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帆之妻回憶：“潘揚案”中的揚帆一家
在揚帆被帶走的四個月後，也就是1955年4月，黃赤波來到我家，他帶來的消息對於我來說無異於晴空霹靂。他告訴我：“揚帆被逮捕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差點昏過去，原本還抱有的一絲希望完全破滅了。
在這幾個月中，揚帆在頭一兩個月之內還來過四五封信，都是經過公安局轉的。他在信裏隻字不提自己的問題，隻是問問家裏老的好嗎，小的要當心，再就是問問我身體怎麽樣。講到自己，隻說組織對他照顧得很好，他具體在什麽地方，查他什麽問題，一句不提。當時，我的回信也是通過公安局轉去的，到了第三個月開始，就杳無音信了。
揚帆被捕後，我翻來覆去想，揚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跡和可能，然而我怎麽也想不出來。當時也有組織來找過我，叫我到黨校去學習。我去了以後才知道，是到黨校接受審查，叫我交代揚帆的問題。然而交代來交代去，我也說不出揚帆可能成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幾乎就在宣布揚帆被捕的同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震動全國，那是1955年。麵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禍不單行，剛剛經曆了生離，馬上又要麵對死別。
揚帆走後，我一直瞞著揚帆的父母，老人家身體不好，受不了這個打擊。然而在揚帆走後大概一個月，他父親有一天忽然對孫女小殷說：“你媽媽說你爸爸去開會了，是騙我們的，他失蹤了。”這時老人已經猜到兒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壓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腦溢血，我把他送到醫院之後兩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後，我很傷心。兩位老人是1950年來到兒子家的，到揚帆的父親1955年去世，我們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當時作為公安局長的揚帆，待遇不錯，有兩部汽車，一部是揚帆坐的，一部是警衛的。雖然有兩部車子，但是4年多時間，揚帆從來沒有用車子帶我們到公園玩過一次，或者帶我們到電影院去看看電影。因為揚帆的工作實在太忙了，以至沒有時間陪伴父母，這是他對父母永遠的愧疚。
在揚帆的父親去世後，和我們同住的揚帆的姐姐，在9月因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揚帆的母親也因為丈夫、女兒去世、兒子失蹤鬱鬱而終。一年之內一同生活的3個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麵對了揚帆走後最沉重的一次打擊。我最小的兒子，揚帆走的時候隻有2個月大，當時已經3歲了。一天，兒子突然發燒，我把他送到兒童醫院去看，醫生說是感冒，如果保險起見，住院幾天觀察一下。我當時心想，感冒不要緊，自己家裏經濟拮據，住院花費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脫不開身，沒法在醫院陪孩子。於是要了一點藥，就把孩子帶回了家。第二天，我還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發現兒子還在發燒。到了這時，兒子已經連著3天發高燒，此時我有點兒急了，也顧不上吃晚飯，抱著孩子又到了兒童醫院。那天晚上，醫生再次建議住院，我同意了，在觀察室住了下來。等到第二天，檢查結果出來了，兒子得的是小兒麻痹。我聽到這個結果心裏很難過。而此時孩子神智還清醒，他對我說：“我要吃橘子。”我趕緊答應：“媽媽這就給你去買。”沒想到等到橘子買回來，兒子已經死了，我手裏的橘子掉落一地。
艱難的歲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我一家人頂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
因為是“反革命家屬”，我和五個孩子往往需要比身邊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樣的回報。然而即便是這樣，我們還是經常會遭受突如其來的打擊或中傷。
揚帆被捕之後，我首當其衝遭遇了不公平的對待，進了學習班。從學習班出來以後，我沒有回原來的公安係統，而是被分配到盧灣區中心醫院工作。因為“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在公安係統工作的，我不得已離開為之戰鬥了幾十年的工作崗位。
這樣不公平的待遇，不光體現在我身上，也同樣落到了幾個孩子身上。對於我們家這樣成分的孩子，有幾個規定：第一，不許當兵；第二，不許到工廠做工人；第三，初中畢業後不能繼續讀書。所以，我和揚帆的幾個孩子都是插隊落戶。我們的二女兒揚小舜因為有哮喘病，沒法插隊落戶，初中畢業以後在家裏呆了8年沒有工作。
