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晚清時候中國由天朝大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的割地賠款，使得整個國家都是積貧積弱，乃是中國曆史上最“貧窮”階段。在晚清老照片裏，除了慈禧太後李鴻章光緒皇帝等這些達官貴人之外，普通老百姓衣不遮體，窮得如叫花子，沿海一帶的中國老百姓都下南洋或者去美國當勞工。
但是，令人奇怪是，對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的晚清，兜裏依然非常有錢。所以，很多人奇怪，貧弱的晚清，為什麽財政收入能翻倍呢？
晚清的賠款
我們現在看看晚清不平等條件的賠款金額。晚清對外賠款條約，第一次就是鴉片戰爭，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清政府賠款2100萬銀元。但在戰爭中，1841年也簽訂《廣州合約》，也賠款630萬銀元。
在戰後一年的1843年，在《南京條約續約》中，清政府再次賠款金額為670萬兩白銀。
當時銀元是西班牙銀元，一塊約合7錢一分白銀。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一共對英國賠償了 2544萬兩白銀。
在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中，尤其在1856年到1860年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其中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中，清政府對英國的賠款金額為400萬兩白銀，對法國為200萬兩白銀。
在1860年《北京條約》對英國賠償1300萬兩銀白，向法國賠償800萬兩白銀！
在此期間，沙俄乘火打劫，與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割走了中國10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這又怎是金錢可以衡量的！在1876年和1881年清政府又在其他條約中向英國賠償20萬兩白銀，向沙俄賠償900萬盧布。
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日本獅子大開口，竟然開出賠款2億兩白銀的要求，清政府卻是一口答應。除了兩億兩白銀之外，為了讓日本退出遼東半島，清政府還另外給了其3000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以及150萬兩白銀“威海衛駐軍費”！
甲午戰爭悲哀也沒結束，在五年之後，1910年八國聯軍侵華，大清戰敗一年後與八國聯軍簽訂的《辛醜條約》賠償金額更是令人瞠目結舌：4.5億兩白銀！
清朝的財政收入
但是，麵臨如此巨大金額的賠償金額，晚清政府卻是一隻眼都不眨眼，說賠就賠，一副財大氣粗的模樣。有資料統計，乾隆執政時候，財政收入是4000萬兩白銀一年。如果這些財政收入都用在晚清對列強賠款上，乾隆也沒有錢花費在“六下江南”，至少也要中國人勒緊腰帶30年才還清，但晚清政府卻毫無猶豫去賠款，這是為什麽呢？
現在就有一張表格說明問題：
（表一）
可以看到，清朝初年財政收入規模從順治初期的2428萬兩，在雍正時候迅速增加到3,585萬兩，主要是這一時期實施的稅製改革，那就是“攤丁入畝”。然後財政收入增加到乾隆中期的4858萬兩白銀，總量增加了一倍，在乾隆末年又略有下降。
之後，在1840年鴉片戰爭十年內，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在三、四千萬兩白銀左右。在鹹豐、同治年間的財政收入缺乏史料具體記載，但這一段時間雖然產生厘金這樣的新稅目，但為了鎮壓當時太平天國等各地起義軍，造成軍費開支膨脹消耗了財政收入，因此清政府財政收入也不會增長太大。根據估計，這一段時間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體應該維持在5000-6000萬兩白銀之間。
清朝財政收入飛速增長是在光緒年間，以下表格也是光緒到宣統的財政收入統計：
（表二）
可以看到，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末年，還是一副土豪的模樣。清末財政收入，從鴉片戰爭時候的4000萬到同治年間的6000萬，再到甲午戰爭時候的8000萬，在1908年達到了二億，在1911年清朝滅亡時候，財政收入達到了三億。這麽龐大的財政收入，幾乎是清初最繁榮時候“康乾盛世”的十倍。
清初財政體係之建立
我們現在看看，大清雖然是滿族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但是搞錢能力也勝過明朝。清軍入主中原時候，滿清貴族也知道自己打仗雖然厲害，但文化比較落後，為了統治中原地區廣大的社會，必然吸收漢族統治者的治國之道。同時，前朝滅亡也使得剛入主中原的滿清貴族惴惴不安，必然也要改革明朝製度。
所以，清朝在製度上也可以說是明朝的2.0版，也就是改進版，在財政收入繼承了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另一方麵也改革明朝弊端，並且實施三大財稅政策，新增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火耗歸公。
