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後半輩子的生活都和這幾個潦草的批字有關。
俞平伯是昆曲愛好者，也是昆曲的推進者。這個一輩子癡迷昆曲的學者，實際隻正式上過一次舞台演昆曲。他當時扮的是醜角彩鶴，畫個白鼻子。
俞平伯上台後咳嗽一聲，接著大聲說了這麽幾句台詞：“好跌啊，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
據說俞平伯音調念得鏗鏘，聲音出奇地大。看著台上認認真真演戲的老人，回味著“天下第一跌”，在場人無不動容。
俞平伯一輩子出奇地順利，如果沒有那次批他的《紅樓夢研究》和以後的曆次風波。
俞平伯人生的第一跌就是1954年對他《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據文懷沙回憶，1951年他父親去世和其他原因，俞平伯沒錢了。
俞平伯找文懷沙借錢，文懷沙正在幫棠棣書店編一套古典文學叢書，建議他把27年前出版的《紅樓夢辨》再加新作，再出版一次。這樣文懷沙可以幫他預支稿費。
俞平伯此時可能真沒錢了，開始在舊作上刪改，還用漿糊、剪刀貼貼剪剪，就這樣弄成了一本13萬字的書稿。
這本書稿，俞平伯預支了兩百萬（新幣兩百元）稿費，去處理他的家務事了。
棠棣出版社的徐氏兄弟並不看好這本書，當時隻印了五百本。沒想到，銷路好的出乎意外，重印了六次。
據說這本書當時的偉人很喜歡，為此他被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看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開始的時候還給他帶來了好運。
這種好運持續的時間並不長，胡適在學術界、思想界的影響需要批判了。
批胡適當時需要一個突破口，像當時不期而至的好運一樣，惡運的來臨也莫名其妙。就當時胡適的影響，找個突破口不難，偏偏選中了俞平伯。這個書呆子，因為這本《紅樓夢研究》成了突破口。
林默涵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的對象，隻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鬥爭就可以展開了。”
如果第一次的好運還和他的研究有關的話，這一次的惡運，根據林默涵的講話實際已經和《紅樓夢》沒有關係了。
《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成了個幌子，後麵的胡適才是批判的目標。
倒黴的是俞平伯成了這中間的載體。
這麽複雜的關係，相信書呆子俞平伯是弄不明白的。實際上，這之間的關係，誰都弄不明白。
俞平伯的“天下第一跌”，於此已經注定。
為了了解這段公案，我還特地閱讀了李希凡的回憶錄《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
從李希凡的回憶錄看，李希凡和藍翎在撰寫那篇後來惹了大事的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也沒有特殊的政治目的。
隻是兩個有誌向的青年學子提出的學術思考，沒有功利性，沒有政治目的。
他們當時也沒想到，這成了有些人利用的武器，成了打向俞平伯，轉而批胡適的重要武器。
但學術總是逃脫不了政治的，李希凡在文革中把毛主席談《紅樓夢》的信放大貼滿家中一麵牆，應該能夠說明問題。
至少，這應該和學術是沒有關係。
其實，當時選擇俞平伯卷入政治，這應該算是找錯了人。俞平伯從年輕時起就不喜歡政治，對於人情世故他單純的就如一張白紙，這樣的人，怎麽可能攪入政治呢？
俞平伯曾經講過一件小事。
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約他去見一下胡適。
當時胡適住在黃龍洞，過去有點距離。
俞平伯覺得走不動那麽遠的路，他要坐轎過去。可俞平伯覺得瞿秋白不是常人，是黨員，是無產者。他斷定瞿秋白不會坐轎，所以對瞿秋白說，我們各自過去。
沒想到，俞平伯下了轎回頭一看，瞿秋白也是坐著轎子來的。
俞平伯連說，好笑，好笑。
這樣的俞平伯，自然和政治無緣。可政治就如空氣無處不在，俞平伯就這樣被政治了。
政治影響和學術影響是不同的，直接影響到他在社會中的地位。
俞平伯本來是交友滿天下的，開始被批判的俞平伯感到了人情勢利，寫下了“交遊寥落似晨星”這樣的殘句，誰都被政治高壓籠罩著。
不管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是否有價值，但有一點是學界公認的，俞平伯是有真學問的。
對於他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其規模、範圍、深度都超越了俞平伯能控製的程度。為了表明自己認識的進步，他寫了檢查文章《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
這個莫名被政治了一下的書呆子，開始對昆曲更癡迷了。
1956年，北京成立昆曲研習社，俞平伯被選為社委員會主任。
盡管，俞平伯嚐到了政治的滋味，隻是他始終不習慣官場的一套。
有次他們演出完，總理上台和演職員合影，在這些人裏居然沒找到他。後來發現他上台了，以為是來合影的，沒想到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
這樣的人，我們怎麽評價呢？是清高？還是無視領導？是值得提倡？還是需要批評？
本來，對此的評判並不難，現在似乎還真不好說。
1964年，現代戲火了。北京昆曲研習社在請示王昆侖以後，宣布解散。
這也是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的一個標誌。
文革時他的老君堂被抄。當時俞老太太還在，家中有壽材，他們逼俞平伯哭媽。
在牛棚學習班，有人逗俞平伯唱個歌。沒想到他真在食堂唱起了一首革命歌曲：“長江滾滾向東方……”他唱得很認真，走調的嗓子把一位女同誌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著桌麵打節拍，對曹道衡他們年輕人說：“你們看，這是工尺譜……”。
這讓我想到後來聽曹道衡的文學史課，也給我們聽過工尺譜，原來師承是這樣來的。
俞平伯以後雖然再沒對《紅樓夢》有過研究，但《紅樓夢》卻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夢魘。
韋柰在回憶外公俞平伯的文章中寫道：去世前半個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紅樓夢》。睡覺時大聲喊“我要死了。”聲音可怕極了，我們聽了嚇一跳，衝進去看他躺在床上沒事。這是腦軟化的症狀。我們聽了挺淒涼，我們有什麽辦法呢？
1986年，給俞平伯開過一個65周年的學術活動紀念會議，不知什麽原因，會是開了，但特別低調。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去世，也沒有媒體報道，低調得難以想象。
俞平伯前半生的人生有過輝煌，曾是北大紅樓卯字號一隻溫順的兔子，也是一直讓我向而往之的兔子；後半生的人生就此沉寂，這應該是做夢都沒想到的。一個溫潤如玉的俞平伯，為了一本《紅樓夢》在急風驟雨中飄零，等雨霽風停，已經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或許，這就是那一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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