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山，有一座臥碑，後麵種著一棵白皮鬆。來祭拜碑主人的後人中，有文學家、建築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可謂滿門奇才。這裏到底長眠著什麽人呢？
她就是近代“維新先驅”梁啟超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女性——王桂荃。
和梁啟超的盛名相比，王桂荃可以說是鮮為人知；和梁家兒女出生名門不同，她的早年也頗為心酸坎坷。王桂荃原名王來喜，1886年生於四川省廣元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出生後，她母親就去世了；4歲時父親也去世，繼母把她賣給人販子。幾經轉賣，王來喜最後被京城的官宦之家李家買下做丫鬟。
1891年，23歲的李家大小姐李蕙仙，和19歲的梁啟超結婚，王來喜也一同跟到梁家。她性情溫順，做事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和家眷先後出逃日本。王來喜雖然不識字，但勤奮好學，她很快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東京話，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並負責家務方麵的對外聯係。
1901年，李蕙仙在東京誕下梁思成，夫婦倆都非常高興。但是，梁思成從小身體羸弱，夫妻二人又不約而同地擔心起來：結婚10年，思成前麵隻有一個姊姊思順，梁家人丁實在太少了。
兩年後，在李蕙仙的主張下，梁啟超把王來喜收為通房丫頭，並為她起了大名王桂荃。而王也不負厚望，先後生育養大四子二女，分別為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達、梁思寧和梁思禮。
但是，就像《紅樓夢》中的平兒和襲人，雖然成了通房丫頭，她們的身份依然是仆人，主仆有別，王桂荃也是如此。從梁啟超給兒女們的家書中看，王桂荃一般被稱為“王姑娘”或“王姨”，孩子們也不喊她“母親”或“媽媽”。
然而，沒有名分的王桂荃依然無私付出，被梁啟超另眼看待。他曾對最心愛的長女梁思順說，“她（王桂荃）是我們家庭中極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們許多責任，你不妨常常寫些信給她，令她歡喜。”梁家子女對王桂荃的感情也很深，包括李蕙仙所生的三個孩子——思順、思成和思莊。
民間流傳著一段軼事，說梁思成小時候，有一次考試成績不好，李蕙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打他。王桂荃嚇壞了，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蕙仙還在氣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王桂荃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而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也在《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中寫道，“雖然她（王桂荃）不是我的親外婆，但她和媽媽思莊的感情如同親生母女，待我也如同親外孫女。”有一年在天津，十多歲的思莊染上白喉，住在醫院裏，王桂荃日夜守護在旁。思莊的嗓子化膿，病情嚴重。一天，她對著王桂荃大叫，“我要死啦，快叫爹爹來吧。”王桂荃又心疼又著急，她精心照料，思莊終於轉危為安。
不幸的是，那時候，王桂荃的親生女兒，也就是梁啟超的四女，也染上了白喉。由於要護理思莊和別的病孩，王桂荃分身無術，四女因照顧不周夭折。吳荔明說，“四姨死時已經10歲，這對婆是一個很大的刺激。為了不影響公公的事業，她偷偷地躲在廁所裏流了不知多少淚，她強忍悲痛依舊每日承擔著大量的家務勞動，不但不怨媽媽，反而更加疼愛媽媽。”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終年55歲；不到5年，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也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56歲。根據吳荔明的記錄，梁啟超沒留下多少遺產，當時，兒女們大多還在讀書，經濟上還不獨立，最小的孩子梁思禮才5歲。是王桂荃苦心把家維持下來，繼續把兒女都培養成才，並想方設法把思禮送去美國深造。
梁家子女九人，被後人稱讚“一門三院士，九子皆英才”。其中，梁思成是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學家，和思成同時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禮是著名火箭控製係統專家，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其他兄弟姊妹也各有所成，比如梁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梁思忠曾就讀美國西點軍校，回國後任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梁思莊是著名圖書館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等等。
