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姚銳: 軍代表要我與母親劃清界限, 我能背叛嗎?
2023年初，在電視裏的北京市政府的春節團拜會上，在已經退離休的北京市老領導中間，我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長者汪家璆。她原為北京市的領導，離休前的職務是中共中央黨校的常務副校長，國家的正部級幹部。我從未與她謀麵，但是卻讓我想起一次她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教領域展開。那時的我13歲，因為小學上的是五年的實驗班，所以剛好成了老三屆的最小一屆。中學才上了一年，就開始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不再上課。當時我腦子裏印象最深的口號，就是偉大領袖的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既然是造反有理，於是乎，學校停課，學生開始造反，要“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
原本是受學生尊重的老師、校長們，一時間成為學生們野蠻批鬥的對象。我所在的北京八中的書記華錦、校長溫寒江、副校長韓九芳等，被拉到院子中間的台子上批判。記得一位高中的男學兄，揮舞著疙瘩肉的臂膀，憤怒地譴責校領導在食堂吃小炒，而看校門的師傅卻吃煮白菜等等，於是乎，爛白菜梆子劈頭蓋臉地砸向早已倦縮成一團的校領導，當然也少不了板帶的招呼。
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市的中學成立，主要由當時的幹部子弟所謂紅二代組成，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一身舊軍裝，腰間紮一條武裝帶，也叫板帶。板帶解下來，一端握在手裏，金屬頭朝前，掄起來打下去，所到之處，皮開肉綻。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問給他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叫什麽名字，她回答說：“宋彬彬。”毛澤東微笑說：“要武嘛！”於是，各大媒體一宣傳，要武之聲響徹全國。
第二天，1966年的8月19日，我校的紅衛兵首領陳小魯，陳毅元帥的兒子，牽頭組織了一場北京市西城區四中、六中和八中這三所學校的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大會，正是在“要武”之聲中召開。
這次大會的地點在北京中山公園的音樂堂。我們三個學校的學生都被要求參會。會議開始後，一眾被批鬥的人物被拉上舞台。除了這三個學校的領導，還有市教育局的局長李晨、孫國梁，而中間的一個小個子女人則是時任北京市團委書記的汪家璆。
我們學校的校長溫寒江自然是其中之一，據說是被在脖子上套了一根繩子，繩子的一頭拴在一輛自行車上，一個學生騎著自行車，像溜狗一樣，把溫校長牽了近6公裏，從八中送上了中山公園的批判舞台，途中溫校長還不斷遭受板帶的抽打。
被批鬥的人被一個個拉上舞台就位，其中一個身著淺黃色舊軍裝的女性讓我覺得越來越熟悉，終於，讓我內心炸裂，五雷轟頂，被批鬥者脖子下的大牌子上，清清楚楚寫著我母親的名字楊榮梅！我一下子蒙了。
母親與父親
母親當時擔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的教育部長。西城區管教育的機構，一個是教育局，主管教育業務，局長恰好是我母親的親姐姐，而西城區委教育部，是主管各學校等教育機構的領導班子配備及黨務工作。不知為什麽，把在二線工作的母親拉來批鬥。
批鬥會場上有哪些具體程序我已經記不得了，批一陣打一陣，口號聲此起彼伏，被批鬥的人開始被身後的紅衛兵雙手後撅，呈噴氣式飛機狀態，頭不時被拽著頭發揪起，以後身體又被按倒，變成雙手撐地的謝罪跪姿。最後，大會在海嘯般的歌聲中和口號中結束，每一個被批鬥者被身後的幾個紅衛兵連按帶踹帶抽打，趴倒在地，被踩在腳下。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就是要把資產階級反動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所以，大會的結束，就是把這句口號，演變成了現實。
