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到1961年
一、道德重塑的緣起
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給多年來飽受戰亂、饑餓和社會醜惡現象困擾的中國民眾帶來極大希望和無限憧憬。1950年代初，新政權在改造妓女、社會閑散人員，消除盜竊、詐騙等方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多數各級幹部也都具有清廉、親民、樸素的作風，對於營造蓬勃向上、清正純潔的社會風尚十分有利。同時，從戰爭年代走入和平時期，從物質匱乏到物質條件相對豐富，也使一部分幹部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有研究表明，當時全國有120萬幹部出現貪汙腐敗行為，尤以1951年底被揭露出來的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最為著名，貪汙、挪用公款171.6億(舊幣)元，被判死刑，執行槍決。另外一種反映道德品質退化的現象是，一些幹部進城後看不起在家時或戰爭年代結婚的農村黃臉婆，紛紛離婚改娶城裏年青漂亮的女學生的“換老婆”之風。由於當時很多領導本身就是當事人，常常讓組織出麵去做那些抱著純真理想參加革命的女學生的思想工作，從政治的高度去搞“拉郎配”。據一位當時在B縣學工團工作過的人介紹說，“由組織上出麵，安排誰與誰戀愛婚配。有的說叫‘政治戀愛’，有的說是組織上‘發老婆’。那時不準年輕人談戀愛，直到老幹部的婚姻問題都解決了，才允許年輕人談戀愛。由於某些領導帶頭，一般幹部也紛紛離婚結婚。一時間，‘換老婆’成風。”B縣縣委學工團“有幾個年輕貌美的女孩，長得頎長勻稱，皮膚白皙。很快，其中小李成為縣委王書記的妻子，小王則成為林縣長兼指揮長的夫人，小孫很快被調到外地，也和某領導結了婚。B縣縣委中，組織部平部長、宣傳部嶽部長，書記、副書記和7個區委書記、6個區長都換過老婆，唯有C區李區長未換老婆”(《甩掉糠糟之妻：揭秘解放初期的“換老婆”之風》)。換老婆成風僅僅用“婚姻自由”的理由是說不通的，喜新厭舊的“陳世美”們即使在古代社會裏也要遭到社會譴責。目前尚未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批評這類現象的資料。其實毛本人在個人後兩次婚姻中的做法與這些幹部也差不多。
道德重塑始於土改和肅反運動，從那時起到1961年間發動的大多數政治運動，除了完成控製基層政權、土地、企業、財產和人身的任務外，也差不多都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涉及的對象有農民(包括地主富農)、工人和資本家、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和軍人等各個階級或群體;主要手段是輿論提倡和榜樣引領。輿論提倡是指在社會上提倡相應的道德信條，讓民眾熟知遵行;榜樣引領是指樹立尊崇這些信條的人物榜樣，讓民眾追思效仿。不過道德重塑是一個漫長過程，這期間社會普遍認同這一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與通過暴力建立新政權，便能很快確立新的政治思想權威不同的是，民眾對新道德的認同要滯後得多，且新的道德信條必須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得到檢驗。大多數人在社會生活中天然具有“趨利避害”本能，如果依照某種道德信條行事，卻處處碰壁，沒有人會信奉。出於防止腐敗現象滋生蔓延，改造人性的目的，利用頻頻發動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加快了這一進程。
毛澤東在道德重塑上突出強調以階級鬥爭理論的統領作用，要求用階級標準重新衡量真、善、美與假、惡、醜，徹底摒棄封建道德與資產階級道德，認為無產階級道德根本不具備繼承二者優秀遺產的可能性。中國幾千年曆史上逐漸形成的“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無疑有其曆史局限，其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割股啖肉”、“臥冰求魚”的愚孝，“夫死殉夫”、“受辱殉節”的愚節都是封建禮教的極致演繹，確實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不符合人性善良的追求，理應剔除。從這一點上說，道德確實是有階級性的。但同時也確有超越階級局限的道德共識。比如“禮義廉恥”、“誠實守信”、“尊老愛幼”、“與人為善”這些講禮貌、助他人、戒貪婪、明榮辱、不撒謊、重然諾、關心他人、不做壞事的信條，任何一個階級的成員都應該遵守，任何一個擁有公序良俗的社會都應予以肯定。西方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理念相對於皇權專製獨裁是巨大的曆史性進步，反映了人類社會對真善美的可貴追求，同樣不應拋棄。然而，從1950年代開始的道德重塑以階級性裁判道德規範的是非曲直，對那些應當繼承的優秀道德遺產或一筆抹殺，或局限在無產階級自身範圍內運用，這種“虛無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使得道德重塑從一開始就步入歧途。同時它還帶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階級出身為行為人披上華麗的道德外衣，隻要是以革命的名義，什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出爾反爾，言而無信，背信棄義，公然撒謊，揭發告密，栽贓陷害，刑訊逼供，精神逼迫，肉體折磨，謾罵毆打直至殘殺等卑鄙行徑，都不允許從道德上予以指責。二是不批判道德極端傾向的危害性，反而在無視人性和人權的基礎上加以提倡。良性的道德提倡不能搞極端。古代某些理學家所說的“存天理，滅人欲”之類就屬於“真理再過一步就是謬誤”的例子。不對道德極端傾向的危害性進行批判，它們往往會借屍還魂，以另一種方式死灰複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澤東時代把對帝王的“愚忠”轉移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走到哪裏人民群眾都“山呼萬歲”，柯慶施甚至明確提出“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可見黨的領袖、高級幹部與民眾之間關係已產生嚴重變異，儼然把毛視為封建帝王。還有一位在1950年代廣泛宣傳的女英雄向秀麗，在工廠發生事故時，用自己的肉體堵住腐蝕性極強的硫酸液體而身負重傷。保護集體財產當然值得肯定，但人的生命無論如何比財產更重要。在和平時期極力提倡無限度地犧牲個人以保證集體，缺乏起碼的“以人為本”理念，同時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道德導向與人道主義漸行漸遠的趨勢。
二、政治文明的劣質化及其對道德的影響
對於政治文明，中國古代儒家早就提出為政者自己要品行端正、處事公正;要以民為本，追求“富民”而不是“富國”;要用先進，明吏治;要有忠恕之德等觀點(參見師為公《〈大學〉與當代政治文明》，《學術界》2012年第12期)。它們不一定全都適用於20世紀的中國，但也不乏值得借鑒的內容，可以幫助中國的政治文明不斷發展進步。
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治文明出現劣質化趨勢。
表現之一：放棄《共同綱領》，對富農、資本家、知識分子群體嚴厲打擊。
政治文明是各政治集團間形成的行為準則共識。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除規定當時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不是“人民”而是“國民”，隻盡義務而不能享有人民能夠享有的各種政治權利和自由外，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工人(包括知識分子)、農民(應當包括富農)、民族資產階級都明確屬於“人民”的範疇，享有相應的權利。這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綱領”實質上也確立了執政黨與各階級之間的關係，在建國之初一定程度上得到執行。據薄一波回憶：由於正確地貫徹《共同綱領》精神，組建政務院的工作進展順利。4位副總理，黨外人士占兩位;20位政務院領導成員，黨外人士占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為政務院委員);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正職中民主人士占15位。不過，在隨之而來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曾經歸入“人民”範疇的富農、民族資產階級先後成為打擊對象，反右鬥爭更是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曾在政府中擔任部長職務的章伯鈞、章乃器為著名大右派。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的梁漱溟因為替農民說話，認為1949年以後農民地位過低，被毛澤東指斥為“用筆殺人”，哄下講台。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明確宣布在《共同綱領》中屬於“人民”範疇的富農、民族資產階級被劃歸“兩個剝削階級”，原本屬於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也被劃入剝削階級成為打擊和改造的對象。值得一提的是，有關部門在發起政治運動之初，往往會提出相應的打擊對象劃分標準，以便於各級領導掌控運動進程，達到預期目的。毛澤東本人則從來沒有認真去執行過這些標準，而更願意用“數目字管理”的方式，規定打擊對象的數量。比如，1947年解放區土改時，他根據自己多年前在江西某地調查的經驗，規定地主、富農的比例應占人口總數的8%，不管具體到個人身上有沒有剝削或剝削量有多少;1949年以後搞土改時，則要求比例控製在8%到10%。“五反”運動之初，他想當然地把北京5萬工商戶中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規定為百分之25、4、1。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於1957年5月15日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分子約占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數目字”管理方式實質上已經完全背離了政治鬥爭的初衷，無關被打擊對象的政治立場和實際言行，每次都以人民的名義整肅一定數量的群體，把他們打入“另冊”，剝奪其政治、生活條件乃至人身權利和生命。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百分比數字，也會帶來幾十萬上百萬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
每次政治運動皆對一部分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結果，是形成了數量極為龐大的“政治賤民”群體。這一群體到反右時期固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5類，亦稱“黑五類”。“對各階級成分的劃分和待遇一般都是根據人們在解放前的經濟地位來決定的”，而不是“以政治態度、吃穿好壞為標準”(《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補充規定(草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118頁)。上述文字主要指地主、富農;1954年城市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對私營工商業施行定價贖買(時稱公私合營)，每年付給業主一定的定息，然後將領取定息的人的階級成分定為資本家;壞分子和右派則主要是根據政治運動對他們的定性。土地改革和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地主、資產階級等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其經濟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其階級成分卻保留下來。1957年以後，隨著毛澤東步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歧途，根據人們的階級成分、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將他們分成高低不同的社會群體這一模式固化下來，不僅“黑五類”成為打擊對象，就連被視為中間力量的中農(含富裕中農)、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含職員)、宗教職業者、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等也常常難逃厄運。“黑五類”分子如果尚未被處決、關押或集中勞改，則要在所居之地或單位被管製，剝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擔任國家機關行政職務之權;參加入民武裝與人民團體之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移及示威遊行之自由權以及享受人民榮譽等權利。最後，在日常的社會控製和管理上對他們采取極端歧視政策，在刑事審判上根據同樣的罪行判處更重的刑罰。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尹曙生說，據安徽省公安廳1954年統計資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那時還沒有“壞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把“政治騙子、投敵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定為“壞分子”範疇，從此才有“壞分子”這個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壞分子擴張到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三年困難時期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隻剩下29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42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參見尹曙生《“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製》，《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同一作者根據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的報告《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證實，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對發生的1289起食人案件的處理原則是：對地富反壞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響以及殺人犯和搞這種東西出賣的，應從嚴處理，其餘都教育釋放(參見尹曙生《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記錄》)。有研究表明，“黑五類”群體人數達到2000萬之眾(參見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步研究》)。
“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不限於“黑五類”本人，還株連到其家屬子女，令“黑五類”子女一出生就背上沉重的政治原罪枷鎖，充當父祖輩的“替罪羊”。盡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50年和1951年公布《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補充規定(草案)》兩個文件 “凡年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及在學校中讀書的青年學生”，“一般不應劃其階級成分，隻劃分其家庭出身”(《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406頁)。但隨後陸續配套出台的各項治安管製措施和各項政策表明，“黑五類”家屬子女的待遇不比父祖輩們好多少：如身份不能是人民公社社員;不能從供銷社貸款;經濟困難的救濟標準比別人低;同工不能同酬;往往被強行從城市驅逐到農村，從沿海遷徙至內地;嚴禁外流與外逃。在婚姻上，由於與“黑五類”子女結婚就意味著從公民變為賤民身份，很少有工、農家庭願意與其聯姻，婚姻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視，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上大學和畢業分配、招工就業、入團、入黨、參軍、提幹等個人發展，都要對家庭出身進行政治審查，而且要查三代(祖輩、父輩、本人)。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生於工人、農民、革命幹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參見王愛雲《戶籍和身份決定一切的製度是如何形成的》)。據杜興的《〈家庭出身代碼〉興廢：能否讀大學曾經全靠它》一文介紹：全國高等學校招收的新生中，工農家庭出身的和本人是工農成分的比例不斷上升，1953年為27.9%，1958年上升為55.28%，1965年上升為71.2%(《時代教育·國家曆史》2010年第2期)，“黑五類”子弟向上流動的通道大部分被堵死。
表現之二：將對政治和政策問題的不同認識上升為你死我活的階級和意識形態鬥爭，采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無視對方的人格尊嚴，隨意剝奪自由，漠視人的基本權利乃至生命。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係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受蘇聯政治鬥爭模式的影響而形成的黨內鬥爭原則，在土地革命時期各蘇區搞的反AB團鬥爭和抗戰時期延安的“搶救運動”中都得以貫徹執行，搞的人人自危，幹(部)不聊生。1949年以後政治運動範圍擴大到全國範圍，鬥爭原則依然如故。全國各地接連不斷展開針對在高級幹部群體的反黨、地方主義和右傾思想的鬥爭，主要有：中央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高饒反黨集團案、彭德懷反黨集團案。地方的上海潘漢年、楊帆案;遼寧趙石、王錚、杜者衡、李濤案;吉林周持衡、劉錫五、李德仲、肖靖案;江浙沙文漢、楊思一、彭端林、孫章錄案;青海孫作賓、紮喜旺徐、張國聲、張毅忱案;安徽李世農、楊效椿、張愷帆案;福建江一真、魏金水案;河南潘複生、楊玨、王庭棟案;廣西陳再勵、王夢周、駱明案;山東向明、王少庸、趙健民、王卓如案;四川蕭、李、廖案;雲南鄭伯克、鄭敦、於一川案;貴州申雲浦、常頌案;西藏範明、白雲峰、陳競波、夏仲遠、慕生忠、梁選賢、胡冰、王挺白、白銘章等案;甘肅孫殿才、陳成義、霍維德案;廣東方方、馮白駒案，等等，可見這期間政治鬥爭之激烈和頻繁。
每一次政治鬥爭都要打倒一大批黨的高級幹部。當時，對待政治鬥爭的失敗者通常缺乏多年的戰友情誼和起碼的人情味，批判時群起而攻之，如同開鬥爭會一樣;老同事、老部下都要站出來揭發批判，否則就是立場有問題。廬山會議上，朱德為彭德懷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毛澤東譏為“隔靴騷庠”。會後召開的軍隊高級幹部會議上，有人為彭德懷辯解幾句，就被當場從會場上捉走，連戰功卓著的將軍們也不例外。據時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回憶說，在廬山會議後舉行的外事會議上，與彭德懷一起被打倒的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成為鬥爭對象，“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家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著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的”。最後連多年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的何方也被動員起來揭發，否則就過不了關。何方談到：“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麽，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鳴，比例失調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麵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著幹。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為是形勢一片大好。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麽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麽多和這麽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誌，你已經眾叛親離了!’”(《何方憶陳毅廬山批張聞天：洛甫同誌 你已眾叛親離了》)毛澤東喜歡翻曆史舊帳，如潘漢年被捕，就是因為他被人挾持倉促去見了漢奸政府首腦汪精衛，事後未敢報告;對彭德懷，則拿出長征途中林彪寫的讓彭出來主持軍事的信說事，認定是彭本人唆使的。事過多年，如今通通扯出來成為罪狀。對於硝煙炮火中出生入死幾十年的高級幹部，處理起來非常重，一些人被監禁至死，更多的人下放勞改和降級使用，有的人連妻子兒女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維持。
對於普通幹部，1950、1960年代各地進行嚴格的政治甄別，還借助一係列政治運動對思想右傾的幹部進行整治。毛澤東本人親自指示，要在“三反”運動到處抓貪汙上億元的“大老虎”，向各單位攤派“打虎”數字，造成運動擴大化，充滿暴力和恐怖，“逼供信”盛行，自殺成風。他迷戀於運用群眾運動反腐，鋒芒所向是掌握權力的幹部，而不是對權力本身予以製約和監督。這種做法固然無法阻止一茬又一茬掌權者前赴後繼貪汙腐敗，卻給大多數沒有什麽過錯的廣大幹部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毛澤東願意用“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形容正確和錯誤的比例，死人總是歸入到一個“指頭”當中，認為是革命的必然代價。1962年1月30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隻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分子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陰謀複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這段話並非他在鎮反運動中按數字殺人的真實態度。當時，他曾指示按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殺人。而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報告，實際處決人數為71.2萬(參見《“鎮反”運動：按下達指標殺人》)。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他聽匯報說勞動中工傷事故增加較多，插話說：“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500人，1年1萬多人，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在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打起仗來無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過，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曆史上有過好幾次。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了。”8月19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又講：“打了那麽多年仗，死了那麽多人，沒有誰能賠償損失;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拚幾年命，以後還要拚，這總比打仗死人少。”由於中國自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製度，農民口糧被控製在較低的水平上。各地由於自然災害的原因，先後出現過農民缺糧斷糧現象，災情較重的1954年，不少省份都餓死了人，卻沒有領導人因此受到處分。1958年雲南省幾個月間差不多餓死了近4萬人，甘肅徽縣餓死800人，毛澤東也沒有批評兩省領導人，沒有要求懲處徽縣幹部，甚至還表揚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檢查報告寫的好，表揚甘肅省委在救災問題上態度積極。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因餓死人而被查處的僅有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等人一例。盡管他們應對1955年、1956年連續兩年廣西大批農民逃荒，甚至餓死負責，中央查處的理由卻是“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義作風。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相信了大刮浮誇風的各級幹部虛報的糧食產量，進一步加大了糧食收購的數量，加上大辦公共食堂所造成的巨大浪費，農民們能吃到嘴裏的糧食越來越少，缺糧現象已由季節性春荒發展為常年狀態，由個別收成不好的地區擴大到全國諸多省份。從1959年春天開始，十幾個省出現餓死人的情況陸續報給了中央。但毛澤東仍堅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向，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裝備，堅持對外援助，並沒有重視餓死人這件事。1960年7月，副總理李先念向中央告急，說北京、天津的庫存糧食隻夠銷售4天，上海隻夠銷售兩天，連毛本人的餐桌都受到了威脅。9、10月間，死人越來越多，毛澤東終於頂不住了，撤了幾個餓死人較多的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大幅度調低1961年糧食征購數，動用國家黃金、白銀儲備從國外購入上百億斤糧食，壓縮城鎮人口，還做出了自己不吃紅燒肉的決定，餓死人的情況又延續了一年多終於結束(參見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值得指出的是，“好麵子”的毛澤東在歸還蘇聯債務和對外援助的問題上仍然沒有讓步。當時蘇聯方麵已表示同意中國延期歸還貸款，毛澤東不同意，堅持提前償還了所有債務。平心而論，一國領導人從戰略角度處理國務，有所為有所不為，有輕重取舍並沒什麽不對。但孰輕孰重?與鮮活的生命相比，恐怕任何事情要退居次要地位，畢竟人死不能複生。為了鞏固新生政權，就殺掉幾十萬、上百萬人來震懾社會;為了打擊資本家群體，就在“五反運動”發動群眾逼迫資本家違心地編造自己偷稅漏稅金額，逼得許多人跳樓自殺;為了發展重工業，就以餓死成千上萬農民為代價。這種漠視他人生命的態度即使在戰爭年代也不值得提倡，況且在和平時期。
