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3:二、六井惠民(上)

來源: 龍劍 2020-03-28 08:10:41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0352 bytes)

二、六井惠民              

 

    山間小縣的錢唐當時的地位僅僅和鄰近的富陽、海寧、餘杭等縣約略相等。吳大帝(孫權)年間,嚐置東安郡於富陽,後三年廢;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侯景置富春郡於富陽,臨江郡於錢唐,陳初置海寧郡於鹽官(今海寧),皆不久即罷;陳後主禎明元年(587)又置錢唐郡於錢唐,下轄錢唐、於潛、富陽、新城四縣,屬吳州,後二年隋平陳罷郡。可見自孫吳以來,錢塘江下遊,隨著人口的增加,本已有分建一郡的需要,隻是還找不到一個已具有相當都市規模,適宜於做郡治的大縣,隻得在江口諸縣中,隨便擇一而治。這幾縣既然都還不夠作郡治的資格,因而郡則屢置屢罷,郡治則遷移靡定。

    隋王朝建立後,廢郡存州縣,開皇九年(589)平陳,改錢唐郡為州時,置餘杭縣並將州治移於此處,因名杭州,下轄錢唐、餘杭、富陽、鹽官、於潛、武康六個縣,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出現杭州的名字。錢唐縣成為杭州的屬縣,次年(590),把州治從餘杭移到錢唐縣城內。

    開皇十一年(591),隋文帝派楊素平定杭州楊寶英的叛亂後,“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那時吳山東麓離錢塘江很近,柳浦就位於吳山東麵的錢塘江邊,大致在今天河坊街東端往東一點的中河路高架附近。隨著泥沙淤積,秦始皇需要西至富陽才能渡江,七百年後南朝劉宋時下遊的柳浦已成為江北到紹興的渡口,當時這一帶是一交通要道。從將台山起,有將台山、鳳凰山、萬鬆嶺、吳山等一連串的岡阜,居高臨下,形勢險要。這些岡阜的南坡向陽,是建造州治館宇的理想地址。同時山上富於泉水,不像北麵形成時間不長的平原,地下水還是鹹苦的。不易解決的飲水問題,使得楊素沒有選擇西湖東岸平原作為州治所在地,而是在柳浦西麵依山築杭州州城。錢唐從此成為地當交通要衝的大縣,並上升為州的治所,這也是杭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州城。

    上述州城指的是州政府官衙附近的城牆,民居和市場在山地很不方便,還是在北麵的平原上發展起來,特別是靠近西湖東岸一帶,可從西湖取得淡水。若按《隋書》的說法城牆“周回三十六裏九十步”(一裏三百步),楊素造的州城應該僅限於東起柳浦,西近西湖,北自吳山北麓,南達錢塘江邊,這一圈的長度隨便山路如何曲折迂回,也到不了“周回三十六裏九十步” ,所以前人懷疑這數據不正確。譚其驤在《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的演講中說:“《杭州府誌》載,隋楊素創建州城,周圍即有卅六裏九十步,此說殆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還是一個新起的小郡,無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記》明說隋代依山築城,足證城區限於鳳凰山東、柳浦之西一帶。大抵今鳳山門南吳越牙城、南宋皇城的故址,實為隋代州城所在;南起江幹,北屆今武林門、艮山門的市區,當肇基於唐,惟築城年代已無可確考。”

    這個說法很有道理,現行《隋書》共八十五卷,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紀傳部分,由魏徵主編,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另一部分為史誌部分,始修於貞觀十五年(641),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是由長孫無忌監修的。杭州城牆“周回三十六裏九十步”的說法出現在後一部分,離隋亡已有近四十年,杭州又有進一步發展,很可能把楊素造的州城和當時的杭州實際城域混淆起來。當時杭州實際城域已經拓廣到南起江幹,沿鹽橋河(今中河)向北到艮山門附近拐向西,到西湖的東北角,沿西湖東岸向南回到萬鬆嶺下,和楊素造的州城南半部相接。譚先生所說的“當肇基於唐,惟築城年代已無可確考”的城牆應該就是這一段。猜測這段城牆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間(550-555)建成,上報給朝廷,包括楊素造的那段州城在內,“周回三十六裏九十步”。剛好那時在修《隋書》,修撰者未仔細核對,寫成楊素造的州城,“周回三十六裏九十步”。這次修的城牆,因為拱衛的是民居和市場,杭州當時又不是重要城市,質量不會太好,所以三百多年後,錢鏐在杭州第二次築城時,差不多按原址重築了一道堅固的羅城。   

