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炎黃春秋的文章。 一。 新中國建國之初，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是饒漱石。 時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治委員的饒漱石，論級別，當然是有資格充任此職的。然而，按當時的慣例，各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均應由各大軍區或野戰軍司令員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就曾兩次提議由華東軍區司令員兼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將軍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可後來，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竟為饒漱石。這是怎麽回事呢？ 1953年12月7日夜，來京參加全國軍事係統高幹會議的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被毛澤東召到西郊玉泉山去談話。此時毛澤東已發現高崗和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毛澤東找陳毅談話正是對饒漱石搞調查研究的一個重大舉措。毛澤東比誰都清楚，要說了解饒漱石莫過於陳毅了。所以在陳毅到京的第四天，就把他接來談話了。 在輕鬆的氣氛中，毛澤東先詢問了華東執行總路線的情況，談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和國家領導體製以後，毛澤東忽然問：“饒漱石這個人怎麽樣？” 陳毅搞不清楚毛澤東提這個問題的用意。他考慮到饒漱石已調到中央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而十年前，在延安時毛澤東曾製止他談論饒漱石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此上一段，如曆其境，不太可信。且信其：毛找陳談饒漱石。而當初黃花塘，陳是被搞的很凶。有冤無處申） *****
二。
饒漱石，曾用名梁樸，江西臨川人，1903年生。1922年秋進入上海大學學習。上海大學是中共早期創辦的著名幹部學校之一，曾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搖籃”，有好幾位中共早期領導人曾在該校授課和活動。1923年，饒漱石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饒漱石離開上海，到東北從事地下工作，先後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州臨時省委常委並代理書記。
1929年6月，饒漱石被送往蘇聯。在莫斯科，饒漱石受到了係統的教育和鍛煉。學成歸國後，1932—1935年間，任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全總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屬於黨內那種在十裏洋場見過世麵的人物。1935年，他又受命去了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還被共產國際指派到西歐、美國等地開展共產黨的地下秘密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饒漱石回國參加抗戰，被中共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協助東南局書記項英開展工作。饒漱石到皖南後，很快便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與項英發生了爭執。
饒漱石的升起，始於“皖南事變”。
1941年初，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一使“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事件，致使北伐名將葉挺身陷縲絏，袁國平自戕，項英、周子昆被叛徒殺害，而饒漱石卻聲名鵲起。
由於饒漱石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或是在國外，直到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前，盡管他也用小姚、梁樸作筆名發表文章，但並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他在黨內仍可以說還是默默無聞。“皖南事變”發生，“小姚”“小饒”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延安和新四軍來往的電文中。開始一般同誌還不知道這“小姚”“小饒”是誰，後來才知道，這“小姚”“小饒”就是饒漱石。
（下麵一段很重要，有沒有多方證明？特別是中央電報？請知者提供。）
1941年1月8日夜，陷於頑軍包圍中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發現項英與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人突然不見了，馬上就去找饒漱石，告訴饒漱石這一不正常的情況。
葉挺說：“所謂新四軍的創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釋，我很氣憤。”
（葉軍長說的有道理。他還不是黨員。）
饒漱石立即以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和新四軍軍分會委員的身份召集領導幹部開會，和葉挺一起掌握部隊，支持和協助葉挺指揮部隊奮戰突圍，挽救危局，並及時給中共中央和在鹽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發電報，除報告事變真相和部隊情況外，