表現之三：扼製言路，講假話，搞浮誇
講真話，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是一種政治美德。毛澤東在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上，已表現出聽不進別人意見，不讓人講話，一棍子打死的傾向。反右運動的展開，不僅把動員起來提意見的民主人士紛紛打倒，同時整治了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幹部和青年，無論是議論政治問題，還是議論各級領導的工作作風、生活作風，提點改進工作的意見等，都成為打成右派的理由，結果自然是“萬馬齊闇”。在黨內政治生活中，他也越來越聽不進別人意見了。彭德懷給毛寫信，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完全符合《黨章》規定，隻是看法相異，不僅不聽，還打成反革命集團，撤職罷官。上行下效。前麵提到的各省諸多反黨集團案，有不少是因為給上級領導提意見，或僅僅是有不同看法，就慘遭噩運。地市、縣區的情況也是一樣，甚至更加嚴重。1953年初，時任《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安排記者報道官員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貪汙腐化的案件，但很快就從中央方麵傳來對《人民日報》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責，采寫記者和編輯受到追查和攻擊，在“反右派”鬥爭中大都受到處理。新華社記者戴煌因反對個人崇拜等罪名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一時間，黨內外正氣下降，邪氣上升(參見胡績偉《黨內外好人好同誌都一次次被打擊和壓製》)。回顧大躍進年代的政治生態，劉少奇於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曾沉痛地說：“近幾年來，由於某些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錯誤，有些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敢於反映真情、敢於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意見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表揚，反而受到不應有的批評和打擊。”(《劉少奇選集》下卷399頁)
堵塞言路必然造成假話盛行，報喜不報憂，甚至大刮浮誇風。搞浮誇首先是從毛澤東開始的。1957年11月18日，他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英國。僅僅過了5個月，他又不滿足了，對來訪的波蘭政府代表團說，用10年或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兩個月後，毛澤東於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3年基本超過英國，一天以後又縮短為兩年，並以2500萬噸鋼為主要指標。隨著“小、土、群”式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開始了。城市、農村到處建起小高爐群，農村搞起了高產田、相互攀比著放“衛星”。對“無產階級的好大喜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冊379頁)情有獨鍾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頻繁到各省視察，推動大躍進的進程。各級幹部為了受到表揚，成為典型，肆意造假，紛紛報捷。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媒體也為這些失真的成績積極造勢。《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袁鷹回憶說：“那幾年，來自中央的一個號召接著一個號召，一個口號接著一個口號，從上到下，從南到北，從城市到農村頭腦發熱，狂潮洶湧。不論最初的動機如何善良，願望如何美好，結果是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民族的空前災難，工廠不冒煙，商店貨架沒有存貨，全民饑餓，浮腫消瘦，國民經濟嚴重失調。作為黨的喉舌，報紙在那幾年起了相當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人民日報》的元老之一、曾任總編輯的李莊後來做過簡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欄目多、觀點多;氣魄大、嗓門大、標題大、照片大。劉少奇總結經驗教訓時說過：這幾年的教訓，中央要負一半責任，《人民日報》也要負一半責任。這個批評相當嚴厲，也符合事實，並不過分。”(袁鷹《我在頭腦發熱年代寫發熱文章》，《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在那些“頭腦發熱”的日子裏，《人民日報》發表了《“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等一係列社論，發布各地所謂“高產”的新聞以鼓幹勁，樹標兵。為了迎合高指標，各地都把浮誇數量當作政治任務壓下去，不照上級的意見虛報浮誇就會被說成右傾保守，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當時把假造的“高產”典型叫“放衛星”，一時間各種稀奇古怪的“衛星”騰空而起，讓人目不暇給：1958年6月8日，媒體率先報道河南省遂平縣畝產小麥2105斤的新聞，畝產最高的，則是9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蹇什克農場，畝產8585斤;6月26日，有報道說，江西貴溪縣水稻畝產2304斤，隨後《人民日報》於8月13日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斤》的消息，最高的則是《人民日報》9月18日報道的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畝產130434斤。除了小麥、水稻“衛星”以外，各媒體還報道了玉米、高梁、穀子、蕃薯、芝麻、南爪、芋頭、蠶豆、蘋果等28種農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產新聞。事後證明，這都是當地幹部弄虛作假的結果。中央和各省市媒體的高度肯定，對虛假浮誇者越唱越高的調門無疑起到重要激勵作用。相反，對糧食產量低，農民大批餓死的情況卻不肯如實上報，或少報瞞報。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趙發生說，1960年“糧食問題愈加嚴重，一些官員的浮誇之風還在通行無阻。他們順著中央某些領導人的口味向上報告說‘形勢大好’，‘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對日益嚴重的水旱災害，餓死人等不是隱情不報，就是避重就輕。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糧食產量隻有281億斤，省委卻吹估為702億斤，結果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購，‘反瞞產’。一些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被扣上‘小彭德懷’的帽子，進行‘反瞞產’。因向農民逼糧食而實行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農民處境異常困難，一些地區逃難的、乞討的、浮腫病泛濫，幾致十室九空。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災及餓死人的情況陸續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視。我到蘇皖調查，沿途時常遇見結隊逃荒要飯的、扒火車的。徐、淮地區的幾個收容站住滿了逃荒要飯的乞丐、盲流。看著這些饑饉的老人、目光呆滯的婦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絞。我向柯慶施匯報時，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現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煩，說：‘華東的情況我們清楚，淮南沒有問題’。”(趙發生：《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24年》，《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大躍進中這種浮誇與瞞報共生狀態下的信息傳播方式是中央做出錯誤決策的重要誘因之一。
表現之四：迷戀造神運動，提倡個人崇拜
195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做了4個多小時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抨擊了斯大林的種種罪行。當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談到：“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這個報告無疑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但可能毛本人並沒有把內心想法說出來。果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表達了他的真實看法：“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有的是過去壓力殘餘，心理狀態複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掌握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崇拜自己則很舒服。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而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在後來陳伯達發言時，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毛還說：“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林蘊暉《國史劄記》(事件篇)第249-251頁，東方出版社中心2008年)。其實在1950年代，毛澤東始終牢牢地控製著最高權力，擁有獨一無二的個人威望，並對任何分散其權力的細節症候保持充分的警惕。1953年5月，他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行為嚴加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頁)其時，他在黨內外的形象已被“神化”到相當程度：“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人人會唱;他的畫像到處懸掛;他走到哪裏，群眾都圍得人山人海，不停地高喊“毛主席萬歲”;他要打倒誰，誰必倒，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張聞天莫不如此;他個人的意見可以比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決定更管用，剛剛通過的中央全會決議，他的一番講話便推翻了。難怪一直稱毛澤東為“主公”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說：“主公震怒，整個中央委員會等於零。”但毛澤東並未止步。他讚揚個人崇拜的話，顯然否定了剛剛舉行不久的中共八大會議上鄧小平所做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定下的基調，不滿足於在實際工作形成最高地位，而希望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心理上、思想意識上樹立起不可撼動的神聖地位。一些善於揣摩領袖心理並積極逢迎的人摸準了這一脈門，紛紛為大搞個人崇拜推波助瀾。1958年春，事實上主持華東和上海工作的柯慶施率先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 當年夏天，康生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次年底，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在廬山會議上，林彪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的意見進行反擊，稱毛澤東“才是大英雄”;劉少奇也認為：“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誌的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三年困難時期餓死農民人數較多的地方，如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安徽省、甘肅省第一書記曾希聖、張仲良都站出來大批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李銳等人，柯慶施、陶鑄表現也很積極，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除曾希聖、張仲良因故被撤職外，大多數人後來的政治地位都有顯著提升。林彪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柯慶施於1964年升任副總理，排名在多年在中央擔負重要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譚震林之前。1966年陶鑄調到中央擔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page]
三、通過政治運動實施道德教化
通過政治運動給民眾灌輸新的道德觀念，是毛澤東特有的道德教化方式。
一是土改。新政權建立後不久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土改運動，既帶來政治、經濟層麵的深刻變動，也引起倫理思想上的劇烈振蕩。千百年來鄉村中奉行的“財產私有”、“佃地交租”、“欠債還錢”等傳統理念，被幹部們所宣傳的“階級鬥爭”理論，地主、富農“剝削壓迫”窮人的說法徹底顛覆。如今是“富人有罪”，“越窮越光榮”，幹部們號召貧農要理直氣壯地“打土豪分田地”。鄉村社會是一個道德共同體。毛澤東要求以階級成分論人劃線，農民們則多以好與壞、善與惡為標準來評價人。所以這些新的道德觀念一開始必然遭到農民群體的排拒與抵抗。如江蘇省開陽縣朝陽鄉六村在鬥爭地主金福昌時，台下的數百群眾便齊聲叫喊：“不能打，他原來是苦出來的好地主。”而對那些平時遊手好閑，稱霸詐騙的二流子，即使沒有多少地，也不為鄉民所容。安徽臨泉縣田橋鄉大朱莊的朱應科，兩口子僅有一畝地，理應劃歸貧農成份。但其一輩子不好好勞動，憑著給別人管閑事混吃喝。兩口子又都霸道、懶惰，僅有的一畝地都不親自耕種，而是想叫誰種叫誰種。因為其愛罵人，村裏人可能也不願惹他，所以一般都會幫其種了。在劃階級時，他自報貧農，卻沒有任何人出聲，都怕再挨其罵。最後在工作隊員的主持下將其定為地痞流氓(參見滿永《政治與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臨泉縣為中心的考察》，《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在運動中，幹部們采取訴苦，串連貧農，對地主、富農進行鬥爭等一係列辦法發動群眾，把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等分給貧農，從政治和經濟上為確立新的道德評判標準開辟了道路，以往用以維護鄉村宗族、姻親、鄰裏、朋友關係的倫理共識被摧毀。正如郭於華、孫立平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至此農民從道德化的個體轉變成為意識形態化的階級成員。在這樣的轉化過程中，農民的社會分類價值觀也從“道德”轉變為“階級”(參見郭於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製》，《中國學術》第12輯)。比較一下土改前後的中國農村，人們會發現，勤勞、誠實、與人為善這些傳統美德信條皆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重新定位。盡管從來沒有人公開否定勤勞，但勤勞的實際結果——致富，必然會使勤勞者成為下一次土改中“分地分財分老婆”的對象，對前景的憂慮不能不助長“不勞而獲”、“小富即安”思想的擴散。憑借辛勤勞動致富的農民在生活過好一些後害怕重蹈地主富農複轍，故不願意把錢物投入再生產，主張吃光喝光(參見高王淩《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講真話作為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因不符合政治運動慣常的策略需要而被拋棄。土改中工作隊幹部經常用“訴苦”的辦法發動群眾，在訴苦大會上精心安排積極分子發言，激發農民的鬥爭熱情。據一篇研究1948年到1951年山東臨沭縣土改的文章披露：土改工作組在進行“訴苦”動員後，先搞小組訴苦，培養典型，再轉入大會訴苦。主要是叫群眾明確了解地主封建勢力是窮人的死對頭，隻有打倒地主，窮人才能翻身。訴苦後，雇貧小組回去討論如何出苦、報仇。主要是搞些對象，明確階級敵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飯長大的。”訴苦人都是工作隊安排好的;事先要開會，讓大家先演練一遍，有的訴的實在不像個樣，不符合激發對地主仇恨的標準，就直接給弄下去了，不讓他(她)訴了。不合格。在訴苦鬥爭會上，訴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隊不僅要發掘村莊裏的“苦主”，而且還要尋找善於把“苦”說得催人淚下、能煽動起窮人對地主仇恨的人才，並在訴苦過程中培養他們的敘事技巧。在訴苦的現場，訴苦結束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喊口號”，以煽動現場的氛圍(紀程《“階級話語”對鄉村社會的嵌入──來自山東省臨沭縣的曆史回聲》)。訴苦人所說的並非全是事實，有的甚至是在撒謊，大家明知錯了，也不敢糾正，不敢講話(參見吳毅、陳頎《“說話”的可能性：土改“訴苦”再反思》，《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一場暴風驟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往往伴隨著大量過火行為甚至充斥暴力。土改也是一樣，以暴力方式對地富分子用刑，捆人，打人、吊人及其他各種殘酷手段隨處可見。以蘇北高郵縣某些鄉 1950年12月份的情況為例，地主被罰“站冷水缸”、“洗冷水澡”、“剝掉衣服凍”、“剝掉衣服就地拖”等行為比比皆是。在靖江縣宜和鄉的典型鬥爭會上，不少地主被鬥得“渾身亂抖”，其中“最壞的地主”不僅被罰下跪“恭聽控訴”，還要自己打耳光。六合縣個別鄉“每鬥必跪”，江都縣個別鄉“每鬥必打”。土改運動的高潮是根據上級指示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從1950 年 10 月至 1951年 2 月，泰州地區共計逮捕“地霸現行反革命份子與曆史罪犯”1982 人。為了“及時有效”地清理反革命案犯，地委決定簡化“不必要的煩瑣手續”，實行“偵審判合一”，4 個月內批準處決了 266 人。在此基礎上，公安部門進一步搜集材料，又在外地逮捕了逃亡“地霸反革命分子”137 名，另有 966 人被列入追捕名冊(參見劉握宇《農村權力關係的重構：以蘇北土改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這一現象並非孤例，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據泰維斯估計，整個建國初的土地改革中，應該有100萬到200萬人被處以死刑(泰維斯《鞏固與重建》，第91頁)。血腥的鬥爭場麵和鎮壓行為極大地改變了過去農村中通常較為溫和的人際關係。盡管這些激烈場麵使婦女流淚，不忍目睹的鄉民紛紛走散，政治高壓下的鄉村社會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道德評判從此不再是看具體人的言行良惡，而是看其階級身份。一些帶“窮根”遊手好閑者因在運動中表現積極，受到工作隊重用，隨後大批湧入農村基層幹部隊伍。他們身上固有的以強迫命令為能，打罵懲罰為榮的觀念，成為後來農村基層幹群關係長期緊張甚至尖銳對立的重要因素。多年後，有研究者在安徽臨泉做口述訪談時，人們還屢屢提及當年的順口溜：“二流子、懶漢，毛主席的寶貝蛋”(參見滿永《政治與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
二是“五反”。1952年初，毛澤東發動了 “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這是繼毛澤東親自推動和指揮的一場以反對黨及政府工作人員貪汙腐化為中心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三反”運動而掀起的又一場政治運動，對象是中國資產階級。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及廣泛采取的“逼供信”手段，不可避免會產生大量的冤假錯案，運動過程中傳遞給毛澤東的許多錯誤信息卻使其堅信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與資本家們的勾結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1952年1月26日，他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向全黨指出：“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搞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什麽?毛澤東自己有解釋：“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淩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麵去。”可見與土改一樣，是從道德上把一度被視為中國革命的盟友、建國初期受到劉少奇肯定的民族資產階級搞臭。毛澤東從運動一開始，便把北京5萬工商戶劃成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規定了他們的比例為百分之10、60、25、4、1。為了達到甚至超過這個比例，各地普遍采取了各種殘酷手段清算資本家們的行賄、偷稅漏稅等罪行，一時間人人自危。短短幾個月間，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也發生了類似情況，隻是當地工商戶較少，自殺規模沒有上海那麽大。最著名的自殺者是被毛澤東稱為4個不能忘記的中國實業家之一的民生實業公司老板盧作孚。1952年2月8日，他在參加重慶市工會聯合會和民生公司工會在民生公司聯合召開了“五反”運動動員大會後自殺。為了在運動中過關，資本家們不得不違心地誇大偷漏稅行為。例如上海全市303戶中上層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被集中起來學習，進行背靠背的鬥爭。徐令嫻的丈夫錢家鏢師、廣大藥房的經理，每天晚上都為寫材料而發愁，“不管寫偷稅漏稅多少，都是不夠的，還需要繼續交代”(吳琪《上海1949～1956：民族資本家的轉折年代》，《三聯生活周刊》第528期)。運動的另一個效應是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內心深處摧毀原先引以為榮的“辦實業振興振興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醜化貶損自身形象。無錫大成紡織染公司負責人劉國鈞在檢查書中說，“我從一個窮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紗廠的大股東和總經理的一段發展過程，我感覺十分滿意和驕傲。對人說起來，我辦紗廠是為了國家社會，是為了振興實業”，但在“五反”運動中“檢查了過去的非法行為，自己像大夢初覺，認識了這麽多的罪惡，方才相信資產階級的本質有腐朽的一麵，這真是千真萬確”。他把自己的本位主義和暴利思想歸結為“重走舊資本主義的惡路，是向無產階級的進攻”(引自李昌玉《“五反運動”的謎麵與謎底》)。幾年後，他寫的《自述》一文談到，當時，有一次，劉國鈞在工廠飯廳吃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麵前，高聲問道：“劉國鈞，你吃誰的飯?”劉國鈞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飯。”或許正是由於脫胎換骨、洗心滌肺的劉國鈞從不避諱這頂政治原罪的剝削階級帽子，又肯主動從道德上矮化自己，才能夠順利過關，後來還因“五反”運動中表現較好而被任命為浙江省副省長。
