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險旅遊是一種扣人心弦的經曆。如果沒有親曆其境，恐怕很難想象得出巴布亞新幾內亞獵人頭部落是什麽樣的，從被亞馬孫原始森林印地安部落首領下毒中偷生是什麽滋味，更難了解穿過墨西哥聖赫羅尼莫14公裏長的地下河的艱辛和喜悅——這部驚險長篇呈獻給讀友的是著名旅行家蒂博爾•塞克利的環球探險的經曆。
蒂博爾•塞克利（1912—1988），塞爾維亞人，曾擔任世界作家協會主席。他有著執著的求知精神，學過25種語言並熟練地掌握了其中的10種。他從探尋未知世界的奧秘和對大自然的征服中尋找樂趣，以自己的工作贏得了各方麵的資助，足跡遍及五大洲的90多個國家，留下了14部著作，並給幾家博物館捐獻了不少人種學的史學資料。《環球探秘》就是其中最驚險、最誘人的一部。這部30多個單獨成篇的故事組成的作品，真實地記載了作者探險旅遊生涯中一些吸引人的經曆。
通過作者諸如騎大象進入原始森林看野象遷徙，征服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及暴風雪等經曆，讓讀者更深地了解大自然的奧秘和人的力量。更希望作者筆下火地島背後的銷魂的夕陽，土著人熱情的握手也能激勵讀者們去探尋未知世界的奧秘。
譯者冰巔為商務國際《現代漢語大詞典》主編，世界上唯一能用拚音盲打GBK或Unicode全部漢字的超快碼發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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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作者自傳（代前言）
一、吃人肉部落之行
二、火山奇觀
三、險遇土匪
四、人與神的誤會
五、棕櫚樹在子夜倒下
六、涉過地下河
七、靜夜嘯鳴
八、巴布亞灣紀行
九、衝破雪線
十、在地獄的入口處
十一、遷移的象群
十二、加入巫師的行列
十三、走遍印度的聖人
十四、獵捕巨鱷
十五、古堡探珍
十六、眼鏡蛇之舞
十七、與泥神們在一起
十八、我當過瑜伽徒
十九、謁瑪雅古城遺址
二十、征服乞力馬紮羅山
二十一、南大陸的珍禽異獸
二十二、鬧神之夜
二十三、乳光石的奴隸們
二十四、在蒙古包內外
二十五、一份怪誕的菜單
二十六、揭開廢墟之謎
二十七、天涯雙島
二十八、澳大利亞采風
二十九、聖河之濱
三十、達那乞拿沙漠
作者自傳（代前言）
如同新生活的自然開端，傳記或自傳通常從出生開始。但作為一個旅行者，作為一個被許多人稱之為“環球旅行家”的人，我不得不摒棄這種常規順序。我將從旅行開始寫，因為第一次旅行才是旅行者真正的誕生。
雪橇輕輕地滑行在冰雪覆蓋的路上，馬脖子上的鈴鐺在愉快的情調中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四圍的鬆林自豪地沐浴在陽光和厚厚的白雪中，三者交映成趣。對於一個旅行者的誕生，這是絕妙的一天。雪橇上除了我的父母外，就隻坐著我……我於1912年2月14日出生於斯洛伐克①北部的波普拉德市斯皮什斯卡索伯塔鎮（當時屬於匈牙利），那時雪橇上的我降臨人世僅僅3個月。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旅行，唯一的第一次——直到今天，我的旅程仍未結束。
從那時起，我時常變換搭乘的方式。我乘過童車、木馬、三輪車、畜車、汽車、火車和船；騎過驢、馬、騾子、大象、單峰和雙峰的駱駝；騎過自行車、摩托；坐過登山索；乘過各種飛機，從直升機直到大型噴氣式客機；穿過各式鞋底的滑冰鞋和滑雪鞋，皮革的、木頭的、橡膠的和塑料的。
我還有必要鄭重地宣布：我從未乘過潛艇，更未乘過人造衛星和航天飛機。我請求各位讀友不要以此來奚落我。
我是不是太扯遠了？還是言歸正傳吧！
出生3個月的我隨雙親遷居到羅馬尼亞西部的阿拉德縣切爾梅村（當時屬於匈牙利），在那裏度過了我的頭10年。
我的第一篇回憶錄曾涉及我4歲時的一件事。那時我常常設法打開父親書櫃的玻璃門，從18冊一套的《雅典娜大百科全書》②中取出一本。我躺在地毯上，把取出的書翻個夠。以此為起點，我再也沒丟開過那本書的任何一個單詞。那本書激發了我的海闊天空的幻想。書中介紹了非洲、美洲、亞洲和澳洲，每個大陸都有地圖和兩頁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的彩圖。那些由奇形怪狀的山脈、深穀和河流構成的地圖開闊了我的視野，而各地土著人的外貌和服裝則使我的好奇心得到升華，激勵我能在某一天去訪問他們，同他們交朋友。
我要父親和哥哥教我一個一個地念所有部落的名字。通過那些奇特的名字我學會了讀寫印刷體字母。
一天早晨，家裏人以為我失蹤了，在家裏和街上四處找我，但毫無結果。最後我哥哥安東尼耶在大花園的深處發現了我：我拿著一把鐵鍬站在一個半米深的土坑裏。
“你在幹什麽？為什麽要挖個坑？”
“我要從這兒到美洲去……你不是說，美洲在地球的另一麵嗎？”
“……是的，我說過。不過……”安東尼耶窘迫地接著說：“那裏非常非常遙遠，何況地球中心能把人燙成火漿。”
由於用力太猛，我的全身汗濕透了，太陽也越來越曬人，我決定放棄挖坑到美洲去旅遊的念頭。可想而知，那隻是一時的興趣衝動。
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卡妮婭啟蒙上學時，我還不滿5歲。為了不使我過於孤獨，我父親求得老師同意，讓我同姐姐一起進教室聽課。
但我不願當消極的旁聽生。我常常舉手回答老師提出的其他學生答不上來的問題，因此那位老師很快為我正式注冊。
同鄰居的孩子們在一塊兒，5歲的我學會了騎馬。有天中午，鄰居的一個騎手把馬從街角牽回去，我和他輪換著騎這匹無鞍的馬。輪著我騎時，我要他別牽著，把韁繩遞給我。我的腳後跟剛蹬著馬肚皮，那畜生就狂蹦起來，我被摔斷了右胳膊。
一位鄉村醫生同一位獸醫——我的父親一起，給我的右臂打上了石膏帶，骨頭與肉漸漸長攏。父親為我持續治了一些時，使之完全愈合。
那件事對我後來的旅行沒帶來什麽惡果，但為我的一生上了難忘的一課——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人生有可能艱險四伏！此外我還慶幸，我得到了直至今天仍未放棄的樂觀主義精神，培養了自己臨危不懼的氣質。當某件不快的事發生時，這句座右銘能讓我保持淡定的情緒。
從孩提時我的個性進化就已顯得格外重要。在我6歲時，許多奧秘漸次對我曝光。人的生與死，愛情與性，宗教與上帝，虛偽與誠實等問題——對這一切我都已有了具體成型的觀點。這些在後來雖然不斷填補和充實，但基本模式從未改變。在家裏我們用匈牙利語交談，在同鄰居的孩子玩耍時我學會了德語的方言。10歲那年我學會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其時我們家已經搬到京達小鎮③，我在那裏上了中學。12歲上我第一次掙到了錢。我最大的驕傲是以智慧掙得了“自己的”硬幣：教同學們學法語的報酬。法語是我私下在一位法國夫人那裏學的，到16歲時我便能運用自如。我一直繼續著這種學習，大約每隔4年便能掌握一門新的語言。
其後我們搬到黑山的尼克希奇，1929年在那兒結束了我的中學生活。為了進法律係學習，父親送我到薩格勒布④。選讀這個專業完全是我父親的旨意，成為一名律師曾是他早年的理想，現在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來實現。由於那裏的大學均未設環球旅遊專業，我也就沒提出任何異議。
我以最快的答題速度通過了法律係的所有考試。作為係裏最年輕的三名學生之一，我在21歲取得了法學文憑。
在後來的生活道路上雖然法學文憑沒為我增添任何光彩，但是大學生活我自認沒有虛度。大學期間我分別向兩位藝術家學習了繪畫和雕刻，借此我從更廣的角度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妙。我學習了能使生活更加充實的世界語，那期間也使我向著最後的歸宿步入了新聞和文學創作的大門。
