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醬缸”裏的嚴文井和趙樹理
北京火車站向北，正對的南小街，有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因曾是明代總輔衙署所設地，後稱總布胡同。其東總布胡同46號，住過許多如張光年、趙樹理、嚴文井、蕭乾等文化名人。他們在1949年7月，因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風雲際會於北平，後來自解放區的文化人奉命留在北京工作，不少人成了文藝部門的領導。東總布46號是他們集中住宿地之一，蕭乾戲稱“大醬缸”。曾請教蕭老，蕭老對曰：“臭知識分子紮堆之謂。”實在意味深長。
“大醬缸”住戶，似走馬燈變換，時任作協負責人之一的嚴文井，及主持大眾文藝研究工作、曲藝協會主席、《說說唱唱》主編趙樹理，算是穩定業主。嚴文井生於乙卯年，屬兔，性格溫和圓熟，被高洪波昵稱“老兔”。大嚴文井九歲的趙樹理，屬馬。偏偏這位“一手攥筆杆，一手握驢鞭”的“驢背上狀元”，性格倔強，有驢脾氣，人送不雅綽號“強驢”。
他們對我的文學生涯有重要影響，嚴文井有著濃鬱的詩情畫意和深刻哲理的詩體童話，開啟了我的文學之門，後我進入他當社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為我提供了一個廣闊、可以眺看文壇的平台，曾有機會為許多著名作家做嫁衣裳，在我擬撰寫七卷本《民國清流》時，他又是最熱情的鼓勵者。我與趙樹理接觸不多，但他那生機盎然的作品、肝膽忠烈的文化人格，一直影響著我。斯人早已西去，但思念如江河般悠長。
我認識嚴文井，是在1958年我在北京六十六中讀高中時，校長請來以《黨費》、《七根火柴》小說聞名於世的軍旅作家王願堅，給師生做革命傳統教育報告。會後，我們文學小組又邀他座談。結束時，我們騎車回家，發現我們都住在南小街，他住祿米倉，我住遂安伯，隔南小街東西比鄰而居，從此我們有了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是我請王願堅帶我去“大醬缸”，拜訪離我家不足半華裏的嚴文井。那次，他們卻討論了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裏灣》。我讀過這部寫中國農村矛盾和農民心理的長篇小說。王願堅認為，小說以大團圓的方式，表現當時農村生活中並沒有真正解決的社會矛盾，使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受到局限，也削弱了小說的美學價值。嚴文井沉默了一會兒，說《三裏灣》刻畫出農民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躁動不安的靈魂，至於局限，不是老趙的責任。然後以“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鼓勵王願堅。我回家問爺爺，方知是《史記·商君列傳》中的名言。
認識趙樹理，有些戲劇性。節假日，我喜歡到遂安伯東口一家小飯鋪去買油條豆漿。有幾次遇到一個高個兒黑瘦臉的老漢，身穿舊黑色布衫，腰間別著小煙袋，和趕大車蹬三輪的漢子們擠在一條長凳上，端著一碗澆著紅辣椒油的老豆腐，就著火燒，很有聲響津津有味地吃著。一位街坊笑我：“怎麽，你不知道？他就是寫《小二黑結婚》的趙樹理呀！”後來，讀老舍夫人胡絜青之《老舍與趙樹理》一文，知趙樹理的老朋友“副省長王中青來京出差，趙樹理為盡地主之誼，便誠心誠意地領著他，也到這家小飯鋪裏喝了頓老豆腐，被人傳為笑料”。聽嚴文井說，當時名重一時的老趙，稿費滾滾而來，但他在1953年以前，將巨額稿費的一半交了黨費，之後不再領工資，出公差的車馬食宿費用，從不報銷，看病自己交錢，也不享受公費醫療。老趙一直恪守家訓“不履斜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終老不變。
閱讀所知，1946年《解放日報》發文說趙樹理是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麵都有準備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是實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理論指導和基本精神的典範。但在進北京之後，他的創作和工作似並不順利，他因在其主編的《說說唱唱》上編發了一篇寫英雄人物也有缺點的短篇小說，遭到《文藝報》的批判。帶有諷刺意味的是，作家們都掉進“假大空”、“高大全”的概念化泥潭，趙樹理卻不見風使舵，讓我們看到他的文學價值和人格魅力。
但嚴文井卻說，老趙心裏苦啊。他講了老趙常常“送戲上門”的故事：深夜時分，老趙會突然推門而入。“老嚴，我給你唱段上黨梆子！”不等讓座，他早已坐在書桌邊，雙手齊用，以打手指頭代替打板和鑼鼓，節奏急促緊張。同時，他哼著高亢的過門兒，上黨梆子便繞梁飛天。剛唱罷，不等聽者評價，他馬上又說“再來段更好的”，便又自顧自地引吭高歌。
嚴文井家有架老式留聲機，有一堆黑色唱片，多是西方古典音樂的。每次播放，對屋的老趙就扔下手裏的三弦，到嚴文井屋裏來聽。一次留聲機裏正播放一位花腔女高音的詠歎調，老趙推門進屋，說：“貓尾巴又被門擠了！”卻津津有味地聽。聊天時，他說上黨梆子也有和聲，演員的歌唱和伴奏的樂器不是一個聲部平行進行的。嚴老說這個老師範生，學過樂理，是具有一定西方音樂知識的。由此又說，人們都說老趙是“土得掉渣”的民間作家，殊不知他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唐詩、宋詞、元曲無不精通，其有韻的《打卦歌》就有白居易詩的神韻，不少短戲有元曲的遺風。他肚子裏的洋貨也不少，有一次與人說起某人的“桃色新聞”，老趙聽罷，就聯想到契訶夫的《在避暑山莊裏》，連小說裏巴維爾妻子的假情書，都背得滾瓜爛熟，逗得大家笑出眼淚。早在1932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歌生》，竟是以“象征主義”、“意識流”等西方手法，講了一個借屍還魂的故事。
1960年，讀大學時，我與王願堅又去看嚴文井，趙樹理已離開“大醬缸”回山西老家沁水縣了。王願堅告訴我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趙樹理給陳伯達發出了一封長信，表示彭德懷的萬言書並無過錯。於是被定為“與彭一文一武，遙相呼應，猖狂向黨進攻”的罪狀，遭到嚴厲批判。趙樹理桀驁不馴的驢脾氣來了，他在向有關部門交的書麵檢查中，說自己寫信“其精神是把問題解決”。又說“按我的觀點來檢查，你們通不過；按你們的要求來檢查，我自己又通不過”。那天，嚴文井一個人落寞地聽著留聲機，播放的是花腔女高音的詠歎調。聽完望著對麵老趙曾住過的小屋，說：“很久沒聽到老趙的三弦和上黨梆子了。”
我看見文井老人的眼角，閃爍著晶瑩的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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