三是反右。反右運動最初是因為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指出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專製獨裁、肅反擴大化，殺了自己的同誌、戰友幾百萬人，流放勞改上千萬人。毛澤東等人受到很大壓力，在1956年9月召開中共“八大”上提出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反對個人崇拜，要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係，辦法是開展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在全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歡迎黨外人士提批評意見，幫助黨整風。並提出“……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顧慮，讓大家暢所欲言，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不久，毛澤東又認為提意見的黨內外人士猖狂向黨進攻，於是部署各級組織在全國範圍內予以打擊。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這些右派分子(假如是黨員和幹部的話，大多被開除黨籍公職)被勞教勞改，在極其惡劣的生活環境中為生存掙紮，許多人悲慘死去。1978年，除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名右派外，其餘全部改正(參見閆桂勳《反右派鬥爭五十五年祭》)。
四是批判電影《武訓傳》及胡風“反革命”集團。土改、“五反”和反右運動畢竟以政治鬥爭為主旨，顛覆舊道德僅僅是其副產品之一。而毛澤東批判電影《武訓傳》及曆史上的武訓其人，順便掀起批判曾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民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浪潮，則直接關係到對善舉義行的道德評價問題。事情起因是1950年導演孫瑜攝製影片《武訓傳》拍攝完畢。該片講述了山東人武訓青年時因苦於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行乞興學，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故事，公映後引起轟動。就武訓這個曆史人物而言，他做善事，行義學，無疑是中國傳統道德充分肯定的行為。毛澤東從階級鬥爭的角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武訓不講暴力革命，“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評論》)。1951年6月，他在審閱楊耳的《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一文時，加了一段文字：“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麽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知道，連一度讚揚過武訓精神的陶行知也成為批判對象。這次有組織的批判浪潮也宣示了新的道德評判標準：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同樣一件事兒，過去認為是義舉，是善行，在今天則是醜行，關鍵是看你站哪個階級的立場上。這種新的道德評判思維早在1949年以前就普遍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使用了。1946年山西土改時，山西晉城馬坪頭村長工李海水認為地主不錯，還為他娶媳婦，一番爭論後，李“恍然大悟”：人家不是為他娶媳婦，而是要用個老媽子和做飯的!同時也拿這栓住他，讓他死心受一輩子!(《一個訴苦大會———太嶽通訊》，《人民日報》1946年6月5日)地主為長工娶媳婦這事在農村並不少見，邵燕祥在《1951年：到甘肅參加土改》一文談到他所在的皋蘭縣水川區白茨灘鄉的高兆華也屬這種情況。在引入階級鬥爭觀念前，無論是李海水，還是高兆華都對東家心存感激，如今恍然大悟，原來是地主“收買人心”的卑鄙陰謀!還有一件控訴資本家虐待勞動者的事例，說的是糕點鋪老板怕新來的工人(包括學徒)在做點心時偷吃，就在他剛來的幾天內，讓他敞開吃新出爐的點心，願意吃多少就吃多少。據說今後他再看到點心，從此心裏惡心，不想再吃。在這個問題上，老板防止雇工偷吃點心的手段固然不光彩，但雇工在工作中偷吃點心有違中國傳統美德，則無人顧及了。
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主要在文藝界開展的文藝思想批判運動，後轉為政治運動，與道德問題無關。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要依據是根據其好友舒蕪提供的私人往來信件，斷章取義編輯而成的言論集，《人民日報》發表言論集時還配上了長篇按語。舒蕪本人沒有受胡風牽連定罪入獄，逃過一劫。但他的積極表現是建立在出賣舊友，公布私人信件基礎上的。對這種行為的鼓勵沉重打擊了追求信義的傳統道德信仰。
無言的輿論提倡和榜樣引領比媒體宣傳更有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不同的社會群體飽嚐了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引蛇出洞”及殘酷暴力手段的苦頭。特別是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搞“陽謀”的行為令其誠信度在廣大知識分子心目中急劇下降。活生生的現實扭曲了是與非的傳統認識，說真話、重然諾被視為“缺心眼”，“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輕拋一片心”，為達到目的甚至可以公然撒謊則是為人世故、明哲保身的好辦法。有了這些教訓，成年人在家裏無不悄悄囑咐不諳世事的孩子慎言謹行，不要隨便談論政治或領導是非，要“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這與老師們多年的教誨完全相反。至此，社會各界不得不認同受到充分肯定的檢舉、揭發、偷記別人言行以便在政治運動到來時揭發批判的行為(即“打小報告”)，並對這些行為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傷害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有一些“講良心”的人不屑於幹此卑鄙勾當，也不敢公開非議。1951年天津《新生晚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甚至想從政治上肯定告密行為的正確性。該文說：“在舊社會裏，‘發人陰私’是被認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著‘自掃門前雪’的信條。”“在人民當政的今天，發壞人之陰私是最講道德和最人道主義的，因為這是以千百萬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標準。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為了我們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權利和義務把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一切違背祖國與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發。”(鄧可紅《略論“告密”》，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3月27日;轉引自老蟄《告密》，《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38期)普通百姓無從判斷誰是好人壞人，隻能領導說什麽就是什麽。領導說要揭發檢舉誰，大家就去揭發檢舉誰。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為曆次政治運動受害者大規模平反的事實證明，絕大多數被揭發檢舉的人都是無辜的。但通過這些現象卻可以看出世道人心的變遷。
五是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運動。土改、“五反”、反右運動乃至批判武訓都主要是從思想改造的角度發動起來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樹立新的道德準則;對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則著眼於建設新的經濟製度和經濟實體，通過製度上的安排對道德風尚施加影響。毛澤東對“一大二公”的社會有自己獨特的偏愛，孰不知該所有製體製恰好是腐敗的最大溫床。換句話說，如果腐敗之手伸向每一個個體，比如擁有工資和私房的工人，擁有私有企業和財產的資本家，私有土地、住房和財物的農民時，必然遭致對方或強或弱的抵製。而當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料一夜之間化為公共財產之後，掌握它們的幹部便不必再擔憂以權謀私還有什麽障礙。不僅各級幹部，就連倉庫保管員、公共食堂炊事員這些基層管理人員也都擁有了或大或小的權力腐敗空間。“三年大旱，餓不死廚子”這條千古明訓在新社會仍然管用，且與不受監督和限製的權力相結合，發揮了更大的效能。利益決定立場。幹部們以極大的熱情力圖讓公有製占領每一個角落：在農村大搞公共食堂，搜走農民家所有的飯鍋炊具，不許農民自家煙囪冒煙，點火做飯;對社員和生產隊的生產生活資料無償調撥，包括土地、農具、房屋、家具，等等。湖北一個鄉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1958年11月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私人的東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隻保留一條，老婆還是自己的，不過這一條還得請示上級。河南新鄉興寧人民公社幹脆建立兵營，4000戶2萬人，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15個營50個連，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製集中居住，禮拜六回原家度周末(參見孫業禮《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大刮“共產風”之時，幹部接管了原屬農民個人的土地財物乃至人身的全麵控製權，且不受任何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高度集中加速了道德滑坡現象的蔓延。在隻有“一碗白菜湯”家當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幹部們很少能抵禦住物質的誘惑，生理願望逐漸戰勝道德操守，講究吃喝享受成為一時風氣。目前所見到的回憶資料中，這方麵的記載比比皆是，三年困難斷糧時期尤多。如1960年山西平遙雙口大隊在太原搞副業，十隊隊長柳起元用大隊的車拉了500斤高粱，以每斤3元的高價賣掉，社員卻都沒有吃的(馬維強《紅與黑：集體化時代的政治身份與鄉村日常生活——以平遙雙口村為中心的考察》)。在學者張樂天所做的底層調查的一個事例中，1960年餓死人特別嚴重的時候，幹部還可以開小灶。有的幹部燒了一塊肉吃，吃完了把骨頭丟在地上，農民爬到地上去撿(鄭詩亮、丁雄飛《張樂天：幾十年來中國民眾是怎麽過日子的》，《東方早報》2011年12月15日)。鄉村中農民和基層幹部群體之間因幹部道德敗壞而出現深刻裂痕。
即使在公有製的國營企業裏，大躍進也嚴重損害了工人群體的道德良心。與在糧食統購統銷被挖得很慘的農民相比，工人每月有工資可領，有糧食可供，無餓死之虞，無異於生活在“九天之上”(梁漱溟語)。但大躍進運動使他們對工作從熱情參與變為弄虛作假，勞動態度愈加消極。據對廣州一家國營重要企業的研究說明：1959年廣東省為了達到工業大躍進的指標，省長陳鬱親自到廠，下達生產大煉鋼鐵用3噸自由鍛錘的任務。該廠沒有相應設備，不具備生產條件，但工人又不能提不同意見，於是把一個個鐵塊扔到模具裏，澆鑄出內部空心的鑄件，完全是浪費(賈文娟《從熱情勞動到弄虛作假——“大躍進”前後的政策與對策》，《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在上級“蠻幹”、“瞎指揮”行為的高壓下，“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主人翁精神嚴重扭曲。
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生活在“九地之下”(梁漱溟語)的農民影響最為深刻。毛澤東在幹部工資收入相差數十倍，工人仍實行八級工資製的情況下，為什麽首先從最貧窮的農民入手，建立人民公社，實現自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至今還是個未解之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人民公社建立過程中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調”行為剝奪了農民的所有土地乃至少得可憐的私人財產，在隨後的大躍進運動中他們生產了糧食又被從口中奪走，不得不靠野菜、糠皮充饑，甚至根本沒有吃的。眼看著成千上萬農民痛苦的餓死，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他的理想，把生產隊作為農村生產生活資料的基本單位，實行“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製，允許農民擁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和炊具，還可以種少量的自留地。但在農民心目中，自己從來不是集體財產的所有者之一，一年到頭的勞動都是給幹部們幹的。有過上山下鄉經曆的夏韻曾談到在農村時的一個場景：上工時間到了。人們才三三兩兩的懶洋洋地走出家口，到了地頭，又坐在那兒東家長李家短的聊開了。隊長喊了一遍又一遍：“該幹活啦!別聊啦!”十幾個人才邊說邊笑有一鋤沒一鋤地幹起來，一塊稀稀拉棉花地，竟有不少人鋤掉苗留下草。夏韻忍不住說：“這活不是給地主老財幹的，是給自己幹的。這樣幹不是害自己嗎?”他們紛紛說：“給地主幹活我知道自己拿多少，如今給‘書記’幹活我不知我能拿多少，人家偷懶，我不偷懶不是我吃虧了嗎?”(參見夏韻《一個真實的農民曾對我們這樣說》)社員們說的對。在農村基層權力的具體運作中，如何處置生產隊財產確實極少征求社員意見，就連何時春耕，何時夏鋤，何時秋收也大都由不太懂農業生產的書記們說了算，由上級領導說了算。事實如此，誰還會天真的把自己當成集體財產的主人呢?
六是批判巴人的“人性論”。從1949年至1961年，毛澤東等人在道德重塑上立足於“破”，即批判舊的道德倫理。至於確立共產主義道德，除了馮定出版了《平凡的真理》、《共產主義人生觀》等書籍，中小學課本編入了相關課文之外，鮮少係統敘述。集中從理論上對舊道德進行清算的運動有兩次，一次是前麵提到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另一次則是對巴人“人性論”的討伐。兩次都是在文藝界的範圍內展開。巴人被批判的文章是1957年發表在《新港》1月號的《論人情》，說他的一些青年朋友“大都是資產階級或地主家庭出身的。而在解放以後，他們又都是革命幹部：有的是青年團員，有的還是共產黨員。在土地改革時期和三反五反運動時期，他們為了同地主或資本家的父親或兄長劃清思想界線，幾乎采取同一的‘戰略戰術’：斷絕家庭的來往。不管父親或兄長怎麽寫信來‘訴苦’，一概置之不理，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就是運動過去，父親和兄長也接受改造了，還是不理;甚至於他們生活有困難，也不願意給半個錢。”這個例子確實觸及到以人倫親情為基礎的舊道德與以“階級仇”為基礎的新道德底線。巴人提供的藥方是：“為什麽你不可以利用自己對父親和兄長的感情，勸說他們向人民低頭，坦白自己的罪惡或過錯，並且從此以後，放棄壓迫和剝削，重新做人呢?”後來頗受毛澤東賞識，文革期間出任宣傳總管的姚文元不讚成巴人的看法。他在1960年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文章中表示：“這種抹殺階級鬥爭的‘人性的同情和友愛’，其目的就是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戰鬥的旗幟，用抽象的‘人性’來掩蓋形形色色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的階級性，保護資本主義的利益，叛離無產階級立場，叛變社會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讓資本主義自由泛濫，肯定一切資本主義複辟活動的合法性。一麵可以對各種反社會主義的人都表示‘同情和友愛’，另一方麵可以把堅持階級鬥爭觀點的共產主義者套上違反‘人性’‘人道主義’的帽子，加以打擊。”(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論》，《文藝報》1960年第2期)
四、政治文明的惡化對道德風尚的影響
政治文明的惡化必然影響到社會道德領域。總的來說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階級鬥爭觀念已經在道德領域深深地紮下根來，不再根據行為人的動機和效果，而是根據其階級身份判斷真善美和假惡醜，以往的人倫親情、同情溫情、知恩圖報準則被徹底拋棄。
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民眾對徹底否定傳統道德的做法還有或多或少的排拒，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對道德品質的判斷，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根據其人平時接人待物行為，而不是根據其地主、富農、貧農、資本家、工人、幹部等個人身份來區分好(人)與壞(人);普遍認為打罵等暴力行為是在作惡，溫良恭儉讓是為善;認為“不妄言”是存真，信口胡說是做假，等等。在經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的“洗滌”之後，無人再敢從口頭上或表麵行動上否認以階級劃線的道德評判準則。那些私下對親情、鄉誼和友情有所依戀，或者在內心中無法泯滅同情之心的人，皆被視為立場不堅定的落後分子而受到組織批判，同事或鄉鄰的檢舉和思想“幫助”，在政治運動遭到打擊。
日益嚴厲的社會管控方式、相關的政策規定以及政治運動中對不同階級成員的態度確立了社會成員群體間地位的尊卑，由血緣延續而來的親情，在多年社會交往中結下的友情，出於善良人性油然而生的同情逐漸淡漠，代之以對“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的仇恨與歧視。
以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和妻子任敏的經曆為例：1955年賈植芳因胡風案牽連入獄，任敏也被趕出上海，到青海的一個山村裏當小學教員，旋因替賈翻案入獄。三年困難時期，青海大量餓死人，有關方麵讓她出獄自謀出路，但規定不得回上海。走投無路之下，任敏想到住在北京的賈植芳哥哥賈芝及其夫人、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千裏迢迢前去投奔。李大釗犧牲後，講究同情之德、為人之道的知識分子們做了很多好事。胡適為他修墳，周作人收養他的後代。賈植芳與哥哥、嫂子的關係也很密切，兄弟倆早年在一起在北京求學，後來賈芝赴延安，弟弟又冒著生命危險，把李星華及其兒子、弟弟秘密從北京送往延安。如今弟媳落難來投，於親情人倫都不應該閉門不納。但此時階級鬥爭觀念已深入人心，嫂子認為他們反對毛主席，是反革命，堅決不能收留!賈芝顧及兄弟之情，表示先安頓下來再說。於是任敏就在賈府做傭人，每日裏默默地洗衣拖地，嫂子還規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給他們壞影響。這時卻是1930年代賈氏兄弟在北京讀書時，逢年過節經常讓兩兄弟去噌飯吃的麻袋鋪老板李豐年站了出來，將任敏從賈家接走。這個“講人情”的老板把任敏送到其丈夫老家山西襄汾侯村，靠種地養羊織布度日，熬到了18年後老夫老妻重逢的日子。賈植芳平反後，賈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請弟弟弟妹，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規勸才勉強同意，可她隻是端坐著，沒說一句話，沒動一下筷子(孫正荃《人性如何墮入暗夜--聽賈植芳先生講故事》)。
對鄉情、友情和同情損害最嚴重的是社會暴戾化趨勢所帶來的善惡理念的顛覆，尤以農村為甚。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那些不積極追隨、不撕破臉皮揭發檢舉者多被視為“右傾反黨分子”或“落後保守”分子，直接轉為鬥爭的對象，所以積極參加運動，甚至表現出格，往往成為保護自己過關的不得已之舉。餘習廣所編的《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中收集了不少良心未泯的農村幹部在大躍進中因為不願吹牛皮，“放衛星”而遭到批鬥的事例，每次批鬥都被打得頭破血流。即使是沒有任何出身陰影的普通農民，也免不了脫逃被幹部施以暴力的命運。同一部書中，一位匿名的湖南省澧縣閘口公社社員於1960年5月16日寫給領導人的信中提到：“合作化以前，共產黨打倒地主分田地，農民是非常感激黨的。合作化以後，一搞統購統銷，一搞合作社，為了要糧食，幹部們的作風一天比一天惡劣，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後，幹部對我們農民的態度惡劣得到了極點。這幾年來我們這裏一些幹部口口聲聲代表黨的領導，對群眾實行的是比國民黨統治還厲害的殘酷統治。打罵、捆綁、上吊、餓飯、送勞改，是他們對群眾的惡毒手段。”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的一個報告中也列舉了一些幹部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情況：1.侵犯人權，殘害人身，如罵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頭發及施用各種肉刑;2.搜查和沒收群眾的東西;3.濫用“集訓”，即把有問題的人集中起來監督勞動，甚至嚴刑拷打;4.用“辯論”的方法鬥爭幹部群眾，甚至侮辱拷打;5.不讓吃飯;6.強迫群眾拆屋漚肥;7.強迫群眾掘墳挖屍，擴大耕地麵積(參見魏明鐸《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工作全書》，第985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從一定意義上說，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大規模餓死是鄉村社會良心善德嚴重缺失的必然結果：為了迎合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好大喜功”的欲望，農村基層幹部不顧事實虛報浮誇，煉衛星鋼，種萬斤畝，沒有多少人手拍胸脯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憑著良心說話。為了完成不斷加碼的征購糧任務，挨家挨戶搜糧，務求其盡。饑民外出逃荒，將其攔回來坐地等死，沒有多少幹部為自己的惡行感到恥辱。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陽地區。該地區早在1958年就出現了糧荒。當年秋天，“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征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夥了，穀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吃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魯嘉賓《“信陽事件”的前因後果》)。從農民口中奪食，讓饑民坐等餓死，稍有良知人性的人都不會去做，三年困難時期竟然成為一些地區幹部行為的常態。
二是道德已經基本喪失調整法律範疇之外人際關係的功能，許多屬於道德調整層麵的行為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處理，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強調階級鬥爭是1950年代以來毛澤東一直秉承的理念，曆次運動中的泛政治化傾向又使這一思想充斥社會的每個角落，從中央政府到基層政權都樂於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分析各種社會現象。有些從道德層麵或采取普通治安措施就可以處理的問題，如懶惰、小偷小摸等一定要本著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嚴厲懲治。如果懲治對象有家庭出身等問題，就更不得了，必定具有“妄想變天”、“反攻倒算”的目的，甚至是“與境外反動勢力相呼應”，結果許多不起眼的微小社會矛盾被激化，釀成驚人大案。以1959年轟動全國的三門峽水利工地的平陸民工中毒案為例：當時這些民工被要求“一天等於二十年”大幹工程，卻又吃不飽肚子。其中民工張德才在一天下午因“肚子咕咕叫”，躺在宿舍裏沒出工，於是兩次在大會上被“辯論”(即批鬥)，連此前多吃饅頭和窩頭都揭發了出來，上綱上線，說他誣蔑食堂吃不飽，“裝病”，“反對大躍進”。張德才原先表現不錯，曾被任命為排長，此時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於是決計報複批鬥他最厲害的副連長仝某，但因無法給仝的碗裏放藥，最後將藥放進了大家的鍋裏，61位民工中毒。後來，有關部門將解毒的救命藥連夜空運投送，救了民工的生命。順便說一句，此案當年因中國青年報發表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報道而家喻戶曉，其實所謂“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中，有不少是地主富農子弟，還有個別反革命家屬。在極重視階級成分之日，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暫時被填作下中農或中農，事件過後又都全部恢複了原成分，在隨之而來的階級鬥爭和“文革”中，均遭受嚴厲打擊，有的被毒打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參見《“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揭密》)。
