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珩女兒、兩彈元勳鄧稼先夫人——許鹿希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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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既新 |
2009年08月02日15:12 來源：人民網
許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攝）
許鹿希，初見這個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誰；如果我說“她就是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這卻是許鹿希最不願意聽到的解釋。
我從未遭遇過如此冷峻拒絕的采訪對象
我同許鹿希相識，緣於1992年拍攝楊振寧的電視傳記片之時。
楊振寧有個與之有著半個多世紀友誼的朋友鄧稼先。鄧稼先是中國的兩彈元勳，當時已不在世，我要表現楊振寧與他從中學時代開始的親如兄弟的情誼，收集和拍攝具體獨到的素材，就必須要找許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為拍攝踩點。為了和許鹿希取得聯係，我一邊采訪其他對象，一邊從早到晚往她家和醫科大學辦公室輪番打電話。那時候，在北京打電話還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就是找電話機。但是連續兩天始終沒有人接聽，直到第三天一早，我從北京西絨線胡同的招待所出門前再試，才聽到話筒裏傳來她平靜的聲音。原來之前她出差去了，這時剛回到家裏。我立刻十分激動地說明自己的來意和希望采訪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斷地回答說，她不接受這個采訪。聽她的語氣，要馬上掛斷電話了，我就加緊說明我們上海電視台拍攝科學家傳記係列片的初衷，我們的誠意，而且已經獲得了楊振寧本人的認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聯係又“掉線”，我越說越詳細越急迫，但是，我說了半個小時，她始終隻反複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為什麽要采訪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彈的。”如此，我隻好硬說“那明天我當麵來說明吧！”可能是因為我的韌性堅持，最後，她沉默了一下，答應我第二天上門去見一麵，不過規定在中午11點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時間。“我12點吃午飯，這之前你必須走！”她語氣幹脆地說，接著又補充一句：“你得帶介紹信來。”
在采訪中遭遇這樣冷峻的拒絕，在我還是第一次。但正因為這樣，使我要探個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強烈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許鹿希家之前，我先順道訪問了也在西絨線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三十一中學的前身，就是曆史上的崇德中學，是鄧稼先和楊振寧的母校。
校友會的一位老教師接待了我。聽到我就要去采訪許鹿希，她提醒說：“可能難有結果！”她的理由是，鄧稼先逝世後，母校想為他立個雕像，可是家屬堅決不同意，因為這之前光是出了個紀念性的小冊子，就為他們家找了很多麻煩：有不少大學生看了鄧稼先的經曆後說：“這是個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國外，不知能掙多少大錢，也不會這麽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內開展鄧稼先事跡的宣傳教育活動，不料十幾歲的娃娃們也疑問不少，說：“像他這樣值嗎？”老師們痛心疾首，大聲問：“都是這樣的價值觀，今後國家發展靠什麽？”顯然，許鹿希對采訪的冷淡態度與這背景是大有關係的。
許鹿希的家在北太平莊的一個大院落裏，很普通的平頂式住宅樓。進了門隻見裏麵水泥地，白灰牆，裸露的管道和電線，像是沒有經過什麽裝修一樣，更沒看到有成套像樣的體麵家具和擺設。
許鹿希把我引進一間顯然是待客的房間，那裏除了兩個布沙發，兩把鋼管椅，一個寫字台，一個小書櫥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貼在牆上的毛筆字：“兩彈元勳鄧稼先”，那是張愛萍的手跡。下邊有一張裝在小鏡框裏的鄧稼先半側遺像，斜靠在書櫥頂上。
相比之下，倒是許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開門的時候說“我就是許鹿希”，我就不會直接認她，因為她那件駝灰色的對襟外衣，那頭隨意梳攏的齊耳直發，那個膚色黝黑的麵容，看去絕對像個勞動婦女，與我頭腦裏預先勾勒的“元勳夫人、名門之後、大學教授”的形象相去實在太遠了。
1984年，突破中子彈後，鄧稼先、許鹿希夫婦的紀念合影
楊振寧救出鄧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麵對麵時的許鹿希，比昨天電話裏溫和親切多了；一坐下來交談，感受到她內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種體會了。果然，一說鄧稼先和楊振寧的友誼，她立刻變得言辭委婉語意綿長，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沒提昨天給我的時間限製，以至我起身告辭時，已過了下午一點半，而她則完全忘記了吃午飯。
