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比誰活得更長
杜麗／文
杜麗
小學畢業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讓父母吃了一驚：一塊鋪在課桌上的大墊子，全部用糖紙層層糊成，其厚度幾乎相當於一冊課本——真難為我攢了那麽多糖紙。這件浩大複雜的製作，曆時幾年，全是我在上課時間內獨自完成的。至今媽還常提起那個糖紙墊子。“就是當柴燒也得燒些時辰。”媽說。
可我的成績一直是第一。從小到大，我沒嚐過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學以前，除了學習，我什麽都不會。不對，縫扣子我會，縫幾針就打個死結，後來媽拆衣服的時候，扣子怎麽也拆不下來。
方圓多少裏之內都流傳著我的名字。高中時，我登峰造極，離第二名越來越遠，總分甚至高出將近一百分。一時間仿佛沒人能夠再教我，老師們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語課上，我一邊演算著疑難習題，一邊聽著英語老師犯的語法錯誤。我離同學們越來越遠，離真實的生活越來越遠。我是那樣孤獨，沒事的時候，我就在腦子裏把《中國曆史》上下冊、《世界曆史》上下冊從頭到尾默背一遍。什麽地方有個插圖，什麽地方有幾個注解我都心明眼亮，課本在我腦子裏打開著，一頁一頁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這哪是人過的日子。我盼著高考快快來，高考再晚來一步，我興許就瘋掉了。
那種畸形、病態的中學生活，我一想起來就後怕。假如再歸還我的少年，我寧可門門功課考零分，寧可不上大學，寧可填不出所有曆史年號的答案——隻要讓我過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個孩子生來就該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腦子裏裝滿了各種習題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個最最簡單的、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
所以，不管我考多少分，都是永遠不及格。高中時班裏已有人在戀愛——我背得下牛虻死前寫給瓊瑪的信，也明白羅徹斯特和簡•愛是怎麽一回事——書裏麵的愛是那樣天經地義。可是我卻搞不懂身邊的戀愛。他們的成績成雙作對地下降。他們究竟在人背後談些什麽，幹些什麽？我對他們又鄙視又羨慕，和他們相比，我實在是太可憐了：我甚至沒有暗暗喜歡過哪個男生。我的那根弦還在睡大覺。
1985年7月7日，我高考的第一天，爸爸戒了煙。從此他再沒抽過。爸爸的煙癮是極大的，我和弟弟妹妹曾費盡心機幫他戒煙都沒成功過，可這一回，是爸爸自己提出來的——孩子要上大學了，不得不考慮經濟問題。在小縣城裏，一個不吸煙的男人還能指望有什麽朋友嗎？爸爸年輕時就好交際，呼朋引伴，高談闊論，家裏總是煙霧繚繞。這一下，家裏冷清多了，爸爸推掉了一切應酬，減縮開支到了最低程度。用他的話說就是，他的煙“哢嗒”一聲停了。
靠了爸爸的煙錢酒錢，我和妹妹先後上了北大，又先後抽起了煙——我們真不愧是爸爸的女兒，煙癮一個比一個大。我們還互相友愛，你替我瞞這個，我替你瞞那個，都永遠是父母的好女兒——直到爸一次來京時偶然發現了一個滿當當的煙灰缸。
上了北大我才開始生活：從前都是白活了。學習好沒什麽大不了，我們班來自各省市的同學，個個都是拔尖生，高考成績比我高的有好幾個。尤其是，上了大學我才明白，對女孩子來說，值得炫耀的東西太多了：聰明，漂亮，乖巧，嫵媚，見識廣，能力強，會唱歌，會跳舞……學習隻是其中的一樁，而且好像還是頂次要的一樁。可除了學習，我哪一樣都不具備，哪一樁都不會。假如我沒有從前倒也罷了，假如從來就沒人誇過我，我還會有什麽失落？
原來我是被騙了。原來隻有我一個人蒙在鼓裏。原來我上了一個大當——為什麽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討人喜歡？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從大二到大三，有好幾個外專業、外係的男生轉到我們班：賀照田、楊光、龍清濤（筆名紫地）、陳國平（筆名西渡）、褚福軍。1986年9月，大二剛開學，班長楊軍帶了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男生來女生宿舍，說是新從漢語專業轉來的，要做我們的學習委員。我和他說話的時候，隔著楊軍，兩個人的腦袋側來側去，說的話斷斷續續。這男生叫龍清濤，八年後，我和他結了婚。
八年間，兩人徹底地鬧崩就有三四次，最難的是分書。每次分完了書，我會東跑西顛，上下求索，將他有而我沒有、我又特別心愛的書設法買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書又合在一起了，這些重複的書又一一賣掉送掉。讀研究生時，有一次分完書後過了幾天，他又來我宿舍要買我的一些屬於我但對他更有用的書，討價還價之後，算好了賬，付完了錢，外麵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經分手，他就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在我的宿舍裏待著。我拿了把傘護送他和他買的那捆書回他的宿舍樓，出樓門後，一陣風吹來，雨點斜著飄過來，我趕緊壓低傘去遮擋書。這景象被我那時的女友、哲學係的成瑞華在窗戶後麵居高臨下看了個一清二楚。第二天見了我，還沒等我訴說分手的痛苦，她就撒著嘴說：“騙什麽人啊，就看你那個小媳婦樣兒，鬼才信呢！”
