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綴
前些日子看CND上有一篇文章，是轉發楊成堉寫的《牛虻在中國的流行與誤讀》（以下簡稱《流行與誤讀》）。想我小時候對牛虻著實著迷過一陣子，覺得感興趣，就認真地讀了一遍，沒想到從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開啟了我常有的“好奇不會害死貓”的凡事追根究底的模式。我一向以為，好東西不能自己獨悶。不是有這麽一個說法嗎？痛苦如果與人分擔就變成了一半；快樂如果與他人共享就變成了兩個。所以我忍不住把我的發現寫下來給大家看，希望您看了也能有與我一樣的驚奇與快樂。
問題的提出
卡瑪，生於北京，中文名韓倞（音靜，四聲。我跟這兒耍個小聰明：這肯定是“北京人”的意思咯！），英文名Carmelita Hinton，著名紅色美國人韓丁之女，哈佛大學藝術史博士，知名電影製作人，現在是喬治·梅森大學的教授。
牛虻，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寫的長篇小說《牛虻》（The Gadfly）中的主人公，原名亞瑟·博爾頓，意大利青年革命家。此書於1897年在美國和英國首次出版，不甚知名。後來受到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推崇，成為影響了數代革命者的暢銷書，僅在中國就累計出版了數百萬本，前蘇聯不讓其後，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出版了250萬冊了。
我大約是在1968年藏在被窩裏第一次讀這本書的。當時還被我媽媽發現並怒斥了一頓，說我看黃色書籍——因為裏麵有一張亞瑟屈膝跪吻瓊瑪手的插圖。後來她一看是《牛虻》，這事兒也就不了了之了。估計我媽媽也知道牛虻是誰，哈哈……
您若是跟我的歲數不相上下，就該問了：卡瑪我知道，牛虻我也知道，可你憑什麽把這兩位連在一起了呢？整個兒一風“瑪”“牛”不相及，還不如說說保爾·柯察金和牛虻的關係倒還靠譜些。
您別急，且聽我慢慢道來。
緣起
我在美國和卡瑪有過幾麵之緣，沒私交，我在她麵前隻能算是混了個臉熟吧，她大概連我姓甚名誰也記不大清。年初我知道了卡瑪家族的一些故事以後曾經想跟她聊聊，卡瑪不聊。不過她說你要是愛寫，網上公開的信息你隨便查，但是跟我可沒關係，不是我說的。我說，行！所以，這裏要先聲明一句，本文中的所有信息都是通過我上網搜索閱讀而來，若有不實之處，跟卡瑪本人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卡瑪不知道我，而我知道卡瑪可是很早以前了，比89年還早，早到什麽時候記不清了，怎麽也得是文革前後，那時候我就知道她是北京101中學（音“幺零幺”）的學生。她比我大幾歲，一口京片子，梳倆黃小辮兒，是正宗的“黃毛丫頭”。
早前知道卡瑪是因為知道她爸爸是韓丁。韓老先生從上個世紀40年代末來到中國，後來留了下來，成為知名的支持新中國的外國專家，收音機廣播裏時有所聞（那時候還沒有普及電視這一說）。大夥兒應該知道，從80年代初往回倒幾十年，即便是在北京，大街上也很少見外國人，拉家帶口的就更稀有了，所以出生在北京的卡瑪自然在北京的孩子們中間小有名氣。這兒我說的是60年代。
再聽說卡瑪就是1989年以後了，這時間跨度是夠大的。前些年我看過她拍的幾部電影，印象深刻，那真得是那種（對中國文化）內外兼修的雙棲人才能整出這種片子來，不像有些歪果仁對中國似懂非懂的，寫出的書或者拍出的電影像是帶著“外國口音”說中國話，雖然看東西的視角可能不一樣，說出來的卻比較的淺顯卻又不易懂。有幾次看卡瑪的電影，她有出席並和觀眾對話，感覺她的中英文都特溜兒（卡瑪的母語是漢語），喜歡聽她說話。她做的電影我們多半都看過，也買過DVD，LD還悄悄地拿去在國內的同學圈子裏傳看。畢竟，我們都曾經被當作“八九點鍾的太陽”忽悠過，所以看《八九點鍾的太陽》（Morning Sun）這電影很有時代認同感。（點擊觀看《八九點鍾的太陽》片段：Morning Sun）
這就說到正題了。在《八九點鍾的太陽》裏，作為訪談者，卡瑪問過幾乎每一個60年代前出生的“太陽”們同一個問題：對你影響最大的是哪三本書？據卡瑪說，所有人的回答裏都提到了《鋼鐵是怎樣煉成》和《牛虻》，《牛虻》不是排第一就是第二，無一例外。（假如當時這個問題問到我這兒，估計回答應該也差不多。）
從《流行與誤讀》一文中可以知道，因為沒有中文翻譯的版本，所以《牛虻》在中國一直籍籍無名無人知曉。是保爾·柯察金將牛虻這個名字帶進了中國年輕一代的生活中，直接導致了第一個中文譯者李俍民立誌通過自學俄語來翻譯《牛虻》，然後中國人民才得識了這位悲劇英雄。
不管怎麽說，因著《牛虻》和牛虻的革命性，它/他在中國比在美國和英國都更有名氣，至少作為世界名著在中國一直受到讀書人的青睞。（不知道現在每天在地鐵上抱著手機玩遊戲看視頻的年輕人還知道牛虻不？據說此書在蘇聯、中國和伊朗仍然很流行。為什麽有伊朗？）
真要說這本書，還且有得論呢，不過我知道自己又犯老毛病，聊著聊著就跑偏了。還是回到主題上來吧。是什麽來著？啊對，卡瑪和牛虻。
