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是一條艱難的路，但中國別無選擇
馮勝平(王滬寧複旦同學) 2014-08-29
1.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習近平先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有沒有中國模式？什麽是中國模式？對此我的看法是，中國模式就是共產黨+市場經濟。盡管這一模式伴隨各種弊病——低人權、低道德、環境汙染、兩極分化、貪汙腐敗——它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年走過的路。中國模式使中國走出貧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與中國模式討論並行的，是關於中國道路的爭論。什麽是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應該是共產黨+憲政民主。除非革命發生，政權崩潰，它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必經之路。
如果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實踐消滅了貧窮，今後三十年的目標就應是消除不公。貧窮和不公，是三千年來中國社會動蕩革命的兩大根源。消滅了這兩大根源，中國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環。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憲政，就是嚴格按照憲法治國。從前人們也說過，共產黨不能搞資本主義，否則它就會下台。結果呢？共產黨搞了資本主義，它沒有下台。如果說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中國共產黨應該有信心、有決心帶領人民實現這個夢。要說自信，這是真正的自信。
習近平先生，如果說中國模式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道路則必須目標明確。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摸著摸著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滿清權貴的眼睛，搞出一個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內閣。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會挖祖墳，26歲的攝政王載灃斷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2.法治是現代化的靈魂
習近平先生，在任何社會中，權威都是個定量，遊走於法與人之間。法的權威多了，人的權威就少。對於長期習慣人治的國人來說，法治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養。中國人重情，美國人講法；中國人遇事托關係，美國人出事找律師。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也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人治和法治。
人治還是法治，取決於信仰：敬畏憲法，憲法就是治國大綱；崇拜領袖，領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領袖天馬行空，憲法就是一紙空文。民國以來中國已有十一部憲法，《82憲法》亦是共產黨製定的第五部憲法。為什麽會有十一部？為什麽是第五部？值得深思。
從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觀念改變，更需要製度建設。符合國情、符合人性的製度，遲早會為人民接受；不符合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終會被拋棄。馬克斯·韋伯說：現代化即是法理權威對個人權威的取代。人類現代化的過程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過程。中國正在現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鄧小平曾想過修改憲法，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放進《黨章》。胡喬木揣摩上意，也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以後終於沒有拿下來，是因為六·四發生，曆史轉向。槍聲一響，由偷變搶，從此理想主義謝幕，現實主義登場。一方麵，《憲法》中“四個堅持”對國人提出過高的要求，難以執行；另一方麵，《憲法》承諾的各項自由長期無法兌現，使天下人失望。難以執行又無法兌現，法理的混亂導致人心的混亂，最終造成黨紀代替國法，治國實行雙重標準：雙規符合黨紀，不符合國法；黨員不信共產主義違反黨紀，卻並不違反國法。於是，我們不僅有一國兩製，還有了一國兩法。
人治社會中，政府告訴人民享有什麽權利，凡是政府不允許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會下，人民告訴政府享有什麽權力，凡是人民不允許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國，人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在美國，“法無禁止即自由”。
習近平先生，你強勢反腐，創造了一個官不聊生，人民歡欣鼓舞的政治局麵。但是，法治是現代化的靈魂，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建立憲法的權威。與其任九個組長，不如定九條法規。再英明的領袖，也逃不過人亡政息的規律。曆史記住漢莫拉比，不是因為他是國王，是因為他的石碑。漢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類法治史上的第一座豐碑。同樣，拿破侖創造了一個帝國，最後留下來的卻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習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實行六十條是走向憲政之路
習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個全麵腐敗、政出多門、信仰崩潰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不要說民主，能專製就不錯了。要治理亂局，當務之急是集權：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強軍收拾軍心，最後以黨內民主收拾黨心。“願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是雍正的治國格言，也是他建立軍機處的初衷。雍正集權，是為了愛新覺羅的家天下。你建立國安會，大權獨攬，無疑為推行憲政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為新的獨裁創造了條件。憲政還是獨裁？在你一念之間。