同時也表明自己的態度：“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劉少奇複電稱：“望你盡力維持挽救危局。”
由於饒漱石在曆史上曾幾度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對劉少奇一直很尊重，而劉對饒也很了解，尤其是近兩年饒在皖南反對項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有所耳聞。
鑒於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擅自離開領導崗位，（此事如何評價？）
尚不是中共黨員的軍長葉挺身邊缺少政治助手，,劉少奇即向中央去電建議：“項、袁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英職，並令小姚（即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
中共中央接受劉少奇的建議，1月12日，毛澤東致電葉挺、饒漱石及新四軍全體將士：“望全軍完全服從葉軍長及東南局與軍分會委員饒漱石之指揮，政治上由饒漱石負責，軍事上由葉挺負責執行北移任務，打破反共頑固派之包圍，勝利地轉移到蘇南北渡。”
項英等人突圍未果，又折回石井坑軍部。1月10日，項英向中央報告了離隊的經過，並請中央處罰：
“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於大矗山中，有被消滅的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即葉挺—筆者注）來商討，他在前線未來，故臨時隻找著國平等同我走，至9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誌開會，並影響甚壞。今日五團在附近，即趕隊到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戰時脫隊，實屬不該吧？但並不是像甩掉葉挺也是事實）
中央書記處在接到項英自責的電報後，在給新四軍電報中仍明確指示：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誌隨軍行動北上。同時，毛澤東致電劉少奇、陳毅轉葉挺、饒漱石：如有可能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利。同時，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
1941年1月16日，是“皖南事變”最後的日子。新四軍軍部和隨軍行動的東南局領導分兩路突圍。東南局書記、副軍長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為一路，軍長葉挺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為另一路。
為挽救危局、保全部隊，饒漱石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軍部被困的現實處境，以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身份，提議由葉挺出麵與國民黨軍進行談判。葉挺奉命下山跟國民黨軍長官晤麵後即被扣押。
（此事在結果上是把葉挺“送”給敵人。我想葉挺內心很不樂意的。這事在高饒後，又成為饒的罪行之一。共產黨的事件，沒有曆史的沉澱，不易下結論的。但首先，把事實高清楚為要）
饒漱石組織部隊分頭突圍。在突圍途中，饒漱石被搜山的國民黨軍士兵抓住。在國民黨軍連部，他否認自己是新四軍，說自己是歸國華僑，並以攜帶的金戒指、銀元對連長葉正順進行賄賂。連長被收買後，派排長陪他辦理路條，並將其護送出警戒線，饒漱石終得以脫險。（幸運！）
在“皖南事變”中，饒漱石完成了黨賦予的職責，經受住了考驗，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1年，中共中央在一決定中指出：新四軍指戰員在軍長葉挺與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二人領導下，與反共軍激戰七晝夜，表示了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的英雄氣概。
“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將中原局同東南局合並，成立中央華中局，由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為副書記。
三。
對於饒漱石，抗戰前陳毅根本不認識他。在皖南時，饒漱石雖為東南局副書記，但沒有軍職，而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的陳毅跟他也並不熟悉，平素見麵很少，彼此幾乎沒有留下什麽印象。陳毅與饒漱石正式共事是在新四軍重建軍部之後。
饒漱石初到鹽城新四軍軍部時，給陳毅、劉少奇兩人的印象都不錯，覺得他謙虛謹慎，辦事穩重。劉少奇在一次新四軍幹部會議上，稱讚饒漱石為“英明的青年革命家”。
1942年1月13日，駐江蘇阜寧縣境內的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接到中共中央由延安發來的電報通知：“中央決定少奇同誌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誌來時，由饒漱石同誌代理華中局書記並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誌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台，動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接到中央通知後，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華中分會書記劉少奇便於1月20日在阜寧縣單家港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既是總結幾年來的工作，也即是辦交代。劉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報告中最後說：“……中央有電報來，調我回延安，以後華中局書記由饒漱石代理，軍分會書記由軍長代理……饒漱石同誌、陳毅同誌是黨內很好的領導者，我走了沒有問題，在饒漱石同誌、陳毅軍長領導下，許多同誌一定能團結一致，努力工作。”