1937年我到薩格勒布擔任電影劇作家，不久我的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空間。為了給薩格勒布的一份報紙寫一組關於塞爾維亞僑民的係列報道，我移居阿根廷兩年。待我準備返回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它和其餘波把我阻留在阿根廷達15年之久。
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⑤後的一年間，為了能與一家雜誌合作，我下功夫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語。而後，我擔綱出版了一種旅遊和考察方麵的月刊。
我的一篇遊記在這個月刊上發表後，著名的瑞士一德國聯合登山隊隊員格奧裏•林克邀請我參加他的由9名隊員組成的旨在征服阿空加瓜山⑥的國際探險隊。盡管我是登山新手，但從不因艱苦發牢騷。出發兩周後，我同奧地利人澤奇納和意大利人貝爾頓一起登上了頂峰。那天是1944年2月14日——我的32歲生日。
在我們3人返回大本營期間，探險隊的其他成員剛從頂峰下來，狂怒的暴風雪突然抽打那座大山。3天後我參加了救援行動。但我們的緊張工作完全徒勞，6名同伴中有4人被厚厚的雪埋住了。這雪要到11個月後才能融化。
1945年初，阿根廷部隊山地科打算登上阿空加瓜山。為了尋找朋友的屍體，我們原來的6名隊友加入了他們的探險隊。在我們接近峰頂時找到了朋友們的屍體。盡管我曾謝絕過阿根廷副總統庇隆⑦親自授給我的阿根廷公民權，但阿根廷政府這次還是由於我在探險隊中的功績授給我“金色大禿鷹”勳章。
在我第一次登山後立即寫成並被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風雪阿空加瓜山》，為出第2版增添了新的章節。那本書再版成功後，出版商請我去進行了如下對話：“你願意再寫一本有關其他探險的書嗎？”
“不可能，因為我缺少參加其他探險的生活閱曆。”
“你為什麽沒再去呢？”
“這事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如果有足夠的錢，你願意去哪兒？”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去巴西的馬托格羅索高原。”
“這支探險隊需要多少費用？”
“至少5萬美元。”我信口說出一個數目。
“真要那麽多嗎？那好，請下到一樓讓出納小姐給你。”
就這樣我毫無思想準備地出發，踏上了貫穿“綠色地獄”的探險旅程。
我邀請了瑪麗•雷茲尼克，一位來自俄羅斯的阿根廷小姐做我的旅伴。這次探險結束後她成了我的妻子。在巴西政府和它的朗卡德一欣古探險隊的幫助下，我們隻用一年就走過了阿拉瓜亞河流域和南裏約格朗德地區。我們這個30人的探險隊穿過南裏約格朗德，進入強人出沒的夏範托地區並且活著回來是史無前例的。同卡臘紮和紮伐埃部落的會麵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回來後我寫了一本書叫作《漫遊印第安人的國土》，那本書出了好幾版，被譯成多種文字，它取得的成功充分贏得了出版商的信賴。
1946年夏天，我帶著3個同伴：阿空加瓜山的登山隊員澤奇聶，瑪麗和羅莎•斯科尼克大夫，遊遍了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亞高原。這一年我應邀擔任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還加入了國際世界語協會。
隨後兩年間，我時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所大學去，聽人類學、人種學和考古學方麵的講課。考慮到將來的探險隊應當取得更好的成果，我雖不需要文憑，但需要知識，我還是沒放棄學校舉辦的有關考試。
1948年中期，我踏上了新的征途。瑪麗•羅莎大夫和年輕的阿根廷植物學家魯提陪我同行。我打算到以小人頭而著稱的埃克伐德的伊伐羅部落。那裏我原來從未涉足過。
有段時間我們停留在玻利維亞的拉巴斯⑧。那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玻利維亞總統赫爾佐格博士⑨在自己的寫字台上鋪開一張本國大地圖，在其中一個地區用大字標上“未被考察”的字樣。
“塞克利先生，為了幫助我們，你們的探險隊去考察這個地區，好嗎？”
這種建議我是難以謝絕的。
兩個月後我們就到了位於玻利維亞東部的伊特內茲河流的原始森林，同時著手收集這個無名地帶的有關資料。
有一天，我們遇見了一個橡膠考察隊。他們中有人講到在巴西生活的一個吃人肉部落，那裏距玻利維亞的某段邊界相對較近。由於在那時人種學家們尚不清楚美洲大陸是否存在吃人肉者，我感到這個信息具有挑戰性。於是我立即決定去尋找那個部落。我的旅伴們都表示要陪我同去冒險。
經過3個月的旅行——搭牛車，騎馬或騎牛，然後劃獨木舟⑩，最後步行到達圖帕裏部落。我們同他們一起住了4個月，毋庸置疑，那件事是我一生中最驚險的一次。
那次旅行的收獲就是寫了一本介紹玻利維亞的書和兩本介紹圖帕裏部落和其他幾個部落的書。
返回後我向玻利維亞政府介紹了那個被考察地區的概況，我還提出了一個遷居開發占國土二分之一的東部平原的規劃。按那個規劃，可以安排歐洲的100萬難民到那裏居住，給他們建立新家。修建兩條主路，以此為基礎建設兩個貫穿全國的交通樞紐。人們可以在分配的土地上建立城鎮和鄉村。玻利維亞政府接受了這個規劃，決定在1949年4月先劃給我10萬公頃土地，待1949年10月國會召開會議後再劃夠規劃中的400萬公頃。6個月的等待對於我顯得太長，因此我急躁地放棄了那個規劃的實施。對於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遺憾，因為實施那個規劃不隻是玻利維亞的問題，還能為歐洲解決100萬難民。
接著我到歐洲，出席了在英國伯恩默斯舉辦的第34屆國際世界語大會。會議結束我返回南美洲，在委內瑞拉住了一年半。在最暖和的城市馬拉開波居住的一年間，我在一家樂器行當了老板。對於一個既不愛音樂，又不想做成一筆生意，並且不喜歡做生意的人來說，這真是一件稀奇事。但是沒人能回避自己的命運。後來在加拉加斯⑾為了能盡快建起一個時髦的快餐館，我還畫了一套反映委內瑞拉生活的壁畫。
我常從委內瑞拉出發到一些中美洲國家去旅遊。最長的是在危地馬拉城住了一年半。那時我與幾家日報合作，到幾所大學和其他一些機構講學。我還指導過幾個世界語講習班，為扶持這種國際語創建了幾個小社團。危地馬拉曆史地理學會吸收我為會員。
在中美洲，我常常體會到置身於新地區、人民和風俗中的情趣，也體驗到了流浪生涯的艱辛。
那段時間有下麵幾件事值得一提：
到巴拿馬的聖布拉斯群島，對具有趣味文化的印第安人的訪問。
嚐試攀登薩爾瓦多的伊薩爾科火山，在登到距火山口四分之三高度時遇上火山爆發，僅僅是機遇救了我的命。
在洪都拉斯的莫斯基提沃森林中，我發現了一個眾所周知但無人親見的古城廢墟。
在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我研究了古瑪雅人的文化，瀏覽了所有的名勝古跡。
1953年初我到墨西哥時，登山運動已經迅猛向前發展了。僅僅在墨西哥城，就存在100個登山俱樂部，共擁有25000名成員。由於登山運動教科書的短缺，墨西哥的登山者們注意到了我的那本寫阿空加瓜山的書。作為這項運動的先行者，在那本書中我寫了步入登山領域應該掌握的各方麵知識，從探險隊的準備工作，使用登山鎬的方式，帳篷的搭架，直到遇上各種雪崩和高山病反應時應采取的防護措施。墨西哥出版了那本書，每個墨西哥登山隊員都讀過它。此後他們尊我為登山大師，各俱樂部在登山前後都要請我去做客，可以想見這使我多麽為難。就這樣我登上過波波卡特佩特爾火山、佩尼亞山和其他一些與世隔絕的山岩。不管情不情願，我成了一名老練的登山隊員。
我還貫穿過聖赫羅尼莫地下河。那條河穿過了100個岩洞、瀑布和鍾乳石障礙，有14公裏長的隧洞。