在當時，如若真的有出身不好者(本人成份或家庭成分)幹了什麽不見不得人的事兒，後果比“根紅苗正”者嚴重得多。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省合川縣(今屬重慶)地主王雲學殺害少年劉文學堪稱這方麵的典型例子。王雲學為什麽要殺劉文學?他隻是偷了集體的半背篼海椒，無論如何構不成大罪。他曾拿出一塊錢來收買劉文學，被拒絕了，最後殘忍地殺死了這個14歲的孩子。隱藏在這個全國著名案件背後的事實是：在階級鬥爭觀念盛行的社會，出身不好的“賤民”群體會僅僅由於道德敗壞受到比貧下中農及其子弟嚴厲得多的處理，恐懼的王雲學覺得隻有殺了劉文學，才不會使他偷竊的醜行敗露而處以嚴刑。本來隻需要對王雲學進行教育、訓誡或普通法律懲處，從道德改造的層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最終演繹成為一起對天真、純真少年的殘殺案。為什麽會出現這個不幸的結局，卻從來無人追究。
從實際情況看，大躍進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社會道德呈現出全麵滑坡的狀態，這在工人、農民、基層幹部甚至高級幹部及其子女身上都有體現。
有人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小偷小摸的事情越來越多了。原來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舊上海的老辦法，向牛奶場按月訂購。那個時候，家庭裏都沒有冰箱，人們喝的是新鮮牛奶，裝在由蠟紙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內。每天天還沒有亮，牛奶場的車就將這些瓶裝的牛奶放到訂戶的家門口，換回用戶放在那裏的空瓶。到了這一年，規矩變了，新的牛奶訂戶要有特殊情況，如家中有新生嬰兒、危重病人，到居委會開證明才能訂到。而且，越來越多的訂戶抱怨，早上開門時，放在家門口的牛奶不翼而飛了(參見華新民《那過去的事情——回憶五十年代》)。饑餓的威脅使搶奪食物在城鎮街頭時常可見。一位作者回憶當年年僅12歲的他帶著比他小5歲的妹妹，去重慶新華路和鄒容路的交叉口小吃攤買燒餅當早餐的事兒。燒餅剛拿到手，就被身旁一個渾身髒兮兮的壯漢衝過來搶跑。據說當年類似這種從乞討發展為強搶的行徑比比皆是(參見曾微《“抓精兒”——饑餓年代的故事之六》)。憐憫之心、羞恥之心此時已成為社會的“緊缺物品”，饑餓令人重歸獸類本性，叢林法則打敗了道德信條。
農村比起城鎮來，道德滑坡的程度更嚴重。因為城鎮供應雖然困難，人們普遍營養不良，大多數情況下還不至於餓死。農民們則實實在在麵臨生與死的選擇，在家無存糧、野菜、樹皮都被吃光的情形下，偷盜集體財產是唯一挽救生命的辦法。正如當時流行的順口溜中說的，“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農民不偷白不偷”。從集體倉庫、土裏的種子到尚未成熟的青莊稼都成了偷盜目標，榮恥之心蕩然無存。更有甚者，一些餓瘋了的農民連自己的子女也殺死吃了，吃屍體的更多。據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尹曙生介紹，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筆者)1289起”(尹曙生《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記錄》)。這種喪失人倫的案件在其他一些省也不罕見。
高級幹部不需要像基層幹部那樣靠侵占集體財產來供自己享受。他們依靠一整套保障措施，過著遠比普通百姓好得多的生活，有人稱之為“體製內的腐敗”。毛澤東曾在1949年去北京時說自己是“進城趕考”，意思是說看共產黨人能不能繼續保持儉樸廉潔的風氣，走出曆史興衰的周期率。應當說，入城之初做的還不錯。毛在香山居住時，一位中央領導人借給中央常委毛、劉、周、朱、任等人安排住所之機，為自己蓋了一所住宅。毛聽說後大怒，甚至表示要槍斃他。江青在玉泉山一號樓專門蓋了一個小遊泳池，毛聽說後，讓她寫檢討，並用5億元(舊幣)稿費支付了修建費。可見那時仍然保持著清醒的廉潔自律心態。但自1950年代以來的具體製度安排上，每每呈現出與大力提倡的“艱苦樸素”、“人人平等”的道德信條截然相反的發展趨勢。比如，1955年8月有關部門在取消幹部的供給製，實行職務等級工資製時，將工資等級定為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後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差距為31.11倍之多。第二年調整了工資標準，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但連同這次調整在每一行政級別中細劃出的11個檔次算下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達到了36.4倍(楊奎鬆《北大教授談毛時代的幹部等級差別，最高差距達30多倍》)。同工資製度一樣，領導幹部的特供製度同樣反映了社會的森嚴等級。在社會生活資料主要靠配給的機製下，較高的工資、較豐富的供給必然導致較奢華的享受，更何況像毛澤東這一級別的領導人還可以超越通常的生活保障機製。綜合各種資料可知，到1961年為止，全國各地為毛澤東蓋的專用住所(歸他及家人居住，毛不在時，其他中央領導人不能入住)不下數十所，還不包括像鞍山、撫順這一類非省會及旅遊區城市專門為他蓋的住所。位於家鄉韶山的鬆山一號和滴水洞住所都是他親口要求湖南省委書記修建的。這期間由高級裁縫為他製作的公務裝(包括著名的毛式中山裝)起碼有24件，平均每年1.8件。與之成明顯對比的是，當時中國居民每人每年隻發幾尺布票，連一件新衣服也做不起，家裏孩子多的，都是小孩子穿大孩子替換下的舊衣服，常常打著補丁。在飲食上，北京專門建立了香山、巨山農場，為中央領導人特供糧食、蔬菜和肉、蛋、奶，在全國率先解決了食品安全問題。1958年國務院批準在北京養蜂夾道建立一個場所，供中央領導開會、會客以及緊張工作之餘稍事休息、放鬆之用，按規定隻有副部級以上幹部才能進入。1960年代前期每年“十一”、“ 五一”， 北京舉行盛大群眾遊行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天安門城樓上下來，中午總是到此處用餐。周末晚上，一些領導人在養蜂夾道圍桌而坐打橋牌。他們一般玩到12點，吃些餛飩、火燒等簡單的夜宵，有時候星期天白天也來玩(朱岩《“養蜂夾道”服務員眼中的中央領導人》)。在各地，除同樣建有專供高級幹部休息娛樂的場所外，日常生活待遇亦非常可觀。據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在《童年瑣憶》(原載《老照片》第53輯)中，記述1962年春節她在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家渡寒假的事情。當時的河南省委大院有前後兩個院兒，前院是辦公區，後院是宿舍區。何偉住的是兩層獨立小樓，地麵是木地板。李南央一人住了間客房。吃飯的屋子就像個小食堂，一麵牆是落地的玻璃窗，廚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種飯館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衝，有專門的廚師。頓頓飯都是山珍海味。記得上的一道魚，下邊鋪著一層脆脆的幹粉絲，上邊的魚煎得焦黃焦黃，被一種味道極鮮美的汁蓋著，色香味都誘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個煎雞蛋，對於在學校整整餓了一學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雞蛋的李南央，這樣的生活簡直就是天堂。李南央幾乎天天晚上可以看戲，不是京劇就是豫劇，總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記得劇院裏總是冷清的，沒幾個觀眾，往往看完戲回家時，何伯伯的麻將局還沒有散呢。回到北京後她才聽從河南探親回來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饑民發生過搶國家糧庫的事情，軍隊開了槍，打死了人(杜君立《酷吏吳芝圃》)。在生活資料供應困難的1960年至1961年，北京市對高級幹部按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提供“特需商品”，標準逐級遜色。“如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長一級的，每位每月再供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一條。除在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行政七級以下、十三級以上的(當時幹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十三級以上屬‘高幹’)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一條。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關照’。群眾詼諧地稱呼這個檔次的是‘糖豆兒幹部’”(高智勇《北京市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炎黃春秋》2007年第8期)。
社會現實對道德價值觀的影響，遠比聽多少次報告，搞多少次思想教育更有效。連野菜、樹皮都不夠吃的農民被迫去偷去搶，甚至吃人，固然顯示出農民群體道德水準的下降乃至崩潰，也實為現實中不得已的選擇。農村基層幹部為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在農民家中掘牆挖地，搜走隱藏的糧食，眼睜睜看著農民忍饑挨餓甚至死亡，並非生來就缺少同情心，因為隻有這樣表現才能保障自己的地位，有飯吃，不至於同樣餓死。而沒有過吃糠咽菜艱苦經曆的高級幹部子女，在優越的生活條件下則容易受到物質上的誘惑，追求享樂，難以天然滋生艱苦樸素的美德。陳伯達的小兒子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他在幹部子弟學校上學，看到學校好不容易買來為學生補充營養的糕點，一些幹部子弟卻嫌不好吃，把它扔掉了。在當時，這絕非個別現象。[page]
1962年至1965年
1962年至1965年盡管隻是短短的4年，社會道德下滑的趨勢卻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主要標誌是政治文明出現了一定的正向變化，社會道德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複，拾金不昧、樂於助人、熱愛勞動等美德得以廣泛提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和公共食堂的失敗，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成千上萬農民的慘死，使毛澤東的威信降到1949年以來的最低點。他不得不暫時放開緊握在手中的權力，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去處理日常事務，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理論研究上。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的初衷是想解決地方分散主義嚴重的問題。但不對1958年以來的理論、政策等根本問題進行清理，就無法解脫現實的困境。會上，毛澤東的講話著重講了必須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必須在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劉少奇不僅主張把民主集中製加進大會報告，還提出黨內民主固然重要，但黨內民主不能代替國家的民主，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作用，實行人民民主。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講了黨的建設的問題，指出民主集中製是黨和國家的根本製度，要在全黨恢複和堅持民主集中製。這一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有所調整。毛澤東將知識分子群體劃入剝削階級的做法，使他們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工作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對此有關方麵試圖加以糾正。1961年製訂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重申企業中的職員和技術人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61年9月28日，在廣東省委召開的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參加的座談會上，時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鄭重提出，今後一般地不再叫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1962年舉行的廣州會議(指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劇本創作座談會)和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周恩來、聶榮臻、陶鑄等人一致認為應不再一般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範圍。受周恩來委托，陳毅在會議上講話，宣布給知識分子“脫帽”(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冕”(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並向與會代表脫帽鞠躬。
不過，七千人大會在黨內民主集中製上，隻著重解決了省、地、縣三級領導存在的問題，黨中央領導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點錯誤卻沒有得到檢查改正，會後也沒有形成實行黨內政治民主的相應機製，毛澤東一人“獨斷乾綱”的格局沒有改變。他雖然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但主要是從黨的主席負責的角度來談的，沒有涉及到個人責任和建立決策糾錯機製等深層次問題。他十分欣賞林彪在會上有關對毛個人崇拜的講話，欣賞所謂“大躍進的失誤是沒有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說法，會後很快把講話批發全黨。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致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升級。他也不同意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
這一階段直接推動道德重塑是從兩個層麵進行的：一個是搞政治運動，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方法是既清查幹部的問題，對各類群體進行甄別定位，又從思想上、道德上進行教育改造;另一個是進行思想教育，如開展學習雷鋒活動以樹立共產主義道德風尚，批判地主富農的道德敗壞，批判“道德繼承”論，在理論上與中國傳統道德劃清界線。
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由於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作為階級都將存在並企圖複辟的觀點，要求全黨全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求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普遍地、反複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各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講話和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並於1963年至1965年發動了以清帳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為目標，進而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故又稱“四清運動”)為主要內容的，在全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政治運動。它仍延續了過去以群眾運動反腐敗的思路，拋開基層幹部由工作隊直接領導群眾開展運動，解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相當一部分社隊長期存在的帳目、財物不清，生產經營管理混亂，一些基層黨員幹部侵占公物、挪用公款、貪汙腐化等問題，對緩解基層頗為緊張幹群關係有一定的效果。但整個運動是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存在著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傾向，有的基層幹部確實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問題，同時一些問題並不太嚴重的基層幹部也成了鬥爭對象，小錯大整的情況相當普遍。比較著名的是轟動華北地區的壞幹部典型——山西定襄縣季莊公社季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白文章。該大隊有人口三、四千人，耕地萬畝，產糧突破200萬斤，是山西產糧售糧先進大隊。1963年7月，忻縣地委工作隊入駐季莊。工作隊認定白文章貪汙了1.5萬元，稱其為“白朝廷”，還把他的故事編成晉劇，繪成連環畫，白旋以貪汙罪判刑15年。白文章在三中全會後平反，其貪汙問題否定了1.4萬元，隻留下1100元的多吃多占等經濟問題的尾巴，恢複黨籍(七岩野史《四清轟動華北的“白朝廷”白文章：定襄土帝王係列B》)。四清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批鬥，這與土改時幹部、農民批鬥地富，“五反”時幹部、工人、職員批鬥資本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幹部批鬥不服從管理的農民時如出一轍，隻是批鬥對象換成了平時頤指氣使的基層幹部，鬥爭手段也同樣殘忍。如北京市通縣發生打人、體罰、親屬陪鬥有178個單位，被迫自殺的50多人(趙有福《彭真與京郊農村社教運動》，《學術論壇》2004年第2期)。江西省瑞金縣4個大隊的185名幹部中，94人被批鬥，普遍存在罰跪、體罰、遊街、軟禁現象，甚至施以酷刑，有人被逼死(曹力鐵《江西省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初期自殺155人，其中社隊幹部87人(《甘肅省農業合作製重要文獻匯編(二)》，第18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貴州省晴隆縣在四清運動中自殺39起(未遂5起)(《晴隆縣誌》，第168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甘肅省涇川縣四清運動中，232人自殺身亡(脫產幹部14人，大隊、生產隊幹部73人，四類分子81人，工作隊員3人，社員61人)(《涇川縣誌》，第40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說明即使在1962年至1965年間稍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仍然無法解脫暴戾特征，作惡施暴的不道德觀念在許多人頭腦中根深蒂固。
對基層幹部的清查、批鬥和思想教育能否令其靈魂深處得到淨化，道德品質得以提高?從目前的資料來看還不能證明這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本人喜歡在戰爭年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強迫命令式的體製下幹大事，故需要嚴格執行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所以他從防止幹部“變修”、“腐敗”的目的出發，想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時不時地為他們“洗臉”，有的予以撤換，卻從來沒有想到對各級幹部(包括自己)的權力加以限製，建立反腐敗的長效機製。運動之後大多數幹部故態複萌。1964年6月，中央頒布在農村普遍建立貧下中農協會組織的正式文件。該組織用來管製地、富、反、壞分子還是有效的，監督幹部則遇到了極大困難。一旦運動結束，想要監督幹部貪腐行為的貧協成員往往成為幹部打擊報複的對象(參見《紅與黑：集體化時代的政治身份與鄉村日常生活》)。不受限製的權力的巨大誘惑，讓大多數掌權者難以長期秉持良好的道德操守。有研究者根據《甘肅省農業合作製重要文獻匯編(二)》的資料指出，即使是新上台的基層幹部也未必能夠潔身自好，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剛結束就發現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數都是新上任的基層幹部(李若建《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開放時代》2005年第1期)。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主旨是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形勢下，對4類分子的摘帽和重劃4類分子的工作都充滿了“極左”的傾向。以寧夏試點地區為例，在運動中共補劃地主、富農330戶，為原劃地主、富農總戶數的36.3%，原劃和補劃合計共占土改總戶數的7.3%;補劃的地、富、反、壞分子414人，為原有四類分子的30%;原劃和補劃合計，共占總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劃四類分子的6.94%(《寧夏農業合作製發展簡史》，第171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經過10餘年的改造，很少敢亂說亂動的敵對勢力分子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了。
二、學習雷鋒活動
活動的起因是1962年，年僅22歲的沈陽軍區工兵團班長雷鋒因公犧牲。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為雷鋒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向他學習什麽?毛沒有說。為搞清楚中央掀起學習雷鋒活動的初衷，有研究者建議從其他領導人的相關題詞中探求。其中，劉少奇的題詞是：“學習雷鋒同誌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朱德的題詞是：“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鄧小平的題詞是：“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誌的品德和風格學習。”陳雲的題詞是：“雷鋒同誌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大家向他學習。”中央領導人中最能窺探毛澤東意圖的是林彪，他的題詞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之所以強調毛澤東個人，是因為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威信受到極大損害，急需掀起新一輪的個人崇拜高潮，重新恢複他的神聖形象，這與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強調出現三年困難的原因就是不按毛澤東的話去做的論調是一致的。周恩來的題詞則強調了當時的政治主旋律——“階級鬥爭”，用的是雷鋒日記裏的一段話：“向雷鋒同誌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其後，對雷鋒精神的歸納首推洪源作詞的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它強調的是“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艱苦樸素永不忘，願作革命的螺絲釘，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全心全意為人民，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毛澤東思想來武裝，保衛祖國握緊槍，繼續革命當闖將”。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對一名和平時期普通士兵的宣傳力度遠遠超出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的英雄千百倍，本身就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況且歌頌他的歌詞裏，僅有一句涉及其本職工作——保衛祖國。有學者分析說，毛澤東等人掀起學雷鋒活動的宗旨並非表彰他如何為保衛祖國苦練殺敵本領，而是學習他對黨和領袖的無條件崇拜和絕對擁護，隻奉獻不索取;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做革命的螺絲釘;出於感恩和不忘本的原因，勤儉節約等軍人職責之外的內容(參見陶東風《還原曆史：到底為什麽要樹立雷鋒形象?》)。
民眾擁護開展學雷鋒活動。但他們把雷鋒精神世俗化了，認為雷鋒是大公無私、助人為樂、扶危救困、勤儉樸素的楷模，雷鋒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做“好人好事”，這是直接針對前幾年社會道德普遍滑坡的現實，由社會共識引導和規範的道德概念。助人為樂、扶危救困並非新的道德準則，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在倡導奉行的道德信條，1950年代曾遭到秉持階級鬥爭理念的毛澤東嚴厲批判。若論助人為樂，受到批判的武訓比幫助列車員擦地，給災區人民寄錢，送老大娘回家的雷鋒做的更好，甚至表現得更加極端。同樣無私地幫助他人，為何對此抑，對彼揚，關鍵是階級立場不同：武訓興義學，沒有去舉行反抗朝廷的武裝起義，在毛澤東的眼就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雷鋒讀毛澤東的書，聽毛澤東的話，做了好事兒自然要大力提倡。普通民眾並不去深思中央領導人對這一活動所賦予的深刻政治意蘊，更願意按自己的理解修複日益滑坡的社會風氣，重新凝聚道德共識，“學雷鋒，做好事”成為大家對這一活動最通俗的概括。
