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戰略思維的盲區：為何我們常常錯看小國
資料圖：韓國海軍
今天的中國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同時，自古“行百裏者半九十”，越是黎明前夜越顯漫長。在全球博弈日趨激烈，內政外交互相激蕩的時代，假如對外戰略領域出現盲區，可能會對我們的複興大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幹擾。某種情況下，我們對小國的認識可能存在一定的盲區。如果存在這個“盲區”，它大致由四個誤區引發。
誤區一：靜態史觀，遺忘小國崛起
由於曆史研究與國際政治研究的脫節，我們的個別學者往往以一種靜態的史觀看問題，潛意識中以為大國自古是大國，小國自古是小國;大國永遠是大國，小國也永遠是小國。實則不然。
古往今來，國家的邊界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國崩解，就是一堆小國;小國崛起，就有可能變成大國，乃至超級大國。
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小國，如丹麥、瑞典、西班牙、奧地利、墨西哥、緬甸、波蘭、土耳其、荷蘭、蒙古……都曾經是，甚至曾經一再是響當當的大國。而英、美、俄三大強國，曆史上卻曾小得可憐。
英國的本土麵積隻有24.3610萬平方公裏，與我國廣西省的大小(23.67萬平方公裏)相當。很長一段時間內，所謂英國其實就是英格蘭的彈丸之地，要經曆十餘代人的努力，才實現了英倫三島的統一。但是，伴隨著海外擴張的步伐，在最鼎盛的時期，英國領土遍全球，號稱日不落帝國，統治著4億4000餘萬人口(超過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和353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超過日後蘇聯的國土麵積)。直到今天，英國女王至少在名義上還是英聯邦十六國的共同元首，這十六國分別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哈馬、牙買加、伯利茲、圖瓦盧、聖基茨、安提瓜和巴布達、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巴巴多斯、格林納達、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固然，這個元首已經隻具有象征性。但是，他日形遷時移，誰能說帝國一定不會複活？
俄羅斯當年更是小的可憐，不過是個區區1300平方公裏大小的莫斯科大公國，靠著長期的擴張，這國家才一路變成2240萬平方公裏的蘇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有1700餘萬平方公裏的土地。
至於美國，建國之初同樣不過是大西洋岸邊90萬平方公裏的狹長殖民地，經過獨立戰爭進行大幅度擴張，翻越阿巴拉契亞山，來到密西西比河畔，但總麵積也不過200萬平方公裏。但是，這個“合眾國”不斷合眾國為一國，一步步變成兩洋國家，當今更是基地遍全球，成為新一代“日不落帝國”。
事實上，國土麵積小、力量弱，固然會對該國的擴張構成客觀限製，但也往往在主觀上構成刺激該國擴張的誘因：正因為國土小，所以要超常規的變大;又因為力量弱，所以才謀求增強的捷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是最好的證明。到日俄戰爭(1904-1905)時，俄國的人口、國防支出是日本的三倍，鋼鐵產量、軍隊人數是日本的六倍，但依然不妨礙日本采取擴張主義策略。而在普奧戰爭中，奧地利比之普魯士，人口多出78%，軍隊多出38%，國防預算多出54%，但普魯士依然采取了擴張性策略，並將前者的影響力徹底驅趕出德意誌諸邦。如果再往前追隨到勃蘭登堡時代，普魯士就更是個小邦了，卻仍不妨礙其選擇擴張策略。
但是，我們在講世界史的時候，往往未能回到這些國家的小國原點，從而嚴重扭曲了曆史的真實，進而讓我們隻知道防範、批判昨日的強者，卻忽視了現實中偽裝成弱者的擴張者。影響所及，一些學者容易喪失力量消長的敏銳性，以及國家競爭的動態性，往往想當然地以為小國擴張不過是螞蟻緣槐、蚍蜉撼樹，卻忽略了當年印度雖大卻被小小英國撼倒、曆史上波蘭雖大卻扛不住德意誌和斯拉夫勢力的兩麵蠶食，三次瓜分，更不要說小國通過蠶食小國，穩步擴張為新興大國的例子。
誤區二：道義偏執，錯把小國當善國
注重道德，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悠久優良傳統。但是，將適用於人際關係的道德運用於組織之間，運用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就可能犯下將國際關係人際化的錯誤，從而迷惑了我們的視野，使得我們總是急於下道德的判斷，去區別好壞、是非與善惡，而忘記利害、得失和勝負。即便我們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國際道德，也要看到道德本身的局限性，一旦過於注重道德，一廂情願地談道德，必然犯下不能知己知彼的最大戰略錯誤，從而捆住自己的手腳。
一部晚清外交史，就是從倭仁“以禮義為幹櫓，以忠信為甲胄”的過度高尚，發展到義和團以“刀槍不入”來“扶清滅洋”的過度無知。這種道義偏執直今在我國的學界還有影響，一廂情願的把小國當成善國，而尤其同情失敗的小國，卻忘了其中至少一部分失敗者如果勝利，或將製造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正確的，但誰失敗同情誰，甚至誰失敗就以為誰正義，這卻是一種毫無邏輯的道義錯覺!最終的結果就是，對小國不做甄別，不做研究，不做分析，一視同仁的看作是反帝反霸的小兄弟，是維護國際道義的得道多助。雖然國內不乏小國研究的人員和團隊，但不乏隻唱友好讚歌，甚至淪為境外勢力、院外活動集團的槍手、傳聲筒，卻少有從我自身國家安全、戰略對策的角度進行針對性的務實研究。就算有這樣的研究者，也往往得不到重視，很難申請到項目，即使有了研究成果也往往難以發表出來，難以得到關注和重視。
久而久之，我們的小國研究群體，就可能成為一味套用所謂的西方學術界最新理論，而不能立足國家本位進行務實創新的群體。個別研究團隊的負責人甚至主動與相關小國的院外活動組織觥籌交錯，釋放煙霧彈，幹擾相關決策，誤導國人對相關國家戰略謀劃的認知。
影響所及，總是用單方麵的同情代替知己知彼的判斷，而無意間讓別有用心的弱者搭車前進，甚至通過對我們的背後插刀來實現翻盤，不斷上演現代外交版的農夫與蛇、東郭先生和狼!