外出15年後，1954年秋我回到塞爾維亞住進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地政府和人民熱情地接收了一個有著特殊閱曆和異國風塵的人。我的係列報道不斷在各種雜誌上發表，我的好幾本書用塞爾維瓦—克羅地亞語、斯洛伐克語、匈牙利語、阿爾巴尼亞語和世界語出版。
1956年秋我重新踏上旅途。這次我乘轎車穿行亞洲，我的目的地是印度首都新德裏，10月份我要作為國際世界語協會的觀察員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那裏召開的全會。
我的小車在伊朗意外損壞，但我並未十分介意。在德黑蘭的一個車庫扔掉它後，我同旅伴帕森小姐改乘公共汽車和火車，準時趕到了新德裏。這次尼赫魯⑿總理接見了我，當時隻有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⒀在座。副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博士也同我建立了友誼。
在新德裏的塞爾維亞大使館裏，我遇見了我的同胞留波米爾•沃科提奇，他是聾啞世界同盟的代表。他本人是聾子，但在專科學校裏學會了根據對方嘴唇的顫動情況，了解對方講話的大致意思。我和他在一起能相互搞懂對方的意思。使我感興趣的是，沒有共同語言、有聽力缺陷的3個不同國度的人怎樣在會議上執行公務。得到他的允許後，我陪他參加一個會議。另外那兩名開會者帶有英語譯員，而沃科提奇隻能根據手勢、神情和嘴唇的顫動判斷講話者的意圖。可想而知，他們難以產生感情交流。在這樣的困境中我樂意幫助他。在整整一周裏，我成了他的隨身譯員。
會議閉幕時，一名中國代表以中國政府的名義邀請沃科提奇去中國訪問，可以在一兩個月中參觀聾啞學校、工廠和其他機關。作為沃科提奇的譯員；那位代表也邀請我同往。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了解中國的機會。中國在那時比較封閉，僅有一些特殊的外國客人能去訪問。
我曾就將去中國這件事寫信給一位歐洲朋友說：“在印度這裏，人們相信所有的善行都會得到好的報應，並且這報應在今生就能兌現。對於我這些正在發生。”
對中國的訪問持續到1957年1月。
返回到印度的加爾各答⒁後，我決定訪問尼泊爾，一個直到不久前仍把訪問者拒之門外的國度。我懷疑在那個喜馬拉雅山腳下的落後國度並沒多少景觀，我隻打算呆一周。
但是當飛機在加德滿都上空盤旋時，我鬆了一口氣。不停地又觀察那些鎏金的圓屋頂和寶塔、宮殿、廟宇的頂端。我自言自語地說：“不，這不是一周就能看夠的地方，應該在這裏待上半年寫本書。”
我真的玩了半年。這期間被無休止的節日、朝聖活動和儀典所占滿，通過這些我了解到這個非凡民族的曆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在尼泊爾度過的每時每刻都獲益匪淺。在我辭行時，為了感謝我在建立尼泊爾第一所人民大學、世界語教學和其他方麵所做的工作，馬亨德拉⒂國王設宴招待了我。
返回南印度的馬德拉斯港市後，我聯係到一家在大公園裏分布著許多小亭子的旅館。那些小亭子錯落有致，布局合理，深得我的喜愛。在這個優雅的環境中，我專心寫那本有關尼泊爾觀感的書。
開始，我一邊寫書，一邊研究瑜伽哲學。
在寫作結束時，瑜伽徒的寺廟成了我的第二個家。
後來，我步行或乘當地的公共汽車，遍訪寺廟和鄉村。我同三名瑜伽徒在一個岩洞中住了一個月。
到歐洲半年後，我又重返印度。這次我準備向維諾巴⒃——一個甘地的信徒和著名的聖人教授世界語。他在印度正我行我素地推行一場土地改革。
穿過土地和森林，道路和荒野，他的“獻地運動”在艱難可行的節奏中進展較快。從這位不尋常的哲人身上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巴維不到一個月就掌握了世界語。
後5個月我常常去觀賞先前在印度時忽略了的景觀。我剛從歐洲來，手頭上所剩無幾。但是翻開地圖我發現，從印度到歐洲與到日本的距離差不多遠。歐洲我已熟悉，而日本沒去過，因此沒有比去日本更合乎邏輯的了。
1960年3月飛機在東京著陸時，我的錢包裏隻剩下5美元。錢雖不多了，但一個樂觀主義者的情緒是充實的。按照先前的聯係，日本世界語者們安排我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從北海道島上的劄幌到國土的最南端。根據一些世界語組織的邀請，在我訪問過的30個城市裏我就旅遊和運動分別講了一課到好幾課。我還到一些世界語者的家裏做客。這件事啟示我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溫馨，也使我體會到，我和主人們之間由於世界語的擁有而創造了親密無間的氣氛，世界語成了令人激動的聯係紐帶。在日本的4個月裏；我一直被授課取得的榮譽和文章在報刊上的發表所充實，我用掙得的這筆錢先到斯裏蘭卡，然後到以色列，從那兒直接回塞爾維亞。一路上我訪問了許多老朋友。隨著環遊世界，我的封閉的眼睛和封閉的大腦日益開放，友誼的紐帶連接了我，新朋友逐漸增多。毋庸置疑，對於廣泛地建立友誼，多種語言的掌握是一件有力的工具。
1961年摩洛哥世界語組織邀請我去訪問和授課。工作結束後我碰上一個好機會，與圖阿雷格人的馬幫結伴深入到撒哈拉沙漠的幾個綠洲去觀光。與圖阿雷格人同行的生活是艱苦而有趣的。
兩次旅行的間隙我住在貝爾格萊德。那期間我為許多報刊寫了遊記，為塞爾維亞的絕大部分大專院校和中小學講了課。20年裏我一共講了6000多課次。
1962年3月我組建了一個叫作“非洲友誼之旅”的探險隊。我的設想是，要使那片大陸上的居民成為全人類社會的一部分，與非洲同事的官方接觸在今天已不夠滿足。為了加深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歐洲人同非洲人的接觸迫在眉睫。以此為宗旨，我們這支由4個歐洲國家的8名成員組成的小隊，乘兩輛敞篷轎車上了路。旅程持續了一年，到1963年3月結束。
這次我們遊覽了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同社會各階層人民、古老文化、風景名勝和非洲巨獸的接觸，以及對乞力馬紮羅山⒄的攀登，是這次奔波勞碌的幾件收獲。然而，我們兩大洲民間建立起的信賴和感情當在此之上。
這期間我寫了一本書——《非洲友誼之旅》，一組係列遊記，創作了50個廣播節目、50個電視節目和一部電影文獻紀錄片。
可能有人會認為，對我來說最急迫的工作是宣傳和忙於國際普通話——世界語，組織、編輯和出版這種語言的期刊。是的，對於一個在一生中學完25種語言，像擁有“一筆固定資產”一樣精通其中的10種，漫遊90多個國家廣交朋友的人來說，對於普及世界語的重要性體會得更深。
正是那種大型國際見麵會，教我認識了國際普通話的價值。由此我想，如果我和許多偶然與我相遇的人沒有共同的語言表達工具，許多快樂的會麵不會發生，許多重要、勇敢、機敏和簡短愜意的交談無從著手，許多珍貴的友情也就不會建立；我借助這種語言工具通讀過的許多珍貴的書，也會像原來一樣，打著以7種外語標示的神秘的標示。
很早前我就注意到，要求每個人都掌握多種難度較大的語言是行不通的，但我們可以要求每一個有知識的人都學習一種簡易中立的語言，這語言對所有的人都是唯一的一門外語。世界語正是由此應運而生。
那時我每年都去參加一年一地的有2000到4000人出席的國際世界語大會。1965年我出席了在東京舉辦的這種國際會議。
由於我熟悉通向亞洲的南路，這次我選擇了北路。在莫斯科作短暫的停留後；飛機飛越西伯利亞，在伊爾庫茨克停了一天後到達遙遠東方的哈巴羅夫斯克，從這裏乘火車到納霍德卡，然後乘船到橫濱。在日本的一個月裏，我回憶起第一次訪問的美好日子，與幾個老朋友重逢小聚。結束後沿西伯利亞返回，但這次是乘橫貫西伯利亞的國際列車。火車上的8天，即便是經過異常美麗的白樺林也是漫長的，於是在烏蘭烏德我決定改變旅程，進入蒙古遊覽3個月。
在蒙古乘車，就算持有當局的簽證和準許也不是件容易事，在地方上會遇到許多無形的阻力。不過借助好運氣，我還是比較順當地了解了這個成吉思汗故國的一部分。