一位當年還在上小學的人描述那個時代的感受：“饑餓感成為孩子無法擺脫的密友。即使如此，他們在放學路上也不會去偷地裏的蔬菜。”“‘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裏邊’的兒歌，就誕生在60年代，也成為這個時代的兒童精神的最好寫照。”“1963年，孩子們開始接受一位新的偶像——雷鋒。他們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立誌‘雷鋒做啥我做啥’——一看到列車，就想為辛苦的列車員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後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紀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農民伯伯的拖拉機開過，就盼著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學們一道把它推出來。當這些受助者問孩子們名字時，他們會撲閃著大眼睛，回答：‘不要問我的名字，我叫紅領巾’。上繳蒼蠅的屍體也是‘學雷鋒活動’的內容之一。活動最後演變成硬性指標，每天都要交幾十隻蒼蠅，表示自己為祖國衛生做貢獻……一位當年的孩子回憶說，‘我在上學路上也時刻緊攥著一隻自製的蒼蠅拍，不走大道，專挑汙水橫流的小巷，哪裏臭就往哪裏奔，並發動一切可以發動的力量。我母親因為我在吃飯時突然放下碗，狀若瘋狂地去追殺蒼蠅，嚇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頓。’”他把整個時代的感受歸結為“在身體饑餓與精神富足中成長”(宋石男《60年，童年折射的世事變遷》)。
擁有這些美好回憶的隻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對於那些準備進入大學生活的人來說，隨著階級鬥爭這根弦崩得越來越緊，相關政策陸續出台，對“黑五類”分子子女的政治歧視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據披露，有關部門其實從1950年代起就開始實行對考大學的學生進行政治審查，以決定其是否可以考入保密專業，是否可以錄取一般專業，是否降格錄取，直到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不是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台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許多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因此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1960年代初，這一製度在全國普遍實行，像戲劇家吳祖光的兒子、女兒，作家馮驥才，文革中因反對“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都是這一政策的受害者(袁劍平《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再舉一個普通百姓的例子：生活在北京的退休職員曹翊，早年是天津政法學院的高材生，當過杭州市代理市長，卻也因此成了問題人物。1963年，他的孫子曹勇從北京音樂學院附中高三畢業，曹翊希望孫子能夠上大學，但組織上因其家庭成分的原因沒有允許，而是分配到煤礦歌舞團工作。曹翊專門給孫子寫下了諭誡12條，包括主動靠攏組織，爭取做共青團員，生活規律化，要立誌，要珍惜光陰，崇尚廉潔，搞好群眾關係，嚴守紀律，行動敏捷，勤儉、樸素、顧家，戒浮、戒燥等(圮南瘖夫《萬牆錮廬拮據錄》1963年8月17日)。這裏麵除了“顧家”一節與當時提倡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思想有所衝突外，其他完全符合毛澤東所提倡的道德操守。拿著40多元退休工資的曹翊和靠為街道加工零活拿10多元錢的老伴，為供給幾個孫輩上學不得不過著寅吃卯糧的日子，有時甚至連菜也吃不上。這也是他為什麽冒著與當時提倡的共產主義道德相背離的危險，讓孫子“顧家”的原因。社會現實是嚴酷的。在曹勇因家庭出身的緣故無法獲得深造機會的同時，全國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從1957年起實行保送招生，高級幹部後代的政治條件占有絕對優勢。在一段時間裏，哈軍工的幹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於父母親屬夠不上副部級或少將以上的，隻能自視為普通學員(參見方可成《幹部子弟學校六十年：難以革除的權力擇校》)。
不同的日常生活待遇與政策規定，加大了社會群體間的裂痕。或許成年人尚能掩飾這些裂痕，對日益懸殊的等級差距視而不見，不同家庭出身且毫無機心的學生群體則將這些裂痕清晰地顯現出來。具有先天政治優越感的幹部子女在定位上明顯與“黑五類”子女、知識分子子女甚至工農子女們拉開了距離。學者楊奎鬆回憶說，當年他在北京時，“在機關、軍隊的大院裏生活，包括在盡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製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麽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流，級別相差太大，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孩子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裏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楊奎鬆《北大教授談毛時代的幹部等級差別，最高差距達30多倍》))。一些高級幹部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本人曾多次對子女說：“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1962年，劉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則關於高等學校的調查，他馬上寫信給兒子劉太行說：“這次調查，成績優良者10人，8個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一個是農民之子，一個是右派之子，而幹部子弟一個也沒有……要警覺，幹部子弟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後，這必須大力教育……。”在這封信中，劉伯承還詢問兒子：“謙虛謹慎的學習習慣在修養否?”1964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書的女兒劉彌群去農村參加8個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伯承非常支持，說“下去體會一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幹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牆裏的貴族’。”(《劉伯承談1962年教育部調查：成績優良者無幹部子弟》，《沈陽日報》2012年02月20日)關注並對子女認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高級幹部畢竟隻是少數。有關部門在選調留學生、保送上哈軍工及其他大學都在反複強調培養幹部子弟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弟的重要性，進一步助長了不同群體青少年之間的疏離乃至對立。“文革”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談到，1964年以後，在強大的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 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王友琴《學生活活打死老師——毛澤東在1966年開始的革命》)。一些自以為占據政治高地的幹部子弟，一踏入“文革”時代便將個人的憎惡情仇盡情釋放出來。正是道德修養嚴重缺失讓這些充滿激情的孩子幹出諸多駭人聽聞的殘暴行為來。
經曆過政治運動的成年人此時仍然心有餘悸，不敢大膽與人交流思想，說心裏話，並總擔心天真的孩子們在外麵因言招禍。當時的社會道德風氣確有好轉。但這種好轉隻表現在提倡拾金不昧、尊老愛幼等助人為樂行為的層麵上，且這些行為也需要時時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檢驗。這些事是誰做的?如果是好人做的值得表揚，如果是壞人做的便是“居心叵測”。這些事是為誰的做?如果是為幹部、工人和貧下中農及其子女做的，值得肯定，如果是為“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做的，便是犯了錯誤。不僅做好事，就連宣傳雷鋒精神也不能讓政治上不可靠的“壞人”插手。作家彭定安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目是《雷鋒報道之於我》，談到他於1957年被劃右派，1963年在《遼寧日報》文藝部任編輯。當時由他執筆，寫作了關於雷鋒事跡的長篇報道，叫《永生的戰士》。因政治身分的原因，發表時隻敢署合作者陳廣生的名字。這篇報道對雷鋒事跡走向全國影響極大，卻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他說：“《永生的戰士》發表之後，陳廣生同誌立即被請到北京，到總政作關於雷鋒事跡的報告，據說原定他轉業的決定也已改變(他後來任沈陽軍區創作室主任)。同時，新華總社、人民日報都派人約我趕寫雷鋒的事跡通訊，被遼寧日報社領導以我的政治狀況相告，而婉拒了。《人民文學》編輯部不僅約請我寫稿，而且要為我向報社請半個月創作假，以便為他們創作關於雷鋒的報告文學作品。當然，也因同樣的理由，遭到拒絕。3月5日，毛澤東‘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發表，全國掀起學習雷鋒的熱潮。這時，李宏林同誌約我與他合作，創作雷鋒的電影劇本。我欣然同意。李宏林是文學講習所第二期學員，一位有才華的年輕作家和記者，也是報社的‘摘帽右派’，當時在報社行政科賣飯票。我們倆都屬另類，寫作隻能在秘密中進行。我們分工起草，然後互相修改，最後由李宏林定稿。完稿後，由他寄給長春電影製片廠。不久，長影複信稱，劇本決定采用，即將開拍。但是，按當時的規定，必須了解作者狀況。長影向遼寧省劇協調查，回複是：兩個作者均是右派，作品不可使用，因為涉及‘什麽人占領舞台問題’。這第一個宣傳雷鋒的電影，便這樣夭折了。”(轉引自丁東《學雷鋒運動的另一麵》)[page]
三、對地主富農的道德醜化與批判“道德繼承論”
1962年至1965年間，階級鬥爭理論作為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理念進一步得到強化。一方麵開始從道德上醜化地主富農群體，另一方麵從理論上排除道德繼承的可能性。
這一時期有關方麵以文學藝術形式開路，集中對地主富農進行道德上的批判。借助電影、戲劇的形式“塑造”出著名的4大地主“形象”——劉文彩、周剝皮、南霸天、黃世仁。他們無不被指斥為道德敗壞、喪盡天良的人。
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的幾位師生奔赴大邑，在劉文彩莊園裏創作大型泥塑《收租院》，該組泥塑共114個，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幹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其中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場景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需要創作出的。水牢的出現是因為農婦冷月英說她欠了劉文彩侄子劉伯華5鬥租子，而被關進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其後有關方麵把這個情結嫁接到劉文彩身上。1980年代，地主莊園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沒有找到相關的人證、物證，遂向主管部門打報告稱，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因為訴苦當上大邑縣政協副主席的“冷媽媽”最後也說，有關於劉文彩水牢及刑訊室的事兒“都是別人讓她說的”。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複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複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參見餘瑋《中國四大地主的真實麵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
周扒皮是著名的“文盲作家”高玉寶筆下的人物。在高玉寶撰寫的(其實是別人幫助成稿的)，由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中，有一個著名故事“半夜雞叫”，說的是綽號“周扒皮”的地主，為了讓長工早起幹活，半夜鑽進雞籠學雞叫，最後反被長工們戲弄的故事。該書雖然出版於1950年代，其產生廣泛影響卻借助於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1964年拍攝的《半夜雞叫》木偶片。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遼寧瓦房店黃店屯人，一家20多口人，擁有240畝地及4個作坊、1個雜貨鋪。周年輕時下地幹活，生活上對自己很摳，家裏除4個兒子及媳婦幹活還雇了幾個長工，高玉寶就曾給他家放過豬。東北土改時，劃為地主成份打死了。至於“半夜雞叫”之事，村裏老人表示沒聽說過。同村的孔慶祥說：“有一年我在到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是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它地方就沒有。”(杜興《周扒皮原來是個厚道人》)
南霸天是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惡霸地主形象。海南陵水縣一個名叫張鴻猷的地主與他扯上關係，是因為攝製組1961年拍攝時看到張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的宅子，在那兒采景的緣故。但當地人說，張鴻猷是教師世家，沒有血債，也沒有家丁、槍支、碉堡，隻是請了幾個小姑娘幫四姨太帶小孩。紅色娘子軍連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說，娘子軍第一任連長龐瓊花是貧農，並沒有給人家當過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參見餘瑋《中國四大地主的真實麵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電影《紅色娘子軍》上映後，於1962年獲得首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等4項大獎。
與前3個地主不同，黃世仁本無其人，就連創作原型的影子也找不到。他是抗戰時期根據晉察冀地區流傳的一個有關“白毛仙姑”的傳說創造的文藝形象。有關黃世仁強奸白毛女，並把她逼進深山過非人生活的戲劇雖然在1949年之前就在各解放區演出，但真正令全國人民家喻戶曉還是解放後。1950年東北製片廠根據歌劇《白毛女》拍攝了電影，1960年代又開始排演同名舞劇。
上述4個地主形象中，黃世仁出現於1949年以前，周扒皮出現於1950年代，但都於1960年代借助舞劇、木偶電影的形式達到舉國人人皆知的效應;劉文彩、南霸天完全是1960年代的產物。為什麽要在1960年代對地主富農展開道德批判?一方麵是因為土改時對這一群體主要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清算，指出其剝削的實質，發動農民起來鬥爭，分土地，分浮財。由於鄉村中真正欺男霸女、惡行累累的地主富農畢竟隻是極少數，而幹這類勾當的多為家道並不殷實的遊手好閑者，在土改運動中多數成了積極分子，按照農民們固有的善惡標準，這些人才是道德品行醜惡之人。所以當時指認所有的地主富農都道德敗壞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農民們也想不通。利用文藝形式從道德上批判地主富農的好處是可以虛構，把奴役農民、霸占民女，大鬥進小鬥出，打人，關黑牢等種種不道德的行為集中到一個藝術形象身上，卻能給不了解土改具體情況的觀眾以“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印象，以為所有地主富農在品行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麵，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後，全國對地富分子的控製更加嚴密，從道德上批判比僅僅從政治上批判更能調動每一個人，尤其是要使對本地地主、富農分子真正經曆一無所知的青少年們心生憎惡感，積極加入到監視、管製階級敵人的隊伍中來。此外，三年困難時期吃不飽飯甚至大批餓死的民眾積累了太多的怨氣，也急需有發泄的出口。
四、對中國傳統道德的理論清算
對中國傳統道德進行理論上的徹底清算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工作。1960年代初，姚文元曾批判巴人的“人性論”，對道德的階級性做了分析。姚文影響主要在文藝界，且沒有全麵清算所謂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罪惡”，刊登於1966年3月19日《人民日報》的文章《評吳晗同誌的道德論》(作者關鋒、吳傳啟。以下簡稱《道德論》)則係統、全麵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該文發表於“五一六”通知之前——這才是文革的開端，所以本文仍把它歸入1962年至1965年這一時期)。《道德論》的批判對象是曆史學家吳晗多年來提倡的“道德繼承論”，按照該文的歸納，主要是指無產階級應當接受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以及“精打細算，多方賺錢”和民主、自由這些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規範。《道德論》批判的思想武器是階級分析法，即“剝削階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據剝削階級的意誌而形成的、直接壓迫勞動人民的行為規則;它的職能都是直接為鞏固剝削階級的社會秩序服務的。因此，剝削階級的道德和剝削階級的法律一樣，是根本不能繼承的”。具體來說，關於忠，吳晗認為“過去要忠於君主，今天呢，難道不應該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道德論》說“無產階級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絕不是從地主階級那裏繼承來的，而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產生的。”關於孝，吳晗認為“對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喪失勞動力了，子女難道不應該照顧父母?”《道德論》說共產黨人是在階級關係的前提下處理父子關係的，如果自己父母犯了罪，必須揭發，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錯誤，也要采取批評的方法，盡可能地給以幫助。照顧父母、贍養父母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的，是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派生出來的。為了劃清階級界限，不使人們的觀念模糊，革命同誌之間早已習慣根本不用“孝”這個詞來表達子女和父母的關係。關於節，吳晗認為應該理解為有骨氣，“我們的祖先是有骨氣的，我們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氣”。《道德論》說吳晗所說的“祖先”就是帝王將相，所說的骨氣就是堅持頑固的反動立場。關於禮義廉恥，吳晗認為：“禮義廉恥中的禮，今天還是要的，人與人之間不能一點禮貌也沒有，光著身子進電影院是不對的。有些青年人，不修邊幅，頭發留得好長，衣服髒極了，臭烘烘的，據說這樣才叫做‘樸素’，這恐怕是缺乏禮的教育所致吧?”“義，朋友之間互相幫助，彼此愛護，互相批評，這不是很應該嗎?”“廉，要不要廉潔?要不要愛護國家財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東西，應該有這樣的品德。恥，不好的事不要去做。舊時代的這些道德，我看都應該批判地繼承應用於今天。”《道德論》說吳晗是在罵勞動人民都“臭烘烘的”;共產主義者不能講封建道德的“義”，隻能為革命而死，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絕不能為什麽“知己”、為任何個人和小集團而死;“愛護國家財產”，“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東西”的品德是從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是從革命利益引伸出來的，吳晗說如果不繼承地主階級的“廉”，就會盜竊國家財物、假公濟私，是在誹謗無產階級;好與壞，恥辱與光榮，各階級都有自己的標準，地主階級認為是壞的、可恥的事，我們則認為是好的、光榮的。關於資產階級道德，吳晗認為精打細算、多方賺錢應該成為社會主義經營管理企業的第一重要原則。《道德論》說社會主義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的目的，是為政治服務，為群眾服務，而決不是為了賺錢。當然，社會主義企業在上述前提下也講“利潤”，也要力求厲行節約，提高勞動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但決不是把“多方賺錢”當作原則方針。吳晗是要繼承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並且實質上改變社會主義企業生產的目的和經營方針。
《道德論》實際上對1949年至“文革”前夕的道德重塑進行了全麵的理論闡述。它極力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立場，強調集體主義、“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批判“人性”論，否定親情、人情、同情之心。隱藏在這些理論高調背後的社會現實是，講假話空話，施陰謀，論等級，搞歧視等行為大肆泛濫，咒罵汙辱，刑訊逼供，用暴力，亂殺戮等農村流氓無產者破壞社會公序良俗的卑鄙行徑得到縱容，完全顛倒了人類社會早已取得共識的是非、善惡、美醜、真假的評判標準。
像那個年代所有的批判性文章一樣，《道德論》在結尾時寫了一段宣示性的文字，描繪當時的道德現狀和未來的發展遠景：“目前在我國，共產主義道德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廣大工農兵群眾，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道德的思想毒素，樹立了以一心為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這是掃除舊道德的基本的社會力量。新道德總是在同舊道德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道德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同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過程。無產階級道德的進一步發揚，必然伴隨著同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激烈鬥爭。無產階級必將在這場鬥爭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不幸的是，接下來的10年，中華民族迎來的是政治文明的徹底惡化、社會道德的全麵潰敗，無論是農民、幹部、知識分子群體還是1949年以來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工人階級都由此墜入刻骨銘心的道德沉淪。[page]
1966－1976年
嚴格的說，毛澤東時代的第三個階段是從1966年發布“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發動“文革”後才開始的。此前，盡管毛澤東一直在努力推動幾億中國人的思想改造，但隻是在“文革”10年間其願望才得以全麵實現。結果是社會道德的全麵潰敗。
一、“文革”導致政治文明全麵惡化
如果剔除權力鬥爭的因素，“文革”主要由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的分歧而直接引發。但無論是劉少奇本人還是繼他之後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林彪以及全國的農民、工人、幹部、知識分子和地富反壞右等被鎮壓管製的群體，都沒有料到這場本應局限於文化領域的政治運動會持續這麽長，涉及麵這麽廣。徹底蕩滌了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深刻觸及了大人與孩童每個人的靈魂(對一部分人來說還包括肉體)，劉、林二人甚至為此搭上性命。中國政治文明的惡化確實稱得上是“史無前例”。
表現之一：中國法製和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受到徹底破壞，個人崇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政治鬥爭手段極為殘酷。
1970年12月，毛澤東在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就曾經說過“我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其實這是他以人治代替法製的一貫思想，“文革”期間中國法製徹底淪喪的現實恰好為這句話當了注腳。