有人說你是一個“渾人”——居高位而不知寒，臨深淵而不知險。殊不知中國聰明人太多，需要的就是“渾人”。“老人政治”結束，“渾人政治”開始，是中國的希望。隻有“渾人”才敢對貪官亮劍；隻有“渾人”才會“雖千萬人吾往矣”；隻有“渾人”才能衝破傳統，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
辛亥革命以來，新權威主義一直是學者向權力下跪的階梯。每逢新君登場，必伴有他們的鼓噪。楊度的勸進使袁世凱身敗名裂；戴季陶把蔣介石引入專製歧途；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加劇鄧小平對他的不信任，直接導致了六·四悲劇。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永遠在尋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寶座，再看他墜入地獄，最後樹倒猢猻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1989年的中國，就上演了這樣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權威，但真正的新權威主義，應該是樹法律的權，立憲政的威。
習近平先生，對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滿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澤東，後者希望你成為蔣經國。但是，中國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台灣民主經驗在大陸也未必適用。蔣經國早年信仰共產主義，繼而皈依三民主義，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務手段治國，最後以強權結束了蔣家王朝。與蔣經國不同，你即沒有太子的身份，也沒有特務政治的劣跡，更沒有曆次政治運動的血債。當了習近平，何必再做蔣經國！你完全可以通過憲政結束三千年的專製，帶領中國走向未來。
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黨內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分子和社會上的奸商內外勾結，把共產黨變成了“地產黨”，“資產黨”，代表土地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利益。身家億萬且又來路不明，他們最怕“雙規”，最恨“共產”。把共產黨吃光喝盡，然後挖個坑埋了，是他們的共同心願。
如果說經商“經”成億萬富翁是光榮，從政“從”成億萬富翁則是恥辱。作為世界上權力最大、人數最多、也最富有的黨，中共已經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鏟除腐敗，把公平還給社會，權利還給人民，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國家。
三中全會為實現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決定》接近常識，兩萬字的文件，通篇不談憲政，通篇皆是憲政，沒有一處讚美共產主義，也沒有一處批判資本主義——仍舊是不講主義，不爭論。《決定》不受意識形態影響，號準中國的病脈，提出了急待解決的六十個問題。自由派人士若有識，應看到《決定》強烈的法製色彩——貫徹落實六十條，條條需要立規，處處需要守法，如果這還不是憲政，我不知道什麽是憲政。左派人士若不懷偏見，也應看到《決定》向民生的傾斜和對公平正義的重視。假以時日，立規是這個黨唯一的選擇。實現六十條之路，就是中國憲政之路。
4.政治走出叢林，軍隊退出政治
習近平先生，你強勢反腐，建立公平社會，離不開軍隊對你的支持。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切不可認為今天控製軍隊，就永遠可以控製。殷鑒不遠，薩達姆、穆巴拉克、卡紮非控製軍隊幾十年，最後還是成為軍人政治的犧牲品。如果說把權力關進籠子是普世價值，把軍隊關進籠子就是當務之急。畢竟，人類已經走出了叢林，用軍隊搞政治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根本利益。無論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都是過時的政治理念，最終隻會導致動亂。
據一位美國將軍回憶，72年訪問中國，與一位中國將軍談到尼克鬆和議會的鬥法。中國將軍問：“你知道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師長的政治立場嗎？”他不解其意。中國將軍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師駐在華盛頓DC。”這是一場典型的雞鴨對話，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將軍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師就是8341部隊，可以隨時用來對付政敵，美國將軍則認為這種想法匪夷所思。的確，如“水門事件”顯示，美國政治一樣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擇手段。但他們有一條底線：那就是不用軍隊搞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在西方已經走出了叢林，成為文明人之間的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職責是保衛國家。它不是黨衛軍，不應用於黨爭，更不能用於對付民變。應該盡早立法，明確規定軍人不得幹政。軍隊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叢林。隻要還相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政治在中國就是一場野蠻人的遊戲。
“緊握槍杆子保江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位紅二代如是說。在“千秋萬代”問題上，紅二代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這是他們的心結，是中國政治的盲點，也是自秦始皇以來幾百代中國帝王的夢。這不是智商的問題——幾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為什麽都夢想“千秋萬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斷言：“人治不絕，刁民不止”，講的是人治與刁民的關係。在人治與“千秋萬代”之間，似乎也有同樣的關係。法治社會下，當國者沒有想傳位給兒子的；人治社會中，一旦位極人臣，沒有不想傳給兒子的。這是製度決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如果可以“千秋萬代”，當然不錯。真能做得到，華盛頓也會當皇帝。
問題在於“千秋萬代”不可能。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憑常識就該懂得，任何政黨、團體、組織都會經曆生老病死的過程，就像一個人保養得再好，也不能活兩百歲。然而，人是一種喜歡自我欺騙的動物，危機感強烈時，因生存需要，會保持常識；一旦幸福感強烈，就會背離常識，幻想成仙成道，千秋萬代。
