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就到了2019年，春節前整理房間，竟然發現友人送的一套大部頭的書還沒拆封，這是2015年1月出版的，由鄧力群擔任“總監製”，費時二十年才完成的《胡喬木傳》。
雖說對這種過於正規的讀物興趣不大，但前些日子剛好讀了李慎之先生的文集，其中多處談到過他的老上級喬木，現在換一種角度看看，也未嚐不是一件有意思的讀書方式。
該書的編寫組成員加起來差不多相當於部隊裏的加強班，除了胡木英（胡喬木之女）、朱佳木（胡喬木秘書）之外，還有七、八個人參與了編寫，加上一些打下手的，差不多有十幾個人。
這些姑且不談，我們奇怪的是，這部上下兩冊的巨著出版之日，僅由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該書“後記”，各級宣傳機關和黨報黨刊卻相當低調。
此外，習慣於審查別人文字的前中宣部長鄧力群先生，主編這部書時，發現要送審的單位更多，有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社科院、發改委、新聞出版總署等七、八個單位。著手擔任組長時，鄧力群已經80歲，為了編完這部書，他堅持活到了100歲，而他的老情敵李銳，這年也已經98歲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仁者壽”，也許很有道理，不過有心理學家研究分析，長壽的主要原因還是基因，其次是心態，沒心沒肺的人也能長壽。
此時，躺在病床上的“總監製”，年滿100歲的鄧力群摸著散發出油墨味的兩部精裝大部頭的著作，流下了兩行老淚，一個月之後，他欣然地跑到馬克思那裏匯報工作去了。
被人們稱之為“左王”的鄧力群，是胡喬木最忠實的粉絲。
鄧力群原名鄧聲喈，喈的本義是鳥鳴聲，《詩經》中有一句：
“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但自從他遇到胡秘書之後，這隻黃鳥便更喜歡“集於喬木，其鳴喈喈”了。
在毛詠芝的30多個大小秘書當中，要論才華，那是各有所長，而名氣最大的主要有這麽幾位：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後被人稱之為五大秘書）。
另外還有周小舟、李銳（兼職）、戚本禹、張玉鳳等等，其中江青和張玉鳳是生活秘書。
這此秘書當中，有二位在1966年先後自殺身亡，田家英44歲，周小舟與胡喬木同年，死時54歲。其餘的（生活秘書除外）幾位後來都去了秦城，唯一躲過牢獄之災的就隻有胡喬木了。
從1941年到1966年，在長達25年的跟隨“主公”的日子裏，胡喬木被稱之為“改造的最好，心靈最美的知識分子”。
胡喬木生前曾經著手寫過一部《喬木自傳》，但不知何故沒有拿去出版。
這部八十餘萬字的《胡喬木傳》，沒有完全按照其自傳的內容照抄，這是對的。畢竟個人自傳有時會因記憶問題出現謬誤。
胡喬木出生於1912，原名胡鼎新，他比鄧聲喈大三歲。
“喬木”是後來參加革命後自己取的筆名，可能是因為筆名比真名的名氣更大，後來幹脆就叫了“胡喬木”。
據說此名也出自《詩經》，而不是出自植物分類學中的灌木、喬木、藤木。
《詩經·小雅·伐木》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穀，遷於喬木”。
正因如此，當他在延安遇到他心愛的姑娘李桂英時，就把她的名字改為“穀羽”，這位姑娘就是一隻被伐木人從幽穀中驅趕出來，落在喬木上的一隻小鳥。
《辭海》關於喬木的解釋是這樣的：
主幹明顯而直立，分枝繁盛的木本植物。植株一般高大，在距地麵較高處分枝形成樹冠。例如鬆、杉、楊等。
過去人們做房子，一般選用又大又直的喬木做棟梁，普通人家受經濟條件限製，大多用杉木。鬆木和楊木雖然也不貴，但容易腐爛，故不宜做房梁。杉木雖說又直又大，但由於生長期太快，材質較為疏鬆，用杉木做的房子，使用期限一般很短，故有錢人或者官府、寺屆等大型建築，都不會選杉木。然而其它結構緊密堅實耐用的喬木，往往長得不是很直，十棵樹當中，有一棵是直的就很不錯，所以並非所有的喬木都適合做房子，更別說成為棟梁。
喬木算是少有的、隻跟一個人相守到老也沒有任何花邊新聞的文化人，不像他的粉絲鄧聲喈，整風運動當中跟李銳的老婆範元甄談心，結果把人家談到床上去了。
喬木自己潔身自好，但對別人的風流事也從不多說一句。
當年他去窯洞找鄧聲喈談事，鄧走到門口說了一句“範元甄在裏麵”，喬木二話不說轉身就走，後來見了鄧聲喈或範元甄，也從不提此事。
當年在延安，組織上最重視的是黨性，至於個人生活倒反而比較自由，“搞個男女關係不算什麽大事。”主公說得有道理。
1958年以後，喬木發現自己越來越跟不上領袖的思路，這期間他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到了文革前夕（1961年），主席同意他回家養病，他因禍得福，文革雖然也受到一些衝擊，後來因主席親自看望他便又安然無恙了。
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江青不讓喬木參加守靈，於是他寫了一封信，似乎是檢討，又似乎是表忠心，江青把這封信公開出來後，還是不讓他參加守靈。
這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擊。
1977年，小平出山已成定局，而此時喬木仍然賦閑在家，他的超級粉絲鄧聲喈找到王震，讓王震帶著喬木的檢討書去見鄧，王震在所有將軍當中，心思最為縝密，雖然外麵看上去很粗獷，其實是粗中有細，他考慮到小平出山後，將來一定需要一位在理論上可以幫上忙的人。
但為什麽又要帶檢討書呢？這是因為在反擊加傾翻案風當中，喬木為了自保，寫過一份檢舉小平同誌的材料。小平說，這沒什麽，當年人人要過關，像喬木這種膽小怕事的人也是迫於壓力。