“文革”開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公檢法機關被統統“砸爛”，公安部的8位副部長、正副司局長49人中了除6人外都被打成叛徒、特務、曆史或現行反革命、死不悔改走資派，各地公安機關都被軍隊接管，公安部長謝富治甚至建議把北京一個區公安局交給紅衛兵管理。在失去法製的瘋狂社會環境下，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義隨意對另一部分人進行人格侮辱、肉體摧殘甚至生命剝奪。
宣稱用“一個小手指”就可以打倒劉少奇的毛澤東並不滿足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人，他要推翻的是黨的民主集中製度——盡管這個製度在1966年之前已因毛大搞“一言堂”而失靈——如今則連它並不發揮作用的形式也要拋棄。辦法是大搞個人崇拜，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發動數以千萬計單純無知、狂熱迷信的的青少年大搞“階級鬥爭”。
林彪在大搞個人崇拜方麵尤為出力。早在1960年林彪就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熱潮，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學毛著“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等種種說法。“文革”開始後，他於1966年5月18日發表講話，極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9月18日又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其後，有關提法調門越來越高，如“三忠於”：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最後則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毛澤東本人並不反對事實上的絕對權威，因為當時幾乎到了沒人敢對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違拗乃至腹誹的地步。說時任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倒台是因為以他的名義發表了同名文章，隻是政治上的借口而已)。上述一係列宣傳為“造神”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引起“文革”初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文革”初期，為了向偉大領袖表衷心，全國男女老少都爭相佩帶毛主席像章和語錄章;收藏“毛主席萬歲”郵票和《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畫冊;家家戶戶張貼毛主席像;全國各地在1967 年1969 年間豎立起近千座主席雕像，僅北京一地就有幾十座(吳繼金、賈向紅《毛澤東無法叫停為自己塑像》，《文史博覽》2011年第8期)。“文革”初期，全國掀起了空前廣泛的學毛著運動。據1967年12月25日新華社報道，當年出版《毛選》8000萬部;《毛主席語錄》3.5億冊，《毛著選讀》4700萬冊，詩詞5700萬冊，毛主席著作還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發行到國外。人人都被要求會背《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毛主席語錄作為歌詞被譜上了曲，毛澤東說了句什麽話，都被當作“最高最新指示”，機關、學校、廠礦企業群眾結隊上街慶祝遊行，即使是吃晚飯後才公布的，也要上街高呼口號，稱之為“貫徹宣傳最高最新指示不過夜”。“文革”初期，媒體每報道一項工作成績或事業成就，幾乎都要前加上“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或“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類套話，報頭都要刊登一段毛主席語錄，還要仔細觀察印有毛名字的報紙各一麵，有沒有在光照下透射出來的違礙字樣，防止因為無心之失被打成反革命。個人崇拜熱潮同樣嵌入到民眾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人們每天都要進行宗教式的“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手持《毛主席語錄》，衷心祝願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就連去商店或郵局辦事，都要先向櫃台裏麵的服務人員說一句“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語錄，對方也立即回應一句語錄。領導幹部的講話，最前麵一定要引用一句毛澤東的詩詞，諸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等。群眾的講用稿也大體如此。
今天看來十分可笑的個人崇拜行為在當時並不可笑。任何人以消極的態度來應對，都可能會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可怕罪名。反對者、懷疑者，甚至偶有口誤、筆誤者，都要予以懲處，或批判，或鬥爭，直至押入監獄，判處徒刑。相反，積極、熱情、虔誠地搞崇拜，會獲取很好的政治回報。據《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介紹：“有一個曾經被群眾稱為‘大聯總’的女幹將，四大妖婆之一，是拋頭露麵的人物。後來與軍管會定的壞頭頭能劃清界限，並到了那個組織的臨時勤務小組，但是聯合後，群眾越琢磨這個人越認為是牛鬼蛇神，要揪鬥。軍管人員對她作了全麵分析，認為，原來起來造反是對的，中間跟壞頭頭說了一點錯話，幹了一點壞事，是受蒙蔽的，當她認識了以後，她能夠劃清界限，特別是經過幫助教育，鬥私批修後表現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開會，找到她，她當場指著那些人的鼻子說，毛主席號召我們大聯合，你們還搞派性，還這麽幹?她回家後，把三個孩子，一個老母親，一個丈夫弄在一起辦了個學習班，在公共汽車上讀門合同誌的材料，讀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來唱歌不怎麽樣，但是她出於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感情，在車上唱語錄歌。她不僅自己家裏辦學習班，還把院子裏，不是一個廠子的職工，也組織起一個學習班。”“結果，這個人最後被選為全廠出席北京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
毛澤東本人對這場造神運動是什麽態度?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了首都及全國各地的百萬群眾和紅衛兵。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錢的大串聯，耗費了國家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一段時間裏他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的總次數達到8次，總人數達1100萬，仍意猶未盡。1967年11月13日，8341部隊向毛澤東報送《關於北京市針織總廠支工情況的報告》。其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下班後向毛主席匯報”等做法。15日，毛澤東批示：“看過，很好”。後由中央轉發全國。直到1970年12月2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在為前幾年的個人崇拜辯解的同時，才指出“個人崇拜現在沒必要了，要降溫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其後，充滿形式主義的各種活動漸漸從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淡出，但毛澤東的思想觀念、方法和觀點仍嚴格控製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令其盲目信從而不敢有一點質疑。
“文革”較之以往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更殘酷，手段更卑鄙，株連更廣泛。關於政治鬥爭的道德底線，毛澤東曾提出過“三要”、“三不要”，其中一條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隻是針對別人的。他與劉少奇等人意見分歧，完全可以公開批評甚至批判，卻派江青秘密在上海組織人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對響應毛本人號召撰寫劇本的吳晗搞突然襲擊。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劉少奇看了極為憤慨，說裏麵有許多假話，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閻長貴《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樣發動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但他始終沒有獲得答辯的權利。專案組成員為了尋找證據，要抄劉少奇的家，家裏一直有人，隻好讓紅衛兵把劉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鬥，這邊專案組的人立即進去抄家(李遜達《“劉少奇專案組”成員的特殊性，讓初中生以下五代紅的軍級幹部任“劉少奇專案組”成員居心何在?》)。清華大學紅衛兵為了批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編造了劉家孩子受傷的謊言，“誘捕”王光美，批鬥時還在她的脖頸上掛了一大圈乒乓球，恣意進行人格侮辱。專案組成員采用卑劣手段逼迫證人偽造證據，利用這些證據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於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做出決議——“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在場的中央委員除陳少敏沒有舉手外，其他人都投了讚成票。當年彭德懷被打倒時，尚有朱德元帥為他說幾句公道話，鍾偉將軍為他鳴不平，現在連這樣正直敢言的人也沒有了，道德底線被徹底擊穿。在“文革”風雲人物的字典裏，根本就沒有人性、親情、良心這類字眼，他們所提倡的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是“一心為革命”，以革命的名義可以為所欲為。江青說打倒劉少奇就要把他搞臭，比蘇聯的托洛斯基還要臭。另一位地位較低的“文革”風雲人物林聿時對心腹之人傳授“政治鬥爭三原則”時說：“一、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二、謠言重複三遍就是真理。三、善於引導對手犯錯誤。”(孟祥才《我所知道的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原載於《曆史學家茶座》)其實這些都可以歸為“陰謀詭計”之類。
對於大多數各級領導幹部，毛澤東的說法是想把他們放在火中“燒一燒，但不要燒焦了”。這個說法與當年發表的“五一六”通知並非一致。《通知》所說的“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根本就是用階級敵人的標準來對待“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何嚐有半點憐憫之心。接下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以及“踢開黨委鬧革命”等信號說明，這場政治運動采用了194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形式，完全脫離了黨的各級組織領導，依靠紅衛兵小將率性所為，其激烈殘暴程度前所未有。許多黨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正是在令人窒息的恐怖風暴中看不到出路，絕望地選擇了自己結束生命。自殺的人包括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柴沫，中宣部副部長姚溱，中國工人運動領導人李立三，蔣介石高級幕僚陳布雷之女陳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閆紅彥上將，曆史學家吳晗、李平心、翦伯讚及妻子戴淑宛，文學史家劉綬鬆與妻子，作家老舍、楊朔、周瘦鵑、李廣田、聞捷、羅廣斌，翻譯家傅雷及夫人，文藝評論家陳笑雨、葉以群，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和語言學家劉盼遂，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右派”儲安平，表演藝術家言慧珠、趙慧深、嚴鳳英，電影藝術家顧而已，電影演員上官雲珠，記者範長江，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等成千上萬國家精英和優秀的民族文化傳承者。
活著的人日子也不好過。1966年12月13日，劉少奇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向毛澤東提出：“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毛澤東不置可否，各級幹部繼續“享受”揪鬥、戴高帽、掛大牌子、坐噴氣式飛機等極度蔑視人格尊嚴“火燒”方式，經常被拳打腳踢、揪頭發、按脖子。1967年7月18日晚，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中南海內的兩個食堂批鬥。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8月5日，劉、鄧、陶批鬥會分別各家院內舉行。劉少奇、王光美被架進會場，一會兒被強按下頭，把手扭到背後，強迫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又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發，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隻穿著襪子(參見顧保孜《文革劉少奇：為什麽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中南海的待遇尚且如此，各地大大小小“走資派”們的待遇可想而知。毛澤東並不太在意自己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稱讚過的鬥爭所謂“土豪劣紳”的辦法在中國大地上到處泛濫。他曾叫紀登奎表演挨鬥時“坐噴氣式飛機”的姿勢，也聽女兒李敏談她與女婿孔令華挨鬥，孔令華戴高帽子的事情，哈哈大笑，認為是“經風雨見世麵”，卻不顧道德自汙和肉體磨難的“風雨”深深地損害了人的基本尊嚴，顛倒了人的榮辱觀，給他們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心靈創傷。
“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幾乎是“文革”新貴們的共同信條。目前尚未有資料證實毛澤東對此公開表示讚成。但在毛晚年擔任身邊護士的孟錦雲曾談到這樣一段往事，頗耐人尋味：一次與毛澤東一起看香港鳳凰電影製片廠出品的越劇片《雲中落繡鞋》。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富有的員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後花園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許之為妻。有兩位青年同時應召，商量好一個下井，一個用吊繩在上麵照應，救出小姐後，隨小姐的意願，想嫁給誰便嫁給誰。於是一位用筐栓上繩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是救小姐，再讓青年上來。在井外負責放筐下井的青年，救出小姐後，為了獨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顧另一青年死活，並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著小姐去領賞，成全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應，加上井麵蓋上石頭，隻見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卻手拿著小姐留下的一隻繡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時丟下的。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夢，天上飄下一隻繡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丟失的一隻。夢中醒來，這位夢中的青年卻出現在自己麵前。結局是由父親做主，趕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這位死裏逃出的青年。至於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當然是好人有好報，是神仙救他的。看完電影，毛澤東問看電影的人們，“你們說說看，這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小李說，“當然是在井下的那個青年好啦。”孟錦雲也說﹕“還用說嗎?井上那個青年真夠壞的，他不僅貪人之功，據為己有，還陷害別人。”毛澤東轉頭問張玉鳳，張說，“差不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幹麽要問這麽個問題﹖”毛澤東說，“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為什麽?”毛澤東答道﹕“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他太蠢了，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眾人不服氣，有人說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實。毛澤東答道﹕“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還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66—16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975年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婭·尼克鬆也回憶說，毛澤東對尼克鬆因“水門事件”下台大為不解，認為“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麽了不起?”認為銷毀錄音帶，撒謊的行為根本算不上政治醜行。“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簡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兩卷錄音帶就能把一個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是紙糊的是什麽?”(周大偉《尼克鬆女兒朱莉婭北京往事:對毛澤東身懷戒備》)
表現之二：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發動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最終極大地傷害了青年學生、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等幾乎所有的群體。在“文革”中縱容和提倡暴力，對人格尊嚴乃至生命權利從漠視發展到極度蔑視的地步，因言論、曆史問題、家庭出身、不慎喊錯口號甚至莫名其妙的原因獲罪乃至被處死的案例數不勝數，釀成無數人間悲劇。
“文革”是由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和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群體政治表演組成的。在這些運動中，毛澤東依次傷害了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
一是紅衛兵運動。
最先走上政治舞台的是紅衛兵群體。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組織，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大都有高級幹部、軍官的家庭出身背景，有強烈的優越感，自認血統高貴、“自來紅”。他們批判學校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共青團組織，受到派駐學校工作組的壓製。毛澤東針對劉少奇壓製紅衛兵的方針，鼓勵“造反精神”。企圖自下而上發動群眾衝破黨政領導的阻力，於8月1日寫信給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繼而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其後，一些偏重依靠和維護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以黨員、團員、黨的積極分子為主幹的學生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有學者稱前者為“老紅衛兵”，後者為“保守派紅衛兵”)。老紅衛兵的造反活動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舊”運動以及在學生中鼓吹“階級路線”。其中教育革命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教師和學校領導，“破四舊”主要殘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會成員，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資本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關係密切的人。保守派紅衛兵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並與老紅衛兵一起參加了“紅色恐怖”的“破四舊”活動。“教育革命”首先是從對學校負責人和老師們的批判開始的，狂熱的紅衛兵們很快就把批判變成辱罵，繼之以棍棒、鞭子和皮帶毒打，剃陰陽頭，用墨汁塗臉，戴上寫著侮辱字眼的牌子，種種惡毒手段輪番施展。事實上，早在“工作組”控製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這與1949年以來的曆次政治運動如出一轍。7月28日，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一些紅衛兵發起“打黑幫”。副校長卞仲耘被強迫跪在地上挨打，用開水燙。三個小時卞仲耘昏迷倒地，後死亡。是為“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隨後，打老師的卑劣行為迅速向北京各學校乃至全國各地教育係統蔓延，批鬥、毆打、人格汙辱和肉體折磨比比皆是，被毒打致死或逼迫自殺者成千上萬，忍辱活下來的教育工作者大多被編入校園勞改隊，通過體力勞動改造思想。
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決定》從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思維出發，高度了肯定紅衛兵的行為，稱“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為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澤東於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並在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為他戴上紅衛兵袖章以後，告訴她“要武嘛”，這無異於為紅衛兵暴行注入一針強心劑。特別是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準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完全掃除了紅衛兵暴行的政治障礙，為紅衛兵暴力行為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提供了方便(王友琴《學生活活打死老師——毛澤東在1966年開始的革命》修訂本)。
在社會上，紅衛兵暴行的主要對象是北京普通市民，包括從前的工廠或商店擁有者、房產主、右派分子及其他本人成份不好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原因是他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即所謂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內，北京出現大規模的紅衛兵抄家、打人風潮。《北京日報》於1980年12月20日發表文章稱在此期間共有1772人被打死。內中最著名者要屬居住在崇文區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靠修理自行車謀生的居民李文波，原因是周恩來在9 月份兩次講話中都說到“資本家李文波”對紅衛兵“行凶”之事。32年後，一位署名“鴻冥”的當年紅衛兵網友重新描述了他所經曆的李文波事件：“欖杆市那個小業主和他老婆，其實很老實、膽小。那時候我們才上初中，年輕不懂事，三伏天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樓，被我們推倒還踢了幾腳。那老頭子一看急了，下樓理論，我們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們嚇跑了。實際上誰也沒有砍誰，我們說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麽，後來就變成說他殺了人，把他給槍斃了。我在東北生產兵團入黨時，如實跟政委說過，他叫我別說了，不然別人會說你立場不穩。”(轉引自王友琴《北京紅衛兵暴力高潮引發與李文波之死真相》)事件的結局是李文波當場被紅衛兵打死，妻子劉文秀被警察的車輛帶走，9月12日判處死刑。文革後，1981年3月26日，中法81 中刑監字第222號宣判劉文秀無罪，也宣判對李文波不予起訴。有關部門並非沒有能力製止這種瘋狂屠戮。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文，“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製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紅衛兵隨便殺人的現象從此消失。