丁，就是成年男子，就是新出生的男子不加賦稅。攤丁入畝，就是取消明朝之前的人頭稅，根據土地規模多少來收賦稅。這樣，戶籍管理也沒控製這麽嚴格，有利於促進人口流動與工商業發展，也自然增加清初的財政收入。
火耗歸公也是雍正提出的，火耗就是民間上繳的碎銀，熔煉成大銀錠造成的損耗。在明朝時候，官員貪汙腐敗，命令民間多交一些碎銀彌補熔煉成為大銀錠的損耗，借此可以為自己聚集財富撈取好處。
但雍正時候，需要把火耗歸公都公開化，由政府統一征收，然後返還到官員的俸祿，這樣形成一筆養廉銀，解決官員工資不夠開銷的問題，這也是針對明朝官員俸祿過低，造成腐敗問題的修正。
同時，清朝在貨幣上繼承了明朝後期的銀本位製，不再像明朝用紙幣給官員發俸祿，官員也不用擔心自己工資因紙幣貶值而下降。這就保證了官員的收入穩定，減少了官員對財政收入的盤剝，財政收入也變得更加穩定。
所以，清初在雍正“攤丁入畝”之後，財政收入急速增加到了三千萬兩白銀之上。在乾隆時候，商品經濟發展，財政收入也突破了四千兩萬白銀。但由於清朝都是實行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工商業發展發展受到抑製，對外貿易也被遏製。
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也停留在中世紀的農業國水平上，財政收入隻能以田賦為主體，通過“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改革，也講田賦征收定額化，也就是說由於稅收都是田賦，也就是土地稅。但是土地規模也有限，決定了前清時期財政收入不可能有大規模發展，直到乾隆末年與嘉慶道光時候，財政收入都維持在四萬兩白銀左右，徘徊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之上。
現在也有一個表格，可以看到清初的財政稅收，主要也是田賦
（表三）
從表格中，地丁銀在財政收入占據比重為61%-88%之間，其他諸多項占據比重最多時候也不到40%。在表格中地丁銀，就是“攤丁入畝”後對田畝與丁役合並之後征收的貨幣形式收入，它是田賦的主體部分。清朝部分放鬆了鹽業的壟斷經營，允許一些私人販鹽，這也為清朝增加一些財政收入。但是，在前清時候，農業稅依然是主體。
但是，大清在明朝基礎上建立的2.0財政體係，在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叫貿易戰爭）爆發時候，顯得都過時了。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大清雖然賠款了二千一百萬兩白銀（主要以西班牙銀元支付），加上自己的戰爭開銷和局部減免，總計耗費了四千萬兩白銀。
看起來是很龐大的數額，但對清政府也算太吃力。要知道，前清時候，乾隆鎮壓大小金川的戰爭花費了一億兩。嘉慶時候，鎮壓白蓮教的戰爭花了二億兩，都遠遠多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清朝財政都沒有受到太大衝擊。
晚清新增的稅種
實際上，鴉片戰爭帶給大清的衝擊是全方位的。由於通商口岸的開辟，中國由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從一個農業國也步入了世界工業國家體係之中。由於國門打開，中國與其他國家貿易速度的增加，自然也增加了多種稅種，也帶來了關稅的增加。
現在看看清朝國門大開之後新增的稅種。
海關稅
第一大能增加財政收入的稅種就是海關稅。如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沒有對外的海關，廣州的那一點關稅主要也是與內地關卡收入進行合並的。在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通常口岸的開辟，在沿海一帶都設置了海關，海關稅也成為晚清財政收入的主力之一。
在鹹豐末年，關稅隻有四百九十餘萬兩，到了同治末年達到一千一百四十餘萬兩，光緒末年更是達到了三千二百九十餘萬兩，占據財政收入比重的20%-30%。因此，關稅收入很快就彌補了戰爭損失，這也是清政府麵對對外戰爭失敗，卻財大氣粗敢說“賠”。
需要提及是，當時清政府為了更好增加海關關稅，就聘用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在赫德的管理下，海關部門成為清政府中最廉潔高效的部門，關稅的財源滾滾，成為清政府十分穩定的稅源，對財政穩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但我們可以想象，如果這一切都交給滿清貴族去管，可以到了地方官員的腰包裏，效率也是低下，清政府財稅收入也不會這麽多……
厘金
第二大增加稅種就是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業稅，太平天國時期為應付軍餉的不足，向商家進行征稅。在鹹豐三年（1853）開始征收，就是商人從事商業活動都要征收稅。
由於晚清的對外開放與通商口岸興起，這也吸引了一些農民到城市裏經營小手工業者、從事商業買賣活動，間接也刺激了商業發展。在鹹豐三年(1853)開始起征，開始征收厘金，也是清朝的主要財政支柱之一。
在同治年間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萬兩上下的收入，最高可達1963萬兩左右。如此高的財政收入，一方麵可以看到清末商業的繁榮，也另一方麵也看到清政府對民間商業活動的盤剝，清末，在各地設各種商業局和卡來征收厘金，幾乎“無處不卡，無貨不稅”。
