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裏 傑克遜是太平洋研究所在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員。這篇文章發表於“城市雜誌”冬季刊。文章引用的數據和事實都很有趣，特選擇翻譯如下。
猜猜哪個州貧困率最高？不是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或西弗吉尼亞州，而是加利福尼亞州，五分之一的居民是窮人。這是根據人口普查局的貧窮衡量方法。該方法考慮了住房，食品，公用事業和服裝成本的因素，包括非現金政府援助的收入。
盡管美國就業增長強勁以及多個行業帶來的繁榮，讓人詫異的是加州反而落後，尤其是在截止2016年的五年裏，該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美國平均水平的兩倍（12.5％與6.27％）。
加州政策製定者沒有忽視對貧窮發動戰爭。薩克拉門托和地方政府已經在這個事業上花了大量的金錢。州和市的福利計劃相互重疊。在某些情況下，收入高於貧困線200％的個人也可獲得福利。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加利福尼亞州和地方政府從1992年到2015年花費了近9580億美元的公共福利項目，包括現金援助，供應商支付和“其他公共福利”。現在擁有美國人口12％的加利福尼亞州的福利接受者占全美國的三分之一。
可是，慷慨的支出不僅不能減少貧困，反而讓事情更糟。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一些州 - 主要是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弗吉尼亞州 - 發起了福利改革，克林頓總統和共和黨控製的國會也同樣。這些福利改革的共同點是對接受福利者參加工作的要求。這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利卷發放大幅減少，數百萬受援助者進入勞動力市場。
然而，執行加州反貧困計劃的州和地方官僚們反對工作改革。實際上，加州的福利主要由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現金援助組成。福利改革拋棄了加州，留下了一個依賴陷阱。讓移民陷入困境：55％的移民家庭需要接受福利，而當地人隻有30％接受福利。
這可能要歸咎於公共服務機構的自身利益。正如經濟學家威廉·A·尼斯卡寧（William A. Niskanen）在1971年所解釋的那樣，公共機構會爭取最大預算以獲得更多的權力，地位，舒適和安全。為了不斷增長的預算和權力，一個福利機構有擴大“客戶”基礎的動機。2014年加州官僚機構龐大，有883,000名全職的州立和當地雇員。其中許多人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如果大量的福利接受者脫貧，許多政府人員會失去工作。
加州的住房危機進一步助長了貧困問題。 2015年，加州超過四分之一的家庭將其收入的30％以上用於住房。房屋的短缺推高了房價增長，遠高於收入的增長。而加州房屋的短缺是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
分析師溫德爾·考克斯（Wendell Cox）解釋說：“各縣和地方政府實施的限製性土地使用法規，推高了土地和住宅的價格。高昂的住房成本讓中等收入家庭被迫接受較低的生活水平，並造成了低收入家庭的貧困。”Wendel Rosen Black＆Dean土地使用組織負責人，奧克蘭律師托德•威廉斯（Todd Williams）說，1971年通過的“加州環境質量法（CEQA）”就是一個例子。它導致一所房屋的開發成本增加了100萬美元。CEQA成本經常導致關閉一個住宅建築項目。 CEQA改革將有助於增加住房供應，但沒有人來進行改革。
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強化環境法規使得能源更為昂貴，也傷害了窮人。據估計，加州的能源成本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50％。Jonathan A. Lesser，2015年曼哈頓研究所《低碳和高價》的作者發現，“2012年，近100萬個加利福尼亞州家庭的能源支出超過了家庭收入的10％。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某些州，貧困家庭的能源支出超過家庭收入的15％。” 太平洋研究院的一項由Wayne Winegarden進行的研究發現，部分地區的能源支出會超過中位收入的17％。
為了幫助窮人和低收入居民，加利福尼亞立法者最近通過了一項措施，在2022年前將最低工資從每小時10美元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但沒有工作的人占貧窮人口的60％，對他們來說，更高的最低工資沒有任何幫助。研究表明，這可能會導致很多現在有工作的人失去工作。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 “增長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大了灣區餐館的關閉速度”，包括舊金山在內的十幾個城市和縣在過去的五年裏都增加了最低工資標準。報告說：“最低工資每增加1美元，會導致3.5星級的餐廳關門的可能性增加14％。”對於低技能和入門級工人，這些餐館是就業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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