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部的幹部子女，貼出一貼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永遠戰士《“聯動”覆滅記》)。它直白地表達了老紅衛兵的政治道德優越感和排斥其他群體的強烈意願。他們深受父輩革命信念、英雄業績的熏陶，也從父輩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權力中得到實際的好處，享有比其他社會成員子女優越的待遇。其“政治思潮和行為特點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直接相關。他們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識、強烈的社會的責任感、曆史使命感，他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熱切地期待‘革命’，期待著像長輩一樣在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業”(江湖闊佬《三十年前的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之分析》)。8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之子譚力夫在北京工業大學全校集會上發表講話，大力宣揚“血統論”，反對批鬥各級幹部。譚氏講話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陳伯達、江青以及來自民間的批評，但在老紅衛兵中卻很有影響，他們相繼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東城分隊(簡稱“東糾”)、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海澱分隊(簡稱“海糾”)等組織。10月1日，又以前三個組織為核心成立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它們的成立受到周恩來及一大批老革命的支持。這幾個紅衛兵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北京社會的管理權，利用這個權力來維護其父母以及本人既得利益的願望自然強烈。比如“西糾”發布的13道通令，其中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永遠戰士《“聯動”覆滅記》)顯然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父母。“聯動”後來因衝擊公安部，相當一部分成員被拘禁，釋放後，其大多數父母開始陸續被打倒，他們也從政治舞台上消失。
繼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紅衛兵。他們大多出身為平民子弟，熱衷於批判工作組，進而追究上級黨委，直至中央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劉少奇、鄧小平，揪“走資派”、“叛徒”，追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思想，相信 “文化大革命”和群眾性的大民主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腐化變質和官僚特權的有效武器(參見江湖闊佬《三十年前的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之分析》)。造反派紅衛兵受到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提攜，動輒以大規模的群眾行動把自己的主張和要求廣泛推向社會，在全國各地奪取權力，甚至為此衝擊受命維持當地秩序的軍事單位，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隨後各地造反派紅衛兵紛紛卷入武鬥之中。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後，風雲一時的紅衛兵運動走向沉寂，大學生分配到各地工作或下鄉，中學生上山下鄉，其領袖人物也離開了權力中心，相當一部分人後來受到政治審查和刑事審判。以北京著名的“五大學生領袖”為例，蒯大富於1968年12月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電解工，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韓愛晶於1979年被正式逮捕判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後判刑;王大賓於1971年被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聶元梓並非學生而是頗有資曆的革命幹部，亦於1969年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後被隔離審查、安排到工廠勞動，1978年入獄判刑(參見《文革中叱詫風雲的五大學生領袖現在生活狀況》)。身為中學生的北京市委常委李冬民於1968年夏到內蒙古部隊農場鍛煉(參見《紅衛兵領袖李東民口述：不要總覺得我們被利用了》，《文史參考》2011年第2期)。
二是造反派奪權。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發社論，號召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去奪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權。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下，工人、農民和普通幹部紛紛行動起來，奪取自1949年以來一直掌握在老幹部們手中的權力，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上海造反派組織建立的新的上海市政權機關最初叫“上海人民公社”，後因毛澤東不同意而改稱為“革命委員會”)，至1968年9月，大陸最後一個省級新政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新的權力機構由解放軍代表、能及時“亮相”擁護中央文革路線的“老幹部”、“造反派”頭頭三部份人組成。他們在1968年間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對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新揪出來的“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分子”實行非法拘禁、抄家、批鬥，致使大批所謂“黑八類”分子死亡、受傷，遭受非人折磨。但在1970年初開始的全國性“一打三反”運動中，“造反派”頭頭因“反對黨委”、“打砸搶”等罪名成為整治對象，各地許多“造反派”被從“革委會”權力機構中清洗出去。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但在這場前後延續達4、5年之久的政治運動中，清查工作已遠遠超出了這個組織的範圍，成為打擊異己的手段。許多地方把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對三支兩軍的解放軍個別人員，對革命委員會稍有懷疑、不滿或有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清查過掌權者自己的人統統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運動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參見李曉航《“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始末》)。至此，除上海外，那些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尚未被清理出權力機構的造反派頭頭基本清除殆盡。
三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
盡管在1960年代初，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已經確認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服務並樹立了工人階級思想觀，卻沒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文革”前夕，他不僅從階級立場的角度批判知識分子，進而從知識水平和能力的角度否定他們。1966年4月24日，他對《北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一文的批語》中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隻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複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18頁)後來毛澤東又對美國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35頁)基於上述判斷，毛澤東首先在教育領域鼓動學生們打倒老師，老師成為紅衛兵“小將”們批鬥、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的對象，被關進“牛鬼蛇神隊”的老師被迫一日數次唱自我詛咒的《牛鬼蛇神歌》。許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因難以忍受折磨而以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等各種可怕方式自殺。1968年6月18日發生在北京大學的一幕，可以說明尚未被劃入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和走資派8類階級敵人陣營的知識分子“臭老九”們在“文革”中的實際地位：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拉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係，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王友琴：《學生活活打死老師——毛澤東在1966年開始的革命》修訂本)。
“文革”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最終定性是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核心是“兩個估計”：“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裏講的隻是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實際上該政策被擴展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身上。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知識分子成為繼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分子“黑八類”之後又一“政治賤民”群體，俗稱“臭老九”。除了在每次政治運動中作為重點整治對象接受精神乃至肉體上的折磨外，還有一些專門針對該群體的安排，如“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學生考教授”，讓大批知識分子全家下放到農村生活或讓本人(子女多已下鄉或就業)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接受思想改造，等等。知識成為罪惡是當時的主流輿論，盡管民眾並不認可這一點。江青等人對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並未被真正“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的情形憤憤不平，說知識分子就像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要追究原因。
四是對軍隊幹部的清洗。
“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主要是一些元帥和高級將領。如“文革”一開始就推動自由的賀龍，在“二月逆流”中被打倒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還有負責各總部、軍兵種的將軍們。但隨著“三支兩軍”工作的展開，軍隊各級幹部大規模介入地方，通過“三結合”的方式掌握了地方政府、企業和其他單位的領導權。中共“九大”召開時，擔任中央委員軍人(包括在軍隊中工作及在地方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說，這是軍隊幹部風頭最勁的時期。其後軍隊幹部陸續從一些地、縣級別的“軍管”、“支左”單位撤離，但在省級黨委、革命委員會裏，仍由軍隊幹部擔任重要職務。軍隊幹部遭到大規模清洗是在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之後，一批高級軍隊幹部受牽連而遭到整治。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林彪乘機外逃，執掌軍隊大權的幾個重要將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旋即被捕。形勢相對平穩以後，中央分別召開了各大軍區、各省市、各軍兵種的清理整頓會議，許多人或被批判，或被隔離審查，或被撤職。其中職務較高的有南京軍區空軍原政委江騰蛟、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空軍副參謀長王飛、胡萍，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北京軍區原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第二政委陳仁麒、第三政委謝家祥、第一副司令員溫玉成，成都軍區空軍政委丁釗，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政委南萍，20軍軍長兼省軍區司令員熊應堂，福州軍區政委、福建省委第二書記周赤萍，福州軍區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江西省委書記楊棟梁，新疆軍區司令員、新疆革委會主任龍書金，新疆革委會副主任、空九軍政委李全春，昆明軍區副政委、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貴州省革委會主任藍亦農，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河南省委書記王新，北海艦隊政委易耀彩，艦隊副政委辛國治，濟南軍區空軍司令員吳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長包玉清，濟南軍區軍區第二政委、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袁升平，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兼廣西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韋祖珍，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卜占亞。此外還有總政治部副主任黃誌勇，總後勤部副部長王希克、伊文、張明遠、丁先國，陳龐、嚴俊、總後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韋統泰，國防科委參謀長梁軍。海軍第二政委王宏坤，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海軍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軍政大學副校長李丙令，武漢軍區政委劉豐，雲南省軍區政委雷遠高，43軍127師政委關光烈;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蘭州軍區空軍副政委王紹淵，空軍參謀長梁璞，空軍副參謀長白雲、何振亞，朱虛之，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瑉，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王璞，廣州軍區空軍政委龍道權，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空12軍軍長解耀宗，空34師師長時念堂，南空司令員劉懋功，空4軍軍長鄭長華，南空政治部主任胡林信、南空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解長林、福州軍區空軍副政委查全倫、空3軍政委張永亮、空4軍第二政委姬應伍、空5軍第二政委馮健、空5軍副軍長馬運河、空5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是橋、空5軍參謀長吳雲山、空6軍軍長吉世堂、空6軍政委司中峰、空12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沈科、空12軍副軍長張守恩、空12軍政治部主任馬進修、空軍昆明指揮所主任馬傑三等(參見紅雨齋《“九·一三事件”後的清冼》)。
五是對階級敵人全麵專政。
對階級敵人實行全麵專政，最根本的政策依據是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發布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該規定由江青、陳伯達首先提出，經謝富治、張春橋等人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後由毛澤東“圈閱”發出。它規定：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製犯人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地富反壞右等各類人員及被殺、被關、被管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串聯，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準背後操縱煽動，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活動，要依法嚴辦。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懲辦。
“公安六條”是毛澤東階級鬥爭哲學的極端產物。毛曆來崇拜鬥爭，說“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又說“8億人口，不鬥行嗎?”。“文革”前，他已表露出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嚴峻估計。1964年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他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參見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頁)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婭也談到1975年毛澤東接見他們時，“談到自己國家的人民，尤其年輕一代，毛澤東的聲音聽上去顯得遲疑和失望。他對朱莉婭夫婦說：‘年輕人是軟弱的。我們不得不提醒他們：需要去鬥爭。’說到此，毛澤東突然像年輕人一樣顯得激動起來。他攥起拳頭，接著說：‘黨內有鬥爭，階級之間有鬥爭。除了鬥爭之外，沒有什麽是必然的。’朱莉婭夫婦看出，鬥爭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而是毛澤東哲學的根本原則。然後，毛澤東突然對著朱莉婭夫婦問道：‘你們認為怎樣?’朱莉婭夫婦對這個問題毫無準備，兩人幾乎同時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著：“我同意……”毛澤東顯然還期待他們能多說幾句，但朱莉婭夫婦則沉默不語。他隻好最後自己接著說道：‘至少還要鬥200到300年，這是非常可能的。’”(周大偉《尼克鬆女兒朱莉婭北京往事:對毛澤東身懷戒備》)實際上，毛澤東在在晚年完全把國際、國內、黨內的一切矛盾、鬥爭、衝突和分歧都認為是階級鬥爭的表現，主張采取階級鬥爭的簡單方法處理黨內、黨外、國際社會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而不顧及其違背人性良知的嚴重危害。
殘酷的階級鬥爭必然伴隨著大規模的暴力，人性之惡在這些瘋狂行為中充分釋放了出來。盡管此時“黑五類”分子及子女已被管製多年(叛徒、特務和走資派等“黑三類”則是“文革”開始後才劃入敵人陣營的)，沒有任何反抗的武器，絕大多數人連“反攻倒算”的想法都不敢有，依然逃脫不了被任意宰殺的羔羊命運。充滿血腥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以京城“紅八月”紅衛兵們在社會上的抄家、打人為開端，迅速向全國蔓延，在一些地區則演變為貧下中農對“黑八類”分子及家屬子女的瘋狂屠殺。其中較著名的有北京昌平和大興、湖南道縣和廣西事件。
1966年8月27日，昌平縣公安係統傳達公安部長謝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分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開始行動了，由最初的打殺“表現不好”的“黑五類”分子，發展到消滅一般的“黑五類”分子，直至亂殺家屬，十幾天時間共打死327人。8月30日，大興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殺隨埋，一條龍行事。“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老人和小孩兒“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當夜11點，縣委書記王振元趕到馬村，在一小隊豬場勸阻殺人，李恩元等根本不聽。王振元進村後看到的情況是：“全村被白色恐怖籠罩著，雞犬無聲。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外運屍體……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有推出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鍁，又裝在車上運走了。”王振元勸李恩元停殺，李把殺豬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殺了，他們反過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據吳德講，最後還是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去，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34人，救出108人(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
湖南道縣大屠殺發生在1967年夏末。當時縣裏的兩派造反組織在互鬥的同時，借口狠抓階級鬥爭，對所謂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發動群眾專政，在道縣人民武裝部的支持下，對階級敵人及家屬子女進行有計劃的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曆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殺人手段有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炸死(又稱“坐土飛機”)，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繩勒(含勒死和吊死)，火燒(含熏死)，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等(章成、遇羅文《文革：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和北京大興屠殺調查》)。
邵陽“黑殺風”是受道縣大屠殺風氣影響而發生的屠殺事件。1968年7至9月，湖南邵陽縣一些基層幹部與農民舉著“階級鬥爭”的大旗，頂著“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風捉影，亂砍濫殺，負責“支左”的縣裏軍隊幹部又放任自流，僅僅在3個月之內，死人逾千，“殺人如殺雞”。其殺人主要有打死、繩索勒死、活埋、“ 銃決”、石砸、吊麻蟶(即青蛙)、耙(鋤)頭挖、捆綁沉河、亂棍埋、擀麵條(用鐵棍在人身上趕)、鐵絲穿腳筋、腦袋開花、鐵錘錘手臂、火燒、烙鐵烙、脖子上掛水桶和肚子上壓土磚、“五馬”分屍等常人難以想象的手段(林啟山《“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