喬木後來在配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時，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人認為喬木是“左大王”，鄧聲喈是“左小王”，但據原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回憶，這個頭銜用在喬木身上並不完全合適。
有時候，喬木右起來也相當徹底。不過到了最為關鍵時候，他能看出“主公”的臉色，所以轉起來很快，不像田家英那樣一根筋。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發生時，主公要求喬木寫個分析報告，喬木的觀點是支持匈牙利人民的行動，並建議主公全盤否定蘇聯的模式，走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道路。不要說是在當時，就是現在這也是夠膽肥的想法，主公反複看了這份報告，並非無動於衷，後來雖然反其道行之，但也沒有因此對他這份報告過於責難。隻要不是背著他，主公私下對身邊的人還是比較寬容的。
五、六十年代，主公每次去杭州小住都會發牢騷說，我這哪裏住在天堂，分明是住在墳地裏。——當年西湖周邊，有將近一百多座古墓，其中包括“暗香浮動月黃昏”的作者林逋(林和靖)墓、錢塘第一名伎蘇小小墓以及武鬆、嶽王(嶽飛)等名人墓。
1964年，在杭州養病的喬木揣摩主公的意思，填寫下《沁園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蕩蕩秋江。正一年好景，蓮舟采月，四方佳氣，桂國飄香。雪裹棉鈴，金翻稻浪，秋意偏於隴畝長。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瀾狂。
天堂，一向喧揚。笑古今、雲泥怎比量。算繁華千載，長埋碧血，工農此際，初試鋒芒。土偶欺山，妖骸禍水，西子羞汙半麵妝。誰與我，吼風奇劍，滅此生光！
詞填好了，先給主公看，主公將後麵三句“誰與我，吼風奇劍，滅此生光”改為“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
浙江省有關領導一看，沒幾天把西湖邊上的古墓一掃而光，此舉不久便成為全國破四舊的樣板，一場文物浩劫從此展開。
八十年代重新出山後，喬木也經常是忽左忽右，讓人捉摸不透。
19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在中央黨校舉行，周揚作了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主旨報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
但突然之間就風雲巨變，周揚與胡喬木之間對待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觀點上，劍拔弩張，針鋒相對。
當年的《人民日報》總編秦川寫下到這樣的見證文字：
3月21日，胡喬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間小會議室主持召集會議，大家分作兩排在鋪白色桌布的會議桌前坐下，閱讀中宣部給中央的報告。
周揚看得快一些。他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說話，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在喬木麵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對麵的喬木大概震驚了：“你說什麽？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喬木把頭伸過來，麵對周揚：“你這是反中央！”
周揚：“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
喬木：“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揚：“我隻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雙方劍拔弩張，氣氛緊張，這在黨內會議上是少見的……。
有人趕忙出來打圓場：“你們都是老上級、老領導，還是團結起來坐下說吧。”喬木大概也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接過話茬說：“是啊，我和周揚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喬木稍微冷靜一下，問：“告訴你不要發表，為什麽還要發表？”
周揚說：“你來我家時沒有說過不讓發表，你隻是說異化部分要聯係實際，加強一下，修改以後發表。我沒法修改。既然大會都講了，講話稿也印發了，報紙為什麽不可以發表？”
喬木堅持說不聽招呼擅自發表是錯誤的。周揚重申他從未聽說過不讓發表。
周揚再次為自己辯護：“喬木說的是異化問題要聯係實際。”
會場歸於沉寂。有位領導（鄧聲喈）同誌突然站了起來，聲音大得驚人：“周揚同誌，我多年來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誌……”這句開場白之後是一番劈頭蓋腦的批判。最後他說：“希望周揚同誌認真學習鄧小平同誌在中顧委成立時講話，不要幹預中宣部工作！”
其實，關於馬克思理論，幾乎所有的理論學家都心知肚明，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真正弄得懂，所以主公一再強調“要弄通馬克思主義”。
沒辦法，馬克思理論實在太深奧了。即便是恩格斯也經常跟不上老馬的思路，何況一般人。
在恩格斯眼中，能夠基本上弄通馬克思主義的隻有二個人，一是俄國的普列漢洛夫，另一個是德國的卡爾·考茨基。然而這兩個人都是列寧最討厭的家夥。雖然討厭，但列寧對考茨基《土地問題》一書卻給予了高度評價。