後來幾年我就在歐洲旅行，到過西班牙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除了阿爾巴尼亞和冰島外，其他地方我都到了。
1970年有一陣子我如坐針氈，感到對遠方無限向往。這次到哪兒呢？很容易就定了：到第五大洲去。年底前我與幾個同伴飛往澳大利亞。半年內走遍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幾內亞。
我幸福地重新跳進這個充滿奇遇的世界之海中。我們這些正在快步走出航天、原子能和電腦時代的人再次進入荒山和原始森林，與石器時代的人打交道。好幾次處在生命危急的時刻我都化險為夷，特殊的職業使我具備了從最失望的境地中超脫的特殊能力。
為了逐步積累完備現代文明倒退數千年的那些人的第一手風貌資料，我在那個地區還堅持研究了與好幾個原始集團有關的人種學知識。
不管任何人問我在最險迫的環境中是否害怕過，我都感到棘手。如果我說從來未怕過，有人會認為我是一個虛榮心極強的愛吹牛的家夥。如果我說怕過，在九死一生中動搖過，大家有權反問我，為什麽要熱衷於那種冒險？
答案在二者之外。對於尚不知道的危險人們往往感到害怕，那麽，人們也會為避免已知的危險而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例如，在我準備去探險的某個地區假若毒蛇猖獗，我會盡可能事先詳細研究那裏的狀況。不僅要辨別那些蛇有無毒性，區分它們中的有毒種類，還要研究它們的習性和防範的措施。我在腰帶上的小盒子裏帶有一支注射器和抗各種病毒的血清注射劑，以備急需。此外，在多蛇地區我穿高筒靴，手裏從未離過大砍刀，我也從不在柱形物前久留。如果小組中有人在這方麵是內行，他的反應會更快，可隨時提醒我們。
所有的準備工作就緒以後，恐懼感就成了多餘的。對於探險者謹慎往往代替了恐懼，況且小組成員之間一直相互照應著。
許多人向我提出過的另一個問題是：誰來資助我的事業？
答案很簡單：我自己以我的工作。
這些如何付諸實踐，我可以用我在第五大洲旅行的例子加以說明。
我與一家電視台簽訂了一個將播出這次旅行節目六個半小時的合同，相應的酬金我在啟程前和旅行中各收到了三分之一。演播組至少由3人組成：導演、攝影師、操作燈光和錄音的舞台助理等。這3個人的任務我1人全包了，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事。此外，我按約每周為好幾家雜誌各寫一篇文章，至少還需附加一幅照片。為了給有些單位講課，我還得準備一些幻燈片，用兩架攝影機在旅途中創作和攝影至少是兩個人的工作，人種史學資料的購買、收集、整理、包裝和付郵至少也應是兩個人——請相信我說的是實話：這些我也全包了。
在我的“趣味旅行”中，我完成了7個人的正常工作量。為了得到一筆旅行的物質基礎，這是必要的。不過我應當實說，如果我沒與兩家航空公司作互利的專門安排，那些仍然不夠支付我的全部費用。兩家航空公司承擔了我的運輸；我在電影、電視、文章和書中為他們做廣告。我從未憑空要求任何人“無償讚助”我的旅遊，我甚至不相信真有這種事。
許多人驚奇，我怎樣吃得進猴肉、蛇、蜥蜴、蛆蟲、昆蟲和其他的世界範圍內的土著人才吃的東西，我的胃如何能承受？實際上我們的有機體全不知我們吃進了什麽，它在構成實體中接收的被消化的食物是諸如脂肪、蛋白質和澱粉等等。對於那些叫不上名的東西吃進去時感覺到像蛋黃醬三明治，還是像蛆蟲，我們的審慎隻是憑偏見來判斷的。臆斷會保護我們不吃進有害的物質，不過，成熟的人應該依據建立在生活經驗上的理智行動來校正那種本能的防護。帶著好奇心探險的旅行者，應該放棄在家裏形成的許多習慣性的偏見，隻保留少數的必要部分。
我曾經聽到有些人說：“如果我要餓死，我也吃得進他吃過的那些鬼東西。”而我的秘密是，我從未等待著饑餓來強迫我那樣做。為了我的愛好，我吃過其他許多人沒吃過的東西，就這樣我才愉快地應付了那些艱難環境。
1972年到1976年底，我成了塞爾維亞東北部蘇博蒂察的一家博物館學者。其後我在薩格勒布的大學裏研究博物館學，並且取得了那門學科的碩士學位。適逢芝加哥人種史學國際大會之際，我周遊了美國和加拿大東部。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館學大會上，人們選舉我為人種學博物館國際委員會秘書，並於1977年在聖彼得堡召開的下一屆大會上選舉我連任。
1977年在蘇聯期間我遊覽了中亞的烏茲別克，接著到尼日利亞出席了在拉各斯召開的非洲黑人文化節。1978年春由於拍攝一組電視節目的需要，我用兩個月時間首次訪問了赤道幾內亞和厄瓜多爾群島，還重訪了其他幾個拉丁美洲國家。
這麽多年的漂泊和奔波，這麽多年的旅遊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客觀地說能明確指出的不太多。14本書和數百篇文章傳播到那些遙遠的國度和人民中，以及人力難以達到的更廣的範圍。我給幾家博物館捐助了人種史學資料，還盡我所能使幾百件文物絕處逢生。
不可觸知的後果是善與惡的啟示，創造性的樂觀主義的啟示，對於動物和物質也是卓越的全人類同情心的啟示，這些都蘊含在我的這部沒按常規敘述的驚險長篇中。隻是由於我的發現，這些故事才從我的視角裏尋找出路。
在我的辦公室或家中，在街上，一些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常會對我說：“歡迎你旅行歸來。你還會再旅行嗎？”
不，我不會放棄，隻是或多或少而已。對於一個有使命感的旅行者，行程既沒有開端也沒有終點。
我為什麽要停止旅行呢？難道火地島背後的那輪夕陽不夠銷魂嗎？難道土著人的握手不夠熱情嗎？
①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個聯邦之一。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解體，並於1993年1月1日起成為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獨立的國家。
②雅典娜：希臘智慧女神。
③原屬南斯拉夫，現屬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④現為克羅地亞共和國首都，原為塞爾維亞第二大城市。
⑤阿根廷首都。
⑥位於阿根廷境內，海拔6980米，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脈的最高峰。
⑦庇隆（JuanDomingoPeron,1895-1974），1943年任阿根廷副總統，1946年後任總統（1946-1955，1973-1974）。
⑧玻利維亞的議會、政府所在地，1898年起成為實際首都（法定首都為蘇克雷）。
⑨赫爾佐格（HertzogGaraizabal,1897-1981），1947年至1949年任玻利維亞總統。
⑩用一根樹幹挖空做成的小船。
⑾委內瑞拉首都。
⑿尼赫魯（JawaharlalNehru,1889-1964），1947年8月印度獨立後，任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並一直擔任總理職務到逝世為止。
⒀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1917-1984），印度總理（1966-1977,1980-1984），國大黨（英迪拉派）主席。原名英迪拉•尼赫魯，是已故印度總理尼赫魯的獨生女。1942年同律師甘地（與聖雄甘地無關）結婚後被稱為甘地夫人。1984年10月31日遇刺去世。
⒁印度東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現為西孟加拉邦首府。
⒂馬亨德拉（MahendraBirBikramShahDev,1920-1972）。1955年3月13日就任尼泊爾沙阿王朝第九世國王，1972年3月21日病逝。
⒃維諾巴（AcharyaVinobaBhave,1895-1982），印度“獻地運動”的發起人和領袖之一，社會活動家。從1951年起，他跋涉1萬多英裏對地主們進行勸說。到1960年，募集了600多萬英畝土地，交由“獻地運動”的工作人員分配給農民。