許鹿希向我介紹說，鄧稼先和楊振寧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親鄧以蟄、楊武之都是清華大學教授，兩家同住清華西院宿舍，9號、11號更是緊近鄰居。鄧教美術史，楊教數學，性格很合得來。鄧稼先的媽媽和楊老太太都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婦女，關係也很好，所以兩家是世交。
鄧稼先出生於1924年，比楊振寧小兩歲。他們兩人生性都很頑皮，興趣也一致，兩人都曾在西南聯大讀書，但因為中學時楊振寧跳了一級，大學裏要比鄧稼先高三級，就更是一個大哥哥了，所以鄧稼先對楊振寧很親密。
1947年，鄧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費研究生，須由自己聯係學校。楊振寧那時在讀的芝加哥大學學費較貴，他就幫鄧稼先聯係了離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學，這樣他們來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鄧稼先獲得博士當即回國了，那時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之後兩人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盡管是英文譯音，但是楊振寧一看就認定其中一人是鄧稼先。許鹿希說：“後來我問他，為什麽這麽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鄧稼先？楊振寧說，中央情報局是不可能去編一個名字恰好與鄧稼先同音的。”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中國，到上海之後定了一份要見的親友名單，其中第一個就是鄧稼先。
說到這裏，許鹿希的語氣突然變得沉重。她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輕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慘，那些忠實可靠功勞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很多人遭了殃。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有個很有貢獻的炸彈專家錢晉，他們拷打要他承認是特務，他堅決不承認，結果被活活打死。年輕的一批搞光後就輪到高層的了。因為不能在北京搞，他們就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鬥他，理由是有兩次核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抓住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目的就是要把負責人鄧稼先搞掉。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了北京，僥幸得救。
許鹿希感歎道：“我盡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國時，與楊振寧談起，他大吃一驚：‘有這樣的事？’其實，無意之中他還救了一大批中國搞核武器的人。這樣的巧合真不能用語言來描述，簡直太絕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該怎麽表達，我為此非常感激他！”
雖然最初知道拒絕采訪，然而一開口談這個話題，她就一瀉難止了。這讓我怦然心動。
談論原子彈，鄧楊兩人是那麽神秘地心照不宣
許鹿希以輕鬆的語調說了件軼事：最初見麵，楊振寧問鄧稼先在什麽地方工作，鄧稼先說“在北京之外”，“什麽單位呢？” “京外。”楊振寧不明究竟，後來到上海就問弟弟楊振漢“京外是什麽單位”，楊振漢聽了大笑說，“哪有這個單位啊！”
許鹿希說：“實際上，那之前楊振寧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彈的了。後來兩人見麵什麽都談，楊振寧就是不再問稼先有關單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後，在離開北京去上海回美國的飛機舷梯旁，楊振寧突然問送行的鄧稼先：據說中國搞原子彈有美國人參加？鄧稼先為難地推說：快上飛機吧，我以後告訴你。因為鄧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實；否定吧，那就證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實楊振寧是在測試稼先，” 許鹿希笑著解釋。事後鄧稼先馬上報告周總理，總理指示要盡快答複楊振寧：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都沒有外國人參加。鄧稼先連夜寫了封信，交專人送到上海。這時上海市革委會的頭頭們正在為楊振寧返美餞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給楊振寧，楊振寧打開一看，知道是中國人自己在這麽困難的條件下搞成功了這樣的大事業，頓時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為了不至失態，他馬上起身到洗手間去了。
