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在殺閻婆惜後，通過運動官司已經被從輕發落，刺配江州。他最終被判處斬首而被晁蓋等人劫了法場，上了梁山的根本原因是潯陽江頭題寫反詩。蔡九知府等人判處其斬首並未涉及到前罪，——殺閻已被處罰，看來一事不二理之原則當時似乎也有。那麽單就題寫反詩這一情節，宋江是因言獲罪，他遭遇到典型的“文字獄”。曆史上宋江因為“文字獄”而上梁山的到底是否為事實，今已難以考證，宋代的《宣和遺事》已有《宋江殺閻婆惜題詩於壁》，那麽宋江獲罪是因為“殺閻”還是“題詩”呢？而《水滸》中已經把兩個情節完全分開，曆史上讀書人因言獲罪的事例舉不勝舉，因此施公將此情節作為宋江最終落草的直接原因，是很有典型性的。
我們今天將宋江的一首《西江月》，一首七絕來做文本分析，這無非是一個有抱負的能吏，遭遇人生的打擊，發泄滿腹牢騷和怨恨，表示了對社會不滿，對他曾效忠的大宋王朝不滿，但罪不致死。這要是在西方國家，完完全全是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籲。
他時若逐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
這兩首詩詞還不如黃巢“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起開”那樣直白。《西江月》前六句敘述自己空有權謀、壯誌不酬而虎落平陽的境遇。後兩句是在發泄不滿，可是“報怨仇”和“血染”沒有特指，不是說要殺掉大宋皇帝取而代之，也不是說要殺死江州的官員。他說的“血染”無非是對自己流配所表達的憤怒之情，就像某些妄人受了欺負，不服氣地說：“老子將來發達了，將你們全部殺掉”一樣。宋江沒有“血染潯陽江口”的任何行動，包括糾集團夥、準備武器等等，完全是酒後思想的流露，但思想怎能有罪？“敢笑黃巢不丈夫”也是一種藝術手法，用典。也許可以說宋江佩服犯賊黃巢，有學習黃巢的意願，但也僅僅是意願而已，據此就判定宋江要推翻現政權，要行凶殺人完全是憑判案官員的主觀意誌的陷害。
宋代的文字獄不若明代殘酷，因此蔡九當初並不當回事，“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麽！”當黃文炳將宋江和童謠聯係起來，昏庸的蔡九才警覺起來。立功心切的他管宋江有沒有犯罪的事實，本知府說你犯罪你就是犯罪。那個時代，王朝鼓勵這種“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司法慣例。這種慣例促使大小官吏為了立功為了升遷，千方百計地找百姓謀反的種種跡象，然後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而“扼殺”的手法是否合法是否人道就不重要了。這種“陷民於罪”的做法往往結果是“驅民為寇”。因而我們看到在將宋江打入死牢前，不需要官方舉證，用刑訊逼供，讓其承認自己寫反詩就夠了。在這場官司裏麵，蔡九既是法官，也是公訴人，宋江沒有任何可以申辯的機會。在將宋江斬首的犯由牌上寫道：“江州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連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律斬。”吟反詩獲罪是文字獄，妄連妖言是主觀臆斷，京城的小孩唱歌謠說一個叫宋江的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關我鳥事？你又沒有證據證明是我故意散布的。如果照這個邏輯，我編一個歌謠，說什麽“草下大祭祀，身居在東京；門徒遍天下，要扛趙家鼎。”裏麵暗含著蔡京篡位的意思，讓孩子們傳唱，是不是得將蔡京砍頭？這種“妄連”不是宋江本人，正是蔡九等人。至於和梁山強寇結連，是戴宗傳假信事發後的事情，可在此之前，宋江已進了死囚牢。
中國2000餘年的帝製社會中，言論的禁錮是越來越緊，文字獄也越來越嚴酷。而且在一個越是開放越是強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論越是自由。漢代的史馬遷因給李陵說情被割掉睾丸，將性欲轉變為創作欲望，憤而做《史記》，裏麵有許多對漢高祖和漢武帝不恭敬的言語，而且對高祖的死對頭項羽評價很高；李隆基爬灰，搞了自己的兒媳婦楊太真，這可是大唐王朝的A級國家機密，可白居易那廝竟將這段臭事編成歌謠，傳唱宇內，說什麽：“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說什麽“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禮部不但沒有發文天下，禁止傳播這首詩歌，而且當時的皇帝看了後，還很欣賞白居易的才華，白居易悠哉遊哉享盡富貴。要是擱在明清，太史公和白香山肯定被殺頭，說不定還要株連九族。
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殺一個文人，並讓後代子孫即位前必須來這碑前發毒誓。但宋代比起漢唐，言論的口還是收緊了。宋代麵對著強大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更要強調中央集權，強調地方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因此出現一些“文字獄”，最有名的當屬蘇東坡的“烏台詩案”。
元豐二年，蘇軾因對王安石新法不滿，被貶至湖州，按當時的規矩向皇帝上表稱謝，裏麵有：“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等句。朝中章惇、蔡確等人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這章惇原是蘇軾的同年兼朋友，大概因為嫉妒蘇的才氣，變成了陸虞侯那樣的人。