正是由於前麵兩個誤區的影響，導致最易於失去警惕的就是小國外交，甚至就算吃了虧，發現了某些小國的狼子野心，又會因為接下來的兩個誤區，而進一步犯下大意失荊州的輕敵之誤。
誤區三：陸權思維，誤把小國當弱國
在農業文明時代，力量主要依靠人力與畜力，而人力與畜力的數量繁衍都依賴於土地，故而空間尤其是土地空間的大小，就直接與國家的強弱結合在了一起。所以孫子才說：“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孫子•形篇》)管子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說的都是同一個道理，即以土地空間為力量衍生的基本前提。同樣的，孟子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同樣是在這個“質”同的前提下，以空間的大小與數量的多寡等同於力量的強弱。
中國最輝煌的時代無疑是農業文明時代，所以，學屆往往難以避免的留有陸權思維的深刻烙印。我們總以為，大國等於強國、小國等於弱國。所以，對弱國或輕視、認為不足為慮，或盲目同情、以為是幫扶對象而非防範和競爭的對象。殊不知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遊戲規則就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首先是隨著海權文明的崛起，以往長期扮演大國交通障礙的海洋，成為了新的全球物流網絡的坦途。新的時代，誰能控製海洋，誰就能控製最多的市場;誰能控製最多的市場，誰才能得到最大的財富。有了財富，再培養國力，這就產生了一條由海而富、由富而強的新強國之道。
得風氣之先者就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繼其而起者是荷蘭、法國，集大成者則是英國。它們基本都不是什麽陸地大國(法國或許是個例外)。正如富勒將軍以其如椽巨筆所寫下的那樣：
“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好像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中;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也許在1588年(這一年夏天英格蘭艦隊大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對這一點還並無太明確的認識，可是在下一個世紀，這個耳語的聲音就變得越來越大，終於成為了每一個英國人的呼聲。……最後他們的旗幟飄揚在世界之上，成為亙古未有的海洋大帝國。這個帝國從興起到衰頹，差不多經過了三百年以上的時間。”
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全球霸主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能源的完全自給自足。包括全球霸主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自絕於全球市場之外而躋身大國之林。故而，能夠控製重要資源，或占據交通要津的小國，就能轉弱為強，伺機叫價，捏住大國的軟肋，使之如鯁在喉。以我南海島礁局勢而言，國內分析家往往喜歡比較中越菲三方控製島礁的麵積大小，而容易忽略島礁的數量(越控29菲控8大陸台灣控9)、位置及其對航道和周邊海域的控製力，自然也就不免輕視相關威脅，看不到小國可能變弱為強的暗渡陳倉。
誤區四：大國心態，忽視小國也有大戰略
受前述誤區的累加影響，我們總是帶著一種一廂情願的大國心態去看小國。麵對周邊的地緣糾紛，我們往往形成這樣一種思維慣性，總是片麵強調小國搗蛋背後的大國推手，潛台詞是小國本身是良善的，是易於相處的，是不應該敢於挑釁大國的。其實，大國推手當然確實存在，但小國本身也不好對付!甚至在有些時候的有些情景下，與其說是大國在假手小國，不如說是小國在拉大國狐假虎威，通過促成大國衝突以實現自己的地區擴張。
因為篇幅所限，具體的案例就不展開細說了。隻希望國人都能擦亮雙眼，看穿真相，懷著匹夫有責的精神，落實一個國家最大的公益事業——國防。祝我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早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