（從劉的排名，饒是一把手。）
3月19日，劉少奇在華中局幹部、群眾的熱烈歡送下離開了蘇北而赴陝北。劉少奇走後，華中局與新四軍的大權便落在時年39歲的饒漱石的手中。
四。
自從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代理新四軍政委以後，他的言談舉止就漸漸顯露出某些不同了。（這就是何患無詞了。看看就好。）
1942年5月初，即劉少奇離開軍部不到兩個月，華中局和軍分會決定，由饒漱石帶領工作組到淮南第二師檢查工作。在5月19日饒漱石動身之前，陳毅、饒漱石聯名致電新四軍各師和區黨委：饒不日赴二師路東地區巡視工作，預計3個月後方能返部，華中局書記兼政委職務由陳毅代理。
9月19日，饒漱石從淮南巡視工作歸來，暫時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的陳毅便趕忙移交了工作。但想不到的是，麻煩卻也跟著來了。
饒漱石是在代理兩個月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後去淮南巡視、指導工作的，而陳毅在饒漱石離開後代理了4個月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幹部們兩相一比較，自然難免有一些議論，幹部們稱讚陳毅的比較多。
（這是關鍵所在。陳是比教大度，開朗，對人寬厚。而饒是嚴格，律己的。人際關係不行。但不要忘了中國二字。到饒開除黨籍，也沒查出他小團體是哪些人吧？）
這些議論是自發的，沒有任何人授意。陳毅雖也聽到一些，卻未予以重視。然而，話傳到了饒漱石的耳朵裏，心胸狹窄的饒漱石卻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陳老總是愛講，但為人還是厚道。就是他說粟裕“陰”。其實也沒什麽。那是在黨內定不了罪的。和康生不一樣，一句話能送你上西天。要不招人恨那。這一點上，康這人太壞。）
恰在這時，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1942年9月1日）》的文件傳到華中局，這一文件對饒漱石觸動很大：中央提出了要實行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今後華中局書記的地位將更重要，但是他代書記已經半年整了，至今“代”字還在頭上，將來正式的書記誰當還未可知呢。
饒漱石也有自知之明，陳毅在新四軍內的威望自己是趕不上的。陳毅資格老、能力強，在井岡山時期就擔任了紅軍的要職，跟周恩來情同手足，又有黃橋決戰等打開華中局麵的軍事建樹，隨時都可能被中央任命為書記。想到這裏，饒漱石開始忐忑不安。
（這些是猜想。）
時間不長，在新四軍軍部內關於陳毅的種種議論多了起來，有的竟出自饒漱石之口，是饒有意無意散布的。
（有證明嗎？）
說陳毅無病呻吟，小病大養，無病裝病。要是有病，怎麽還會有精神沒日沒夜地同人下棋和扯談。說陳毅丟下軍部不管，生病住院是假，逃避鬥爭是真。
（生病是真，在淮南住院。痔瘡。那也要命的疼，如果騎馬）
說陳毅和來自敵占區上海的潘漢年關係不正常，他們躲在醫院裏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陳是授命和潘聯絡的。談兩天也是正常的。他們也不知道潘的使命？）
說陳毅滿腦子封建士大夫沒落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情調，仗不好好打，淨寫風花雪月那一套歪詩，哪有一點革命軍隊軍長的味道？
（陳愛寫個詩，也不太好。下個棋，一般。上升到XXXX，過了。可能饒是政工出身的毛病。）
說陳毅把好不容易抓到的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給放了，還送錢送槍，這真是右傾到家了。
（新四軍四師，在反擊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率部入侵淮北抗日根據地的戰鬥中，俘虜了韓德勤。陳毅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從抗日大局出發，釋韓並禮送其出境）。
這些議論很快傳播開來，惟有陳毅被蒙在鼓裏。
一次，饒漱石意外遇到一個在軍部養病的曾參加秋收起義的老同誌，
（此人我查了一下，該是曾X,慶紅他老子。隻有他是井崗山的，後來在華東，華中。譚震林也是。但不太可能）
此人跟陳毅很熟悉，他無意間同饒漱石講起，陳毅曾在一次會議上談及一件至今仍使他難受的事：1929年陳毅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時，主持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對一直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毛澤東進行了批評指責，致使毛澤東的紅四軍前委書記落選，陳毅接替毛澤東當上了紅四軍前委書記。後來，他去上海黨中央匯報紅四軍黨內的爭議和分歧的問題，周恩來肯定了毛澤東正確，批評了陳毅。陳毅回到紅四軍後，親自出馬，又將毛澤東請回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饒漱石如獲至寶，自以為可以利用這樁陳年舊事作為攻擊陳毅的“重磅炮彈”。
（這事上，陳毅沒有組織錯誤，也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炮彈。）
1943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統一部署，新四軍開展整風運動。饒漱石瞄準了這一機會，認為這是排擠、打擊陳毅的極好機會，便一手製造了“黃花塘事件”。
（我存疑是：如無外力，隻是饒一人，能發動起來嗎？）
黃花塘是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在新四軍軍部整風運動進一步深入的時候，饒漱石一連幾天忙著找人談話，今天找這個部門負責人，明天又找那個方麵領導人。談話的內容很明確，直言不諱地要求大家揭發陳毅是如何一貫反對毛主席的，如何一貫反對軍隊政治委員製度的，如何排擠黨委書記欲取而代之的。這樣找人談話多了，漸漸地便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陳毅是不是犯了大錯誤？後來，連華中局和新四軍的一些高級幹部也誤以為 （ 這潮流一來，跟風的太多了）