禦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黃文炳”，舉東坡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攻擊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還從他的其他詩文斷章取義來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自謙讀書很多但對治國的“律”不熟悉，無法輔佐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這種用法已有成例，杜甫就說過：“致君堯舜上”。“黃文炳”們指控蘇軾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於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禦史台審訊。此時，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又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黃文炳”們攻擊說：“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這指控幾乎要了蘇軾的命，“烏台詩案”牽連蘇軾三十多位親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詩詞。
蘇東坡在獄中飽受淩辱與體罰，和他同時下獄的官員後來回憶，蘇東坡被毆打時的哀號整個監獄都能聽到。豁達的東坡以為這次死定了，寫下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蘇轍，實為托孤：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殘酷的文字獄讓學通儒釋道的大才東坡也有“心似鹿”、“命如雞”的恐懼感。詩寫罷，獄吏按慣例，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不禁為他的不世出的才華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被東坡攻擊過的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憑王安石這種胸襟，千年後都值得後人崇敬。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發誓不再胡說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黃州，又難改積習，在詩中冷嘲熱諷。他在《初到黃州》中寫道：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做水曹郎。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東坡貶黃州，朝廷規定他“不得簽書公事”，即沒有簽字權，是個虛職。宋代的官員俸祿分兩種，一是給現錢，二是給實物來折算。東坡得了許多官家賣酒退回的酒袋子，好比現在一些皮鞋廠年底用皮鞋折算工資發給工人一樣。東坡對這兩項有些不滿。他保住了一條命，而且享受這軍分區副司令員的待遇，該知足了，讓他生活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代試一試，不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哪還會有閑情逸致去發明“東坡肉”，寫《前後赤壁賦》。
宋江沒有東坡的名氣，也沒有功名，他的生死一個小小的知府就能決定了，所以他也就沒有東坡的好運氣了，隻等待他的晁蓋哥哥來救命。
《水滸》成書時的明初，朱元璋那個流浪漢做了皇帝，出身低微的他克服不了那種自卑情結，把文字獄搞得“前無古人”，——當然老朱再牛，他也沒想到自己在“文字獄”方麵並未做到“後無來者”。
被“文字獄”搞死的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到：“雖然大明律上並沒有這一條，說是對皇帝文字有許多禁忌，違犯了就得殺頭，但是，在明初，百無是處的文人，卻為了幾個方塊字，不知道被屠殺了多少人，被毀滅了多少家族。”這種法外之“法”最可怕，因為他沒給大家一個標準，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完全靠製造一種恐怖讓人們自我審查，可自我審查也有把握不住的時候，一不小心就犯了“誹謗君上”這個口袋罪，等待的就是殺頭抄家。人們隻能噤若寒蟬，天下文人萬馬齊喑，思想文化空前倒退，民族的創新能力受到毀滅性打擊。官員謝表中有“作則垂憲”、“聖德作則”之類的馬屁話，因為被朱元璋懷疑諷刺他“做賊”，一律處死。翰林高啟詩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因為被懷疑泄漏了宮禁中宮女偷情的機密，也被找個理由殺了頭。
中國人讀《水滸》，對題反詩而被判處死刑往往並沒有更多的驚奇，因為對於這種文字的禁忌，對於因言獲罪，中國的百姓越來越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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