揚小舜是六六屆初中生，當時“上山下鄉”的口號還沒有出來，所以，他們那屆畢業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個工礦企業工作，隻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龍江和市郊農場。當時，小舜看到班裏其他同學都拿到《錄取通知書》了，隻有她一直沒有拿到。她就到學校去問，學校告訴她：“你那個檔案材料，從這個局扔到那個局，手工業局出來又到紡織局，都不要你，沒有人要你。因為你這個情況，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經退回街道了。”小舜聽了這個話雖然傷心，但是她想就算檔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還會給安排工作。於是，她一直等著。沒想到從1966年開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裏什麽人都沒有，兄弟姐妹都插隊落戶了，媽媽又在幹校，她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麽時候才會結束。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揚小舜一個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揚小朝也經曆過許多不公平的對待。揚小朝很早就插隊落戶了，她知道自己家裏的情況，於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證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書的機會都與她無關。這還不是最傷害她的事情，讓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麽時候傷人的話會從她信任的人口中說出。
有一年，一同插隊的一個知青回上海探親，這個知青是揚小朝的同學，她們去了同一個農村，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這個知青從上海探親回去後，她們幾個人約好去她家聚會。因為那個時候回城的機會不多，有誰從上海回來大家都很開心，都要去問問上海什麽情況。那一天，她們就到了朋友那裏，這個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說：“現在上海流傳著一個故事，一個非常好聽的故事，你們要聽嗎？”那個時候農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聽講故事都很高興，就聚精會神地聽她講。這個故事是關於潛伏特務的，果然很生動，名字叫《綠色的屍首》。然而到了故事結束、真相大白的時候，這個朋友對著小朝說：“你知道潛伏特務是誰嗎？就是公安局長揚帆，就是你爸爸。”小朝當時一下子驚呆了，旁邊的其他同學也很吃驚，屋子裏鴉雀無聲。
像這樣的事情，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並不是一次兩次，在2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持續著。孩子們受了委屈還能對媽媽哭訴，而我又能向誰去訴說自己的痛苦呢？因為孩子小，我周圍也沒什麽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沒地方訴說，連哭也不能隨便哭，怕影響到孩子的情緒，隻得在孩子睡覺以後，一個人在被窩裏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淚一擦，還得高高興興地上班去。生個小病也不敢請一天假，怕受批評，小毛病自己都忍著，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時候，我還要裝得很開心、很樂觀，唯恐人家說我情緒不好，是對抗組織，這頂帽子我戴不起。
痛苦的決定
時光荏苒，距離揚帆被帶走已經有10年了，除了開頭幾個月有過幾封信，之後再沒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這10年中，家裏經受了許多打擊，孩子們也逐漸長大。為了孩子們的前途，我作出了一個決定：和揚帆離婚。
這一年是1964年，此時幾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關鍵時刻。而頭頂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對於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當時我在盧灣區中心醫院工作，單位的領導幾次找我談話，希望我和揚帆脫離關係，這樣不光對孩子的前途比較好，也對我自己的工作比較有利。當時我的答複是：“我的責任現在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做好工作，第二條是把孩子養大。至於揚帆，我隨便他是什麽問題，我早就不考慮了。但是叫我去離婚，到法院去起訴、開庭，這一套我做不出來。”我委婉地拒絕了組織讓我離婚的要求。然而沒幾天，領導又來找我談話，還是要求我把離婚手續辦了，組織上可以出麵請法院的同誌上門辦理手續。這樣，我第一出於對家庭和孩子的考慮，第二迫於一定的壓力，同意和揚帆離婚。過了幾天，法院果然派來一個女同誌到我的單位，給我辦理了離婚手續。
手續辦完了以後，我思來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揚帆說明一下。但是，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揚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揚帆通信，組織同意了我的要求。於是我寫了一個條子，通過組織轉給揚帆。我明白，這個條子一定要經過審查才能到揚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沒法說明白，於是就寫下了幾行字：“鑒於我們當前的處境，我感覺到我們的關係沒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個孩子都由我一個人來撫養。”在紙條中，我寫明了一個人撫養五個孩子，就是想告訴揚帆，我雖然辦理了和揚帆離婚的手續，但這輩子不會再和別人結婚了。
寫了這個條子之後，組織上轉來了揚帆寫的一個條子，在這個條子上，他什麽都沒表示，既不表示同意離婚，也沒說不同意，上麵隻有一句話：“六個孩子怎麽隻剩五個了呢？”可憐最小的孩子，揚帆走的時候他才兩個月，兒子死了揚帆一直不知道。