隻是，讓我驚訝地看到，被批鬥者中間位置的汪家璆，雖然是最弱小的一個，身高應該不足1米6，卻硬撐著雙手，任憑抽打和反複踩踏，堅決不肯被打趴下，呈現出異常的不屈形象。直到大會組織者高喊一聲“把走資派押下去！”，汪家璆才和所有被批鬥者被拖離會場。
多年後，弟弟在北工大畢業後留校當團委書記，後被任命為北京市團委書記，和他說起前輩汪家璆，表麵文弱，內心有鋼鐵公司，弟弟連說了不起！了不起！
據說，那天的批鬥大會上，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折了三根肋骨。溫寒江校長渾身是血，昏死在舞台。被批鬥者個個被打得不成人樣。
從會場出來，早已靈魂出竅的我沒有乘坐公共汽車回家，隻是朝著家的方向，茫然走進長安街的暮色。當時13歲的我，不可能有任何作為，隻是本能地在狂飆中驚恐、震顫和不知所措。
等了一個晚上，母親沒有回家，直到第二天上午，母親回來了。猛一看，沒有很大變化，隻是頭上纏滿了白色的繃帶，樣子十分虛弱。我和弟弟撲上去，問她怎麽樣？一臉疲憊的母親卻平靜地說，“他們看我穿著軍裝，問我哪來的，我告訴他們，我是從部隊轉業的軍人，因此他們沒有使勁打我。”我和弟弟沒有看到母親身體被打的狀況，但是從我在會場上看到的情景，母親必定遍體鱗傷，但是她為了安慰我們，對於批鬥的情況，則輕描淡寫。
據研究者王友琴調查，中山公園批鬥會後，汪家璆是被一輛拉貨的卡車送回家的，到了家門口，車上的紅衛兵用腳使勁一踹，她遍體鱗傷的弱小身體，飛出了車廂，重重落在了地上。而母親怎麽回的家，還受到什麽折磨，沒聽她說過。
其實，我們當時不知道的還有，約半個月前，8月5日那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在叫實驗中學）紅衛兵在批鬥當中打死了該校黨支部書記、副校長卞仲耘。
不知是當天上午還是下午，一些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來到距離該校約200多米遠的中共西城區委找我的母親。因為，母親當時分工聯絡卞仲耘，而卞仲耘告訴紅衛兵，她的一些工作是根據區委教育部的指示而行，而不是她自行推行所謂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等等。是這些紅衛兵來找我母親參加當天下午批鬥卞仲耘的批鬥會，還是打死卞仲耘之後又來揪鬥我母親，不得而知。
總之，這些氣勢洶洶的女紅衛兵在西城區委的大門口，遇到了區委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他見形勢不妙，謊稱我母親當時不在區委，從而打發走了紅衛兵，使母親躲過了一劫。
宋彬彬是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當時宋任窮還沒有受到文革的衝擊，宋彬彬還是標準的紅二代。她作為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依然代表首都紅衛兵在天安門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是當時家喻戶曉的事情，當年8月21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轉載了8月20日《光明日報》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紅八月迅速變為消滅所謂“牛鬼蛇神”的時光。
那時的教師樓一層已經騰空，變成了一間間刑訊室。一次，我和一個同學走進一間，裏麵空空如也，隻有一個趴在地上渾身濕漉漉的中年女人，旁邊有一個臉盆，一個凳子，凳子上放著一個板帶，供進來的同學掄打。同學先進去，拿起板帶，掄圓了“啪”地一聲打在這個女人的身上，一層白色薄衣的女人卻沒有絲毫生理反應，隻是身體和身下的冷水顫動了一下。人應該早已死亡，我趕忙溜了出來。
當年8月22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的批鬥大會後僅三天，我們學校的黨支部書記華錦就被打死了。說是被打死，但是發現時，據說是自己吊死在窗戶的欄杆上。有同學告訴我，是那天她被批鬥了一天後，回到她的關押室，口渴難耐，剛倒了一杯水，不想一個調皮的學生在她的水杯裏倒進了寫大字報的墨水。悲憤難耐，又遍體鱗傷的華錦書記，麵對她曾視之為兒女的學生，一定是萬分絕望，選擇了擺脫。副校長韓久芳被打成重傷，終身殘廢。溫寒江校長卻被一些同學暗中保護，渡過了文革危機。