在《流行與誤讀》中有這樣幾段話，我直接抄來就好了：
“……在1955年底，中國作家封鳳子將來自友人史克（Bertha Sneck）的信轉給作協。信中提到，伏尼契“現在是一無儲蓄地生活著”，建議中國文化界給予版稅幫助（參見前文所引胡守文的文章）。史克的丈夫是美國農業專家、以《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聞名於世的韓丁（William Hinton）。……”
“韓丁返回美國後去紐約看望了伏尼契，並在與史克的通信中談及伏尼契的貧困生活。”
伏尼契就是《牛虻》一書的作者。我一看，問題就出來了：為什麽韓丁要去看伏尼契呢？他倆是啥關係？
關於這一點，《流行與誤讀》中已經提到了，伏尼契是韓丁的爸爸的媽媽的妹妹，換句話說，就是韓丁先生的姨奶奶（有點兒不sure，這輩分是這個論法兒吧？）。到卡瑪這一輩兒，伏尼契是卡瑪的爸爸的爸爸的媽媽的妹妹，該怎麽論，我可就真真的拎不清了——曾姨奶奶？
要說呢，現在的網絡是真方便，要查個啥資料都能給人帶來驚喜和快樂。我不過是從牛虻出發，對作者好奇而已，結果一不留神卻給卡瑪做出來個家譜。更重要的是，我發現這一大家子是人才輩出，不認真說道說道都不好意思。
瞧這一家子
有些日子了，我迷上了PBS的《尋根》（Finding Your Roots）節目，主持人是曆史學家、電影製作人、哈佛大學教授Henry Louis Gates Jr.（舉手提問：Gates? 和比爾有沒有親戚關係啊？）。顧名思義，尋根就是找家世淵源的。PBS找來不少各界名流，有演員，有播音員，有政治人物，有黑人白人華人，捋著家譜往上數，找出好多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已經失落了的故事。比如John McCain，5代從軍，從內戰時期家裏就出軍人，他自己從前都不了解。我想我之所以想探究卡瑪的家世也是因為受了這個節目的耳濡目染。我喜歡對一件事情刨根問底是因為，就像探寶一樣，你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發掘出什麽樣的驚喜，而且這是個很難得的活到老學到老的過程。
我是個visual learner，比較應那句“眼見為實”的話，當然這裏的“實”指的是“紮實”——記憶和理解的意思。比方說，新結識一個人，尤其是外國人，我必須看見那個名字寫在紙上才能記住。我在搜索卡瑪家世的過程中，有了越來越多有趣的發現，可是人一多就混在一起搞不清了。於是我就用自己以前教學時候常用的辦法，畫出了下麵這張圖，算是做了個簡易家譜，看上去就清楚多了。
上邊這圖裏包含了卡瑪家6代人。當然不是全部家庭成員都包括在裏麵，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網上搜索到，而且做圖的空間有限，我主要揀和卡瑪有最直接關係和/或有故事的親屬列在這裏。
從圖上可以看出，白色的那一支是卡瑪往上的5代直係親屬——爸爸媽媽、爺爺奶奶（grandparents）、老爺爺老奶奶(great grandparents)、老老爺爺老老奶奶(great great parents)和老老老爺爺(great great great grandpa)。再往上其實我還找到了4代（始於1656年），不過隻有人名和生卒年月，找不到故事，我就不包括在這裏了。
人這一輩子，活好了裏外裏總共也就那麽3萬來天，如果誰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留下啥可以讓人記得的好東西，他/她這輩子就沒白過。畢竟，人群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赤條條來光溜溜去，在人世上倒是走了一遭，卻連個腳印也沒有留下，隻有過程，沒有結果（當然過程本身也很可貴）。怹要是能留下點兒什麽造福後人，後人凡見到那個遺產就會想起它的創造者，這便是福蔭（廣義的）子孫了不是？
卡瑪的家人每一代上都有這樣的人物，所以值得探究。這樣吧，咱從近往遠了慢慢聊。
卡瑪
先說出生於中國北京的卡瑪/韓倞（1949-）。關於卡瑪其實不用我多說，網上可以查到很多資料，概括性比較強的我覺得大概是那篇《從中國到美國：卡瑪的前半生》，網上有。前些年因為她的電影和種種其它原因，卡瑪曾經被動地“叱吒風雲”在風口浪尖上走過，任人毀譽。前麵說過，我對卡瑪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做的電影。畢竟是在同一個時代成長壯大起來的人，當過早晨的太陽也當過上山下廠的勞動人民，同在中美之間跨過文化也當過兩邊的橋梁，所以對她的經曆很有共鳴。現在卡瑪回過頭去繼續她取得了博士學位的老行當——美術史研究，憑著她的雙棲文化背景應該能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還是覺得她沒有繼續做電影實在是可惜。
父輩