事實上，在組織幫我和揚帆辦理離婚手續之前，揚帆就有過類似的想法。雖然他一直堅信自己是無辜的，是被冤枉的，總有一天會澄清。然而畢竟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對一個家庭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年紀還輕，孩子又小，我們變成“反革命家屬”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過。在被關押近10年之後，揚帆覺得出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組織，要求辦理離婚手續。他寫了這封信之後，沒有得到絲毫回音。不久，組織就出麵幫我辦理了離婚手續。
特殊的重逢
雖然我和揚帆辦理了離婚手續，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沒有忘記揚帆。揚帆走了以後，我每年過年的時候都要寫一封信給公安部，打聽揚帆的消息。在信中我總是問三個問題：第一，揚帆到底犯了什麽罪？第二，他現在人在哪裏？還活著嗎？第三，如果活著，能去看他嗎？但是每年寫，每年都沒有回音。這樣，一直到了1974年，距離揚帆被帶走已經有近20年。歲月無情，我的滿頭青絲早已成為白發。就在我將要絕望的時候，忽然傳來了一個不太確定的有關揚帆的消息。
這個消息是我的三女兒揚小朝帶來的。小朝的一個中學同學正好從內蒙古調到湖北沙洋農場。有一天，她托另外一個同學來告訴小朝，說她父親揚帆可能已經到了湖北沙洋農場的果園大隊。因為那裏來了一個瘋老頭，每天在那裏罵江青，還自稱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小朝得到這個消息後，告訴了我。當時我覺得有可能，但是沒法確定。於是，我想了一個辦法，叫幾個孩子分別寫信到中央，打聽揚帆的消息。
當時，揚帆和我的幾個孩子聽從我的吩咐，分別從各地寫信到中央的幾個部門，打聽父親的消息。不久，在家賦閑8年、剛剛找到工作的二女兒揚小舜，被領導叫到單位，她寫給中央的信有了回音。
當時，來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兩位同誌，他們見到小舜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給中央寫信啦？”小舜回答：“是。”兩位同誌教訓了她一頓，說：“信現在已經轉到我們這裏了，你的信寫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說這麽多年，你不知道你父親犯了什麽罪？判了什麽刑？現在在哪裏？我們就覺得很奇怪。‘潘揚反革命案’，這麽大的案子，全國人民都知道，他的結論不就是‘反革命’、‘大內奸’嗎？怎麽你會說你們不知道？”小舜隻好說：“就算他是‘反革命’、‘內奸’，那他到底犯了什麽罪行？可以讓我們知道嗎？否則我們怎麽跟他劃清界限呢？”兩位同誌回答：“揚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負責，你隻要跟他劃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麽。”小舜繼續問：“那麽他人在哪裏？讓我們子女跟他通通信，讓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隊伍中裏來。”公安局同誌一口拒絕：“沒有必要，揚帆現在接受改造的情緒很穩定，你如果跟他通信，會擾亂他接受改造的情緒。”
幾天之後，我從“五七”幹校回來，小舜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我聽了很振奮，說：“至少這讓我們得到了一個確定的信息，就是你父親還活著。”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政治環境有所改善，我又開始想辦法打聽揚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還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個從北京來的朋友為我出了個主意。這個朋友，當時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黨，關係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為工作到上海來，順便看望我。她問起揚帆的消息，我說仍然沒有消息，各個地方都去打聽了，都沒有回音，現在到什麽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給我出了個主意，她說：“我告訴你一個消息，胡耀邦同誌調任組織部長以後，我聽有人講出來小道消息，說胡耀邦對他的秘書講，今後如果寫有‘耀邦親啟’的信，你們不要給我處理掉了，至少要讀給我聽聽。”她建議我試試寫信給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議，馬上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不但寫了“耀邦親啟”，還用了雙掛號寄去。信寄出後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來找我，說：“中央組織部回電來了，說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去看望揚帆。”
漫長的25年時間，終於等來了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兒子揚忠平一路顛簸，來到揚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農場。25年的分離之後，會有怎樣的相見？然而實際情況遠遠超出我的預料。
當天到勞改農場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鍾了，我心急如焚，希望盡快看到揚帆，便連夜趕去揚帆所在的果園大隊。當時是農場的指導員帶我們母子去的。到了那裏，揚帆已經睡了，有個照顧他的李老頭起來接待。