饒漱石是奉中央指示來清算陳毅的老賬新賬的。於是有些善於明哲保身的人便開始跟陳毅拉開距離，有意躲開、疏遠陳毅。陳毅嚐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後來，他曾對人說，那一階段“連鬼都不上門”。
10月16日，新四軍軍分會舉行旨在批評陳毅的會議，先由陳毅作自我批評，然後大家提意見。與會者有的一上來就把矛頭對準陳毅，向陳毅連珠炮似的猛烈開火，批評指責陳毅的所謂自由主義、驕傲自大、乃至有反對毛主席的言行。有的羅列一大堆問題，既有曆史舊賬，也有現在的新賬，像預先經過演練似的。陳毅知道，這是由饒漱石煽動並一手策劃的一場對他的鬥爭會。他克製住了情緒，沒有發火。他相信將來總有一天這些人會明白的。他本著整風的精神，在會上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對自己進行了嚴格解剖。他說，我陳毅的缺點錯誤三天三夜說不完，但我從來不反對毛主席，不反政治委員製度。他承認在曆史上曾同毛主席吵過架，但那是為了工作，為了建設好工農紅軍。他一到革命軍隊就做過政治委員，那時叫團指導員，後來叫黨代表，他在曆史上還當過軍長、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對政治委員很有感情，怎麽可能反對政治委員製度呢？
會後，饒漱石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劉少奇發去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電報的結尾是：“但願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健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為了加強火力，饒漱石又鼓動一些幹部聯名給中共中央發電報，批評陳毅。
饒漱石蓄意打擊和排擠陳毅這件事，在新四軍和淮南根據地引起了強烈反響，在高級幹部中也有很多人對於饒漱石這種利用整風排斥異己的宗派行徑頗為反感。一些負責幹部出於義憤，決定聯名給中央寫封長信，揭發饒漱石的種種錯誤行為，明確表示擁護陳毅，反對饒漱石。
（誰？）
饒漱石腦子轉得快，很快作出和解的姿態。他主動找陳毅、潘漢年以及經常往返延安、華中能見到中央領導的新四軍聯絡部長談心，對自己作了自我批評，表白自己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軍的事情辦好，希望這次傷感情的爭論到此了結。
陳毅本人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電報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並著重檢討了自己隨便說話等錯誤和缺點。因為饒漱石已作出了和解的姿態，所以陳毅在電報中也便向中央和毛澤東作出力求團結的表態：“漱石、漢年和我三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黨努力工作。”
陳毅的電報很快得到毛澤東的回複：
陳毅，並告饒：
（一）來電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們來電要求以一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有此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並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黨的新作風及應作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曆史上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1938年武漢長江中央局時期王明宗派的新陳獨秀主義以及其他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了，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並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內職務由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
以上提議請考慮見複。
毛澤東
1943年11月8日
饒漱石看了毛澤東來電，很有些失望和納悶。他本想把陳毅趕走的，而毛澤東來電卻叫陳毅來延安參加“七大”，“七大後仍回華中”，居然還要他“傳達七大方針”，他豈不是成了延安來的中央代表了嗎？！但他也並不太失望，因為畢竟通過這件事情顯示了自己的力量，能夠讓陳毅挪挪窩，暫時離開華中。
五
1943年11月25日，陳毅帶著滿腹委屈離開黃花塘新四軍軍部去延安參加整風和準備參加中共“七大”。一路上，要數次穿越敵占區和封鎖線，途經山東、太行、晉察冀、晉綏，長途跋涉，直到1944年3月初，才抵達延安。
陳毅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歡迎。
陳毅見到闊別十年之久的老戰友、老領導毛澤東，除要係統匯報華中抗戰形勢外，還有滿腹委屈，那當然是“黃花塘風波”一事急需傾訴。而毛澤東卻對他說：“如果你談三年贛南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三天三夜。至於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提。關於這件事，華中曾經有個電報發到中央來。這電報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還暫時不要看為好。”
陳毅爽快地說：“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陳毅作為華中代表、華中和新四軍代表團主任出席了大會，為大會主席團15位成員之一。在“七大”上，陳毅被選為中央委員。