往上數一輩，就是卡瑪的父母，韓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和史克(Bertha Sneck，1916-2010)。韓丁和史克是1947年受聯合國委派去到中國的，然後就留在了那裏，成為當年有數的支持“新中國”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韓丁生於芝加哥，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農業和畜牧業專業，最初到中國是去教河北的農民開拖拉機種田的，後來到山西省長治市張莊參加土改，寫出了小說《翻身》，還被拍成過電影。“長弓”（Long Bow）這個名字就是從這裏來的。
韓丁先生的經曆可以說是起起落落曆經波折。1953年他從中國回到美國，正趕上麥卡錫主義盛行，他受到FBI的調查，護照和在陝西寫的上千頁筆記都被沒收，隻能依靠自己家的農場以務農為生（幸好美國不搞土改，所以他還有田可耕）。韓先生再回到中國已經是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恢複之後了。那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回到當年觀察土改的張莊收集資料，寫出了《深翻》一書。
韓丁最後一次離開中國是在風雲詭譎的1989年。六四屠殺時他就在北京，近距離地觀察了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大屠殺發生之後，憤懣於中共統治者的腐敗墮落，他從中共的好朋友變成對中國政府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不過讓他出離憤怒的直接原因並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對學生采取的暴力手段，而是認為中共背離了共產主義理想，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韓丁轉身離開了中國，從此再未踏上那片讓他傾注了半生心血與感情的土地。韓丁先生於2005年5月15日在美國馬裏蘭州去世。
卡瑪的母親史克（Bertha Sneck）從40年代末到中國，一直從事教學和翻譯工作，直到2010年在北京去世。和韓丁先生一樣，史克女士後來也對中國走上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道路作直言不諱的批評。實際上韓丁和史克早在50年代便因兩岸分隔而離異了——是美國政府扮演了王母娘娘的角色。
在卡瑪的父輩人裏必須提到的還有她的姑姑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和姑夫陽早(Erwin Sid Engst 1919-2003)。記得我小的時候，從新聞裏聽到陽早寒春這兩個名字從來都是連在一起的，我曾經一度以為是一個人。
寒春是韓丁的妹妹，1948年與陽早一起來到中國。他們在中國延安的一個窯洞裏結婚，育有兩兒一女。
寒春當年是核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同學，曾在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給費米當過助手，是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女科學家之一。
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之後，寒春對此深惡痛絕。她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去到中國，後來在延安與陽早結婚，和丈夫一起養殖奶牛，去世前曾任北京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的美國專家，是北京地區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人。和她的哥哥韓丁一樣，寒春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不滿，認為那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背叛”。
陽早寒春的三個孩子中，隻有出生在北京的大兒子陽和平（Fred Engst，1952-）在輾轉美國20多年後又回到了中國，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陽和平在各種場合公開表達他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崇拜和追念，是“烏有之鄉”的座上賓客，極力推崇毛澤東、讚揚社會主義製度、歌頌文化大革命，在這一點上與他的表姐卡瑪有所不同。
祖輩