習近平先生，曆史證明，槍杆子裏麵的確可以出政權，但槍杆子並一定能保政權。對當國者來說，最危險的，是攝政王載灃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後結束滿清統治的，就是兵。
5.憲政是平衡貪婪和恐懼的最好製度
習近平先生，憲政討論的一個誤區是，黨內腐敗集團會反對憲政。在你強勢反腐之前，這也許是事實：既然沒有代價，貪腐可以肆無忌憚，何必立憲束縛自己？胡溫十年，是中國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後，貪官的好日子過完了，中國進入了一個官不聊生的時代。官場人人自危：昨天薄熙來，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後天又是誰？一夜之間，中國官員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變為最可憐的人。由於雙規，他們的權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憲政有了希望。如果說貪婪促進了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恐懼則為未來憲政鋪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恐懼不夠，必須還要有廣大官員的恐懼。因為隻有這樣，憲政才能成為共識。文革後彭真與其他老幹部熱衷製定《82憲法》，保護公民權利，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沒有法治的悲哀。劉少奇反右時沒想起憲法，四清時沒想起憲法，文革中卻拿起了憲法，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猶如三百年前的英國貴族：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憲政，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可能被“雙規”、被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暴民會清算他們——“民主之後掛路燈”。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中國社會中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
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是貪婪和恐懼，平衡兩者的最好製度是憲政。
6.憲政就是嚴格按照《82憲法》治國
習近平先生，2012年12月你發表講話，紀念《82憲法》30周年，引起了一場熱烈的憲政討論。討論無疾而終，雖無人受到懲處，憲政卻成了敏感詞。一時間黨報、黨刊痛批憲政，把它說成是敵對勢力“企圖否定黨的領導、推翻共產黨”的陰謀。其實，憲政就是嚴格按照憲法治國。“既然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憲法，自然也就有各種各樣的憲政。不分青紅皂白批憲政，無異於告訴世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騙人的幌子，我黨絕不會按它治國。”（蘆笛）
官員的憲政恐懼症源於自由派對憲政話語權的壟斷。一提憲政，官員腦海裏跳出來的就是中國人自己偽造的“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布什講話。根據這個講話，憲政的籠子必須有五條柵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哪一條也受不了，哪一條都要命，都將導致天下大亂。實行民主選舉，一夜之間會出現上千個政黨；今天宣布軍隊國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萬人上街。你可以說，實行以上五條從長遠說對共產黨有好處，但他們知道，真要這樣做，就沒有“長遠”了，明天可能都過不去。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他們都沒有準備好：既無法對付民意，也不敢承擔後果。於是，他們下令禁止討論——憲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實，正如美國立憲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中國立憲也不必照搬美國憲法。世界上有君主立憲（英國），有民主立憲（美國），今日之中國，若要立憲，隻可能是“黨主立憲”。無論誰立憲，其實質都是立規，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國搞憲政，行的是中國“1982憲法”，不是美國“1787憲法”。在“82憲法”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沒有軍隊國家化，也沒有最高領導人的民主選舉。它與美國憲法唯一相同之處是都有“言論自由”。國情盡管不同，普世畢竟存在。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反憲政的朋友再仇視美國，想必也不好意思從憲法35條後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言論自由”！
美國製憲的基礎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中國則應是黨、政、軍三權分立。各國憲法源於不同政治文化，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國，什麽時候黨的領袖不再清洗軍隊領袖（毛澤東整彭德懷、林彪），軍隊領袖不再逮捕黨的領袖（汪東興、葉劍英逮捕“四人幫”），政府領袖不再在黨軍領袖之間走鋼絲、*****（周恩來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間搞“中央政治”），憲政就算上了軌道。不立足於中國現實搞自己的憲政，學美國的三權分立，中國學不起。一定要學，隻能是天下大亂，三國演義！
再譬如，軍隊國家化問題已經談了多年，卻始終不著邊際。現實情況是，中國目前連黨和國都分不開，國家都是黨的，軍隊就是國家化了又怎麽樣？還不是受黨領導。沒有憲政，不界定黨、政、軍各方的權責，“軍隊國家化”隻能是個偽命題。
7.《資治通鑒》是小聰明，憲政才是大智慧
