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我是群氓中一份子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親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緊閉著，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輕輕對我說，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經背叛了的父親躺在同一個屋頂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麽，我怕見到他，他的目光閃爍著，也怕見到我。聽不清母親在臣室裏對他說了什麽，燈隨後熄滅了。我加入了人群，卻失去了父親。那個人群果然信任我嗎？———父親在第二天早上被帶走了。
父親其後的境遇更壞。幾年以後，當我從雲南農村回到北京探親，走到坐落在田野間的“五七幹部學校”時，已經不複認得這個衣服破舊、牙齒脫盡、整日拄著掃帚站在廁所門口，有人出現他就進去打掃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沒有昔日從舊照片上望著我的微笑，他對所有的人彎下腰，熱情地頻頻點頭，不時地用因寒冷和勞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裏有了和當年姐姐一樣的茫然。那一年他剛滿50歲，生命已經像舊照一樣褪盡了顏色，模糊了。31年前，他因無法忍受他母親每日為駐在福州的美國空軍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繼被賣去而到了戰時的重慶。然而，國民黨卻使他失望了。他放棄了十幾打幹淨的襯衣，拉著母親的手跑到了華北，然後又在北京給自己的兒子起了“皚鴿”的名字。他愛藝術因而可愛；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寧的書生，而終不可得。他在我去農村之後被逼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他明明不是。他為什麽要背叛自己？因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張曉翔他們走到那首垂花門的時候，大約是早上9點鍾。一共七八個，都是我的同班同學。記不清是誰對我說“陳凱歌，我們紅衛兵來抄你們家。”我好像想說一句什麽，卻什麽也沒說出來。
母親病著，躺在床上。我們被要求離開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親，慢慢走到陽光下麵。她被命令麵牆而立。
他有那種幾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來很壞，尤其是要和人為難的時候，那壞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並不接近，但我們之間有一種感覺得到卻說不出的敵意，這在男孩子之間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親站到牆麵前去的，我知道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在抄家的過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過來，問我某件東西在哪兒，某本書在哪兒，找到之後就毀掉或燒掉，當著我的麵。
他們打開衣箱和衣櫃，新的和舊的衣服被拋起來，然後落在地上，腳踏過去時留下被踩碎的樟腦丸的氣味。他們撕碎綢和紗，留下布的。他們找到了母親50年代穿的幾雙舊皮鞋———因為病，她久已隻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沒有跟的攔腰折斷，用的是切菜的廚刀。他們走後，刀留在地上，鈍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紋。他們移開家具，用鐵棍反複敲擊地麵和牆壁，卻隻找到了妹妹丟失多年的一個會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門來，撞在槐樹上，最後叫了一聲。沒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繪畫，他們就打碎鏡框上的玻璃，裏麵的相片猶豫了一下就跌落下來。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頭用的發油，然後把瓶子摔碎在石階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氣。他們打開鎖著的抽屜，取出有限的現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閱讀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間的信件，有他們之間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讀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們打不開一個圓圓的小盒子，就用榔頭把它敲扁，裏麵是用棉紙包著的我和妹妹的胎發。
最後輪到了書。
父母是靠工資生活，別無資產，餘錢都買了書，好讓自己和孩子們精神上有個流連處。早年的書，首頁都有兩個字，是：皚·燕。行間都用紅筆畫了線，彎彎曲曲一直通到他們年輕的時候。書頁舊而發黃，如同故人的臉。母親說：愛書就是愛自己。
他們把所有的書，除了“毛選”和其他少數幾個家具以外，都搬了出聲來，在槐樹下堆成一座小山，點著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間覺得，那些書伴我度過的許許多多黃昏午後不過是些夢，從今天開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我沒有想到說理或是抗議，也沒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甚至沒有想到為久病的母親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沒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憤怒的一個青年，不顧一切地舉起廚刀，反而被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嗎？是。但更深的恐懼是我怕永遠不被人群接納，即使死後。奶奶走過去，說：“學生，凱歌媽有病，給她一把椅子。”張曉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牆麵前，走開。母親看了一眼，沒有坐。
許多人圍著看，想什麽都寫在臉上。妹妹滿臉是淚，不敢哭出聲來，奶奶抱著她。我無意中看到一張一閃而過滿意的臉，屬於我的另一個同班同學。他的母親是個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製片廠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親一直呆在監獄中，不知道犯了什麽罪。我突然明白張曉翔們是被誰叫來的了。———他本人並不是紅衛兵。
火一直燒到深夜才熄滅。我的同學們拿走了從鬧鍾到照相機的所有財物，甚至治頭痛的風油精，據說後來交給了製片廠的造反派。他們離開時竟然個個莊嚴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們才把我從歹徒手中拯救出來要通過這握手得到當然的感激似的。