對於這件事，在後來的拍攝中，我專門詢問過楊振寧，他的回答也是這樣的。
許鹿希說，那以後，楊振寧每次來中國，當鄧稼先和他在一起時，總是楊振寧口若懸河地講，鄧稼先在一邊靜靜地聽。因為楊振寧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進展，什麽都是公開的；而鄧稼先恰好相反，什麽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謹慎開口，生怕泄漏任何一點“天機”。所以，往往是鄧稼先簡單提問，楊振寧滔滔回答。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頒獎典禮上，代鄧稼先領獎的許鹿希始終用丈夫的照片遮著自己的臉
鄧稼先留下了一張非常特殊的照片
許鹿希非常痛惜地說，鄧稼先去世時患的是直腸癌，照理，當時直腸癌已經不是絕症了，有好幾個他們相識的人，相同的病，動手術後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鄧稼先因為長期從事這工作，骨髓裏就有了放射線，所以一做化療，白血球和血小板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麵盆那麽大，嘴裏全是血，耳朵裏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難挽救。
許鹿希特別給我解釋說：中國的核試驗，外麵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實有好幾次失敗，而且事故很嚴重。那種時候到事故現場去，鄧稼先總是衝在前頭。如有一次空投預試，氫彈從飛機上下來，降落傘沒有打開，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沒有爆炸，但是摔碎了。這是一次後果嚴重得難以預測的事故，核彈非得找回來不可。因為沒有準確的定點，一百多個防化兵去找都沒有找到。鄧稼先就親自去了。結果核彈被他找到了。當他用雙手捧起碎彈片時，自己也就受到了最嚴重的放射線侵害。
許鹿希說她保存著一張特殊的照片，那是鄧稼先尋得那顆未爆核彈時拍下的。平時的鄧稼先從來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這核彈以後，已意識到這事對自己的身體將有決定性的嚴重後果，就一反平素的習慣，在上吉普車前返回時，主動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一起拍了這張照片作紀念。之後，鄧稼先怕許鹿希擔心，從沒給她看過這張照片。現在這張，是她在趙副部長那裏見到之後自己翻拍的。
許鹿希說：“外國情報說中國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而我們自己則說進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傘沒有打開的這一次。後來核彈照原樣重做一個，降落傘打開了，也就成功了。”
她說隻有中央軍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攝采訪
兩個月後，我帶了攝製組去北京實地拍攝。
那天夜裏，我給許鹿希打電話落實第二天的拍攝內容和要求，我說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請她講一段話，說說楊振寧與鄧稼先青少年時代的友誼，和楊振寧回國時要求見鄧稼先而無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許鹿希又斷然拒絕了：“這絕對不行！”並嚴肅質問：“你上次怎麽沒說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來，她早就回絕了。
她說：“在楊振寧的片子裏決不能出現許鹿希！不論你怎麽說，我都拒絕!即使楊振寧來動員，我也堅持自己的意見，相信他是會尊重我的。我堅決不拍，因為我不是搞原子彈的！”她又說：“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門，你們隻能在我家裏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們去許鹿希家，見了麵，她卻又是那樣溫和與善解人意。她已準備好了七張照片和兩份信函的複製件，不但給我們開電風扇納涼，還端上了冰鎮西瓜。指著一張他們夫婦在醫院裏與楊振寧的合影，她深情地說，這是鄧稼先最後一張照片，當時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還有擦不淨的血痕。這張照片對她是最寶貴的紀念，她絕對不讓它離開自己一步。
我見她這麽平和，就又試著說服她接受拍攝采訪，不料她馬上“絕情”地板起了麵孔：“我已經說過了，絕對不行！我接受拍攝采訪隻有一次，是在《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電影片子裏稍微講了幾句，那是中央軍委下了命令我才說的。”
沒有辦法，我們隻得作罷。等大家坐下來休息時，許鹿希又談笑風生了，還為她昨天和剛才的堅決拒絕道歉。她表白說：“希望你們理解我們這樣一撥人，因為如果為了多賺錢，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鄧稼先肯定不會回國的。我自己也兩次去美國，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裏，那裏的工資是國內的一百倍……所以我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種東西，希望你們能理解。”我說我們不但能夠理解，而且更看重她這樣的風骨和人格。
