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的芳華與巴爾紮克

 

往年的聖誕節和新年，我們全家會飛到溫暖的地方過冬。今年呆在家裏，哪兒也沒打算去，卻碰上了加拿大百年難遇的極寒。除了溫哥華尚可保持在零下七度，其它地方都是北國冰封萬裏雪飄，零下30度或者40度，據說隻要出門二十分鍾，暴露在空氣中的皮膚馬上會凍傷。

我躲在溫哥華的家中，一心打算著去電影院看《芳華》的，全家人卻一夜之間同時病倒了。老公與大兒發燒兼咳嗽不斷，我全身發軟一個勁地幹咳。過了幾天食不甘味昏昏沉沉的日子，感冒略好，終於在元旦前夕的簡餐吃到一塊雞肉，感覺味蕾恢複，吃出了肉香。我因為這一口久違的肉香激動得掉下眼淚，老公趁機從旁打趣我：“淡定淡定，還是天主教徒呢，要做到寵辱不驚。”

哎，這個節過得無滋無味，《芳華》泡湯了，全身乏力無所事事的我隻能在電腦上搜尋過往優秀的國產電影打發時間。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一口氣看完了2002年上映的中法合拍片《巴爾紮克與小裁縫》。影片的男女主角是 陳坤，劉燁和周迅，三人皆是當今中國影壇響當當的演技派，估計近期內也不會有再次合作的機會了。我隻能在這部十幾年前的片子裏，領略他們是如何大鬥演技的。

且說1971年，兩個省城來的知青羅明（陳坤飾）與馬劍鈴（劉燁飾）到偏僻的鳳凰山下放，遇到了美麗愚昧的村姑小裁縫（周迅飾）。兩人同時喜歡上了小裁縫，為了把她改造成不再有鄉下口音的妹子，不時為她讀外國經典小說。他們讀巴爾紮克，《基督山伯爵》和《包法利夫人》……在那個黑暗的年代，知識就是力量，你永遠無法想象一本書，一個作家，一種思想對一個人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小裁縫為羅明墮胎後，不是留在他身邊，而是毅然決然離開鄉村，去外麵的世界闖闖。她在山路上對前來攔截的羅明說，是巴爾紮克把她給拐走的。巴爾紮克讓她明白了，女兒的美是無價之寶…… 三十年後，羅明成了著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馬劍鈴是國外知名的小提琴手，他們重逢，談起小裁縫和舊事，百感交集，個中滋味唯有他們自己能體會。羅明告訴好友，他82年曾經去找過小裁縫，聽說小裁縫在深圳，他追到深圳時，她又去了香港，不知所終……

雖然導演和演員全是中國人，這部片子最終卻是以法國影片在歐洲上映和參展的。法國人當然願意看到他們的大作家巴爾紮克，雨果和福樓拜等人對中國一代知青的正麵影響，就像謝晉的《芙蓉鎮》在歐洲上映時，對中國的文革幾乎一無所知的法國人看不懂大多數情節，可秦舒田一邊掃大街一邊教胡玉音跳華爾茲的片段一出現，卻讓法國觀眾激動不已，全場雷鳴般的掌聲。

《巴爾紮克與小裁縫》的情節也是不落俗套的，甚至可以說，有點拔高了來寫鄉下妹子小裁縫。現實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形是：兩個知青要返城了，拋棄了她這個“小芳”。性格柔弱一點的小芳，偷偷流了大半輩子悔恨的眼淚，歎自己命不好；要強一點的，和負心漢鬧個你死我活的情節比比皆是。我上大學時，有一位教國際經濟的老師，當年在農村插隊時娶了村長的女兒“小芳”。男方考上大學後想離婚，小芳鬧到學校裏。為了畢業後順利留校，男方隻好忍氣吞聲，將小芳接到城裏好生伺候著。後來我的老師離開教育體製，下海成功，終於揚眉吐氣，與糟糠之妻離了婚，找了年輕漂亮的知識女性。

周迅扮演的小裁縫漂亮精致幹淨，簡直不像個七十年代的鄉下妹子。小裁縫紅色的上衣剪裁合體，襯著嬌小的身材，紫色寬腳褲也很飄逸，完全是現代人的剪裁樣式。剪掉了長辮子後的她清爽利落，對前來阻攔的羅明說：““我從前時常擔心害怕你會離開我，但想不到今日，竟是我選擇離開了你。” 本以為是要返回城市的他們拋棄她，沒想到竟然是她拋棄了他們，離開了生養她的鳳凰山。中國的女人一旦下了決心，比男人還有毅力和勇氣去實現夢想。

她思想上的悟性和行動力是驚世駭俗的，在當時並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我這個出生在文革中期的七零後，兒時曾在閩中山區的小鄉村裏斷斷續續呆過一小段時間，與下放在那裏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我的印象中，農村中的女人常常是灰頭土臉的，每天和男人一樣到田裏出工，上山砍柴挖野菜，回家後還要生火給全家人燒飯，不可能像影片中的小裁縫那樣穿戴整潔，一臉的白淨。