記不得是哪天，學校組織全體同學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是他八次接見紅衛兵中的一次。我們學校的同學在距離學校不遠的鬧市口，站在長安街路南一帶。這次與以往一樣，毛澤東身著軍裝與林彪同乘一車，記得第四排的車上有劉少奇，他站在車的最外麵，非常顯眼，也揮動著《毛主席語錄》，在山呼海嘯般的“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呼喊聲中緩緩駛過。這表明，劉少奇已經不是中國的第二把手了。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是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和學生。因為當時為了向全社會宣傳文革，學生們可以免費到全國各地串聯，史稱“大串聯”。由於人多，我在火車的行李架和椅子底下都睡過覺。但是想想，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的公共汽車上，有紅衛兵唱歌。一個光頭穿舊軍裝的小個子，洪亮地唱著造反歌，“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的旋律深深刻進我的腦海。當時的時代主旋律就是這兩個字：造反！
文革運動從文化教育領域轉向各行各業，宋要武（彬彬）的父親宋任窮被掛著大牌子呈噴氣式批鬥的照片後來廣為流傳，紅二代也紛紛變成了“狗崽子”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直至紅衛兵的“聯合行動委員會”被中央文革宣布為反動組織，紅衛兵運動算是告一段落。
那時候，我們學校已經被軍管。一天，軍代表找我談話，意思是要我和母親劃清界限。軍代表談話時，手擺上桌麵，自然地露出了他的左手腕。改革開放以後，一些生活改善的人喜歡在手腕戴一塊瑞士名表，以顯示自己的財富程度，而軍代表的左手腕上，是一個明顯凸起的鼓包。據說是中印自衛反擊戰中，他的手腕被子彈擊中，彈頭剛好沒有穿透皮膚，就在骨縫中頂起來一個包，後來因為技術原因沒有去除。這恰好成為他的軍功章，表明這是一個軍功卓著的英雄，無產階級的剛強戰士，他的話，你一個13歲的孩子能不聽嗎？
可是我當時卻被自然情緒左右，竟然無動於衷。我小時候在幼兒園瘋跑，跌破了膝蓋，母親給我換藥時看著一片傷口，禁不住落下眼淚，並且越哭越厲害，我卻一臉茫然，以為她遇到了什麽委屈的事。她帶著我騎車，抱著我照相……,一幕一幕，我怎麽能背叛把自己一點一滴拉扯大的母親呢？！
那時候，父母都在各自單位被審查，不讓回家。他們在1949年建國以前在北京市從事地下黨工作，後來又調到部隊。姥姥家就是北京地下黨城工部的據點。父親因被敵方通緝，姓氏從姚改為馮，又改為董，以至於他百年之後，我為繼承這點事證明我爸是我爸，要多費些功夫。父親被扒了領章帽徽，是審查他在地下工作時有無變節叛黨之類。我母親同樣如此。尤其是，一次我父親讓母親去送份情報，不料地點已經被敵方蹲守，母親被作為嫌疑人當場抓捕。押解她的途中，正逢學校放學，見嗚泱而出的學生，母親趁亂撒腿就跑，竟然逃離了虎口。這本是一件好事，我父親覺得很受啟發，卻沒想到在文革中成了被審查不放的事由。
1966年的5月2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5月7日的批示史稱“五·七指示”，在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五七幹校普遍設立，母親也被發配到西城區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和接受審查。
那時候家裏的主心骨是我的姨夫。他是我父親地下工作時的上線領導，解放後因身體多病一直在家養病，那次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麵。他聽完我說的一係列情況，怕我在學校受欺負，又因為那時已經停課，就對我說，那你就別去上學了。
沒想到這是我和姨父的永別。8月27日，打死過副校長卞仲耘的師大女附中把我時任西城區教育局長的姨拉去批鬥，不僅剃了光頭作為侮辱，批鬥會後，在把她送回區教育局的一路上還沒輕沒重的抽打。卞仲耘與我姨和姨父解放前就認識，又由於工作關係，時常去家裏串門。她進來見表哥在爐前燒水，就說，將來給你媳婦做飯啊！是個性格爽朗的人。
也許是這層關係，批鬥完我姨當天，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又跑到姨的家裏，強行騰出一半房子充公，將7口之家壓縮在剩餘房子裏。姨父種的一院子的花，被砸了個稀爛，本就在病中的姨夫，不幾天就中風去世了。