⒄位於坦桑尼亞東北部，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峰。
蒂博爾•塞克利（1912—1988），塞爾維亞人，曾擔任世界作家協會主席。他有著執著的求知精神，學過25種語言並熟練地掌握了其中的10種。他從探尋未知世界的奧秘和對大自然的征服中尋找樂趣，以自己的工作贏得了各方麵的資助，足跡遍及五大洲的90多個國家，留下了14部著作，並給幾家博物館捐獻了不少人種學的史學資料。《環球探秘》就是其中最驚險、最誘人的一部。這部30多個單獨成篇的故事組成的作品，真實地記載了作者探險旅遊生涯中一些吸引人的經曆。
通過作者諸如騎大象進入原始森林看野象遷徙，征服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及暴風雪等經曆，讓讀者更深地了解大自然的奧秘和人的力量。更希望作者筆下火地島背後的銷魂的夕陽，土著人熱情的握手也能激勵讀者們去探尋未知世界的奧秘。
譯者冰巔為商務國際《現代漢語大詞典》主編，世界上唯一能用拚音盲打GBK或Unicode全部漢字的超快碼發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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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作者自傳（代前言）
一、吃人肉部落之行
二、火山奇觀
三、險遇土匪
四、人與神的誤會
五、棕櫚樹在子夜倒下
六、涉過地下河
七、靜夜嘯鳴
八、巴布亞灣紀行
九、衝破雪線
十、在地獄的入口處
十一、遷移的象群
十二、加入巫師的行列
十三、走遍印度的聖人
十四、獵捕巨鱷
十五、古堡探珍
十六、眼鏡蛇之舞
十七、與泥神們在一起
十八、我當過瑜伽徒
十九、謁瑪雅古城遺址
二十、征服乞力馬紮羅山
二十一、南大陸的珍禽異獸
二十二、鬧神之夜
二十三、乳光石的奴隸們
二十四、在蒙古包內外
二十五、一份怪誕的菜單
二十六、揭開廢墟之謎
二十七、天涯雙島
二十八、澳大利亞采風
二十九、聖河之濱
三十、達那乞拿沙漠
作者自傳（代前言）
如同新生活的自然開端，傳記或自傳通常從出生開始。但作為一個旅行者，作為一個被許多人稱之為“環球旅行家”的人，我不得不摒棄這種常規順序。我將從旅行開始寫，因為第一次旅行才是旅行者真正的誕生。
雪橇輕輕地滑行在冰雪覆蓋的路上，馬脖子上的鈴鐺在愉快的情調中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四圍的鬆林自豪地沐浴在陽光和厚厚的白雪中，三者交映成趣。對於一個旅行者的誕生，這是絕妙的一天。雪橇上除了我的父母外，就隻坐著我……我於1912年2月14日出生於斯洛伐克①北部的波普拉德市斯皮什斯卡索伯塔鎮（當時屬於匈牙利），那時雪橇上的我降臨人世僅僅3個月。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旅行，唯一的第一次——直到今天，我的旅程仍未結束。
從那時起，我時常變換搭乘的方式。我乘過童車、木馬、三輪車、畜車、汽車、火車和船；騎過驢、馬、騾子、大象、單峰和雙峰的駱駝；騎過自行車、摩托；坐過登山索；乘過各種飛機，從直升機直到大型噴氣式客機；穿過各式鞋底的滑冰鞋和滑雪鞋，皮革的、木頭的、橡膠的和塑料的。
我還有必要鄭重地宣布：我從未乘過潛艇，更未乘過人造衛星和航天飛機。我請求各位讀友不要以此來奚落我。
我是不是太扯遠了？還是言歸正傳吧！
出生3個月的我隨雙親遷居到羅馬尼亞西部的阿拉德縣切爾梅村（當時屬於匈牙利），在那裏度過了我的頭10年。
我的第一篇回憶錄曾涉及我4歲時的一件事。那時我常常設法打開父親書櫃的玻璃門，從18冊一套的《雅典娜大百科全書》②中取出一本。我躺在地毯上，把取出的書翻個夠。以此為起點，我再也沒丟開過那本書的任何一個單詞。那本書激發了我的海闊天空的幻想。書中介紹了非洲、美洲、亞洲和澳洲，每個大陸都有地圖和兩頁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的彩圖。那些由奇形怪狀的山脈、深穀和河流構成的地圖開闊了我的視野，而各地土著人的外貌和服裝則使我的好奇心得到升華，激勵我能在某一天去訪問他們，同他們交朋友。
我要父親和哥哥教我一個一個地念所有部落的名字。通過那些奇特的名字我學會了讀寫印刷體字母。
一天早晨，家裏人以為我失蹤了，在家裏和街上四處找我，但毫無結果。最後我哥哥安東尼耶在大花園的深處發現了我：我拿著一把鐵鍬站在一個半米深的土坑裏。
“你在幹什麽？為什麽要挖個坑？”
“我要從這兒到美洲去……你不是說，美洲在地球的另一麵嗎？”
“……是的，我說過。不過……”安東尼耶窘迫地接著說：“那裏非常非常遙遠，何況地球中心能把人燙成火漿。”
由於用力太猛，我的全身汗濕透了，太陽也越來越曬人，我決定放棄挖坑到美洲去旅遊的念頭。可想而知，那隻是一時的興趣衝動。
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卡妮婭啟蒙上學時，我還不滿5歲。為了不使我過於孤獨，我父親求得老師同意，讓我同姐姐一起進教室聽課。
但我不願當消極的旁聽生。我常常舉手回答老師提出的其他學生答不上來的問題，因此那位老師很快為我正式注冊。
同鄰居的孩子們在一塊兒，5歲的我學會了騎馬。有天中午，鄰居的一個騎手把馬從街角牽回去，我和他輪換著騎這匹無鞍的馬。輪著我騎時，我要他別牽著，把韁繩遞給我。我的腳後跟剛蹬著馬肚皮，那畜生就狂蹦起來，我被摔斷了右胳膊。
一位鄉村醫生同一位獸醫——我的父親一起，給我的右臂打上了石膏帶，骨頭與肉漸漸長攏。父親為我持續治了一些時，使之完全愈合。
那件事對我後來的旅行沒帶來什麽惡果，但為我的一生上了難忘的一課——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人生有可能艱險四伏！此外我還慶幸，我得到了直至今天仍未放棄的樂觀主義精神，培養了自己臨危不懼的氣質。當某件不快的事發生時，這句座右銘能讓我保持淡定的情緒。
從孩提時我的個性進化就已顯得格外重要。在我6歲時，許多奧秘漸次對我曝光。人的生與死，愛情與性，宗教與上帝，虛偽與誠實等問題——對這一切我都已有了具體成型的觀點。這些在後來雖然不斷填補和充實，但基本模式從未改變。在家裏我們用匈牙利語交談，在同鄰居的孩子玩耍時我學會了德語的方言。10歲那年我學會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其時我們家已經搬到京達小鎮③，我在那裏上了中學。12歲上我第一次掙到了錢。我最大的驕傲是以智慧掙得了“自己的”硬幣：教同學們學法語的報酬。法語是我私下在一位法國夫人那裏學的，到16歲時我便能運用自如。我一直繼續著這種學習，大約每隔4年便能掌握一門新的語言。
其後我們搬到黑山的尼克希奇，1929年在那兒結束了我的中學生活。為了進法律係學習，父親送我到薩格勒布④。選讀這個專業完全是我父親的旨意，成為一名律師曾是他早年的理想，現在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來實現。由於那裏的大學均未設環球旅遊專業，我也就沒提出任何異議。
我以最快的答題速度通過了法律係的所有考試。作為係裏最年輕的三名學生之一，我在21歲取得了法學文憑。
在後來的生活道路上雖然法學文憑沒為我增添任何光彩，但是大學生活我自認沒有虛度。大學期間我分別向兩位藝術家學習了繪畫和雕刻，借此我從更廣的角度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妙。我學習了能使生活更加充實的世界語，那期間也使我向著最後的歸宿步入了新聞和文學創作的大門。
1937年我到薩格勒布擔任電影劇作家，不久我的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空間。為了給薩格勒布的一份報紙寫一組關於塞爾維亞僑民的係列報道，我移居阿根廷兩年。待我準備返回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它和其餘波把我阻留在阿根廷達15年之久。
