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教訓：二十萬真黨員打天下，兩千萬假黨員毀國家

 

 

“全民黨”的幻夢如何吞噬蘇共？

2000萬黨員的規模，成了壓垮紅旗的最後稻草！

1991年12月25日，克裏姆林宮上空的鐮刀錘子紅旗緩緩降下。這個曾讓整個西方世界顫抖的紅色帝國，在兩千萬黨員的“見證”下，走完了74年的曆程。

曆史的荒誕性在於：蘇共不是被外敵推翻的，不是被武裝起義擊潰的，更不是在戰場上潰敗的。

它的死亡，始於一場靜默的“內部癌變”——當黨員數量從列寧時代的20萬膨脹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2000萬，這個政黨的靈魂早已被蛀空。

兩千萬黨員，相當於當時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但諷刺的是，站在蘇共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場上的代表中，87%是黨員，卻有超過七成投票支持取消“黨領導一切”的憲法第六條。

他們舉起的不是捍衛政黨的手臂，而是埋葬自己的鐵鍬。

這不是偶然。從1917年十月革命的星火，到1991年紅旗落地，蘇共用74年驗證了一個真理：

一個政黨的生命力，從來不在黨員數量的堆砌，而在信仰的純度、組織的韌性與初心的堅守。 

當“黨員”從“革命者”的代名詞異化為“特權階層入場券”，當入黨動機從“為階級解放奮鬥”淪為“個人升官發財的跳板”，這個政黨的滅亡，早已進入倒計時。

一、20萬黨員為何能撬動舊世界？

1917年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黨員僅2.4萬人。但就是這支“小而精”的隊伍，在次年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到1918年，黨員增至20萬——這20萬人，是蘇共最原始的精神底色。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寫道：“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就在於它始終走在群眾前麵，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20萬黨員的主體，是工廠裏的產業工人、前線的紅軍戰士、農村的貧農委員。他們的手掌布滿老繭，衣襟沾著機油或硝煙，對“階級壓迫”的記憶刻骨銘心。

一位1919年入黨的老工人回憶：“我入黨那天，在車間宣誓。黨代表問我圖什麽？我說，我要讓我的孩子不用再像我一樣，12歲就去工廠當童工。”這種樸素的階級情感，構成了早期蘇共的信仰基石。

列寧比誰都清楚，政黨的危險往往藏在“壯大”的表象下。1922年，他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憂心忡忡：“最近半年，黨員數量激增30%，但其中大量是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入黨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撈取‘黨員’這個頭銜帶來的好處——免服兵役、優先分配住房、在蘇維埃機構中謀職。”

為此，列寧主持製定了嚴格的入黨程序：工人入黨需十年工齡，農民需五年，其他階層至少兩年考察期；介紹人必須對被介紹人“知根知底”，且承擔連帶責任；預備黨員期間，每月需向支部匯報思想動態。

他甚至說：“如果不得不在‘數量’和‘質量’間選擇，我寧願要10萬純粹的布爾什維克，也不要100萬混進來的投機者。”

這種“寧缺毋濫”的原則，讓早期蘇共保持了驚人的戰鬥力。國內戰爭期間，黨員傷亡率高達35%，但沒人退縮——因為他們清楚，自己是在為“消滅剝削、建立沒有壓迫的社會”而戰。

二、從100萬到2000萬，蘇共如何淪為“空殼政黨”？

列寧的警惕並未被繼承。1920年代末，隨著蘇聯工業化加速，蘇共開始大規模吸收黨員。

1927年，黨員突破100萬；

1945年二戰結束時，達390萬；

1976年勃列日涅夫時期，突破1800萬；

1989年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逼近2000萬。

數字膨脹的背後，是入黨標準的徹底崩塌。

1. “熟人社會”取代“階級篩選”

斯大林時期，幹部選拔標準逐漸從“政治立場”轉向“個人忠誠”。赫魯曉夫上台後，這種趨勢變本加厲。

一位1950年代入黨的機關幹部回憶：“那時候入黨，關鍵是找對‘引路人’。車間主任的兒子、黨委書記的親戚，哪怕平時吊兒郎當，也能優先入黨。真正幹活的工人，反而不被推薦。”

戈爾巴喬夫時期更甚。1985年他推行“公開性”改革後，“政審”製度名存實亡。

某加盟共和國的入黨數據令人震驚：當年新黨員中，60%是企業管理人員，25%是政府職員，隻有15%來自工人農民。

一位負責組織工作的老黨員痛心疾首：“現在來入黨的人，開口就問‘能給我解決什麽級別’‘分房有沒有優惠’，沒人談理想信念。”