1958年，鄧稼先接受研製原子彈任務後與家人合影
許鹿希語調沉重地感歎：“對鄧稼先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應該被很正確地表達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認為很不妥當，對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鄧稼先搞原子彈的事拍成他與我許鹿希的愛情故事，就有人這樣點過題。他們感興趣的是我們為什麽在一起？是怎麽談的戀愛？我隻回答是世交。我不願理睬這些專門搞花絮的俗氣的人，所以我堅決不答應拍。稼先是個很莊嚴的知識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兒女私情。我現在開放一點了，是為了給可信賴的人留點真實的東西。”
許鹿希說，曾經有個記者去采訪，說著說著她就和他吵起來了，因為那人事先就有個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鄧稼先塑造成像前蘇聯電影《播火記》中的人一樣，“他鄧稼先出門一定要有車隊、有保鏢，家裏要有洋房草坪，否則怎麽能代表我國的成就呢？”她回答說：“你一定要這樣寫，那你就去寫吧，但那是不真實的，而且你不能用鄧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會把人吹死的。鄧稼先盡管做了些事，但如說過了頭，也把別人抹煞了。現在九院還有一批非常好的人，還在默默地幹，鄧稼先不過是個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們的，隱姓埋名，盡管現在條件好一點了，但是總的說還是很艱苦的。要是沒有這批人，我們怎麽同別人對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學曾經要把校名改為稼先中學，許鹿希沒有同意，她認為這個學校出了九位院士，還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為中學，應該紀念所有它培養過的人才對，不一定就改為“稼先”。學校通過北京市委找上門來，因為家屬不同意，也就沒有結果。
許鹿希說：“有的人會求之不得，會巴結上去。你們能理解嗎？能理解我的個性嗎？我認為要紀念未必要用這種形式，因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個人的名字來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幾次三番地說“希望你們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們平時竟然就這麽不被人理解？以至她總是擔心我們也理解不了他們……
1979年,尋回未爆的核武器彈頭後,鄧稼先(左)與趙敬璞合影於核試驗基地的戈壁灘
在傑出科學家的頒獎會上，她用鄧稼先的照片遮著自己的臉
後來，1995年秋的一天，我在談家楨家的書桌上見到幾本“求是科技基金會”的年度紀念冊，其中1994年和1995年兩冊的幾張照片中，獲獎科學家的行列裏都有許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別，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都舉著一個裝有鄧稼先側麵照片的小鏡框，嚴實地遮著自己的臉。雖然匆匆瀏覽，但還是給了我深深的觸動。
許鹿希出席的是求是科技基金“傑出科學家”的頒獎儀式。這個獎是由香港查濟民家族出資設立的，規定隻頒給在世的有貢獻的科學家。但是1994年那一屆，十個大獎得主中卻有鄧稼先這位已去世（1986年）的，評委們一致認為，在中國的核科學中，論功勞貢獻，不頒給鄧稼先很不合理，所以盡管他已去世，也要給他這個榮譽。許鹿希是代鄧稼先去領獎的。
後來香港求是基金會也給我寄來了整套的紀念冊。再細看其中許鹿希舉著鄧稼先的頭像遮住自己麵孔的照片，我仍然為之感動。我當即給許鹿希打了個問候致意的電話。在話筒的那一端，她顯然有些動情：
“那天我舉照片得罪了好多記者。他們非要我把照片放下來，說應當正麵的顯示自己。我沒有照辦，所以有好多記者不高興，拉我，要我放下來……宴會上，楊振寧和夫人坐在主桌，他們特意來找我，找了好久才見到我，說你怎麽坐在這裏？意思是太邊上了吧。他們夫妻倆同敬了我一杯酒，楊振寧說非常理解我當時的心情，他們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從他們的眼神裏看出，他們也是希望，這時候鄧稼先如果自己能來……”
兩彈一星表彰大會上撲伏在椅背上抽泣的人就是她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開兩彈一星功臣表彰大會。在中央電視台所作的實況轉播中，會場裏始終洋溢著昂奮、激動人心的氣氛。但是突然間，一個插入的鏡頭，使我看到台下的座席裏，有一位老年婦女，突然撲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來。當時我心裏馬上有一個反應：這會不會是許鹿希？
事後，我打電話到北醫大解剖學係找許鹿希，她的學生擋駕說，老師不接受任何采訪。我再三說明來曆，他就要我報出名字，十分鍾後再打去。再去電話，他說老師願意與我交談，告知了另外一個號碼並提醒我，許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電話裏我首先提到上麵這個猜測，許鹿希回答說：“那是我。”