可我不能否認，鄰居家的十七歲的姐姐身上有一種自然健康的美。我家的大舅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她，表白過，被拒了。本來姐姐幾乎天天來我們家找外婆聊天的，為了避免撞見大舅引起尷尬，來的次數少了。愛情悄無聲息地來，又悄無聲息地走。我當時太小了，竟然覺察不到自己最親愛的大舅內心的痛苦與絕望。

知青們一個個以各種理由回城了，隻有兩個舅舅和鄰居家的姐姐回不得，他們是和黑五類父母一起下放的黑崽子，回城這等好事輪不到他們。小舅舅越來越絕望，變得狂躁好鬥，一言不合就掄起鋤頭，和貧民在地頭大打出手，捅了大簍子後，外公要賠錢賠笑臉去修補鄰裏關係。

姐姐十九歲時，到了該出嫁的年齡，自然而然地嫁給了本村的一個農民小夥子。她出嫁後不久，所有的黑五類都被平反，可以回城了，已經嫁人的姐姐決定留在農村。我的外婆抱著她一直哭：“你要是給我家做兒媳多好，我們一起回福州，永遠離開這鬼地方。”

兩個舅舅回城後當了工人。家裏的經濟條件太差，一直沒有給大舅張羅親事。幾年後，外公用平反時政府給他的一點補償，和二叔公的錢湊在一起，在福州買了三房一廳的新房，兩個尚未成家的舅舅們一起搬去住。外婆托長樂鄉下的娘家人給大舅介紹對象，大舅雖然工資微薄，好歹有福州戶口，現在又有了房，還是有鄉下妹子喜歡嫁到城裏的。好容易說到一個合適的，還沒見上麵，大舅因工傷住院，做全身體檢時，查出了肝癌，已到了晚期，二十多天後就過世了。

他在山區務農時經常說胃疼，疼痛發作時，一直忍著，不向家裏人訴苦。痛的實在忍受不了，才向做中醫的外公要塊狗皮膏藥貼在肚子上。外公醫術精湛，一輩子救人無數，卻偏偏忽視了大兒的病，可見因家庭變故而早熟懂事的大舅的“忍功”有多麽高深，不僅隱瞞了情傷，還瞞住了大病。

大舅的英年早逝讓一家人痛苦不已，可日子還是要過的。媽媽無數次告誡我們，不許與自家兄弟爭產。一場大難之後，他們家無錢無勢，大姨很早就沒了，大舅也走了。她在這世界上隻剩下一個小弟弟了，祖上若還剩一點點東西下來，全是小弟弟的，她不會去爭，也不允許自己的老公和兩個女兒與親舅舅爭產。

小舅舅資質聰穎，雖然被文革耽誤了，連初中都未畢業，但在名醫外公的傾囊相授下，進步很快。他通過自學考試拿到了中醫師的牌照，終於不需要在建築公司當木工了。外公去世後不久，外婆叫上一大幫鄉下親戚做見證，把媽媽和舅舅叫去，堅持要在百年後將他們的一套房子留給媽媽。外婆說，這是外公臨終前囑咐的，他的兩套房子要平分給兒女。

外公和外婆不愧是解放前長樂金峰的巨富，有生意頭腦和投資眼光。他們在解放初落魄帶著全家逃到福州時，幾乎一無所有。外婆用僅有的一點私房錢，在福州的三坊七巷買了靠街的一個十幾平方米的破房子安身。他們本可以去租房住的，但始終覺得有自己的房子牢靠些。平反後，外公又用盡政府的所有補償和親弟弟一起湊錢買房。他過世時，房地產開始在中國大熱，他的兩套房子在福州最好的黃金地段，價格暴漲，留給兒女一筆不小的財富。

可媽媽對外婆說，祖上的資產與她無任何關係，她與兄弟之間的親情才是無價之寶，外婆的遺囑裏不必寫她的名字。

我們全家人的人生軌跡，完全是隨著時代的洪流，順勢而為罷了。二十多年前，我們姐妹出國留學移民，又將父母接到加拿大定居。媽媽來溫哥華的頭一個月興奮不已，到處閑逛，回來對我說：“這裏的房子好便宜啊，有錢了多買幾套收租，買商鋪買房子是讓財富迅速增值的最好手段。”她牢牢記得祖上發家致富的經驗，趁機傳授給我們。如今，我們姐妹一個做房貸經理，一個做建商，全是和地產有關的行業。溫哥華的房價十幾年間翻了好幾倍。