（注：為清楚起見，在祖父輩和曾祖父輩這兩部分大家都以first name出場，否則全都是Mr.Hinton 或 Mrs. Hinton，實在是拎不清。）
卡瑪的爺爺、韓丁的父親Sebastian Hinton（1887-1923）在倫敦出生，在芝加哥去世，生前是個專利律師。不過讓他出名的不是他的辯才，而是他發明的專利項目——Jungle Gym （攀登架）。如今攀登架早已在全世界流行開來，不論中美，隻要我們到任何一個兒童活動場所，大概都能看到各種異化了的攀登架。我上幼兒園和小學的時候也沒少在那些架子上爬上爬下，那種登高望遠的感覺真的像是站在樹頂上俯瞰大地，猴子一樣的瀟灑。可是有多少人會想到，這東西是被人發明出來的呢？
Sebastian的攀登架專利圖（Patent picture by Sebastian Hinton, depicting his “JungleGym.” {PD-1923},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via Wikimedia.）
第一個攀登架依然站立（不過已經是古董，不再讓人攀登了）. 【In the backyard of the Winnetka Historical Society, behind a fence of manicured hedges, there stands an ancient jungle gym, a monolithic, caramel-color 7-foot tall cube of deliberately spaced sharp angles, a geometric Tetris of rusted pipes not soldered end to end but fastened curiously in place with small curls of steel.】
事情是這樣的。Sebastian先生的父親Charles Howard Hinton（1853-1907）是一位數學家，尤其對幾何感興趣。當年他們全家從英國到日本常住，為了教自己的四個孩子立體幾何的概念，Charles用竹子製作了一個巨大的可以攀爬的結構。隨著他喊出的口令（X2、Y4！X4、Z2!等等），孩子們便爭先恐後地跑到那個位置上去，看誰贏的次數多。（這不就是現在流行的“多元智能”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嗎？原來早就有人實踐過了！）
Sebastian長大成人以後，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想給自己的孩子提供這樣有趣的學習方式，不過他更強調的是發展體育運動，因為他記得自己當年最喜歡吊在架子上像個猴子一樣晃蕩，管它什麽XYZ！確實，現在的人們在讓孩子爬攀登架的時候，還有幾個會想到那上邊包含的數學因素呢？攀登架早已成為孩子們在課間休息時候的最愛，坐在高高的架子頂上，肯定沒有誰還會去想那些枯燥的數學概念了。不過，不管攀登架的結構如何變化，隻要有孩子們存在，Sebastian先生的發明就會不斷被發揚光大！
卡瑪的奶奶、韓丁的媽媽名字叫Carmelita Hinton (1890-1983),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我猜想，卡瑪的正式名字Carmelita 大概就是繼承了奶奶的名字而來。相比起她的丈夫Sebastian來說，Carmelita的一生更為傳奇。也許，韓丁這一輩人的反叛、革新、務實的特征就是來自於他們從小在母親那裏受到的教育，是母親精神的傳承。
Carmelita出生於一個書香之家，兄弟姐妹四個，父親Clement Chase是個報人兼書商，思想前衛，是婦女權利的鼓吹者，按現代的話來說，他應該是屬於自由派的。Clement給與自己的孩子們很大的空間，允許Carmelita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不是按照她母親的教導長成傳統的賢妻良母。在日後的生活中，Carmelita先是跟著原生家庭、然後是跟著丈夫孩子輾轉數州多地，上學、工作、生兒育女、養家糊口，她自己則成為一個教師，開辦學校。攀登架就是那個時候由她的丈夫Sebastian為她的學校開發戶外活動而發明出來的。
後來，Sebastian先生患上了抑鬱症，1923年在他自主就醫的精神病院自殺了。此後，Carmelita更換了幾個住地和工作，最終於1935年在Vermont的一個農場開辦了頗有前瞻性與改革精神的男女合教的寄宿製高中The Putney School，擔任校長到1955年。
Putney School以其腳踏實地的風格著稱，除了幫學生做入大學的準備學習，還強調學生動手操作、藝術、體育等“另類”課程，注重培養有道德、有學識、有品位、有體能的全麵發展的學生。這與同時期美國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教育理念、中國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陳鶴琴的“活教育”實驗有異曲同工之妙。