2. 工農階級被“擠出”黨員隊伍

早期蘇共的階級屬性，在膨脹中徹底消解。

1918年，蘇共黨員中工人占比70%，農民20%，其他10%；

到1980年代，工人占比暴跌至不足5%，農民幾乎絕跡，公務員、企業管理者、知識分子、資本家反成主力。

一個典型案例：莫斯科某區委1988年的新黨員名單裏，有12人是局長以上幹部的子女，7人是外貿係統“能人”，真正的一線工人僅2人。

這些“新黨員”入黨後，第一件事是申請調往特權部門——他們很清楚，“黨員”身份不過是打開權力與利益之門的鑰匙。

3. 從“為階級而戰”到“為自己而活”

黨員成分的蛻變，直接導致信仰瓦解。

1989年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全黨2000萬黨員中，僅8%“堅信共產主義最終會實現”，12%“基本認同”，高達78%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剩下12%“無所謂”。

戈爾巴喬夫本人的表態最露骨。他在1987年的一次私下談話中說：“共產主義對我來說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

這種“掘墓人心態”在高層蔓延，最終演變為“新思維”改革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否定。

三、中國共產黨如何避免“蘇共式悲劇”？

蘇共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看得最清。毛主席早在延安時期，就將“思想建黨”提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1. “組織上入黨一生一次，思想上入黨一生一世”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針對的就是黨內存在的“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

毛澤東尖銳指出：“有些人口頭上承認黨綱，行動上卻反對；有的在困難時動搖，勝利後腐化。這些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整風運動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調查研究”“群眾路線”，清除了大批“黨八股”“宗派主義”分子。

更重要的是，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讓黨員從“組織入黨”轉向“思想入黨”。

2. 嚴格的入黨程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控製數量、提高質量”的方針。

1951年《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明確：“入黨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考察其對黨的認識、工作表現和群眾評價。”

改革開放後，麵對市場經濟衝擊，黨進一步強化入黨教育：發展對象需參加黨校培訓，進行政治審查（包括直係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預備期從一年延長至兩年（部分領域），並建立“責任追究製”——介紹人、支部書記對黨員質量終身負責。

3. 永葆階級屬性：“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與蘇共不同，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無論是脫貧攻堅中“黨員包村包戶”，還是抗疫一線“黨員衝鋒在前”，都在用行動證明：黨員不僅是身份，更是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從根本上杜絕了蘇共式的“特權階層”滋生土壤。

四、蘇共之死，給我們怎樣的警示？

蘇共的滅亡，本質是“信仰危機”引發的“組織潰敗”。當黨員數量膨脹到失去控製，當入黨動機異化為利益交換，當黨組織淪為特權階層的工具，這個政黨的崩潰便不可逆轉。

警示一：“全民黨”是個偽命題

蘇共曾提出“全民黨”口號，試圖淡化階級屬性。

但曆史證明：放棄階級立場的政黨，最終會被所有階級拋棄。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兩個先鋒隊”定位（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既保持先進性，又擴大群眾基礎，這是對“全民黨”陷阱的最好規避。

警示二：“入口關”是生命線

蘇共後期的教訓是：黨員數量可以少，但必須“純”。

當前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突擊發展黨員”現象，甚至出現“帶病入黨”“金錢買黨票”。這些問題若不根治，蘇共的悲劇就可能重演。

警示三：“初心”是最好的防腐劑

蘇共黨員從“為工農而戰”到“為自己而活”，根源在於初心迷失。

中國共產黨通過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不斷強化黨員的宗旨意識。

正如一位老黨員所說：“每次重溫入黨誓詞，我都覺得自己又回到了那個扛著紅旗鬧革命的年代——這不是懷舊，是提醒自己：黨員的身份，是一輩子的責任。”

兩千萬黨員的墓誌銘，寫滿“不忘初心”！

1991年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克裏姆林宮的紅旗落下時，很少有人注意到：會場外的紅場上，一位白發老人默默流淚。

他是1918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一生經曆過內戰、衛國戰爭，卻在晚年目睹自己曾用生命捍衛的政黨，毀於“假黨員”的手中。

他用最後的力氣對身邊人說：“我們當年入黨，是為了讓更多人過上好日子。後來的那些人入黨，是為了讓自己過上好日子。這，就是差別。”

蘇共的2000萬黨員，最終成了曆史的注腳。

而中國共產黨的10027.1萬黨員（2024年12月31日）能否證明：一個政黨的強大，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不在口號，而在信仰；不在特權，而在初心？——反腐的數量、內奸的猖獗，給了我們答案！

蘇共用74年血淚換來的最深刻警示——也是對我們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