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⑤後的一年間，為了能與一家雜誌合作，我下功夫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語。而後，我擔綱出版了一種旅遊和考察方麵的月刊。
我的一篇遊記在這個月刊上發表後，著名的瑞士一德國聯合登山隊隊員格奧裏•林克邀請我參加他的由9名隊員組成的旨在征服阿空加瓜山⑥的國際探險隊。盡管我是登山新手，但從不因艱苦發牢騷。出發兩周後，我同奧地利人澤奇納和意大利人貝爾頓一起登上了頂峰。那天是1944年2月14日——我的32歲生日。
在我們3人返回大本營期間，探險隊的其他成員剛從頂峰下來，狂怒的暴風雪突然抽打那座大山。3天後我參加了救援行動。但我們的緊張工作完全徒勞，6名同伴中有4人被厚厚的雪埋住了。這雪要到11個月後才能融化。
1945年初，阿根廷部隊山地科打算登上阿空加瓜山。為了尋找朋友的屍體，我們原來的6名隊友加入了他們的探險隊。在我們接近峰頂時找到了朋友們的屍體。盡管我曾謝絕過阿根廷副總統庇隆⑦親自授給我的阿根廷公民權，但阿根廷政府這次還是由於我在探險隊中的功績授給我“金色大禿鷹”勳章。
在我第一次登山後立即寫成並被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風雪阿空加瓜山》，為出第2版增添了新的章節。那本書再版成功後，出版商請我去進行了如下對話：“你願意再寫一本有關其他探險的書嗎？”
“不可能，因為我缺少參加其他探險的生活閱曆。”
“你為什麽沒再去呢？”
“這事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如果有足夠的錢，你願意去哪兒？”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去巴西的馬托格羅索高原。”
“這支探險隊需要多少費用？”
“至少5萬美元。”我信口說出一個數目。
“真要那麽多嗎？那好，請下到一樓讓出納小姐給你。”
就這樣我毫無思想準備地出發，踏上了貫穿“綠色地獄”的探險旅程。
我邀請了瑪麗•雷茲尼克，一位來自俄羅斯的阿根廷小姐做我的旅伴。這次探險結束後她成了我的妻子。在巴西政府和它的朗卡德一欣古探險隊的幫助下，我們隻用一年就走過了阿拉瓜亞河流域和南裏約格朗德地區。我們這個30人的探險隊穿過南裏約格朗德，進入強人出沒的夏範托地區並且活著回來是史無前例的。同卡臘紮和紮伐埃部落的會麵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回來後我寫了一本書叫作《漫遊印第安人的國土》，那本書出了好幾版，被譯成多種文字，它取得的成功充分贏得了出版商的信賴。
1946年夏天，我帶著3個同伴：阿空加瓜山的登山隊員澤奇聶，瑪麗和羅莎•斯科尼克大夫，遊遍了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亞高原。這一年我應邀擔任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還加入了國際世界語協會。
隨後兩年間，我時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所大學去，聽人類學、人種學和考古學方麵的講課。考慮到將來的探險隊應當取得更好的成果，我雖不需要文憑，但需要知識，我還是沒放棄學校舉辦的有關考試。
1948年中期，我踏上了新的征途。瑪麗•羅莎大夫和年輕的阿根廷植物學家魯提陪我同行。我打算到以小人頭而著稱的埃克伐德的伊伐羅部落。那裏我原來從未涉足過。
有段時間我們停留在玻利維亞的拉巴斯⑧。那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玻利維亞總統赫爾佐格博士⑨在自己的寫字台上鋪開一張本國大地圖，在其中一個地區用大字標上“未被考察”的字樣。
“塞克利先生，為了幫助我們，你們的探險隊去考察這個地區，好嗎？”
這種建議我是難以謝絕的。
兩個月後我們就到了位於玻利維亞東部的伊特內茲河流的原始森林，同時著手收集這個無名地帶的有關資料。
有一天，我們遇見了一個橡膠考察隊。他們中有人講到在巴西生活的一個吃人肉部落，那裏距玻利維亞的某段邊界相對較近。由於在那時人種學家們尚不清楚美洲大陸是否存在吃人肉者，我感到這個信息具有挑戰性。於是我立即決定去尋找那個部落。我的旅伴們都表示要陪我同去冒險。
經過3個月的旅行——搭牛車，騎馬或騎牛，然後劃獨木舟⑩，最後步行到達圖帕裏部落。我們同他們一起住了4個月，毋庸置疑，那件事是我一生中最驚險的一次。
那次旅行的收獲就是寫了一本介紹玻利維亞的書和兩本介紹圖帕裏部落和其他幾個部落的書。
返回後我向玻利維亞政府介紹了那個被考察地區的概況，我還提出了一個遷居開發占國土二分之一的東部平原的規劃。按那個規劃，可以安排歐洲的100萬難民到那裏居住，給他們建立新家。修建兩條主路，以此為基礎建設兩個貫穿全國的交通樞紐。人們可以在分配的土地上建立城鎮和鄉村。玻利維亞政府接受了這個規劃，決定在1949年4月先劃給我10萬公頃土地，待1949年10月國會召開會議後再劃夠規劃中的400萬公頃。6個月的等待對於我顯得太長，因此我急躁地放棄了那個規劃的實施。對於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遺憾，因為實施那個規劃不隻是玻利維亞的問題，還能為歐洲解決100萬難民。
接著我到歐洲，出席了在英國伯恩默斯舉辦的第34屆國際世界語大會。會議結束我返回南美洲，在委內瑞拉住了一年半。在最暖和的城市馬拉開波居住的一年間，我在一家樂器行當了老板。對於一個既不愛音樂，又不想做成一筆生意，並且不喜歡做生意的人來說，這真是一件稀奇事。但是沒人能回避自己的命運。後來在加拉加斯⑾為了能盡快建起一個時髦的快餐館，我還畫了一套反映委內瑞拉生活的壁畫。
我常從委內瑞拉出發到一些中美洲國家去旅遊。最長的是在危地馬拉城住了一年半。那時我與幾家日報合作，到幾所大學和其他一些機構講學。我還指導過幾個世界語講習班，為扶持這種國際語創建了幾個小社團。危地馬拉曆史地理學會吸收我為會員。
在中美洲，我常常體會到置身於新地區、人民和風俗中的情趣，也體驗到了流浪生涯的艱辛。
那段時間有下麵幾件事值得一提：
到巴拿馬的聖布拉斯群島，對具有趣味文化的印第安人的訪問。
嚐試攀登薩爾瓦多的伊薩爾科火山，在登到距火山口四分之三高度時遇上火山爆發，僅僅是機遇救了我的命。
在洪都拉斯的莫斯基提沃森林中，我發現了一個眾所周知但無人親見的古城廢墟。
在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我研究了古瑪雅人的文化，瀏覽了所有的名勝古跡。
1953年初我到墨西哥時，登山運動已經迅猛向前發展了。僅僅在墨西哥城，就存在100個登山俱樂部，共擁有25000名成員。由於登山運動教科書的短缺，墨西哥的登山者們注意到了我的那本寫阿空加瓜山的書。作為這項運動的先行者，在那本書中我寫了步入登山領域應該掌握的各方麵知識，從探險隊的準備工作，使用登山鎬的方式，帳篷的搭架，直到遇上各種雪崩和高山病反應時應采取的防護措施。墨西哥出版了那本書，每個墨西哥登山隊員都讀過它。此後他們尊我為登山大師，各俱樂部在登山前後都要請我去做客，可以想見這使我多麽為難。就這樣我登上過波波卡特佩特爾火山、佩尼亞山和其他一些與世隔絕的山岩。不管情不情願，我成了一名老練的登山隊員。
我還貫穿過聖赫羅尼莫地下河。那條河穿過了100個岩洞、瀑布和鍾乳石障礙，有14公裏長的隧洞。
外出15年後，1954年秋我回到塞爾維亞住進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地政府和人民熱情地接收了一個有著特殊閱曆和異國風塵的人。我的係列報道不斷在各種雜誌上發表，我的好幾本書用塞爾維瓦—克羅地亞語、斯洛伐克語、匈牙利語、阿爾巴尼亞語和世界語出版。