韓丁兄妹是這個高中的第一批學生。可以說，Carmelita是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提供她認為滿意的教育而開辦了這所學校，而在近四分之三世紀之後，仍然有很多孩子們受益。Putney School現在每年招收200多名學生。
Putney 的學生在勞作
如果你感興趣，可以上網去查Putney School。關於Carmelita 更多的故事，網上有一篇更為詳細的報道：《韓丁母親欣頓夫人的傳奇人生——從帕特尼到北京》，可以搜索來看。
Carmelita的自由精神給孩子們做出了典範，她為自己的孩子們提供的接地氣的教育為他們以後在中國的經曆打下了基礎，所以才有了韓丁和寒春在中國從事農業技術工作的後來。70年代的時候，Carmelita還曾經去過中國。
Carmilita與陽早寒春一家在中國的合影
曾祖輩
卡瑪的爺爺Sebastian Hinton 有弟兄四個，前麵已經提到過，他們的父親是Charles Howard Hinton （1853-1907），英國人；母親名叫Mary Ellen Boole Hinton (1856-1908)。Charles 是一位數學家和科幻科普作家，尤其對超立方體感興趣。據牛津大辭典稱，Tesseract （四維超正方體）這個詞是Charles於1888年創造的。要知道，Charles是1886年在牛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可見那時候英國的教育水平就很高了，所以一個碩士生畢業不久就能夠在數學上有所建樹。
Charles和Mary Ellen於1880年結婚，1887年舉家搬到日本去辦學校，又過了5年更是漂洋過海來到了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數學講師。Charles於1907年突發急病去世，一年後Mary Ellen自殺了，時年50歲。（不知道Mary Ellen的兒子Sebastian的自殺是不是因為有家傳因素，就像海明威家族那樣？）
行文至此，本文的另一位正主該出來了。
Mary Ellen姐妹五個，最小的妹妹叫Ethel Lilian （1864-1960）。Ethel才生下來不到一年，她們的父親就去世了。Ethel童年寄人籬下的坎坷經曆造成了她孤僻的個性，直到18歲她得到了一筆遺產，才得以去德國學習音樂。在柏林期間，Ethel認識了來自俄國的一些革命家，她被革命的理念所吸引，學會了俄語，1887到1889年間到聖彼得堡做了兩年家庭教師，期間與從事反沙皇運動的民粹派人士建立了聯係，還認識了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等人。回到英國以後，Ethel與人一起組建了俄羅斯自由之友協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Russian Freedom），編輯英文小報，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在倫敦，Ethel結識了逃離了西伯利亞的波蘭革命者Michal Habdank-Wojnicz，兩人從同居到結婚，Ethel從此走上了堅定的革命道路。Ethel的丈夫後來改名為Wilfrid Michael Voynick（伏尼契），順理成章，Ethel便成了伏尼契太太。Wilfrid後來成為一個名聲響亮的古董書商，他最為人知的事跡是發現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伏尼契手稿”（Voynick manuscript）。
（在這裏我稍微跑偏一下，說說這個伏尼契手稿。伏尼契手稿是伏尼契先生1912年在意大利發現並購買的一本書，裏麵充滿了各種各樣奇怪的插圖和文字，據放射性碳定年法檢測，該書成於十五世紀初。百年來，這本書引無數專業和業餘解碼專家競折腰，可是至今為止尚沒有人能夠讀懂此書。最近幾年有多人，包括中國人，聲稱解讀了此書，但實際上都屬於猜度或編造，就連人工智能機器據說也隻解讀了書的開篇第一句話，而且還文理不通。）
伏尼契手稿第9、10頁（圖片來自網絡）
Wilfrid Michael Voynick
Ethel，翻譯成中文的名字是艾捷爾，加上夫姓便是艾捷爾·伏尼契，或者是艾捷爾·莉蓮·伏尼契。對，她便是《牛虻》一書的作者。
1889年，伏尼契決定要寫一本小說，一本關於革命者的小說。該書的創作素材來自於伏尼契身邊的那些俄羅斯、波蘭、意大利的革命者。
旅居巴黎時，一次在參觀盧浮宮的時候伏尼契看到了一幅黑衣男子的肖像畫。畫中人憂鬱而清純的眼神、高傲且高貴的氣質深深地打動了伏尼契。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所接觸過的那些革命者的縮影，於是，亞瑟·博爾頓（牛虻）誕生了。伏尼契購買了那幅肖像畫的複製品，從此他便陪伴在她的身旁，不離不棄（從蘇聯莫斯科大劇院演員拜訪95歲生日的伏尼契的電影中可以看到，這名不曾老去的男子一直在她的書桌前以憂鬱的眼神注視著她）。
