的精力轉向救治傷員、病人和難民身上，從而加速了華北使團將首要任務從“傳教”轉向“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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