子女各個成才，離不開他們個人的努力，更離不開家庭栽培，其中，就包括王桂荃無私的付出。但是，王桂荃並不是一個一心隻撲在家務事上的家庭婦女。她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斷地接受新鮮事物，每天看報、聽廣播，關心時事，可以和子女們交談，並發表自己的見解。
她也很有生活情趣，喜愛旅遊，平日在北京會到各公園走走。1957年，她已年過七十，卻隻身一人興致勃勃地從北京去杭州遊西湖，歸途中還特意去黃山看看。在和梁啟超的長期相處中，她還形成了幽默的性格，常講笑話和各種故事給孫子們聽。
當年，思成學建築，思忠學軍事，思永學考古。她非常風趣又得意地對別人說，“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裏，思永又去挖房子。”
王桂荃活得很灑脫，與子孫們的感情也很好，晚年本來應該很愉快也很幸福。1950年，因為多個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賣掉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樓和小樓，把家搬到北京，買下了西單手帕胡同甲33號的四合院。每逢她過生日，梁家就要聚會，有時在她家，有時在西單附近的四川飯店。
到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王桂荃大約是順應中共的號召，開始接受租客。2020年，一位名叫李彤的作者，在《北京青年報》發表文章，記錄自己當年租住在梁家四合院的日子。他和王桂荃同住一個院子近十年，可以說是老人最後日子的見證人之一。
據李彤回憶，王桂荃每天早上四五點鍾就起來，揮動著大掃帚，在院子裏嘩嘩地掃地。天氣好的時候，她常常蹲坐在東耳房外，和保姆一起擇菜。李彤親眼看到，她終生保持勤快。
時間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本平靜的四合院生活。6月5日，黨媒《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標題為“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這“保皇派”一詞，就是從康有為、梁啟超那裏借題發揮。而王桂荃被戴上了“保皇黨梁啟超的老婆”這頂大帽子。
8月下旬，北京34中的紅衛兵衝進院子裏“破四舊”，抄了王桂荃的家。當時，已經80歲高齡的老太太，被拉到院子裏批鬥，要求交代先夫的“罪行”。她剛說了句，“我先生鬧革命的時候……”就立即被嗬斥說，“住嘴！他哪鬧過什麽革命！”同年11月，在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大會上，周恩來發表講話，再把梁啟超當作反麵人物點名。
王桂荃的處境更糟了。她被剝奪四合院的房產權，被趕出自己的臥室，住進院裏一間陰暗的小屋；每天早上，她還要在街道的監督下，扛著掃帚去掃街。而當時，梁家後代也都在文革中受盡迫害，自身難保，沒人能顧得上她。
1968年，82歲的王桂荃孤零零地死去。關於她臨終前的淒涼，我們找到一些描述。她的小女兒梁思寧曾經寫紀念文說，“母親在被抄家後患晚期直腸癌，因為年老和無人照應，兄嫂沒同意施行手術。”“她孤獨地躺在病榻上，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卻不見一個子女來看望她。”“老人臨終時隻留下一句話：‘我知道孩子們不能來。’她含著無限的悲傷離開了人間，至今連骨灰都無法找到。”
她的外孫女吳荔明也說，“去世時，婆孤單一人，她多麽希望能再看一眼她的兒女們啊，但兒女們不能來床前告別，因為他們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學術權威’，無一幸免。”
一生勤懇、無私付出的王桂荃含恨去了，留給兒孫們無限的悲傷。1993年，在梁啟超誕辰120周年時，梁家後代聚在一起，討論如何紀念王桂荃。大家商量後，想在北京西山，梁啟超和李蕙仙合葬墓的邊上，種一棵母親樹，寄托思念。
但那時，曾被狠批的梁啟超，他的墓地又成了文物保護單位，後代想在那裏種棵樹，都要經過中共大小官員的層層批準。終於，1995年4月，梁家人在梁啟超墓邊上種下一棵白皮鬆，並立下一座臥碑。碑文中，子孫們刻下“梁啟超第二夫人”這幾個字，肯定王桂荃在家中的名分和地位。
碑文還寫道：王夫人豁達開朗，心地善良，聰慧勤奮，品德高尚……在家庭中，她畢生不辭辛勞，體恤他人，犧牲自我，默默奉獻。摯愛兒女且教子有方，無論梁氏生前身後，均為撫育子女成長付出心血……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影響深遠，及子孫輩。……願夫人精神風貌長留此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