很快，伏尼契離開法國去往意大利，在那裏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搜集資料，了解意大利的曆史。然後她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旅館裏，“基本上沒有離開書桌”（“literally without departing from the table”—— Evgenia Taratuta，“Product Gadfly”），埋頭疾書，用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牛虻》這部小說。伏尼契的心情一定是矛盾的——她是那麽熱愛自己的亞瑟，卻又讓他曆經磨難，最終以悲劇謝幕。
這就是那幅給了伏尼契靈感的肖像畫，Franciabigio (Francesco di Cristofano) 1509的作品， Portrait of a young man（曾經被誤認為是拉斐爾的作品）。
關於《牛虻》，維基上是這樣介紹這本書的：
《牛虻》（The Gadfly）是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創作的長篇小說，該書描寫了意大利革命黨人牛虻的一生。主人公單純幼稚的愛國青年亞瑟因被革命同誌誤解，佯裝投河自盡，奔赴南美。13年後，當他帶著一身傷殘重回故鄉時，苦難的經曆已把他磨練成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他參與了反對奧地利統治者、爭取國家獨立統一的鬥爭，最後為之獻出了生命。小說涉及了鬥爭、信仰、犧牲這些色彩濃重的主題。小說是作者伏尼契受到當時身邊革命者的獻身精神的激勵寫成的。它生動地反映了19世紀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對奧地利統治者、爭取國家獨立統一的鬥爭，成功地塑造了革命黨人牛虻的形象。
在中國，這本書影響了好幾代把革命作為自己人生目標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八九點鍾的太陽”們。故事中對宗教虛偽麵目的揭露、對大義滅親的革命意誌的渲染、還有“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大義凜然，都曾經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青年人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倘若能夠把這本書放在“新中國”的背景下，或者把“新中國”年輕一代放在這本書的語境裏，也許對理解那個年代的人和事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您還沒有看過這部小說，一定要找來看一下。
Ethel的丈夫Wilfrid於1930年在紐約去世。而本人長壽至96歲、由一名女友終生陪伴的Ethel晚景比較淒涼，這才引出了前麵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有關韓丁看望伏尼契的故事。想當年，Ethel的書在遙遠的東方（包括前蘇聯）被翻譯出版大量發行廣受追捧，後來《牛虻》還被蘇聯拍成多部電影、歌劇和芭蕾舞，與保爾·柯察金一道，成為革命者的榜樣。關於這些，Ethel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卻並不知曉。1955年，有蘇聯讀者偶然發現風靡多時的革命“聖經”《牛虻》一書的作者還在世，住在美國的紐約。於是蘇聯政府派人聯係上她，為她送去了15000美元的稿費和十幾種俄文版本的《牛虻》，還有由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攝製、榮膺列寧勳章的電影《牛虻》。不過據說伏尼契看了《牛虻》的電影以後曾經使勁地搖著頭說：“No，not at all！”估計是不同意蘇聯人對該書的電影解讀。（我一定要找來那部電影再看一遍。）
由於韓丁和史克從中斡旋，中國青年出版社也於1955年5月給伏尼契寄付了5000美元的稿費，令她激動萬分。能夠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看到自己在這個星球上留下的不可磨滅的腳印，伏尼契是幸運的。
在穀歌上搜到的部分版本的《牛虻》成書
伏尼契後來還寫了幾部小說，基本上是圍繞著亞瑟/牛虻的身世和《牛虻》一書中一帶而過的“13年”流亡經曆來寫的，但都不如《牛虻》本書受人關注。晚年的伏尼契重操舊業，寫了一些音樂、歌曲，但沒有發表過，後世人的評價也不甚高。
曾曾祖輩