我看到揚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間，一個小房間裏麵有兩個床，揚帆睡一張，李老頭睡一張。除了兩張床，稱得上家具的，就隻有一個台子和一個凳子。這個時候李老頭已經把揚帆喚醒了，坐在床上的揚帆和我記憶中的揚帆完全是兩個人了，頭發白了，瘦了很多，最為可怕的是眼睛已經瞎了。這是在監獄裏青光眼發作得不到治療的後果。
看到揚帆這個樣子，我很心酸，忍著眼淚，叫揚帆的名字，兒子也叫爸爸。但是揚帆都不答應，就連指導員跟他說，你的家屬來看你了，他也不答應。他說：“不對，你們都是假的，你們不要來了，走吧。”揚帆這樣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拚命對揚帆說：“我們是真的，我們是從上海來的。”但無論我怎麽說，揚帆都不相信。
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揚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精神受到了嚴重的創傷，幻聽幻覺的毛病一度非常嚴重。解放前多年的情報工作，使他在絕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萬能發報機，能和任何人聯係，在他的幻想中，聯係最多的是周總理。
在看望揚帆的路上，我曾設想過種種糟糕的情況，然而我做夢也沒想到，揚帆得了精神分裂症，連最親近的人都不認識了。
第二天，我們再去的時候，農場的指導員跟我們講，揚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間裏來，跟他說：“昨天來的兩個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們，我也不接待了。”之後，揚帆一見到我和兒子來，馬上就走，一連幾次都是如此。
我和兒子知道揚帆聽指導員的話，就請指導員陪同一起去說服。好不容易有機會跟揚帆說上話，講以前的事情，關於他父親、母親的事情，想用家裏的情況勾起揚帆的回憶。然而等我講完了以後，揚帆說：“你們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況還不容易嗎？”還是不承認我們。
當時，有人又給我們出了個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開的介紹信，以此來說服揚帆。由於揚帆的一隻眼睛還有一點微弱的視力，他仔細看了看介紹信，說：“公安局的公文，從來就是用毛筆寫的，你這個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維還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筆寫公文的時代。
沒有辦法跟揚帆講上話，我和兒子隻好通過揚帆的鄰居，了解了揚帆這幾年在沙洋農場的一些情況。
我和兒子在沙洋農場待了一個星期，但和揚帆的關係沒有絲毫進展。於是，我們決定先回上海，然後再想辦法。
就在我們決定走的時候，揚帆破天荒陪我們吃了一頓飯。吃飯的時候，他對我和兒子說：“今天吃飯是組織上叫我陪你們的，你們兩個人我還是不認識。”能這樣坐在一起吃飯，相比之前幾天，已經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親情喚回揚帆
離開湖北沙洋農場回到上海之後，我立即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把揚帆接回上海治療。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1979年初，一架從湖北起飛的飛機，載著揚帆回到了闊別25年的上海。
當揚帆聽說接他去上海的時候，他說：“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問題隻有北京才能解決。”當時大家沒有辦法，也不敢強迫他，隻好騙他說，就去北京，把他騙上飛機再說。等到上了飛機，快到上海的時候，組織部陪他的一位同誌故意問揚帆：“老揚，我們到哪裏了？”揚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橋機場了。”這位同誌吃了一驚，說：“你怎麽知道？”揚帆說：“剛剛飛機上的報話員不是說了嗎？”
雖然揚帆知道並沒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沒有吵鬧，幾十年的牢獄生涯，讓他習慣了逆來順受，他跟著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靜地下了飛機。
剛到上海的時候，除了精神方麵，揚帆的身體也非常虛弱，一年之內病危過幾次。然而，當他身體稍稍好轉的時候，就寫了一封信給鄧穎超。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我已經回到上海了，沒有什麽大病，希望組織上給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來工作。這封信並沒有寄出，因為他的身體根本沒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看了，都很感動。揚帆當時雖然還沒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的人怎麽會是壞人？怎麽會是反革命呢？
1979年，揚帆整整一年都住在醫院裏，依然戴著“反革命”和“內奸”兩頂帽子。然而，他回來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以前的老戰友不避嫌疑，紛紛來看望揚帆，這讓揚帆感受到了同誌之間久違的溫暖。