1956年秋我重新踏上旅途。這次我乘轎車穿行亞洲，我的目的地是印度首都新德裏，10月份我要作為國際世界語協會的觀察員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那裏召開的全會。
我的小車在伊朗意外損壞，但我並未十分介意。在德黑蘭的一個車庫扔掉它後，我同旅伴帕森小姐改乘公共汽車和火車，準時趕到了新德裏。這次尼赫魯⑿總理接見了我，當時隻有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⒀在座。副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博士也同我建立了友誼。
在新德裏的塞爾維亞大使館裏，我遇見了我的同胞留波米爾•沃科提奇，他是聾啞世界同盟的代表。他本人是聾子，但在專科學校裏學會了根據對方嘴唇的顫動情況，了解對方講話的大致意思。我和他在一起能相互搞懂對方的意思。使我感興趣的是，沒有共同語言、有聽力缺陷的3個不同國度的人怎樣在會議上執行公務。得到他的允許後，我陪他參加一個會議。另外那兩名開會者帶有英語譯員，而沃科提奇隻能根據手勢、神情和嘴唇的顫動判斷講話者的意圖。可想而知，他們難以產生感情交流。在這樣的困境中我樂意幫助他。在整整一周裏，我成了他的隨身譯員。
會議閉幕時，一名中國代表以中國政府的名義邀請沃科提奇去中國訪問，可以在一兩個月中參觀聾啞學校、工廠和其他機關。作為沃科提奇的譯員；那位代表也邀請我同往。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了解中國的機會。中國在那時比較封閉，僅有一些特殊的外國客人能去訪問。
我曾就將去中國這件事寫信給一位歐洲朋友說：“在印度這裏，人們相信所有的善行都會得到好的報應，並且這報應在今生就能兌現。對於我這些正在發生。”
對中國的訪問持續到1957年1月。
返回到印度的加爾各答⒁後，我決定訪問尼泊爾，一個直到不久前仍把訪問者拒之門外的國度。我懷疑在那個喜馬拉雅山腳下的落後國度並沒多少景觀，我隻打算呆一周。
但是當飛機在加德滿都上空盤旋時，我鬆了一口氣。不停地又觀察那些鎏金的圓屋頂和寶塔、宮殿、廟宇的頂端。我自言自語地說：“不，這不是一周就能看夠的地方，應該在這裏待上半年寫本書。”
我真的玩了半年。這期間被無休止的節日、朝聖活動和儀典所占滿，通過這些我了解到這個非凡民族的曆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在尼泊爾度過的每時每刻都獲益匪淺。在我辭行時，為了感謝我在建立尼泊爾第一所人民大學、世界語教學和其他方麵所做的工作，馬亨德拉⒂國王設宴招待了我。
返回南印度的馬德拉斯港市後，我聯係到一家在大公園裏分布著許多小亭子的旅館。那些小亭子錯落有致，布局合理，深得我的喜愛。在這個優雅的環境中，我專心寫那本有關尼泊爾觀感的書。
開始，我一邊寫書，一邊研究瑜伽哲學。
在寫作結束時，瑜伽徒的寺廟成了我的第二個家。
後來，我步行或乘當地的公共汽車，遍訪寺廟和鄉村。我同三名瑜伽徒在一個岩洞中住了一個月。
到歐洲半年後，我又重返印度。這次我準備向維諾巴⒃——一個甘地的信徒和著名的聖人教授世界語。他在印度正我行我素地推行一場土地改革。
穿過土地和森林，道路和荒野，他的“獻地運動”在艱難可行的節奏中進展較快。從這位不尋常的哲人身上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巴維不到一個月就掌握了世界語。
後5個月我常常去觀賞先前在印度時忽略了的景觀。我剛從歐洲來，手頭上所剩無幾。但是翻開地圖我發現，從印度到歐洲與到日本的距離差不多遠。歐洲我已熟悉，而日本沒去過，因此沒有比去日本更合乎邏輯的了。
1960年3月飛機在東京著陸時，我的錢包裏隻剩下5美元。錢雖不多了，但一個樂觀主義者的情緒是充實的。按照先前的聯係，日本世界語者們安排我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從北海道島上的劄幌到國土的最南端。根據一些世界語組織的邀請，在我訪問過的30個城市裏我就旅遊和運動分別講了一課到好幾課。我還到一些世界語者的家裏做客。這件事啟示我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溫馨，也使我體會到，我和主人們之間由於世界語的擁有而創造了親密無間的氣氛，世界語成了令人激動的聯係紐帶。在日本的4個月裏；我一直被授課取得的榮譽和文章在報刊上的發表所充實，我用掙得的這筆錢先到斯裏蘭卡，然後到以色列，從那兒直接回塞爾維亞。一路上我訪問了許多老朋友。隨著環遊世界，我的封閉的眼睛和封閉的大腦日益開放，友誼的紐帶連接了我，新朋友逐漸增多。毋庸置疑，對於廣泛地建立友誼，多種語言的掌握是一件有力的工具。
1961年摩洛哥世界語組織邀請我去訪問和授課。工作結束後我碰上一個好機會，與圖阿雷格人的馬幫結伴深入到撒哈拉沙漠的幾個綠洲去觀光。與圖阿雷格人同行的生活是艱苦而有趣的。
兩次旅行的間隙我住在貝爾格萊德。那期間我為許多報刊寫了遊記，為塞爾維亞的絕大部分大專院校和中小學講了課。20年裏我一共講了6000多課次。
1962年3月我組建了一個叫作“非洲友誼之旅”的探險隊。我的設想是，要使那片大陸上的居民成為全人類社會的一部分，與非洲同事的官方接觸在今天已不夠滿足。為了加深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歐洲人同非洲人的接觸迫在眉睫。以此為宗旨，我們這支由4個歐洲國家的8名成員組成的小隊，乘兩輛敞篷轎車上了路。旅程持續了一年，到1963年3月結束。
這次我們遊覽了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同社會各階層人民、古老文化、風景名勝和非洲巨獸的接觸，以及對乞力馬紮羅山⒄的攀登，是這次奔波勞碌的幾件收獲。然而，我們兩大洲民間建立起的信賴和感情當在此之上。
這期間我寫了一本書——《非洲友誼之旅》，一組係列遊記，創作了50個廣播節目、50個電視節目和一部電影文獻紀錄片。
可能有人會認為，對我來說最急迫的工作是宣傳和忙於國際普通話——世界語，組織、編輯和出版這種語言的期刊。是的，對於一個在一生中學完25種語言，像擁有“一筆固定資產”一樣精通其中的10種，漫遊90多個國家廣交朋友的人來說，對於普及世界語的重要性體會得更深。
正是那種大型國際見麵會，教我認識了國際普通話的價值。由此我想，如果我和許多偶然與我相遇的人沒有共同的語言表達工具，許多快樂的會麵不會發生，許多重要、勇敢、機敏和簡短愜意的交談無從著手，許多珍貴的友情也就不會建立；我借助這種語言工具通讀過的許多珍貴的書，也會像原來一樣，打著以7種外語標示的神秘的標示。
很早前我就注意到，要求每個人都掌握多種難度較大的語言是行不通的，但我們可以要求每一個有知識的人都學習一種簡易中立的語言，這語言對所有的人都是唯一的一門外語。世界語正是由此應運而生。
那時我每年都去參加一年一地的有2000到4000人出席的國際世界語大會。1965年我出席了在東京舉辦的這種國際會議。
由於我熟悉通向亞洲的南路，這次我選擇了北路。在莫斯科作短暫的停留後；飛機飛越西伯利亞，在伊爾庫茨克停了一天後到達遙遠東方的哈巴羅夫斯克，從這裏乘火車到納霍德卡，然後乘船到橫濱。在日本的一個月裏，我回憶起第一次訪問的美好日子，與幾個老朋友重逢小聚。結束後沿西伯利亞返回，但這次是乘橫貫西伯利亞的國際列車。火車上的8天，即便是經過異常美麗的白樺林也是漫長的，於是在烏蘭烏德我決定改變旅程，進入蒙古遊覽3個月。
在蒙古乘車，就算持有當局的簽證和準許也不是件容易事，在地方上會遇到許多無形的阻力。不過借助好運氣，我還是比較順當地了解了這個成吉思汗故國的一部分。
後來幾年我就在歐洲旅行，到過西班牙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除了阿爾巴尼亞和冰島外，其他地方我都到了。