那一段時間，我就在社會上瞎玩瞎混，沒有去學校搞什麽斷絕關係。偶爾去一次學校，看見班裏的課桌椅都被搭成了地道，因為那時電影《地道戰》影響很大，來的同學在“地道”裏鑽來鑽去。聽說，有的同學在學校貼出了大字報與走資派的父親斷絕父子關係，還有的同學在學校的廣播裏聲明與黑幫家庭決裂。班裏有兩個同學的父母，不堪迫害，含冤自盡。
1968年底，停課兩年多後，我也算是初中畢業了。兩年之中，中學生們將北京市的所謂“地富反壞右”消滅或趕出了北京之後，又開始了內鬥，“四三派”和“四四派”鬥，社會上老紅衛兵和出身下層的團夥鬥，殺死“小混蛋”就是那個時期的典型事件。各單位的革委會對於本單位“走資派”等等所謂“壞分子”的審查揭批，也進入了一個嚴酷的時期，使這些人到了絕望和身心難以承受的階段。
G同學的母親是女一中的副校長，叫王毓真，與我母親很熟悉。她從1966年開始，就長時間在學校遭受毆打、侮辱和監禁。1968年12月12日，她從監室中逃出，通過公用電話聯絡到家裏。G同學說當晚隻見他父親披了一件棉大衣就出門了，從此再沒有回來。他們夫妻見麵之後，想先躲避到一個親戚家裏，但是，那個年代，誰敢去包庇一個所謂“壞人”呢？最終，兩個人在走投無路之下，竟相約赴死，一起跳進了西八裏莊京密引水渠冰冷的水流。
多年後，母親也對我說過，最困難的時候，她也想到過死，隻是想到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堅持活了下來。我想，也應該是這個時期。嶽父作家楊朔，也是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
1969年初的一天，在學校門口，同學告訴我被學校分配去延安插隊。兩年多來，學齡青少年沒有學上，這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沒有先例。偉大領袖終於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我這個15歲多的城市少年，戶口被從北京市遷往陝西省延安縣的大山溝裏安家落戶，在勞動中接受再教育，並且在黃土高原上自己養活自己。
去延安插隊之前，我帶著弟弟去和母親告別。她所在的西城區五七幹校在北京北郊的農村。我和弟弟輪流騎自行車，帶著後座的另一個，迎著呼嘯的北風，艱難前行。尤其是弟弟比我小兩歲，還不能騎在車座上，隻能跨在大梁上拚命踩踏腳蹬。
記不清和母親見麵的細節，反正她沒有資格招待兩個遠道而來的兒子吃一頓飯或者喝口熱水，也沒有給她多長時間與我們說話。匆匆別過後，我相信母親堅定了活下去的決心，一個15歲的兒子去黃土高原放羊，一個13歲的兒子在城裏自生自滅，一個母親怎麽能放心撒手人寰？
我到陝西後不久，知道母親在勞動中不知是神情恍惚，還是被有意派到危險之地勞動，因掏土塌方被砸成了大腿骨折。
那些日子，我見村子裏在開春時有人外出要飯，張羅去延安找一個有幾分熟悉的幹部，給村裏的鄉親們買榨油後的麻渣充饑。全村二十多戶人家，湊了80多塊錢，我和村裏的一個青年一同拉車前往，不料半路上裝錢的衣服從車上滑落，不知蹤影，我隻好光著膀子無功而返。
在帶魚3毛8分錢的時代，80多塊錢不是我能賠得起的，隻能向家裏求助。母親骨折，自我照顧已經很困難，卻硬撐著架起雙拐，咯登咯登地穿街走巷，到銀行和郵局給我寄錢還債。不僅如此，知道我吃不飽，還和經過戰亂的姥姥用省下的白麵烙成“其子”，給我寄來一大包。
又過了一段時間，插隊青年陸續有人回京探親，我和大我幾個月的表姐一同到公社申請回京，但是公社隻批準了表姐。母親在北京看到隻有表姐一人回來，並且進門就大口大口地幹啃白麵饅頭，淚水一下子就掉了下來。
之後，父親被安排去他們部隊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母親和弟弟也被批準同行。我也在延安插隊近兩年後去湖北與家人團聚，並且從那裏與其他部隊子弟一起“學軍”入伍。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粉碎，開始撥亂反正，平反昭雪。母親返回西城區後，先做西城師範學校的負責人，又恢複原職，後又被任命為中共西城區委副書記，主管文化教育和科技衛生，也叫文教書記。當時，北京市所有的頂尖學校都在西城區，西城區區委和區政府距離國家教育部僅兩三百米遠。鄧小平複出後，主管教育，到西城區調研時母親自然是匯報和接待的主要人員之一。關於當時的一些具體情況，我到她九十歲時才想起來問她，她說不出什麽我想要聽的細節，隻是說，接待鄧小平和到教育部參加鄧小平主持的會議都很正常，就是正常的工作。