在華東醫院住院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兒揚小朝陪著父親。當時華東醫院兩個房間當中有一個衛生間，另一個房間的人用完衛生間，把靠近揚帆這邊的門也鎖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沒有打開。揚帆沒法用衛生間，於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門。結果隔壁門一打開，是一個很樸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說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個招呼吧。”他就問小朝：“你爸爸叫什麽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揚帆。”一聽到揚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驚，快步地跑了過去，穿過衛生間，跑到揚帆的房間。見到揚帆，他雙手就伸出來了，說：“揚帆同誌，我是粟裕啊！”揚帆聽了也很吃驚：“啊，粟裕啊！”兩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動。粟裕在揚帆的床邊坐下，輕聲對他說：“你現在什麽都不要管，隻要把身體養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讓曆史來說話，曆史是公正的。”
粟裕的一聲“同誌”讓揚帆尤其激動，他已經有整整25年沒有聽到這個稱呼了。老戰友的關心，讓揚帆的病情進一步穩定。然而對家人，他始終不肯承認。為此，我想出了一個辦法，讓幾個女兒來當護士，三班倒，8小時一班，以此接近揚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開始的時候，揚帆非常客氣，女兒給他削水果，給他做一些生活瑣事，他都會很客氣地謝個不停。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幾姐妹覺得時機差不多了，就開始給他講一些家裏的情況。
有一次，三女兒揚小朝告訴揚帆：“我這個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嗎，就是你起的名字啊。當時你想要有個兒子，但是用那個‘招弟’的‘招’呢，覺得蠻土、蠻俗氣的。因為你很喜歡一個報紙上的《朝花》版，就給我起了這個‘朝’。”揚帆聽了沒有作聲。小朝就繼續講：“姐姐叫小殷（後改名曉雲），這個‘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蘇，是你到蘇聯去的時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們都是你的女兒。”揚帆聽了這個話，沉默了很久，最後說：“這樣吧，我認你們做幹女兒。”
揚帆先承認了女兒，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肯承認我，這讓我傷心了好久。我隻能默默照顧著揚帆，希望有一天能夠感動他。
揚帆出院後，回到家裏開始由我照顧。房間裏兩張床，一張揚帆睡，一張我睡。我像保姆一樣，在生活上照顧他。然而，揚帆從來不叫我，也不跟我說話。
有一天，胡立教和陳丕顯到上海來看揚帆。當時陳丕顯把我們一家人都喊到房間裏，聲音很大地對揚帆說：“老揚，你愛人李瓊為你吃了多少苦，你為什麽還不認她？”當時揚帆沒有說話。幾天之後，他突然說：“李瓊，給我倒杯茶好嗎？”當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說：“什麽？你叫我什麽？”揚帆說：“你啊。”我問：“你不是說我是假的嗎？冒充的嗎？”當時揚帆回答：“不是我承認你，是北京來電話說，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誰也不知道揚帆這個說法是當時他的幻聽幻覺幫了忙，還是他給自己一個台階下，反正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就承認我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徹底轉變過來了。
我除了好好照顧揚帆，讓他安享晚年之外，僅有一個心願，就是還揚帆一個清白。為此，我幾次給中央寫信，並終於有回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兩位同誌來到我們家，宣讀揚帆的平反書。平反書說：“反革命分子”跟揚帆無關，應予平反；“內奸”問題，根本沒有的事，應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間，在潘漢年領導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錯誤是嚴重的。
這樣的結論，讓我非常不滿意，我把想法跟兩位同誌說了。那兩位同誌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答複你，要請示。”他們講完了以後把揚帆和我的五個孩子都叫來，非常鄭重地說：“你們的父親，在25年班房的壓力下麵，沒有胡說過一句。我們兩個人複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資曆比你們爸爸老，地位比你們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了不少違心的話。所以，你們包括我們，都要向你們的父親很好地學習。”那兩位同誌的話讓孩子們銘記至今。
1983年，中共中央為揚帆的冤案徹底平反，之前平反時遺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徹底解決，並肯定了揚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的工作成績。
正如粟裕所說：所有的事情最終都要讓曆史來說話，曆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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