我的小舅一家去了台灣定居，小舅在醫院做護工。舅舅舅媽喜歡台灣的人文環境和全民醫保製度，打算在台灣安度晚年，隻是偶爾回福州小住。

2016年底，我回到了闊別四十年的閩中山區。當年鄰居家的姐姐已經六十歲了，她和老公在村頭蓋了一棟三層高的房子，和和睦睦地度晚年。姐姐煮了一桌山野小菜招待我們，飯後帶著我去當年住過的院子參觀。鄰居們走出來探頭探腦，姐姐趕緊用沙縣方言告訴他們：“這是伊伯伊姆的外孫女，五歲時來過這裏住了一段。”

小村莊非常安靜，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搞“沙縣小吃”，村裏隻餘老人和孩子，四十年前處處可見的稻田和菜畦幾乎全荒了。文革期間根本沒有沙縣小吃的說法，小村莊坐落在層層疊疊的山巒間，地勢高，冬天還會下雪，不適合於種稻子的。在極左路線下，必須到處墾荒種稻種菜，小村莊的水稻年產量不高，長期以來要向外借糧，村民的日子非常艱苦。

改革開放後，沙縣政府成功打造了“沙縣小吃”品牌和文化，改變了農村青年的命運。我兒時同齡的鄉村夥伴趕在了第一波，全扔下鋤頭不當農民了，跳出了山溝溝，到外地搞沙縣小吃了，賺到了第一桶金。他們在縣城裏買了房子，將農村的父母接去同住。

姐姐的三個兒女原本中專畢業後去廈門外資企業打工的，也跟風做起了沙縣小吃，姐姐姐夫偶爾還去廣州幫著他們帶孩子。幾年的辛苦打拚後，兒女們全在沙縣買了房子。姐姐喜歡待在鄉下，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有機蔬菜，空氣清新，還有水泥馬路通到鄉裏，交通方便 – 如今城裏的富豪都向往這種愜意的鄉野生活。

我們一家曾經呆過的小村莊，如今是板鴨加工基地。沙縣小吃最負盛名的板鴨，以該村出品的風味最佳，名冠福建省。我去的時候，發現荒蕪的田裏搭起了一排排木架，村民們在日頭底下曬板鴨。這是我童年時未曾見到的情景，我那時連板鴨是何物都不知道呢。

和姐姐姐夫聊著往事，那些特殊年代的特殊故事，隻要一提起，還是令人牽腸掛肚唏噓不已。我已過了不惑之年，經曆過感情的傷痛與職場的起起伏伏，不似五歲時那般模樣，總是以一種仰望的姿態，朦朦朧朧地去看待周邊的環境和人事。雖然姐姐沒有明說，我從她的言談間嗅到了什麽。回到加拿大後整理返鄉劄記時，這種預感愈來愈強烈，我終於打長途電話給她，直截了當地問：“我大舅喜歡過你嗎？追求過你嗎？”

姐姐很坦然，說出了大舅當年的一段不為家人知道的暗戀。大舅過世後的頭七裏，姐姐恰巧去福州探望父母，順道拐到我外婆家，得知大舅的死訊，趕忙安慰了悲痛欲絕的外婆。

“我們都是福州人，同聲同氣，又差不多前後腳來下放。他比我大十歲，一直如大哥哥般照顧我，去山裏田裏摸到好吃的，會順便留一份給我。他脾氣很好，整日笑咪咪的，說起話來輕聲細語，臉上看不到任何一點憂傷和埋怨……,可惜啊，他大我太多，我對他沒有愛慕的感覺。而且你小舅脾氣那麽差，動不動就想找人幹架，我怕這個嫂子難當，更不會考慮嫁他......”,我在姐姐的娓娓敘述中，淚流滿麵。

大舅的“芳華”在三十五歲那年嘎然而止，盡管最後沒有完美結局，但他的故事在我的眼裏依然美好，美好得讓路過他和姐姐的人生的旁觀者都淚凝於睫。

在《巴爾紮克與小裁縫》中，小裁縫的出走是非典型的，我沒有看成的《芳華》的結尾略顯灰暗，似乎好人沒有好報。成功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反映了現實常態，又是現實的升華 – 要麽給一個光明的尾巴，要麽來個現實批判，喚醒在痛苦中漸至麻木的心靈。海外媒體報導，《芳華》觸動了當局的某根神經，有關部門作出承諾，會逐漸提高老兵的社會待遇，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

這個承諾是積極的。我到加拿大後，發現西方社會對老兵的尊重是整個民族至上而下的發自內心的一種行為。每年的老兵節，兒子學校都有盛大的儀式和演出，我盡可能出席，表示對在台上演出的兒子的巨大支持。如此人性化的教育才是打動人心的愛國教育吧。如果《芳華》能讓全民反思，政府采取行動將老兵安置得更好，就是巨大的成功了。

在平庸的生活裏，大多數家庭的“芳華”與“巴爾紮克”和我家的是相似的，不那麽驚世駭俗，更不是逆勢而為。我們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著，一步步往前走，掙紮過，痛苦過，不甘心過，然後順手抓住了一個個機會，努力過，拚搏過，最終成就了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