大學同宿舍共是六個女生，那五個分別是：英蓮、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蓮和英姿一個來自東北，一個來自山西，兩人都姓杜，名字寫在信袋上，路過我們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門外問是不是姐妹倆，更有人唱著“十八歲的哥哥惦記著小英蓮”遠去。
我和玉琪成了好朋友，常擠在一張床上說悄悄話。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兒子叫小早，我的女兒叫小晚，那時我們指腹為婚，發誓要做親家——兩人還都沒有男朋友呢。現在，我沒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沒有。
我們三個姓杜的女生有個排行，英蓮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別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1995年一年裏，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兒子，英姿的兒子叫劉狗蛋兒，又叫劉美蛋兒——光是英姿叫兒子時的模樣就讓我妒忌得要死。英蓮的丈夫老王聰明絕頂，要給兒子起個特別的名字——爹媽沒給自己一個好名字，兒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時下複姓是潮流，他就叫兒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對意見，不知現在王杜若到底叫什麽？
我結婚後買洗衣機時，不知該買小天鵝還是海棠，一問，小天鵝是無錫的，海棠是山西長治的——剛巧是英姿的老家，聽著自然覺得親，就買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說起來我們班第一個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們都還在尋找進入社會的感覺，他的女兒就呱呱墜地了——他給女兒取名姚萬枝，因為，萬枝媽懷孕期間，萬枝爸吸了有一萬支香煙。老姚叫姚獻民，筆名鬱文，也寫詩，他把自己看成這幫詩人的領袖。
1987年10月31日，晚上七八點鍾的時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這場雪來得那麽突然，人們簡直一點兒準備都沒有，雪片兒就急切地灑下來，不一會兒就變成了一個銀白的世界。雪下得無聲無息，直到睡覺前還不停，我們都懷著莫名的激動入睡了，等著次日早晨看雪景。11月1日晨，等我們拉開窗簾，那場雪已經無影無蹤，消失得幹幹淨淨，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那樣不真實——也許清晨氣溫隻升了一點點，那麽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課的路上，我們都若有所失，上課的時候恍恍惚惚。後來，我們係那幾個寫詩的男生幾乎每人都寫了首詩，題目都叫《第一場雪》。
1989年夏天，我大學畢業，留下來繼續讀研究生。根據國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層鍛煉一年。我們係去的是北京青雲儀器廠二分廠，地點離北大很近，就在雙榆樹青年公寓對麵。我和武漢大學中文係考來的範智紅被分在鉗工班，分別跟著兩台衝床撿零件。衝床永遠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音，說話得扯著嗓門使勁喊。鉗工班有六七個人，幾乎個個都是結巴——據說與衝床的聲音有關。在我那台衝床上操作的是個長得相當帥氣的小夥子，叫賈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長得像今天的張德培。他見我擔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發的耳罩給我用，這下我更聽不見別人講話了。
小賈隻有初中畢業，沒什麽好炫耀，他最愛說的就是帶我免費逛動物園，說他爸是動物園的工作人員，他從小在動物園裏混，從來不買票，人熟路熟。
還有就是穿西裝的事：“小、小杜，你、你別看我現在這樣油漬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頭、頭發一吹，換上我的西裝，走在馬路上，你保準認不出我來。”
離開工廠後，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車，在魏公村附近，見一西裝革履男士飛車而過——我一眼就認出那就是北京青雲儀器廠二分廠鉗工班的賈精兵。
1992年春，我們研究生麵臨畢業分配，有個叫張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順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騎自行車衝進了北京動物園，被管理人員連人帶車扣下。後來，放了人，不放車。張虹生想起了小賈的話——我還以為他隻想帶我一個人逛動物園呢，敢情全都許過諾——就跑去給他打了個電話。小賈在隆隆的機器聲中說：這事兒包在哥們兒身上了。張虹生在自己待過一年的車間裏等小賈下班後（上班時間不準外出）兩人一起七拐八拐進到動物園。小賈衝煙攤一抬下巴：你去買包煙。到了管理處，小賈一哈腰，說：×伯，我是賈××的小三兒，我的哥們兒……張虹生及時地遞上了希爾頓。那×伯一揮手：車在那邊，推去吧。