當時商品之間的流通，也要交很重的關稅，也就是厘金。起初厘金關稅僅僅為1%，但是到後期不斷提高，許多地方在5%-10%之間。如在同年初年，上海的油、豆餅的厘金稅率比鹹豐十年（1854年）增加了十餘倍。厘金財政收入以極高速度發展，在晚清征收三十年後，占據財政收入總額的將近20%。如此高的厘金，嚴重剝削了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打擊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鐵路
第三大增加稅種就是鐵路。剛開始，清朝廷認為修建鐵路破壞風水，不肯修路。但是在甲午戰敗之後，清朝廷才發現，在戰爭中由於沒有鐵路、援軍、物資等後勤補給隻能依靠馬拉車推，貽誤戰機。
於是，晚清政府在全國各地廣泛修建鐵路。之後，大清官員也發覺鐵路能使地方財政收入急速增加，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尤其是1906年通車的盧漢鐵路，去掉借款利息、成本，每年還淨賺三百多萬兩白銀，這還不算各地火車站所帶來的商稅收入。
於是，鐵路成為清朝官員的香饃饃。在經濟利益驅動之下，從討厭鐵路到瘋狂修建鐵路，並且也把一切地方路權賣給民間資本，允許私人企業修建鐵路。但到後來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清朝政府在1911年清廷宣布鐵路國有，將民營鐵路和路權全部收回，由此引發保路運動，這也成為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之一。
額外稅種
此外，在慈禧太後執政之後，鼓勵漢族官僚興起洋務運動，在全國各地開設現代化工廠。這些工廠產生的稅收，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都有很大一部分都要落入清政府的口袋裏。
此外，還有著土壓厘稅（鴉片稅）也是中國千年來財政收入過數萬的稅種。主要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覬覦英國鴉片貿易帶來的收入，也鼓勵在雲南、四川、貴州等地種植鴉片，然後推廣到全國，美其名曰“與洋爭利”，並且為鴉片生產與鴉片貿易設置洋、土藥厘稅，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
以下就是晚清各個財政稅的稅種表格
（表四）
可以看到，晚清與清初相比，田賦在財政收入占據比重也是曾現下降的趨勢，但是絕對數額也是不斷增加的，這說明它依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構成部分。農業稅比重的下降與其他各種稅的出現與比重的上升，反映了伴隨著清朝國門大開，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晚清進一步發展。
但是田賦稅依然占據百分之三十的比重，其他收入占據比較大是厘金與關稅，這也反映了晚清根本上也是一個農業國，然後商品經濟也要受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掠。
從表格上也可以看到，當時農民不僅要交農業稅，也要承受各種間接稅轉嫁過來的稅，以及農產品與工商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剝削。
清政府財政花銷
雖然清朝財政收入突飛猛進，但都是花銷巨大。如清朝興辦洋務運動需要錢，洋務派官吏興辦洋務，購買軍火，借洋債等名目，把一些回扣都塞進了自己的腰包。洋務運動的造船廠等軍事工業，都不以市場盈利為導向，這樣軍工長產品盈利歸洋務官員占有，虧損國家承擔，自然談不上盈利的積累。
雖然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洋務運動也認識到無法填補軍事企業造成的巨額虧損，於是就興辦礦藏開發、建築鐵路等民辦、官督民辦等企業。但對這些企業都是增稅很多，自然也不利於企業發展。
再加上與列強戰爭的對外賠款，使得清政府背上一屁股換不清的閻王債，為了還債，清政府把鐵路運輸、各種稅收項目都抵押出去，使得中國朝著半殖民地社會深淵滑去、清政府為了還清債務，對國際發行國債，又被列強操控了匯率，讓銀價暴跌，變成被列強“二次宰割”。這樣，看似有錢的清王朝，每年增加的財政收入也不過手裏焐熱一下，就要賠出去。所以，財政收入連飆升的清政府，每年每年虧空三千萬兩，年年入不敷出。
結語
所以，清政府高的財政收入都是靠著剝削來的，戰爭賠款，均攤給了國民。如對農民增加土地稅，對商人增加營業稅，對工人增加收入稅，總之能剝削的都要剝削。
於是，在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財政收入：30191萬兩銀子，這是個封建王朝財政收入史無前例的數字，喜破三億大關。
可是，就在一個多月後，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遜位，至此，清朝268年對中國統治由此也結束了。
雖然清朝結束了，但是中國封建性財政體係在清代已走上巔峰，為中國近代性財政體製到來做好了鋪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