黨的“七大”勝利閉幕兩個月後，中國人民就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央審慎地研究了陳毅的工作，中央考慮華中更需要陳毅，便由毛澤東找陳毅談話。陳毅考慮到與饒漱石關係，不太情願地說：“回到華中，恐怕沒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澤東寬慰他說：“怎麽不起作用？你坐在那裏就起作用。”
陳毅高興地說：“既然你這麽說，我這就回華中，請中央放心。”
8月25日清晨，陳毅同一批各大戰區黨政軍高層負責人一道搭乘美軍觀察組提供的一架道格拉斯型的運輸機飛抵山西黎城。當他即將取道冀魯豫返回華中根據地時，中共中央給華中局發了電報：“陳毅同誌昨日飛抵太行，轉赴華中。陳毅態度很好，一切問題均談通。分工：饒為書記及政委，陳為軍長及副書記，其餘不變。”
這樣，在離開華中近兩年之後，陳毅滿懷豪情地又回到了久別的新四軍軍部，繼續和饒漱石共事，直到全國解放，坐鎮華東。
六。
（以下部份，看看而已。要有紮實的史料才成）
有了曆史上的那次深刻教訓，這次毛澤東主動向他詢問饒漱石，陳毅也就十分謹慎了。盡管近年來，陳毅發現了饒漱石不少問題，但總覺得還是不必捅出來為好。於是，便敷衍了事地對毛澤東說：“饒漱石這個同誌嘛，過去對敵鬥爭是勇敢的，貫徹中央指示是積極的，對華東的工作貢獻很大。他工作中有幹勁，比較注意學習，也能團結人，和我的關係有很大改進……”
毛澤東表情淡漠，皺了皺眉頭，幹脆打斷了陳毅的話：“那麽好吧，今天就先談到這裏吧。”
陳毅心中不由一怔，他搞不清毛澤東為什麽又問他，又對他講的不感興趣。陳毅告辭出來，遇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便對楊說起了心中的疑問。楊尚昆點撥了一句：“主席問你，是為了聽你說真實情況！”
陳毅心領神會，即刻轉身又回到毛澤東的辦公室：“主席，我有話說！”
“哦，我就知道你會回來！”毛澤東微微一笑。
陳毅先說了自己的思想過程，然後把自己所懷疑的饒漱石的言行談了出來。他說：“饒這個人，陰一套，陽一套，善於耍手段，善於政治投機。我最反感的是他近年來常在我耳邊議論少奇同誌。尤其是今年以來，他在背後散布了不少針對少奇同誌的流言蜚語。以我之見，他大概是覺得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自己不是少奇培養的，和少奇劃清界限。他要另尋政治靠山了。做共產黨員，要講黨性；做人，要講良心。離開少奇，他能有今天嗎？現在他竟把矛頭對準少奇，真叫人寒心那！這樣的人，不可交啊！”
（這兩句，我是挺欣賞讚同的）
陳毅談完，毛澤東告訴陳毅，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上，高崗和饒漱石聯手發難，攻擊劉少奇、周恩來，分裂中央，甚至通過私下活動要由高崗任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並圖謀改換總理人選。陳毅聞言大吃一驚。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把陳毅接到玉泉山。這次專談饒漱石問題，主要是針對當年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
毛澤東問：“1949年10月，各大區都由大軍區的司令員擔任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我兩次說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由你擔任，怎麽倒成了饒漱石的？”
陳毅答道：“當時，我考慮我已兼任上海市市長了，夠忙的，就推辭讓漱石同誌挑起這個重擔吧！”
毛澤東又問：“我吩咐讓華東局就此事展開討論，你們討論了沒有？”
陳毅回答：“沒有。饒漱石對我說，你不擔任我擔任。他就這麽定了。”
毛澤東生氣地一拍桌子：“他騙了我！他到京來，我當麵問他，他說華東局幾個同誌都不同意你擔任，隻好由他來擔任。”
向來權欲熏心的饒漱石，聞知天性豁達的陳毅不願幹軍政委員會主席這件事，豈肯放過這一求之不得的機會？他深知，若由他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那麽在華東地區黨政軍則全歸他一人所管了。於是，他便迫不及待地找到陳毅，以一副當仁不讓的架勢對陳毅說：“你既然那麽忙，那就由我挑起這個擔子吧！”
結果，饒漱石根本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將事情提到華東局會議研究，而是直接用華東局的名義報呈中央：鑒於陳毅同誌已身兼數職，建議中央任命饒漱石同誌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作出任命饒漱石、高崗、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分別為華東、東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饒漱石憑借玩弄政治手腕，終於如願以償地坐上了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這一位置。這樣，饒漱石既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又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治委員。其在黨內地位，雖還趕不上高崗、彭德懷，但在行政職務上就與同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林彪不相上下了，比功勳卓著的劉伯承將軍還要風光。
1953年12月20日，陳毅又一次應召到毛澤東住處，聽毛澤東再談高、饒問題。同去的還有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毛澤東反複強調黨內團結，並說了一句定性的話：“高饒案真相已大白。”■
（就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問題，還是有其他？至今，饒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定性。還是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