伏尼契的未嫁名是Ethel Lilian Boole，她是Mary 和George Boole夫婦五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說起George Boole（1815-1864）來，理工科的朋友們大概不會陌生，因為George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和教育家，“布爾代數”的創始人。
布爾先生的家庭出身按中國的說法應該算是“小手工業者”——他的父親是個鞋匠。布爾本人接受的正式教育是小學程度。後來能夠成為一個著名的數學家，他基本上是靠自學成才。16歲的時候，作為四個孩子裏麵的老大，布爾成了家裏的頂梁柱，開始在學校當助教。19歲的時候，他開辦了自己的學校，一直幹到三十多歲。在這期間布爾繼續自學和拜師學習，在語言和代數方麵顯現出超人的天才，“布爾代數”（Boolean Algebra）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啥是布爾代數？一說起數學來我就蛤蟆跳井了，不敢妄議，還是抄一段網上的通俗話來解釋吧：
“布爾代數用於分析和簡化數字（邏輯）環路。 它僅使用二進製數，即0和1，也被稱為二進製代數或邏輯代數。”
據說，布爾代數為現代計算機科學打下了數學基礎。這個我好像知道，因為當初就聽說計算機的輸入就是0和1。
George比他的妻子Mary大17歲，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對數學的共同愛好之上的——Mary通過她的叔叔認識了當時已經是著名數學家的George，George成為了Mary的私人數學老師、藍顏知己和精神支柱。經過多年的相處，友情、愛情、師生情把他們聯結在一起。1855年，Mary的父親去世了，George向無依無靠的Mary求婚，二人於1855年9月11日步入婚姻殿堂。
本該是二人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無奈好日子很快就以George去世而結束了。說起來挺慘的。1864年11月下旬的一天，George去學校的路上淋了大雨，又堅持穿著濕衣服講完了課，回到家就病了，肺炎。他的嶽父、Mary的父親是另類療法“順勢醫療”（homeopathy，也叫“同種療法”，有點兒咱們說的以毒攻毒的意思）的堅定執行者。Mary在這樣的家境中長大，當然也受到了很深的影響。於是，丈夫淋了雨生肺炎，同種療法的手段便是再用濕毯子把他包裹住。結果，George的病情惡化，於同年12月8日英年早逝，享年49歲。
George去世的時候，Mary也就30多歲，他們最小的女兒，也就是艾捷爾·伏尼契，才剛剛6個月大。了不起的Mary不斷更換工作，當圖書管理員、教師，一個人帶大了5個孩子（Ethel曾經被送到別人家裏去寄養過）。晚年，作為一個數學家的Mary繼承了丈夫的理念，不間斷地寫書介紹George的理論，並將它付諸實際應用。那些書在100多年以後的今天仍在出版，被很多學校收藏。
Mary為兒童寫的書
Mary還發明了曲線拚接（curve stitching，或String Geometry）的方法，用來幫助兒童學習幾何概念，至今仍然在很多學校裏使用著。
Mary相信超自然性，還為此寫過書。上圖是在網上搜到的十多個版本的《The Message of Psychic Science for Mothers and Nurses》。因為出版這本書，Mary曾經被她工作的圖書館解雇。這書現已成經典，2018年仍在出版，Amazon上麵可以買到。
守寡50年的Mary於1916年去世，享年84歲。
布爾家族的合影（布爾先生已不在世）；後排站立的五位女子便是布爾家的五朵金花
曾曾曾祖輩
Mary Boole出閣前的名字叫Mary Everest。沒錯，Everest，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英文名字一樣。這可不是巧合，因為，珠穆朗瑪峰就是以Mary的叔叔George Everest命名的。【Everest，按照威爾士發音來講，應該是EEve-rest（(/?i?vrist/）,而不是人們尋常用的Ever-est】。
George Everest（1790-1866），英國人，探險家、地理學家、測量專家。他16歲被派到印度當兵，在那裏前後度過了20多年的時光。喬治早早便顯露出數學和地理才華，仕途一路向上，曾任到印度測繪總局長（1830-1843），完成了始於他的前任William Lambton於1806年開始的沿著子午線弧從由南向北對印度的測量。據說，在他親力親為的帶領下繪製出來的印度地圖是當時最精準的一份。1827年，因病離開印度正在療養中的喬治入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另有一說為1843年加入），1854年提拔為陸軍上校，1861年受封騎士爵位，1866年12月1日在位於海德公園花園的家裏去世，享年76歲。
