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知識階級
——達夫先生，在去年，也就是世紀末的2000年，中國人有幸獲得諾貝爾文學。這是中國作家第一次獲得此獎。
——是何人有此殊榮？
——此人姓高名行健，江西贛州人氏。獲獎的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皆為描寫中國大陸60至70年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瑞典皇家學院認為，《靈山》是一部心靈朝聖和自我反思的小說，而《一個人的聖經》則是為“文化大革命”算總帳。
——高氏的小說有何高妙之處？
——無甚高妙。高氏試圖創造新的敘事模式，卻仍是寫實的手筆。他對那一段曆史痛心疾首。在70至80年代，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寫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等小說。這個作家在西方名聲鵲起，因為他寫政治，他是共產國家的叛逆者。他的小說有兩個主題：政治和性。高氏也是叛逆者，也有兩個主題。昆德拉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因為東歐發生了大變化，所有的歐洲共產國家在一夜之間消失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我的時代，也有提名魯迅先生的，可惜魯迅先生壯年而逝。東方的獲獎者，我見過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兩次到中國，第二次，我和徐誌摩君到十六舖碼頭接他——有趣的是隻有我們兩個人。泰戈爾是慈祥老人，有金子一般的心。印度乃佛教發祥地，生出泰戈爾和甘地這樣偉大的心靈。
——高氏雖然以中文作品獲獎，他卻聲言恥於作中國人。因為他隻能用中文寫作，他不得不用中文寫作，他不得已而用中文寫作。高氏的話令人驚詫。達夫先生，您是怎樣看這個問題，您認為生為一個中國人，幸還是不幸？
——從一個人的角度看，還是從四萬萬中國人的角度看？
——可是達夫先生，您生活的年代“四萬萬同胞”，如今中國早已是十四萬萬同胞了！
——啊呀呀，不得了！了不得！中國的一塊土地，如何容下如此人口！聖經上說，“上帝隻給烏鴉一小塊乾酪。”我們的幾萬萬同胞，在最近的200年中，實在是相當的不幸，外族入侵，內亂不斷，天災人禍。
——先生不知，20世紀下半期，中國發生了兩次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大災難，一次是發生1960至1962年的大饑荒，餓死的人以千萬計；一次是發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人，為人類曆史之最。大地震是完全的自然災害，大饑荒主要是人為的原因。在1958年，人們簡直熱昏了頭，彭德懷元帥有詩雲：“穀滿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我為人民鼓與呼！”不是沒有糧食，而是丟在地裏。
——晚生，你說的這兩件事聞所未聞，令人浩歎。可是從五千年看，中國的同胞卻是相當的幸福。中國的曆史上有那樣多盛世，那樣多輝煌。漢唐之際，多少夷蠻向往中央之國！中國人享受發達的古代文明之際，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仍是刀耕火種，胼手胝足。即是十七八世紀的康乾朝，中國人在世界上仍有相當的威風。
——康乾時代，中國已落後於歐洲，隻是在亞洲尚有霸氣，可以武力征服高麗和西域小國。先生，您說200年，在這200年中，中國知識分子命運，應是如何評說？
——國家不幸，知識階級怎麽會有好日子？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而隻是一個“階層”。毛澤東把知識階層形容為“毛”，附在皮上的毛，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沒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間也沒有了。
——毛先生自己不也是知識分子嗎？中共的精英人物，哪一個不是大知識分子？沒有一個精英的團隊，如何成就大業？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隻有兩個理想，兩個最好的前途。第一個理想就是做官，“學而優則仕”嘛。
——第二個呢？
——第二個理想，哈哈，就是當作家呀！魏文帝曹丕隨父在馬上成就霸業，他說：“男兒生有七尺之軀，死為一棺之土，唯立身揚名以為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兩個理想，不是說的明白嗎？曹氏父子兩個理想都實現了。有的人，文學上有了巨大成就，仍不滿足，仍想做官，李白、杜甫就是這樣。李白巴結韓荊州，嘻皮笑臉地說：“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杜甫呢，幻想“致君堯舜上，能使風塵淳。”但是他們沒有官運，隻能做小官。真做了大官，也不一定有做大官的本事。還有做了大官的就要弄文學，所謂“附庸風雅”，這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了皇帝的人，還想在文學上留下痕跡。比如乾隆皇帝，到處寫詩題字，卻是才氣不足。毛先生不也弄文章寫詩詞嗎？毛先生的才氣可就大多了。中國曆史上作家地位太高，實在不是好事。知識分子都去弄文字，沒有人研究科學技術，所以中國落後了。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聰明用錯了地方，是集體無意識吧。但是無論哪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都需要自由的思想空間。沒有這一點，科學技術搞不好，文學也搞不好。
——自由皆有限度，不過有的時代鬆，有的時代嚴，全看當權者態度。
如果鬧起“文字獄”來，書生們就倒黴了。
——20世紀的“文字獄”，50年代最為嚴厲，從“胡風事件”開始，至“反右運動”達到高潮。
——胡風先生我認識，他難道入了大獄？
——他在獄中度過28年，隻因為寫了“萬言書”，提了一些善意的批評。打成“右派”的有五六十萬之眾，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先生，您的紅顏知己豐小姐不也在其內嗎？豐小姐在成為“右派”後，又因“反革命罪”入獄三年，她的遭遇，正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縮影。“反右派”是變相的“文字獄”，大部分“右派分子”並不入獄，而是貼上標簽放在民眾之中，眾目睽睽之下。到了6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文定罪，以言定罪，被整肅的人難記其數。“文化大革命”整肅對象擴大了，不再限於知識分子。在這些所謂的“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承受的最大痛苦不是在肉體上，而是在精神上，是對他們人格的無所顧忌的侮辱。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尊嚴的，有幾千年根深蒂固的觀念，所謂“士可殺不可侮”。這本來是中國知識分子自戀的一麵，卻被現實無情地摧毀。從50年代的“批判”、“交心”，到60年代的“遊街示眾”，“士可侮不必殺”。豐小姐受到的精神創傷同樣是有代表性的。
——在我15歲的那一年，有辛亥革命，國體從帝製走到共和。但是專製的禍根並沒有消除，有專製便沒有民主，沒有寬容。
——毛以後的時代是鄧小平時代。在80年代，經過幾番爭鬥，中國的統治者漸漸懂得了寬容的必要和重要。民主也許是遙遠的目標，而有了寬容，人們便會逐漸接近那個目標。
——這就是中國知識階級的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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