《土地問題》這本書五十年代初就有中譯本，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一個公認為中國文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土地問題》一書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三十多年來的借閱紀錄上，卻隻有一個人。
所以不難看出，喬木與周揚關於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爭議，不過是意氣之爭。後來夏衍說，如果這個報告是喬木作的，那麽一點問題都沒有，怪就怪在周揚搶了他的風頭。
據說周揚一氣之下便住進了醫院。雖然文革時周揚坐了八年牢，但在批胡風和反右期間，更早在延安整風期間，他也沒少整別人，有人甚至給周揚安過中國的“文化沙皇”的稱號。
喬木對自己的理論水平很自信，但麵對真正的學者，他又表現出相當地謙遜。他跟錢鍾書之間的“友誼”，讓錢鍾書十分為難。
一方麵，在他的關照下，錢不僅順利地出版了百萬字的《管錐篇》，而且還分到了一套又大又舒適的部長樓。另一方麵，由於喬木常來，錢鍾書一些熟人便很少光顧了。
錢其實用不著太大的房子，他和一般的大知識分子有一點不同，別人都是滿屋子書，錢鍾書的藏書卻並不豐富，家中的藏書，主要是楊絳和他們女兒的，錢鍾書的書都在他的腦袋裏裝著，他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據楊絳在《我們仨》一書透露，一開始喬木去看錢鍾書時，身邊總帶著一位警衛員，後來感覺到錢有點的不自在，馬上就不讓警衛員跟著他。
喬木很賞識也很倚重錢鍾書，請錢鍾書擔任社科院副院長，並且承諾他這個副院長可以不參加日常會議，不承擔任何行政工作。
雖然如此，喬木還是某些方麵還是有一定限度的。
有一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鍾書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這樣一來，喬木就不高興了，他把改過的詩作給李慎之看，說：
“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麽多，你看怎麽辦好？”
李慎之與錢鍾書是世交，都是無錫人，平常見麵就用家鄉話聊天，而且李慎之早年就當過周恩來的外交顧問，後來又跟鄧小平出訪美國，政治頭腦比錢鍾書強很多。
在李慎之的提示下，錢鍾書意識到自己改“錯”了，就給喬木去了封信：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隻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
此外，喬木對季羨林、聶紺弩也很照顧。
季羨林說：
“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麽人送給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並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
喬木經常去看聶紺弩，並且為聶紺弩的《散宜生詩》作序。有傳言說聶紺弩曾不滿喬所作的序，顯然隻是傳言。
作家王蒙八十年代因寫意識流小說等遭到很多人的非議，喬木在很多公開場合幫王蒙說話，不僅如此，他還推薦王蒙當了文化部長。
電影《芙蓉鎮》一度在中宣部審查通不過，是喬木站出來“為《芙蓉鎮》辯護”，這才得以公演。
還有周作人的書後來得以出版，也得歸功於喬木。
有人說，喬木把自己最好的一麵給了作家們，而另一麵卻讓人看不懂。跟學者、作家們在一起，他很謙虛，但對政治家們，除了主公和小平同誌，能入他法眼的很少。
他對耀邦說，你水平不行，以後寫東西先給我看，我幫你修改。
而耀邦對他的評價則是：
一日無君，則惶惶然。
在揣摩主公意圖方麵，耀邦的水平真的比喬木差得遠，如果有他一半，也不至於……但這樣的話，耀邦就不是耀邦了。
評價一個人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數人往往以自己的主觀情緒為標準，這在心理學裏麵叫做“先入為主”。其實，離開了大環境，每個人都是“向善”與“向惡”的一麵，所以古希臘先賢把“認識你自己”作為人生智慧最高的標準。Philosophy一詞最早在希臘語裏，並不是哲學的意思，而是愛哲學，柏拉圖認為，人是掌握不了哲學的，隻有愛它的資格。
幾千年來封建專製，讓國人的思維模式十分獨特，說他僵化吧，有時候一個個比鬼都要精明；但把這些人合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又群體性地表現出一連串弱智的行為。義和團的大師兄給每個人喝碗水，說是可以刀槍不入，一個個還都真敢往洋人的槍口上撞；五八年放衛星，下麵報畝產三萬六千斤，報紙也就這樣登。
有人說那是過去的事，現在的人可沒這麽傻。可我們每天打開微信，裏麵盡是一些每天堅持吃這個可以長壽，每天做那個動作可以消除百病，一會兒是專家說的，一會兒是老中醫說的，可從來沒有一種說法拿得出實證的數據。
更有甚者，一個名叫羅振宇的中年油膩男，聲稱可以把知識裝進膠囊，,讓人隻需花錢（聽他的課），不用花力的就可輕易獲得，這種與多年前快速致富沒什麽兩樣的花招，竟然讓很多很多人趨之如鶩。
真正的科學，權威從來都不是證據。隻有經得起反複驗證的，既可證實又能證偽的才可以拿出手。這樣也不能說是鐵板一塊，穩如泰山，永遠沒有止境才是科學的靈魂，真正的科學最怕的就是太求穩，更遑論向後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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