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情可見劉道玉的文章“憶諍友季嘯風幾件往事”
（1988年8月）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負責人安排我與教育部的主要負責人見麵，當我得知其中有實際上的一把手參加時，我提出不願與他見麵，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參加，因為免我的職就是他一手包辦的，而且是借機發泄對我進行改革的不滿。關係弄得很僵，一個想參加，另一方不要他參加，相持不下。怎麽辦呢？最後，朱開軒副主任多次給我打電話，說明那位負責人是誠懇的，是專程從北戴河趕回來見我的，希望我消除誤會，有話當麵說清就是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再堅持，還算是顧全大局的了。
談話的場麵十分尷尬，似乎誰也不想首先發言。沉靜片刻之後，還是那位一把手先開了口，他說：“道玉同誌，我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其實，我們對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對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我插話說：“不是什麽誤會，而是你對武大的改革成見太深，你不是說：‘學分製在美國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製也出了優秀的人才嘛！’這怎麽能說你對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對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為什麽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職務呢？校長可以不當，是非必須澄清。還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高等教育宏觀管理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可是，會後你派人搜集我發言的錄音帶，其用意何在？這是極不光明正大的，這篇發言在《高等教育學報》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發表了，還用得著你去搜集嗎？這是違法行為，粗暴地踐踏了學術研究政策。”
那位負責人辯解說：“我不是對著你的。聽說武大有個教授在會上發言時很激動，寧肯被開除黨籍也要批評國家教委。我以為這一個教授是對我有意見，因此想找到錄音帶聽聽，以便檢查自己的工作。”
“不，絕對是衝著我來的，後來的一係列的事實均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但決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擊報複持不同意見者。”
談話當然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下午，人事司負責人陪同我們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國教師休假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