習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強調捍衛憲法尊嚴，說：“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這無疑是治國正道，本該堅持。由於自由派的幹擾和保守派的反對，你從正確的立場上後退，終止了憲政討論。不錯，是有人想全盤西化，也有人想借憲政來打倒共產黨，但這並不應該成為害怕憲政的理由。能打倒共產黨的是腐敗、是專製，不是憲政。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憲政。我要是窮人，我不會對憲政感興趣。我會在井岡山下等毛澤東，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憑什麽你們搶夠了，就要憲政，就要立規守法了，我還沒搶呢！對今天中國的政治反對派而言，最危險的就是陷入這種“革命心態”。抱著這種心態，孫中山反對滿清立憲，民運希望中共越爛越好。對國內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來說，黨主立憲並不是一條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開玩笑：共產黨的權力餐桌上沒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就有我，如果沒有，接著再掀，這就是革命者的心態。對這種心態，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憲政不是訓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孫中山、蔣介石實行訓政，也許初衷並不錯，卻不知訓政是會訓出癮來的，原定三年的訓政，一訓就是二十多年。這邊蔣介石忙著訓政，那邊毛澤東依靠工農，聯合各民主黨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幟，輕而易舉地把國民黨“訓”到台灣去了。
趕走了蔣介石的毛澤東並沒有在中國實行憲政，他搞起了無產階級專政。從此，專製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國不再是多少的問題，而成了有無的問題。文革十年，個人崇拜和專製主義在中國達到了頂峰，人們開始懷疑毛澤東的初衷和真誠。
平心而論，毛澤東未嚐不想結束專製。1946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裏詢問毛澤東，曆代王朝周而複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產黨是否能找到跳出這“惡性周期律”的辦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產黨已經找到了這個辦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讀“窯洞對”，似乎已成曆史笑話，但我仍願意相信毛澤東的真誠。從馬克思到民主，從民主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毛終身在尋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終於沒有尋到，是因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於《三國》、《水滸》之類的糟粕，《資治通鑒》這部書，毛澤東讀了十七遍，始終沒有悟出：《資治通鑒》是小聰明，憲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結束之後，飽受專製之苦的國人痛定思痛，開始考慮結束專製。他們又想到了民主——民國激進自由派為中國開的藥方。然而這是一劑錯誤的藥方。之所以錯，是因為開方者根本不懂得什麽是民主。
與革命一樣，民主隻是改朝換代的工具。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以民主開始，以專製告終。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為什麽還有1949年共產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為什麽還會有“六·四”？
8.專製的對立麵不是民主，是憲政
習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國而言，憲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規守法。中國的問題，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規則。民主的前提是學會對自己負責，自由的前提是經濟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前，民主自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毒藥。
記得曾在一次討論會上問大家，民主的對立物是什麽？幾乎所有人都回答是專製。這是邏輯概念錯誤。上和下對立，但上和左不對立。如果民主與專製對立，怎麽解釋希臘的民主、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德國的民主以及中國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處死了蘇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導致了血腥的屠殺；在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在中國，文革大民主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顯而易見，民主不能結束專製；它往往隻是專製的另一種形式。
兩千多年前，亞裏士多德寫了《政府論》，把希臘四百多個城邦歸納為好壞六種製度。三種好製度是：君主製，貴族製和共和製。一旦發生異化，君主就變僭主，貴族就變寡頭，共和則變為民主。專製是人治的表現：僭主是一個人的專製，寡頭是少數人的專製，民主則是多數人的專製（TYRANY OF THE 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學意義上，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製度。亞理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成為兩千年西方政治學主流。他反對民主，因為他的老師是柏拉圖，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罪名是蠱惑青年。柏拉圖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去找醫生？
三種好製度，三種壞製度，區別在於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運動”引進“德先生”（民主），是中國一大災難。如果當時引進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會走那麽多彎路。台灣民主轉型成功，除蔣經國個人因素外，離不開日據時代的法治建設。大陸若分區實行民主選舉，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裏沒有民主，卻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陰謀論思維
習近平先生，《較量無聲》、“共濟會”之類的影視宣傳，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正如中國有親美派和反美派，美國也有親共的華爾街金融集團和反共的華盛頓右派集團——前者以利益為主導，主張與中國發展關係；後者以意識形態為標準，希望改變或遏製中國。這兩派中，華爾街金融集團是主流，華盛頓右派集團隻是曆史的遺跡，其地位有些相似於中國的極左派。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美國最大的右派基金會，被視為全球顏色革命的幕後推手。這個基金會每年隻有四千萬經費，而這四千萬中，又隻有5%（兩百萬）用於中國。