我聽張虹生講了此事。原來當年小賈不是吹牛，還真能不花錢進動物園，他整天在隆隆的機器聲中想入非非天花亂墜是有根據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廠期間，我們大學的同學遊進死了。遊進是四川人，畢業後分在四川人民廣播電台。1989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層，臨行前和幾個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館喝酒話別，遇上壞人調戲女服務員，遊進上前製止，被捅了一刀，還沒送到醫院就斷了氣。他淳厚、風趣，笑起來朗朗有聲。仿佛前不久他還在班裏的新年晚會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畢業還不到半年他就沒了。後來他被追認為四川省新聞工作者標兵。
1991年秋天，我們班的又一個男生、寫詩的戈麥失蹤了。後發現他自沉於萬泉河中。戈麥內向寡言，我幾乎記不起作為同班同學和他有什麽交往，隻記得大學畢業後一次班級聚會上他說我嗓音聽不出性別。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將他的詩作整理出來，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是我們係八七級的女生張謙。詩集叫《彗星》，象征著他天才而短暫的一生。這時，我才好好讀了他的詩，被他詩中的光芒折服。書的後麵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懷念戈麥的文章，讀後我才知道戈麥在孤獨中寫作的情況。
1993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剛巧西渡回浙江探親，便結伴同行。西渡給我看了戈麥的三篇小說遺作：《地鐵車站》《猛獁》《遊戲》，我讀後大為折服。到南京後，我們設法找到王幹，希望能交《鍾山》發表。後來，《地鐵車站》發在《鍾山》1994年第5期，後麵兩個王幹送到《山花》，好像是在1994年第9期上發表的。
1992年春，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工作，正拿出簡曆來自我推銷，見一胖墩墩的小夥子戴著一頂極棒的燈芯絨棉帽走進來，覺得有些麵熟。這時，二編室副主任叢培香說：王清平，快來見見你的校友。
原來他是王清平！在北大時，他是有名的蘇州才子，筆名清平，傲氣得很，我隻在路上被人指點著見過他——一個清秀瘦削的高年級學生。知道他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但怎麽變得這麽胖？
據說，那天我一走，清平就在辦公室裏感歎：她就是杜麗呀，前幾年可是老多了。後來我跟他住一個樓道，這話傳到我的耳朵裏，我幾乎要找他拚命。
在北大時，清平有幾句詩流傳頗廣，無人不曉：
落山的太陽神奇的月
大餅烙好看下雪
你要抒情你就抒情
我肚子餓了我要吃大餅
語不驚人死不休，真不知這老兄是怎麽想出來的，一定是從武俠裏得的靈感吧？——他是中文係的資深武俠迷，尤愛古龍、溫瑞安。他若是開一堂武俠課，恐怕得講上好幾年。他自己也寫武俠小說，我聽他讀過好幾個開頭，精彩之極，但都沒寫下去。他在出版社大院的宿舍，活脫脫把北大男生宿舍給搬過來了：桌上擱著一年前的煎餅果子，床底下塞著幾百雙臭襪子——他說自己從來不洗襪子，在街上揀那種十塊錢五雙的買，穿一雙扔一雙。在他的宿舍，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了烏黑鋥亮的枕頭——煉半斤八兩的油應該沒問題。
最絕的是牆上寫在泛黃紙上的一首五言：
傾杯對簫鼓
拔劍無生死
少年愁夢裏
紅袖不解詩
我乍一看以為是毛主席的書法，再細一看，又是不同，那字、那詩都一定是神助——清平說是酒後潑墨而成。我看那幅字大有收藏價值，詩則會流傳百世。
在大學裏，有一天，我看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日瓦戈醫生將死前，在電車上，看到幾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一個靠著一個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他想到“不知誰的命運能超過另一個人的命運，誰比誰活得更長……”我在這句話底下畫了橫線。
1988年5月4日，是北大校慶九十周年。整個學校都在狂歡。晚上，我一個人在校園裏遊蕩，碰上高年級的學姐易敏，她和幾個作家班的學員在一起，我也跟他們一起去喝咖啡。其中有女詩人伊蕾。我早已聽說過她的名字。第一次見到她本人，在咖啡廳暗紅的光裏，我被她的臉震懾住了——二十歲了，我還從未見過這樣一張被磨損的女人的臉，那臉上有一種被痛苦、被屈辱、被歲月毀壞的無形的痕跡，有一種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痛楚與冶蕩。隻可惜我當時太小，無法領略那張憔悴的臉上動人的美。相反，坐在她的對麵，我替她害羞：她這樣堂皇地坐在那裏。
很晚我才去讀她的詩——1995年4月12日，我在書店裏買了一本1990年出版的她的詩集：《女性年齡》，我翻到後記，第一句話就是：“我好像天生就老了。”我為什麽沒有更早地讀到？
本文選自《藍色手指》，杜麗／著，貴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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