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高樂主義”的國家幹預理論指導下，法國從上世紀60年代起由政府出麵，選擇一些值得突破的技術領域，政府補貼企業搞研發或幹脆成立國有企業，瞄準幾個領域猛幹。法國財政部為政府選定的產業提供貸款利率補貼。換句話說，開發受政府鼓勵的技術，企業隻需支付貸款本錢，利息則由財政部的公共支出負責。這種產業政策被稱為“空檔政策”，用的那個法語詞是古代城堡上放箭用的城垛。
“空檔政策”很快取得巨大進展，20世紀70年代，法國成功研製出了高鐵、民用核能電站、航天、航空等領域的新技術，在發達國家中獨樹一幟。其實，連後來風靡全球的互聯網技術靠的也是由法國電信公司最先開發出來的光纖傳輸數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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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法國並不是唯一靠產業政策率先收獲眾多先進技術的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剛開始時，產業政策就是歐洲國家及後來加入工業化的美國經常使用的法寶。19世紀，貿易保護主義尚未成為“過街老鼠”，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都是靠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來保護和推動本國工業產業發展。
比如，英國的產業政策首先是保護自己的紡織工業不受外來產品衝擊。光榮革命後，英國完全停止進口法國和荷蘭的毛紡織品，並在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保護本土紡織業。1700年，英國議會又立法禁止從印度進口棉織品。即便到1812年，英國還對從印度進口的布征收高達71.7%的進口稅。如果英國允許印度的棉、絲織品自由輸入英國，那麽英國的棉紡業和絲織業會馬上垮台。
不少英國經濟史學者都曾指出，都鐸王朝時期的產業政策才是英國崛起的真正秘密。至於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鼓吹的比較優勢理論，那隻是英國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發明”的一套說法，希望以此說服其他歐洲國家不再用產業政策扶植本國工業企業與英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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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更是如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普魯士挑頭建立德意誌關稅同盟，實行高關稅政策將英國和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各德意誌公國之外，再興辦一些國有企業，並資助私營企業發展國家希望發展的產業。正是政府產業政策的積極幹預，創造了德意誌諸公國的奇跡。1830年，德意誌諸國工業人口占比不足3%，依舊是農業為主，而到了1870年，德意誌諸公國的煤產量已達3400萬噸，生鐵產量139萬噸，鐵路線長18876公裏。德意誌各國的工業一舉超越法國，總產值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3.2%，這也奠定了普魯士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取勝的物質基礎。普魯士戰勝法國後，把各德意誌公國統一起來，成立了德意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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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的一百多年時間裏，美國實行了前所未有的高關稅政策。正是在高關稅保護下，美國從一個種植棉花、茶葉、糧食，出售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以及生產一些紡織品的不發達國家，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到一戰前夕，美國的工業產量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業總產量的32%。有學者指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美國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在產業政策和關稅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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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後，它們反過來開始遊說其他國家放棄使用產業政策。但從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直到7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仍是西方各國政府篤信的靈丹妙藥，政府通過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還是西方國家常用的手段。上世紀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顯學，“市場原教旨主義”把國家幹預主義鞭撻得體無完膚，產業政策也隨之被經濟學和政府決策部門掃地出門。
這些理論上的“革命”雖然對金融自由化有利，但卻間接造成西方國家工業的“空洞化”和社會分配的兩極化。最近一些年來，新興經濟體異軍突起，強勁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工業化突飛猛進的發展，而背後的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也吸引了工業衰落的發達國家的注意。於是，它們加強了對新興經濟體使用產業政策的批判，甚至在世貿組織裏指責新興經濟體的產業政策是國家幹預主義，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它們還指責新興經濟體有國有企業，等等。這些健忘的國家，甚至忘記了它們本身發展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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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共識”沿革
上世紀70年代爆發的兩場石油危機引發了西方經濟的“滯脹”，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失寵，而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幾種理論成為了美歐國家政府製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以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裏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流派及以美國斯坦佛大學教授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
上世紀80年代初裏根在美國當選總統，撒切爾夫人成為英國首相，這兩個標誌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成為主導，開啟了經濟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開始放鬆管製，讓市場更多發揮作用。根據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理論，美歐政府推行了4項政策：持續地解除經濟管製；鼓勵企業的兼並、收購及杠杆收購；為“投機”的經濟效用正名；大肆宣揚衍生工具對市場的有益促進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及歐洲的股票市場由大量的並購、重組及杠杆收購活動所推動，市場行情不斷翻新，吸引越來越多的私人投資者加入進來。同時，政府也開始減少企業稅賦，鼓勵投資，鼓勵金融創新等等。
在發達國家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開始轉變發展戰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歐美國家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從50年代到70年代曾廣為流行的“進口替代”戰略不再受到鼓勵。西方國家不斷批評進口替代戰略，認為這種戰略需要政府用高關稅扶植“幼稚產業”，造成“尋租”等腐敗行為，最終浪費了公共財政的開支，養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與此同時，歐美國家還說服發展中國家采用引進外國企業投資、鼓勵出口的增長模式。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鼓吹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技術交流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麵開放金融市場，全麵推行私有化。這些措施後來被總結為“華盛頓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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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美國經濟表麵看似乎很繁榮，但美國社會的嚴重分配不均給這種繁榮埋下了垮台的種子。當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美國就麵臨著政策失靈與政治合法性受到質疑的雙重危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所獲得的80%的金融資產收益，以及幾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發生在最富有的階層內部，而且主要是金融業人士。因此，當危機爆發後，美國輿論指責金融界的聲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動隻救了那些大企業及其領導們，卻沒有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企業的私人債務轉成了政府的債務，主權債務危機再度威脅著步履蹣跚的經濟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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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領華爾街”運動從紐約擴大到華盛頓，再擴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現出美國民眾對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沆瀣一氣的不滿。美歐等發達國家爆發的這場社會抗議活動矛頭直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獨領風騷的新自由主義。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及目前在美歐國家上演的危機已經證明，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無法解決失業和經濟周期問題；市場機製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決經濟的外部性問題；市場機製會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研究了大蕭條後認為，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去調節市場的需求，進行反向的操作，特別在危機造成需求不足時，政府擴大公共開支可以彌補私人需求不足，緩解經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政府某種程度上都大量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用“看得見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會福利製度，緩解了勞資矛盾。但濫用“庸俗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曾被認為是導致經濟滯脹的原因，
丁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