珠穆朗瑪峰位於西藏和尼泊爾之間，和印度沒有直接關係。事實上，喬治本人根本沒有到過尼泊爾，更沒有親眼見到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第一高峰。這個命名動議是他的繼任者Andrew Scott Waugh在測量尼泊爾時提出來的，以紀念他的前任喬治。當時Waugh用的理由是，這座被編為第15號的山峰在當地沒有已知的名字——確實，尼泊爾政府於1960年代才給這座山峰起了名字，叫做薩迦瑪塔（Sagarmatha），意為“天空之女神”。但是在西藏，至少在清朝繪製的地圖上，珠穆朗瑪就已經被稱作“朱姆朗瑪阿林”了，藏語為“jo-mo glang-ma rib”——意為“大地之母”，隻不過語言和交通上的隔絕使英國人對此不得而知而已。
喬治本人其實並不同意這個命名，他認為測量珠穆朗瑪峰和他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他的名字Everest用印第語很難發音和書寫，所以敬謝不敏。這個命名動議在英國皇家地理協會也頗受爭議，大家吵吵嚷嚷地一下子就過了9年的時光，最後由於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名字，才於1865年正式決定將此峰命名為Mount Everest。1952年，中國政府給此山起了個漢語官名，那就是“珠穆朗瑪峰”，簡稱珠峰。
【在互動百科上看到一段令人不禁啞然失笑的話，不能不照搬過來。話是這樣說的：“西方從1858年起，稱珠穆朗瑪峰作額菲爾士峰或艾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是紀念負責測量喜馬拉雅山脈的印度測量局局長喬治·額菲爾士(George Everest)（英國人）。 我國編撰地誌輿圖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這個名稱。用帝國主義殖民官吏的名字來稱呼我國的最高山峰，實在是很大的一個錯誤。”真逗，這給大山起名字的事兒，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兒，就跟生一個孩子你願意叫他富貴兒，別人願意叫他狗剩兒一樣，不就是一個符號嗎？愛國也不至於跟這兒上綱上線的找補吧？】
如果在維基上搜Sir George Everst的家庭關係，可以看到這個大家族裏的人幾乎個個都在數學和科學（包括醫療）領域裏做出過貢獻。不過那應該是另外一篇文章的故事了。
回到開頭兒
按說這篇文章到此就該結束了，可偏偏在我寫作過程中搜索資料時，竟然又有了新的發現。不過呢，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把故事講到這裏已經完完全全地暈菜了。所以我隻跟這兒提個頭兒，如果您感興趣，那剩下的就自己個兒上網去搜吧。
Geoffrey Everest Hinton，生於1947年，是老布爾先生大女兒Mary Everest Hinton的兒子、韓丁先生的（父係）堂叔/伯和著名的昆蟲學家Howard Everest Hinton的兒子，算上去應該是卡瑪的表哥（遠房堂哥？）。【輩份兒論到這裏我已經徹底暈了，在本文開篇的家譜圖上是綠色的那位】關於他，維基百科上是這樣介紹的：
“傑弗裏·埃弗裏斯特·辛頓，英國出生的加拿大計算機學家和心理學家，多倫多大學教授。以其在類神經網絡方麵的貢獻聞名。辛頓是反向傳播算法和對比散度算法的發明人之一，也是深度學習的積極推動者，被譽為‘深度學習之父’。辛頓因在深度學習方麵的貢獻與約書亞·本希奧和楊立昆一同被授予了2018年的圖靈獎。”
鑒於本人的理科造詣幾乎為零，拜托各位就別問我啥是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了。我的理解是，它是人工神經網絡的研究的概念、機器學習的一個研究方向，可與人工智能比肩或者說是人工智能的先驅。不知道當年“深藍”是不是應用了深度學習的技術把世界冠軍都打敗了？
傑弗裏於1998年入選英國皇家學會成員。有意思的是，從當年的布爾代數到現在的深度學習，可以說，這個家族為人工智能的貢獻畫了一個完整的圓。
結束語
開篇的時候我並沒想到，從卡瑪到牛虻的故事會這麽長——這不能怪我，要怪隻怪卡瑪那個“彪悍家族”（《AI學人》王詠剛語）的故事引人入彀欲罷不能。有時候我會想，一個家族中幾代數學家、科學家，有些甚至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材，難道這邏輯思維、數學才華也能夠通過基因代代相傳？有誰知道答案，哪位懂遺傳學能給解釋一下嗎？（全文完）
【最後的說明：本文中所有的資料（包括圖片）均來自網絡，因為不是研究報告，來源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
2019年7月28日完稿
http://miaomiaoma.hxw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