    煬帝大業六年(610),楊素鑿通江南運河,從現在的江蘇鎮江起,經蘇州、嘉興等地而達杭州,全長400多公裏,自此,拱宸橋成為大運河的起訖點。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進了杭州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隋書•地理誌》記載當時的杭州是:“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有戶15380。”杭州戶口統計由此開始,按五口之家計算,整個杭州包括全部屬縣在內(下同)的人口應有七萬多,繁榮景象,由此可見。

    唐初,為避國號諱改錢唐為錢塘,可見錢塘兩字的出現並不是為了紀念五代吳越國王錢鏐修築的海塘,而在唐初就已有之。杭州戶籍人口一直在不斷增加,唐貞觀(627-649)年間,已有15萬餘人,到開元(713-741)中發展到58萬人。此時的杭州,已與廣州、揚州並列,為我國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可正如上文所說,杭州建城後,民居和市場所在的北麵是位於形成不足一千年的衝積平原上,因此唐宋時期,杭州城區地下水還十分鹹苦,不能打井飲用。“飲水難”成為市民安居樂業所麵臨的一個大問題,也是杭州城市難以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所以蘇軾說過:“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

    幸運的是此後杭州來了三位大名鼎鼎的好市長,他們關心民瘼,為解決飲水問題盡心盡力。他們又是能力很強的行政官員,所采取的解決辦法非常有效,一直沿用了好幾百年。

    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李泌任杭州刺史,到任後首先就著手解決杭城百姓的飲水問題。他看到有些百姓是到西湖取水飲用的,於是來到西湖邊,親掬西湖水品嚐,感到此水清淡可口,可以養民,又有泉眼數十道潛流地下,水源充足,如把西湖水引到城裏居民稠密區就能解決問題。根據近年杭州市河道整治中心指揮部技術部提供的資料,西湖是懸湖,在杭州所有水係中水位最高,正常水位為7.18米(黃海標高)。而據錢塘門遺址發掘結果,宋代杭州地麵比現在還低兩米,西湖東岸平時幾乎和西湖水麵持平,雨季時還可能淹沒現在的核心市區,靠一道湖堤擋水,因此李泌從西湖引水入城的方案是可行的。

    浙閩一帶山區水源充沛,山上有許多小泉水匯成山下的一條條小溪,山坡又多產毛竹。山村村民因地製宜,有一個世代相傳的引水入自己家裏方法,姑稱之土法自來水。把毛竹較粗的一頭鋸下後對劈,並打通竹節,一段段竹筒連起來,再利用毛竹較細的一頭,按水位落差做成不同高度的支架,把泉水引到自己家廚房大水缸中。如果水缸滿了,就讓泉水自行溢流,通過水缸旁砌好的地溝排入小溪。前幾年回祖籍探親,見到祖居的鄉親還在使用這種土法自來水,不過水缸已用磚和水泥砌成容積更大的水槽代替,上部設有溢流孔,講究一點加一根導流管,可自行溢流到地溝中去。

    李泌應該見過這種引水方法,它由水源、管道和儲水器三部分組成,依靠水位落差輸水,於是就借此解決杭城居民飲水問題。他先在杭城人口稠密的地方,大致沿今天的延安路,距離西湖東岸約三百步的南北一線,由南到北開鑿了相國井(今井亭橋)、西井(相國井之西)、金牛井(西井略西的北麵)、方井(金牛井之西北,靠近當時杭州的西城牆,俗稱四眼井)、白龜井(龍翔橋西)和小方井(原來的錢塘門內,今小車橋一帶,俗稱六眼井),統稱六井。它們實際上是麵積較大、可容納較多水量的地下蓄水池,井壁和底部用磚砌成,能夠防滲漏,其深度根據和入水口水位保持足夠輸水的高程差確定。第二步,在疏浚湧金門至錢塘門之間的西湖東岸後,按照到對應井口最近距離處的湖底砌上磚石,做成入水口,外麵打上木樁護欄,在入水口中蓄積清澈的西湖水,有的還設有水閘,可隨時啟閉。最後采用“開陰竇”即在入水口與出水口之間開挖深溝,安上竹管,覆土後成為暗渠,引湖水入井。兩節竹管用類似以麻布和漆製造漆器的方法連接,使水不滲漏。蘇軾稱讚此項工程說:“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

    四十多年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西湖以及至六井的通道都已嚴重淤塞,市民又在飲用苦水。白居易疏浚了西湖,並製定一些管理西湖的法規,刻石立在湖上,下文將會詳細介紹。同時他又清理陰竇竹管,恢複了六井,盡管隻當了兩年多的杭州刺史,政績有口皆碑。此後六井經曆多次淤塞,由於對杭城民生的重要,又多次重新修通,直到南宋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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