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獨上西樓 （七十七）摘帽
鑒於冷家老三尚中在林場的表現，領導決定將他的右派帽子摘掉。冷尚中從右派變成了摘帽右派。然而他自己並不知道，雖然戴在他頭上的那頂帽子被摘掉了，從政治上來說，他還是與其他人不同。
在林場，除了剛開始的一段時間領導對他嚴加看管，後來周圍的領導，同事覺得他表現很好，就不再對他實行看管，並且沒有任何歧視。但是他的檔案裏依舊存著他的右派言論，何時被定為右派，何時摘帽。
三年自然災害在全國範圍內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人。從父母的來信中，尚中和淑惠得知家裏人個個饑餓難捱。然而他們所在的林場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糧食和少量的食油是憑票供應的。但是森林裏有許多可吃的東西，野雞，各種鳥類，野兔，野鹿，麅子甚至熊和狼。林場的職工們成群結夥地設陷阱，拉網子捕捉這些飛禽野味。還有很多種可以吃的蘑菇，野菜和野果子。林場的職工家屬和孩子們結伴去摘采。這些收獲不在計劃內，林場不會要求大家上交。各家各戶還養了雞。因為養豬需要冬天有取暖設備的豬圈，否則豬很可能被凍死，所以養豬的人家不多。養雞相對來說占地麵積小，冬天可以把雞圈在一個地窩子裏。如此，住在深山老林裏的他們沒有體會到太多的災荒。
冷尚中是學林業出身，全林場隻有他一個林業專家。除了第一年跟著伐木工們出去砍樹，從第二年開始，尚中被領導派去調查森林的生長情況，提出育林，護林，砍伐的具體計劃。他做的非常認真。隻要不是大雪封山，他都在外麵跑。冬天出不去，他就在家整理資料，寫開發和育林規劃報告。
接到摘掉右派帽子的通知，尚中激動得夜不能寐。他以為自己終於脫離了右派的群體，和大多數人一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公民了。他建議林場領導到北京國務院林業部去做一次匯報，提出對大興安嶺林區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和養護。林場的領導並不懂業務。這樣，領導決定帶冷尚中一起去位於北京的林業部。
1960年的秋天，冷尚中和林場領導一起去了北京。他們要在大雪封山之前趕回來。因為冷傑太小，金淑惠沒有跟老三一起回去。她眼淚汪汪地給丈夫準備了行囊。一再叮囑丈夫一定給兒子冷俊照一張相片帶回來。
離開父母兄弟，長子三年了，冷尚中迫不及待地帶著熏好的野雞和一筐雞蛋回了家。看著像竹竿一樣瘦弱的兒子，尚中心裏難過極了。父母看上去似乎還胖了些，細看之下才發現，二老的臉龐都是浮腫的。他們的腿胖胖的，大拇指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半天都不能恢複原狀。奎雲告訴老三，因為國慶和冷俊都在長身體，他們二老省下自己的口糧都給孩子們吃了。冷先生說：“我是個無用之人了，他們今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少吃幾口也不至於餓死。“ 父親的話讓老三淚流滿麵。
奎雲把尚中帶回來的雞蛋一個一個精心收好，把其中十個雞蛋用鹽水醃了起來，這樣可以存的時間長些。她把熏雞細細地切了一盤。冷國慶和冷俊叔侄二人聞到雞的香味眼睛都綠了。他們已經很久沒吃到過肉了。
從父母那裏，尚中第一次詳細地了解到了過去這兩年多家裏的日子是多麽的艱難。從59年開始，所有吃的東西都憑票供應。從糧食，肉類，雞蛋，豆製品，到後來連蔬菜，食鹽以至於堿麵樣樣需要憑票購買。
奎雲每次都用每人每月那二兩肉票買最肥的豬肉，把肥肉煉出豬油留下來慢慢吃，油渣撒上鹽給孩子們解饞。1960年開始後，有肉票也買不到肉了。每人每月的糧票就那麽一點，成人二十一斤，小學生冷國慶十八斤，四歲的冷俊隻有十四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糧。有工作的人每月有九斤糧票補貼，但是冷氏夫婦都沒有工作，所以都沒有補貼。黑市上的糧票貴的驚人，一斤粗糧票居然要三塊錢。奎雲每月從房管所那裏拿回來經租房租金一百多塊錢，以前日子過的富富有餘，但是1959年以後就越來越緊。為了兩個孩子，她不得不想方設法搞到吃的。先是買不收糧票的糕點，後來去飯館買有肉的菜。最後這些門路都被政府斷掉了，隻好去買高價糧票。每月的收入已經不夠用了，奎雲花光了銀行裏的所有積蓄。除此之外，她還拿了金條到銀行去兌換現金。這些錢都換成了糧食，貼補政府供應的不足。奎雲歎道：“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有多長。即不能把家裏那點兒壓箱底的錢都折騰出去，也不能眼看著一家老小挨餓。有生六十年，我還是頭一次活的這麽艱難，這麽沒有底氣。”在老三的心目中，母親永遠是無所不能的。第一次，他感到母親真的是沒轍了。
第二天，冷尚中興致勃勃地跟住在招待所的林場場長一起去了林業部。如今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經被摘掉，重回過去的辦公室工作是他的夢想。
沒想到，過去的同事見了他躲之唯恐不及，有的裝不認識，連招呼都不跟他打。見了部裏的領導，尚中提出了自己對開發，養護大興安嶺林區的科學依據和計劃。領導很客氣地接待了他和場長。他寫的材料被留了下來，領導答應在適當的時候部裏會討論他的建議。
冷尚中跟人事部門的同誌進行了一次談話。他強調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經被摘掉，是不是應該和妻子一起調回林業部工作。回答是否定的。冷尚中被告知，雖然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但是並不意味著他被平反了。他仍然是右派分子，需要接受進一步的勞動改造。尚中不解：“那摘帽和不摘帽有什麽區別呢？”
“這是組織內部的事情，你無權過問。”
自己的事情無權過問，這不是很可笑嗎？但是經過了57年的反右鬥爭，冷尚中知道，隻要是組織決定的事，他最好服從。再多說下去隻能是罪加一等，自找麻煩。
好在林場的領導，職工們並沒有因為他是右派就對他另眼相看。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沒有對他施加過太多壓力。
回東北之前，尚中跟二哥尚生見了一麵。從二哥的言談話語中，尚中更加體會到自己去了黑龍江的林場實際是不幸中的大幸。二哥工作的建築設計院裏有幾個右派被送到甘肅一個叫夾邊溝的地方改造。有消息傳來，其中一半已經因為勞累和饑餓死去。相比之下，自己沒有受到太多歧視，也沒挨餓受凍，還可以做跟自己專業有關係的工作，實在是很幸運了。
多年之後，冷尚中才知道，所謂摘帽右派的說法是中央糾正反右擴大化的一個解決辦法。各單位都有一定的名額，比例給右派們摘帽。這樣，從統計數據上看，全國的右派數量少多了。但是這些被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們，每個人的檔案裏都有右派的記錄。這些記錄如同美國作家霍桑筆下的《紅字》，將“右派”二字刻在了他們的政治麵目上伴隨他們一輩子。而且不僅影響到他們本人的政治前途，還關聯到他們後代的人生。
版權歸蝸牛湖畔所有，未經本人允許，不得轉發。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