鄧小平主管教育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迅速恢複了高考，讓一大批被耽誤的學子圓了大學夢，為以後的改革開放積蓄了人才。由於我在文革前實際隻上了6年學，因此父母也希望我能參加高考，爭取最後的學習機會。
我從部隊複員後和一些複員兵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物資局，我在幹部處工作。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建中央工作隊到當時的七級部撥亂反正，我隨局裏的副局長參加了工作隊。
剛去時，七級部部長兼工作隊隊長是汪洋，一位開國少將，模樣斯文，但講話比較衝，可能常與造反派在會場爭論有關。有一次開會，副部長錢學森講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本來我是帶了一本計算手冊的，如果爭論起來我就看計算手冊如何如何。可見以往開會都不太平。不久，部長和工作隊隊長就換成了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
宋任窮與汪洋不同，大氣沉穩，老道謀略。有一陣，部裏各單位對工作隊有一些不好的議論，宋部長調集分散在北京郊區的各單位到城裏的工人體育館開大會，大轎車、卡車停了好一大片，錢學森等副部長也全數到場。會上僅宋部長念了不到一小時的稿子，肯定工作隊的成就，就散會了。既沒有主持人的開場白，也沒有主持人在部長講話後說大家要認真學習領會之類，簡簡單單，但是意味深長。
由於參加工作隊的工作，1977年第一次考大學我一點複習時間都沒有，上考場就答題，結果百分製的數學，我隻得了3分。其實，我在上學期間，最喜歡的就是數學，上數學課就來精神，而語文還曾經不及格補考過一次。但是，經過文革的停課、上山下鄉、放牛放羊、部隊當兵、機關坐班、工作隊的撥亂反正，與科學知識分道揚鑣了。
第二年母親介紹我去找溫寒江校長補課，曾經被打昏在舞台上的溫校長，重新煥發了青春，他住的院子也非常整潔，不像北京大多數四合院已經被擁擠的人們變成了棚戶區。去年，我們八中的校友，給溫校長做壽，剛慶祝了他的百歲壽辰，至今健在。他給我介紹了補習老師，但是我已經錯過了人生最好的學習時光，早已不是那個見了數學就來精神的少年。
對於高考的英語，我更是摸不著頭腦，小學時學過一點，早已忘得精光。說來也巧，一天乘坐公共汽車，見一位白發長者，我按照習慣起身讓了座。沒想到又一次在公共汽車站相遇。攀談起來，老者姓唐，是女八中的老師。他覺得我是個有禮貌的好青年，和掄板帶打人的文革小將不一樣，又知道我在準備高考，於是邀請我去他家教我英語。但是我過了學齡期，感覺是油鹽不進，聽著聽著睡意就來了。唐老師的老伴章老師在一旁看著我越來越低的頭，像是《水滸》中的阮小二阮小七，看那些喝了他們迷藥水酒的官兵，連呼“倒也倒也！”我這才夢醒，連說不好意思，重新聽課。
最後，我好歹是考進了外語學院。後來一問母親，才知道唐老師是1957年反右時期西城區的有名大右派。通過我這個偶然因素，母親了解到下麵學校的平反工作還有不少問題和左的阻力，唐老師的右派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母親向唐老師了解情況後，讓該校的書記和校長到區委，力主給唐老師平反和恢複了黨籍。
1982年，母親當選為中共北京市第五屆市委委員，按照慣例，每一個區有一個市委委員，是區委書記。但是在換屆之時，為培養年輕幹部，上級派來年輕的同誌擔任了區委書記。那時也正趕上選舉人大代表，中南海有一個投票站，按照慣例，屬地西城區委書記在投票當天為中央領導監票。新區委書記對母親說，我就住在裏麵，總和他們見麵，老楊你就去監票吧。因此，《鄧小平在北京》畫冊裏，留下了一張難得的鄧小平投票時母親站在他身後的照片。
1984年6月18日鄧小平在中南海選區參加西城區人民代表選舉，後立者為西城區監票人母親楊榮梅
2022年4月1日母親去世，終年91歲。1966年在北京中山公園紀念堂被批鬥的人，大都已經過世，隻剩下汪家璆老人和百歲的溫校長。我衷心地祝福他們健康長壽，希望那個可以任意侮辱和迫害師長的年代永遠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一去不返。
2024年3月28日清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