許鹿希沉默了一會，似乎是在平靜情緒。她說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攝像師拍下的：“當時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周圍。事後非常後悔，我應當背過臉去，人家都高興，我怎麽哭起來了呢？同這個場合不合拍的，挺抱歉……”
1949年，鄧稼先（中）與楊振寧（左）楊振平（右）兄弟合影於美國芝加哥大學
她再三問我“這印象不好吧？”那膽小純真恰如一個孩子。我說，這有什麽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動。她這才說，“鄧稼先那工作是一個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別人都這樣鼓勵我。有個美國朋友打來電話安慰我說：‘請你一定堅強地把自己維護好，好好過日子，鄧稼先在天之靈也不希望你老哭。’我聽了很感動。許多老同誌也打來電話，沒有一個責備我的。當時我實在是忍不住了。這雖然是真情實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還感到抱歉，應該是高興的呀！”
我們在電話中足足談了兩個小時，我問了她好幾個問題，她都詳盡地回答了。
她說，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後，有人問我：當時你是不是高興得跳起來了?我回答“不是的。”因為平時家裏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這時隻是鬆了一口氣，心放入肚子裏去罷了。這28年，對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對家屬也是非常殘酷的損傷，這點旁人是無法體會的。在外國，搞核武器的科學家是輪換的，而我們中國是同一批人搞到底，從原子彈到氫彈到中子彈。作為家屬就這麽長期的提心吊膽著，所以我們從來沒有狂喜。這次發獎隻是感覺到，他如果還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興，非常快樂，唯獨我這樣的家屬心情不一樣。所以幾十年來從來沒有像別人一樣狂喜過。
我知道，當鄧稼先領受任務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許鹿希才30歲，而家裏既有雙方的老人，還有兩個少不更事的孩子……
許鹿希是許德珩的女兒。當年正好是她母親誕生一百周年，我們的話題就轉到了她的父母。
她說，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憶到這些事，我心裏就難過。許多人認為我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優越，其實正好相反。我父親年輕時主張抗日，所以被捕了，經過宋慶齡、楊杏佛營救才出獄。五四運動時他是北大學生會主席，也被捕過；後來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別處去教書，為之家裏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長女，弟弟小我一歲，所以許多事情得我做。當時我們一家的經曆，不是現在很多年輕人可以理解的。許德珩雖然沒有像領袖那樣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中華民族不受欺負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後來會那麽支持鄧稼先搞原子彈。
許鹿希還說，按北方一般的習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來幹活、向老人問寒問暖的，而鄧稼先非但做不到這一切，還去向不明，還要家人成天為他提心吊膽。之前，我父親盡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彈，但知道是搞國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問，唯有把好煙好酒留給稼先……
我又提到當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學聽到的介紹，許鹿希說，那老師說的情況確實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說自己如有鄧稼先這本事，早去換錢了。1971年楊振寧回國時，許鹿希家裏還沒有電視機，就有不少人問：你為什麽不去向楊振寧要一個？
說稼先是傻瓜的人確實很多，不光當時，到現在還有。我家兩個孩子早已習慣，由人去說。他們覺得父親是了不起的，有這麽大的學問，要不是做這事，吃了放射線，可以多活好多年。因為稼先的父親20歲得了結核病後來還活到了81歲，母親活到70歲。稼先卻隻活了62歲……
“我們的孩子是新一代，他們也考慮人生有個值不值得的問題。現在在美國的女兒，不滿15歲就插隊去了內蒙古，說到當時邊界上集結了前蘇聯的百萬軍隊，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認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個事業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機會去貢獻的，他使國家有了脊梁骨……”說到這裏，話筒那邊傳來許鹿希輕輕的欣慰的笑聲……
摘自《檔案春秋》200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