奶奶不久就走了。臨走，拉著我的手，摸著，說：“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還是走。別怪奶奶。走了，還能來，想你們。你是大人了，凱燕還小，好生照看你媽。事，奶奶經過多了，也都過來了。皇上也燒書，不是頭一回。聽清楚了？”果然以後她常來，教我怎麽做飯，之後回到不遠的正覺寺胡同。她住在一間小屋裏，飲食起居都在那兒。還梳頭，隻是後來買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歲。她是世紀的同齡人。
在我家被抄後不久，我的紅衛兵同學們的家大都相繼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慘烈，又大大超過我的遭遇，這又是他們絕沒有想到的。
短短的幾個月內，全國範圍內有總數幾萬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複被抄幾十次，白天黑夜擊門聲不絕於耳，真正是片瓦無存。毛澤東8月31日再次接見紅衛兵時，擁擠的人群過後，地麵上遺下了金條和首飾。同時，被抄者的子女淪為盜賊乞丐者則比比皆是。在抄家過程中，保存於私人之手的曆代文物書畫掃蕩一空，大部分焚後揚灰，小部分爛黴於庫房，多少年後流失海外，麵目不可複識。
我已經記不清究竟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鬥爭會的場麵。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麵前。他們使他們的身體向前幾乎折成兩截，按住他們的頭顱，抓住他們的雙臂，從背後伸向天空；他們成排地打落他們的牙齒，整把地揪掉他們的頭發；在他們昏迷時突然放開雙手，讓他們跌得頭破血流；他們用細細的鐵線係住啞鈴或杠鈴盤，掛在他們的脖子上，眼看著鐵線沒於肉內。這些過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廚師揪著尾巴提出水麵的魚兒，起初跳躍掙紮，而後眼膜凸出，腮也漸漸滲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經準備好了。對這個共和國來說，位高尊至的國家元首如劉少奇，毆打他的正是曾經日夜警衛他的年輕軍人們。功勞大如彭德懷者，其堂堂元帥之身仍不免在鬥爭會上被“連續打倒在地七次”，以致“胸部左右兩則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後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論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無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資本家”等剝削階級頭銜的人群。他們往往被迫裸露著膝蓋，手舉重物過頭，跪在煤渣或玻璃上，稍有動搖便拳腳相加。若敢有異議，輕則遍體鱗傷，重則被活活打死的事屢見不鮮。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還有女性。這些雙唇鮮豔如櫻桃的女大中學生，束胸、短發，甚至剃了光頭，自恃血統高貴，便出言汙穢，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帶將一個被稱為“地主婆”的老年婦女打死，因皮帶上的銅扣準確地擊中了她的太陽穴。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的女孩將手指伸進一個“剝削階級”婦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對方拒絕呻吟，反倒使她陷於歇斯底裏的狂怒狀態，手上沾滿了受害人的鮮血。他們或她們在北京火車站外幾百米地一字排開，站成兩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帶或其他凶器。抄家之後被逼離開北京返回原籍的“剝削階級”們，在進入車站之前須首先在這兩條長龍之中通過，作為回鄉的洗禮。與四中同樣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紅衛兵，竟然在校園內構築堡壘，扯起鐵網，名為“勞改所”，實屬公堂私設，並押包括同校學生在內的人犯多人，晝夜拷打。刑罰名目之多，暴行之烈，慘絕一時。他們蘸著犧牲者的鮮血在牆上作書：紅色恐怖萬歲！終於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過之後，我躺在公共遊泳池的陽光下，閉上眼睛，好像什麽事也沒有發生。1967年，革命已經退潮。紅衛兵早已不是時髦；學校複課遙遙無期。父親仍然被關在製片廠的“勞改組”中，他的問題仍然是恥辱的印記，像一塊燙傷一樣碰不得。我不是任何組織的成員，閑著沒事，就回到舊日的業餘體育學校，這裏已經沒有人負責，負責的就是我們。我和過去的隊友每天打球、遊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裏滿是少年。他被帶進來的時候眼神很驚慌。有人看見他在水裏摸了一個婦女的乳房。是不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個注定失敗的角色，不然這出戲就演不成。
我們都靠牆站著，和他一樣都隻穿著遊泳褲。屋子中間的空間都是他的。一開始我就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我的太陽穴變成了一麵銅鑼，“砰砰”的敲響著。我的一個朋友走過去，手背在後麵，笑著低聲問了一句什麽，他想回答的時候，朋友的拳頭已經打在他的臉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來。他站起來，臉上有一塊發白。他還未站穩，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來，另一個人向他招招手，他走過去。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幾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後，他開始像一隻皮球一樣滾來滾去。起初，我站著，隻看見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塊在“突突”地跳，躍躍欲試又膽怯著。我還沒有打過人。我走過去；他已經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來；再走過去，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顎骨撞疼了我的手，他無動於衷。我被他的無動於衷激怒了，衝過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兩眼發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覺像打在一匹馬背上；直到許多人衝過來抱住我。我的手掌發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腳，大口地喘著氣。我在陽光下躺了很久，睜開眼睛時天藍得不敢細看。
我嚐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暫時地擺脫了恐懼和恥辱。久渴的虛榮和原來並不覺察的對權力的幻想一下子滿足了，就像水倒進一隻淺淺的盤子。我在6歲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著一隻小鳥抽搐死去所種下的種子，終於有了結果。
在“文革”中，我吃過苦；我看別人受苦；我也曾使別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份子。
魯迅先生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的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示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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