來美32年，曾接觸過美國一些右派領袖，如赫爾姆斯、克萊恩，也為謀生在華爾街工作十年。筆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話——它在赫爾姆斯、克萊恩那裏是真的，在巴菲特、比爾蓋茨那裏卻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間，反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的演變。赫爾姆斯、克萊恩生於冷戰，以政治謀生，不反共又能幹什麽？巴菲特、比爾蓋茨在中國大量投資，為什麽要跟自己過不去？其實，華爾街的億萬富翁，還真希望中共穩定，他們隻要有一個人想搞亂中國，海外民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上萬億資金投在中國，美國沒有理由希望中國動亂。
不久前參加一個對外友協與卡特中心舉辦的會議，聽到一些國內學者的戰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國應走出韜光養晦，采取奮發有為的外交，和美國爭霸；2.中國應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建立先發製人的核威懾戰略；3.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中國普世價值，應取代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美國普世價值，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的準則。
其中一、三兩條出自閻學通，一位來自清華的學者。在他的新作《下一個十年》裏，閻大談中美爭霸的前景，宣稱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無法避免”。閻君的言論，頗像一百年前梁啟超給袁世凱的建言：欲圖帝政，需待機“對外一戰而霸”。（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是諂媚之言，亡國之議！中美爭霸是世界的災難。理想的中美關係，應該是經濟上競爭，軍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協。爭霸是叢林規則，核時代兩個核大國爭霸，是死亡遊戲。這個死亡遊戲有個英文名字MAD（瘋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獄（雙方確保摧毀）。
習近平先生，強國是中國的主旋律，但強國並不等於戰爭。一旦戰爭爆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將被打斷，無論勝負，輸的都是中國。強國的正路是憲政，一個實現了憲政的中國必然強大。否則，強國夢就可能變成亡國夢。
曾幾何時，光緒皇帝親政後做的第一個夢也是強國，他迫使李鴻章對日本開戰，戰敗後倉促立憲，卻已為時太晚。退一步說，就算甲午之戰中國勝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維持多久？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圓過強國夢，但他們的國都亡了。“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10.結束語
習近平先生，憲政之難，不在別人，在於我們自己。憲政的核心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國人找到一種快樂。一方麵，我們講麵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個座次；另一方麵，我們太聰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規也經不起我們琢磨。
“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實質上是人治還是法治的糾結。法治是一種新的活法。從心底裏，國人不喜歡法，盼望好皇帝。認法不認人，那叫六親不認，是沒良心的表現。
除了平等，國人對自由也有一種先天的恐懼。太多的管束盡管使人厭惡，沒有管束更令人無所適從。二十四次改朝換代，我們趕走多少皇帝，就迎來多少皇帝，從未想過換一種活法。有皇帝罵皇帝，沒皇帝想皇帝，“三日無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龍庭，人民心裏不踏實。
辛亥共和，中國與帝製告別，卻沒有與人治絕交。無論孫中山，蔣介石，還是毛澤東，無論旗號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最後實行的都是人治。法製觀念，不僅領袖沒有，人民更沒有。也許，這就是辛亥以來中國先後有十一部憲法，卻始終沒有憲政的原因。
市場給中國帶來平等，它的靈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場，再過一千年，中國也走不出傳統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識的人是商人，他們在交易中學會平等，在市場上享受自由。改革開放迎來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觀念隨著商品進入千家萬戶，形成一種新的思潮，使憲政成為可能。
反腐是治標，不是治本。不實行憲政，搞運動治國，反腐就是守著糞坑打蒼蠅。中國的現實是：極大的富裕，極大的不公；人人反貪，無人不貪。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腐敗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大眾文化。沒有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隻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
毛澤東之後，國人再無信仰，除了金錢和權力，今天的中國人什麽都不信。沒有人能夠重建國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沒有人願意發起一場天下大亂的革命。這是一個“人人要發財，個個想腐敗”的國家（蘆笛）；這是一個“全麵潰敗”的社會（孫立平）；這是一個拜金主義的“小時代”（郭敬明）。吊詭的是，正是在這個道德淪喪、物欲橫流的“小時代”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了運動的資本，卻陰差陽錯地獲得了立憲的本錢。
革命是窮人的節日，立憲是富人的本能。中國離自由也許還很遠，但它離憲政卻很近。當人們什麽都不信的時候，立規就成了必須；當人們害怕失去的時候，立憲就有了可能。
習近平先生，憲政是一條艱難的路，但中國別無選擇。
（2014年8月27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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