1970年有一陣子我如坐針氈，感到對遠方無限向往。這次到哪兒呢？很容易就定了：到第五大洲去。年底前我與幾個同伴飛往澳大利亞。半年內走遍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幾內亞。
我幸福地重新跳進這個充滿奇遇的世界之海中。我們這些正在快步走出航天、原子能和電腦時代的人再次進入荒山和原始森林，與石器時代的人打交道。好幾次處在生命危急的時刻我都化險為夷，特殊的職業使我具備了從最失望的境地中超脫的特殊能力。
為了逐步積累完備現代文明倒退數千年的那些人的第一手風貌資料，我在那個地區還堅持研究了與好幾個原始集團有關的人種學知識。
不管任何人問我在最險迫的環境中是否害怕過，我都感到棘手。如果我說從來未怕過，有人會認為我是一個虛榮心極強的愛吹牛的家夥。如果我說怕過，在九死一生中動搖過，大家有權反問我，為什麽要熱衷於那種冒險？
答案在二者之外。對於尚不知道的危險人們往往感到害怕，那麽，人們也會為避免已知的危險而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例如，在我準備去探險的某個地區假若毒蛇猖獗，我會盡可能事先詳細研究那裏的狀況。不僅要辨別那些蛇有無毒性，區分它們中的有毒種類，還要研究它們的習性和防範的措施。我在腰帶上的小盒子裏帶有一支注射器和抗各種病毒的血清注射劑，以備急需。此外，在多蛇地區我穿高筒靴，手裏從未離過大砍刀，我也從不在柱形物前久留。如果小組中有人在這方麵是內行，他的反應會更快，可隨時提醒我們。
所有的準備工作就緒以後，恐懼感就成了多餘的。對於探險者謹慎往往代替了恐懼，況且小組成員之間一直相互照應著。
許多人向我提出過的另一個問題是：誰來資助我的事業？
答案很簡單：我自己以我的工作。
這些如何付諸實踐，我可以用我在第五大洲旅行的例子加以說明。
我與一家電視台簽訂了一個將播出這次旅行節目六個半小時的合同，相應的酬金我在啟程前和旅行中各收到了三分之一。演播組至少由3人組成：導演、攝影師、操作燈光和錄音的舞台助理等。這3個人的任務我1人全包了，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事。此外，我按約每周為好幾家雜誌各寫一篇文章，至少還需附加一幅照片。為了給有些單位講課，我還得準備一些幻燈片，用兩架攝影機在旅途中創作和攝影至少是兩個人的工作，人種史學資料的購買、收集、整理、包裝和付郵至少也應是兩個人——請相信我說的是實話：這些我也全包了。
在我的“趣味旅行”中，我完成了7個人的正常工作量。為了得到一筆旅行的物質基礎，這是必要的。不過我應當實說，如果我沒與兩家航空公司作互利的專門安排，那些仍然不夠支付我的全部費用。兩家航空公司承擔了我的運輸；我在電影、電視、文章和書中為他們做廣告。我從未憑空要求任何人“無償讚助”我的旅遊，我甚至不相信真有這種事。
許多人驚奇，我怎樣吃得進猴肉、蛇、蜥蜴、蛆蟲、昆蟲和其他的世界範圍內的土著人才吃的東西，我的胃如何能承受？實際上我們的有機體全不知我們吃進了什麽，它在構成實體中接收的被消化的食物是諸如脂肪、蛋白質和澱粉等等。對於那些叫不上名的東西吃進去時感覺到像蛋黃醬三明治，還是像蛆蟲，我們的審慎隻是憑偏見來判斷的。臆斷會保護我們不吃進有害的物質，不過，成熟的人應該依據建立在生活經驗上的理智行動來校正那種本能的防護。帶著好奇心探險的旅行者，應該放棄在家裏形成的許多習慣性的偏見，隻保留少數的必要部分。
我曾經聽到有些人說：“如果我要餓死，我也吃得進他吃過的那些鬼東西。”而我的秘密是，我從未等待著饑餓來強迫我那樣做。為了我的愛好，我吃過其他許多人沒吃過的東西，就這樣我才愉快地應付了那些艱難環境。
1972年到1976年底，我成了塞爾維亞東北部蘇博蒂察的一家博物館學者。其後我在薩格勒布的大學裏研究博物館學，並且取得了那門學科的碩士學位。適逢芝加哥人種史學國際大會之際，我周遊了美國和加拿大東部。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館學大會上，人們選舉我為人種學博物館國際委員會秘書，並於1977年在聖彼得堡召開的下一屆大會上選舉我連任。
1977年在蘇聯期間我遊覽了中亞的烏茲別克，接著到尼日利亞出席了在拉各斯召開的非洲黑人文化節。1978年春由於拍攝一組電視節目的需要，我用兩個月時間首次訪問了赤道幾內亞和厄瓜多爾群島，還重訪了其他幾個拉丁美洲國家。
這麽多年的漂泊和奔波，這麽多年的旅遊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客觀地說能明確指出的不太多。14本書和數百篇文章傳播到那些遙遠的國度和人民中，以及人力難以達到的更廣的範圍。我給幾家博物館捐助了人種史學資料，還盡我所能使幾百件文物絕處逢生。
不可觸知的後果是善與惡的啟示，創造性的樂觀主義的啟示，對於動物和物質也是卓越的全人類同情心的啟示，這些都蘊含在我的這部沒按常規敘述的驚險長篇中。隻是由於我的發現，這些故事才從我的視角裏尋找出路。
在我的辦公室或家中，在街上，一些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常會對我說：“歡迎你旅行歸來。你還會再旅行嗎？”
不，我不會放棄，隻是或多或少而已。對於一個有使命感的旅行者，行程既沒有開端也沒有終點。
我為什麽要停止旅行呢？難道火地島背後的那輪夕陽不夠銷魂嗎？難道土著人的握手不夠熱情嗎？
①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個聯邦之一。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解體，並於1993年1月1日起成為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獨立的國家。
②雅典娜：希臘智慧女神。
③原屬南斯拉夫，現屬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④現為克羅地亞共和國首都，原為塞爾維亞第二大城市。
⑤阿根廷首都。
⑥位於阿根廷境內，海拔6980米，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脈的最高峰。
⑦庇隆（JuanDomingoPeron,1895-1974），1943年任阿根廷副總統，1946年後任總統（1946-1955，1973-1974）。
⑧玻利維亞的議會、政府所在地，1898年起成為實際首都（法定首都為蘇克雷）。
⑨赫爾佐格（HertzogGaraizabal,1897-1981），1947年至1949年任玻利維亞總統。
⑩用一根樹幹挖空做成的小船。
⑾委內瑞拉首都。
⑿尼赫魯（JawaharlalNehru,1889-1964），1947年8月印度獨立後，任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並一直擔任總理職務到逝世為止。
⒀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1917-1984），印度總理（1966-1977,1980-1984），國大黨（英迪拉派）主席。原名英迪拉•尼赫魯，是已故印度總理尼赫魯的獨生女。1942年同律師甘地（與聖雄甘地無關）結婚後被稱為甘地夫人。1984年10月31日遇刺去世。
⒁印度東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現為西孟加拉邦首府。
⒂馬亨德拉（MahendraBirBikramShahDev,1920-1972）。1955年3月13日就任尼泊爾沙阿王朝第九世國王，1972年3月21日病逝。
⒃維諾巴（AcharyaVinobaBhave,1895-1982），印度“獻地運動”的發起人和領袖之一，社會活動家。從1951年起，他跋涉1萬多英裏對地主們進行勸說。到1960年，募集了600多萬英畝土地，交由“獻地運動”的工作人員分配給農民。
⒄位於坦桑尼亞東北部，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