廣西的大屠殺是在各地、縣革委會普遍成立後有領導的發生的。“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農村全自治區刮起了一股‘紅色風暴’，說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殺幹部群眾，說‘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於是在農村中成立起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搞群眾專政，殺了一大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也乘機殺了一些‘4·22’觀點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區的桂林地區各縣，尤為嚴重，有的四類分子之家被全家殺絕。‘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開民兵統一行動，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全大隊共殺了130多人，財產、房屋沒收蓋禮堂，禽畜、糧食全部吃掉’(中紀委、組織部等六部委《關於廣西落實政策情況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縣武裝部長段振邦在縣四級幹部會上說：‘過去我們對敵人專政，要經過公安、法院，現在不需要了，現在實行群眾專政，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群眾不同意’。全縣於同年的三、四月間亂殺了一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和被認為是壞人的人。臨桂縣1967、1968年兩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459人。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全縣共殺死2900多人。他們用‘種花生’指槍決，‘種芋頭’指石頭打死，‘種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語統計殺人數字。”廣西屠殺的方法有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最令人發指的則是吃人肉、人心、人肝。武宣縣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同北京、湖南等地一樣，廣西也奉行對階級敵人及子女斬草除根，一個不留的做法。1968年10月初，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議，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30多個骨幹開會。會上黃天輝說了湖南道縣殺地、富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他還宣布：“不準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最後采取坑殺的辦法，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劉香雲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妻子，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而死(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
除了集體大屠殺之外，更多的人則因對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稍有不滿，便被視為“現行反革命”而治罪，依據是“公安六條”中的第二條，由此形成大量經過所謂“法律手續”的冤假錯案。“文革”10年間，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曆次運動都為殘殺“文革”異議者提供了絕好機會。盡管在“文革”前的胡風案、反右運動都因“禍從口出”而逮捕、判刑和勞教了大批知識分子，但以思想問題長時間持續殺人則是從“文革”開始的，中國的思想先驅者遇羅克、林昭、張誌新等許多人因此遇難。因為怕這些思想犯行刑時呼喊口號，采取各種卑鄙手段不讓其發聲。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蔡鐵根，因抄家時發現日記本裏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有關方麵於1970年3月11日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死刑判決書，他剛要申辯，便被人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拉到刑場槍斃;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誌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因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壓舌物，外麵再扣上口罩;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被割斷喉管;遼寧普遍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割喉政策，從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沈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到1975年處死張誌新時，全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觸目驚心：文革中他們這樣走向刑場》)。尤為荒唐的是，許多人僅僅因為喊錯了一句口號，寫錯了幾個字，甚至無端之禍便身陷囹圄。作家張賢亮曾描寫他在“文革”中一次去銀川為槍斃十幾個犯人“陪綁”的經曆：押來陪綁的牛鬼蛇神不僅有成年人，還包括孩子。“現在站在我身邊的竟然是個不滿十歲的女童，胸前用細麻繩吊著一塊小紙牌。這樣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話說應屬於‘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樣，在當時一般批鬥大會絕對見不到。上麵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寫著這樣幾個字：反動學生。”“在夏日正午的陽光下，她一頭一臉髒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額發沾在前額上，幹了的淚痕和鼻涕結成了痂，糊了個大花臉，她低垂著眼皮，緊抿著嘴唇，也不向兩邊張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而小女孩成為反動學生的原因，“聽帶她的人說是‘喊錯了口號’”(張賢亮《我的文革豔遇與小說創作》)。“文革”中最能體現“毛澤東思想巨大威力”的國防科技領域，其實也是所謂“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地方，許多人莫名其妙遭受禍秧。1969年10月，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青海核基地根據“一號號令”加快了向三線轉移的進程，“在轉移搬遷中發生兩起爆炸。這本來是一般的質量安全事故，卻被上升為國內外階級敵人蓄謀已久的有計劃的反革命破壞。在捕風捉影的‘清隊破案’中，不準通信，不準職工探親，也不準家屬來基地探望。留學人員成了特務，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團。基地80%多的車間、科室以上幹部，90%的高、中級技術人員，受到審查和迫害。到1971年9月13日的近兩年時間裏，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駭人聽聞的威逼、打罵、折磨，使310多人致傷、致殘。40多名職工含恨自盡，5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槍殺”(《中國原子彈最初試驗場竟選址敦煌》，《老人報》2013年1月16日)。
像這類冤假錯案究竟有多少?據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文革”中全國經過“法律手續”錯誤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共17.5萬多件，涉及18.4萬餘人，數量之大，後果之嚴重，為建國以來所僅有。
如同土改中殺地主富家的積極分子、三年困難時期讓成千上萬的農民餓死的領導幹部一樣，“文革”中當權者的種種罪行並未得到清算，沒有多少“文革”劊子手被事後追究。例如當年想從已死的越劇演員嚴鳳英肚子裏尋找特務發報機的那位軍代表，就一直在幹休所安渡晚年，而不必為他曾經堅持的慘絕人倫的剖屍行為說一聲“對不起”。
表現之三：徹底否定人類文明成果的可繼承性，實行泛政治化的思想灌輸，泛軍事化的社會管理，無視中國社會的現實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用假話、空話、套話、瞎話欺騙人民。
“文革”時期對人類文明成果的排斥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革”初期開展所謂“破四舊”運動，企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文化的承載體——書籍被燒，文物被毀，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中國進入一個全麵禁書時代，也是大規模損毀曆史文物的時代。“文革”初期，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時政府明令保護的6843處古跡，有4922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北京師範大學200餘名紅衛兵，跑到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僅譚厚蘭率領的紅衛兵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古字畫900多軸，曆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項羽墓、霍去病墓、張仲景墓、諸葛亮墓、嶽飛墓、袁崇煥墓、王羲之墓、吳承恩墓、吳敬梓墓、蒲鬆齡墓、張之洞墓、康有為墓、徐誌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鴻墓、張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壞。10年間，人們能夠公開欣賞的，隻有 “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沙家浜》、《紅燈記》、《海港》，“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反映階級鬥爭的新拍攝電影《春苗》、《決裂》以及作家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及其他少數幾本反映階級鬥爭的小說。少數經過嚴格挑選的外國政治、曆史和文學書籍被譯成中文，但隻能作為內部讀物供高級幹部閱讀。
文化的愚昧必然導致對文化人的作踐。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這些毛澤東眼裏“讀書越多越愚蠢”的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紛紛把年老體邁的專家學者們趕到農村“五七”幹校去勞動鍛煉，按部隊的班、排、連形式編組，整日種地、修渠。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都關閉了一些醫院，世界知名的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護士被“精簡下放”，著名專家教授們都要到農村衛生院去做與沒有接受過正式醫學訓練的“赤腳醫生”一樣的簡單工作，而不管他們是否擁有某專科高深知識和精湛醫術，。
文化的愚昧必然導致假話、空話、套話、瞎話的泛濫。有關方麵宣傳天下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剛剛填飽肚子的中國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宣傳“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瀕臨經濟崩潰的中國“形勢越來越好”;宣傳中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科學技術取得了眾多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等等。說這些話的人和聽這些話的人都明明知道是假的，卻無人敢不說，無人敢不聽。假大空之風愈演愈烈，“以誠為本，以信立人”的道德準則根本沒有存身之地。
表現之四：實行任人惟親、惟政治、惟年輕的幹部路線，大量越級提拔使用有親屬關係的、相同政治觀點和同一派別的、年紀較輕的人，不管其是否具有相應的能力，是否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和良好的人品。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在具體實施時，卻執行了一條任人唯親，唯政治路線，唯勞模形象，唯年青的幹部路線。“文革”期間，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年僅26歲就主持《解放軍報》新的總編輯組的工作，旋出任“中央文革”辦事組長(相當於部、委辦公廳主任)，後因個人婚姻及身體問題不再從事具體工作，仍有北京平穀縣委書記和北京市委副書記等頭銜;1967年1月，剛剛從大學畢業1年多的毛遠新擔任黑龍江省臨時權力機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1968年5月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任沈陽軍區空軍政委、沈陽軍區政委;毛澤東的親戚王季範之孫女王海容1965年從北京師範學院畢業後進入外交部工作，1971年被任命為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1972年為外交部部長助理，1973年為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的表侄女王曼恬“文革”中擔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後兼任國務院文化組(即文化部)黨組成員。至於江青，“文革”時一躍而成為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她特殊的身份和胡攪蠻纏的行事方式，幾乎幹預了“文革”10年間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動。此外，毛澤東還把他身邊工作的機要員謝靜宜派到清華大學，擔任革委會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1973年調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上行下效。林彪及其重要下屬幾乎都在仿行這一路線。他們讓自己的老婆擔任辦公室主任，葉群還成為政治局委員，林彪之子林立果20多歲就出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職務。毛澤東按政治路線選拔幹部，其實主要選的是他與江青所信任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為此甚至不惜與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等人鬧翻。愛烏及屋，靠“一月革命”起家的上海造反派頭目們始終掌握著上海的權力，一些人還進入中央權力部門。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奉旨造反”的其他地區造反派頭頭除了建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時短時間掌握過部分權力外，此時大都被清除出權力機關，相當一部分人被捕判刑。提拔勞模到省級、中央級崗位工作也是“文革”的常見現象。山西農業勞模陳永貴抗戰時期當過漢奸，為日本人送過情報。文革時，這類人通常要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在“群專”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勞動改造。毛澤東卻讓他當國務院副總理。陳文化水平太低，中央文件上的字認不全，總是跟著李先念後麵劃圈。其他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倪誌福、吳桂賢、李素文等勞模的情況也差不多。勞模原先大都隻領導過一個村莊、車間，頂多具有一個縣的管理經驗，突然把他們提拔到管理全國事務的位置上，必然不知所措，難以發揮作用。事實證明，倪、吳、李等在位期間建樹有限。陳永貴擔任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很強勢，但他硬是把自己在貧瘠山區土地治理的區域經驗推向全國，而不顧那裏是否為平原、坡地，都要修建梯田，幹了蠢事。“文革”時大量破格提拔使用年輕人(時稱“火箭幹部”)，這種“接班人焦慮”心境下的舉措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對國家行政能力的破壞極為致命。幹部的行政能力需要在長期的具體工作中逐漸形成，資曆、經驗在這中間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拔苗助長”式的幹部培養方式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最典型的是因“一月風暴”奪權而被毛澤東看好的上海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提拔到中央以後無所事事，另一個受重用的毛遠新也並沒有表現出他所在位置上應有的能力。“文革”後期老幹部紛紛“解放”，重掌權力，是年輕幹部行政能力不足的一個有力反證。[page]
二、政治文明的徹底惡化導致社會道德的全麵潰敗
政治文明的徹底惡化對社會道德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並最終導致社會道德的全麵潰敗。其主要特征是：
其一，搞陰謀，說假話，幹壞事，違背公序良俗的種種醜行被貼上無產階級標簽後大行其道。
“文革”是一個為了“革命利益”撒謊造假的時代。在經曆了一次次政治運動的“逆淘汰”之後，公平正義、坦誠守信的言行在革命利益麵前不再有任何存身的餘地。“九·一三”事件後，曾經批判過林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觀點。但在當時的中國，它確是自上而下的慣常行為方式，隻不過林彪把它說穿了而已。舉個例子，1972年初中美關係“解凍”，美國著名電視製片人露西•傑文斯女士拍攝了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為背景的紀錄片《故宮》，這家人就是清華大學學生劉誌軍一家。據劉先生回憶，選他家是國務院辦公廳交北京市外辦具體經辦，所以市外辦經過幾個月的仔細篩選後才選定的。外交部仍不放心，有關領導還親自到他家實地查訪，看了他爺爺、父母、兄弟姐妹，並向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作進一步了解才最後確定。剛開始拍攝，露西便麵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隊一樣。因為那個年代的人除了綠軍裝，幾乎都是黑藍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鮮豔點的衣服，也必須穿在裏麵，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但為了表現服裝色彩的豐富，他的大妹妹隻好向一位剛結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紅衣裳，二妹妹則到鄰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當時經濟凋敝，物資供應緊張，所有東西都要憑票限量供應。《故宮》中有一組鏡頭，要表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當時正趕上中秋節，廣安門菜市場突然擺上了各種新鮮蔬菜，應有盡有。那個年代，民眾不管買什麽東西都要憑證且限量，而惟獨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開供應，隻要排隊就能買上。劉先生父親的單位為讓他家在外賓麵前表現出中國人的自豪，還特地補助他100元錢，他的母親攥著相當於自己3個月工資的錢，樂滋滋地擠在買菜的人群中(劉誌軍《影片〈故宮〉引出的跨國情緣》，《縱橫》，2002年第7期)。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上海時，也同樣為反映所謂市場繁榮演戲給外國人看。當年執行外事接待任務的華東師大外語係教授說，記得最能說明所謂“內外有別”的是巨鹿路菜場那份簡介。雞肉禽蛋，名目繁富，供應豐贍，自然不在話下。最有意思的是上頭那些甄奇錄異的筆杆子越改越來勁兒，最後菜場不但鮑翅俱全，還供應熊掌!(《尼克鬆訪華奇聞：菜市場簡介裏竟有魚翅熊掌》)
“文革”是一個人們不得不說假話的時代。當時盛行的“講用”形式為講假話提供了最為方便的載體。“講用”是講個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講自己如何克服私心，提高覺悟，去做好事的演講。由於要求工人、農民、學生、幹部每個都要在不同級別的會議上講，而學雷鋒、做好事的機會又不哪麽多，編故事就成了常事，每個人都竭力讓自己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對自己進行無恥吹捧，“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至此達到了頂峰。
“文革”又是一個人們不敢不說假話的時代。茅於軾說，那時候人們幾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和自己的愛人說都十分危險，因為說不定她會告發你。也許她並不想告發你，但是怕你先告發她，她自己被揭發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會有這樣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點風聲都不露(《三十年前的中國百姓》，《讀者》2008年第14期)。茅先生對當時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警惕戒備心理的描述是準確的。因為一兩句不與當權者保持“高度一致”的話，被家人、戀人、親戚朋友、單位同事或鄰居檢舉揭發而引來殺身之禍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李九蓮因為給正在福建中國人民解放軍6587部隊服役的曾昭銀寫未署名的戀愛信，被準備入黨提幹而表現積極的曾昭銀上交團政治處，李九蓮以反林彪現行反革命罪被捕，1977年被處死。世風日下，良心泯滅，即使是善良正直的人也不能不以假麵對人，來保護自己。
其二，嚴酷無情、極端暴力成為階級鬥爭的根本準則，“惡”成為革命者的最佳護身符。
在“文革”中，人的攻擊性與惡意被充分釋放出來。紅衛兵用大字報謾罵、人格汙辱、批鬥、遊行示眾、“噴氣式”、戴高帽子等違背基本人倫道德的鬥爭形式老師，對社會上所謂“有問題的”人抄家、群毆甚至打死，從殘酷暴力行為中獲得歡愉。身陷瘋狂氣氛而極度亢奮的青少年甚至把作惡當成加入革命者群體的投名狀。一位解放軍報記者回憶說：“一天下午，傳來周總理的指示，叫我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和北京市委書記雍文濤，去處理東安市場紅衛兵殺人事件。當時，紅衛兵殺人的事時有發生。就在東安市場附近的一個小學，有個女孩要加入紅小兵。紅小兵組織的頭頭說她革命不堅決，她聽後，找了一把尖刀，來到被關的老師屋內，上前就將一個老師捅死，回來說：我這麽堅決，可以當紅小兵了吧!”(《記者經曆的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活動》)革命者在實施嚴酷無情的極端暴力時，很少有一絲道德上的自省和行動上的猶豫。用銅頭皮帶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的女紅衛兵們，瘋狂屠殺“黑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北京大興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大隊書記李恩元，吃了六付人肝的廣西武宣縣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在當時都是春風得意的人。涉世不深的中學生最容易受到社會氣氛的感染，扮演魔鬼的角色，他們往往比大學紅衛兵和成年人組成的造反派們更衝動，幹出更多的壞事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文革”中被貼了大字報，她的兒子小波(即老鬼)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要去越南參加“援越抗美”戰鬥，帶領一些同學抄了自己的家，“用斧頭劈開母親的嵌有精致雕紋的大衣櫃，搶走了300多塊錢作為抗美援越的經費。”“為從容撤退，上火車前不被發現，還親手把兩個姐姐捆起來，像綁美國鬼子一樣，勒得她們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沒有軟化我的鬥誌，兩隻臭襪子塞進了她們的嘴。”作兒子的還在牆上、門上、地上、寫字台上刷寫了許多大標語：“楊沫必須低頭認罪!”“徹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楊沫!”“紅衛兵萬歲!”……“可惜時間太倉促，來不及把這個散發著資產階級黴味的家砸個稀巴爛。”(老鬼《血色黃昏》)
最典型的是1967年正在甘肅省永登縣連城林場支左的8110部隊某部三連副班長劉學保“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英雄事跡”。它足以說明人性之惡發展到了什麽程度。按照1968年4月24日《解放軍報》頭版發表的長篇通訊《心中唯有紅太陽，一切獻給毛主席――記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戰士劉學保》的說法，1967年12月17日，永登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林場職工前去參加慶祝大會，劉學保發現曾經當過國民黨憲兵副連長的“反革命分子”李世白偷偷閃出了大門，便立即叫上另一同誌一起追出去。快到大橋的時候，斷定“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壞大橋，就叫同來的同誌回去叫人，自己一人去製止“反革命破壞活 動”。“反革命分子”發現劉學保追來了，反撲過來攻擊劉學保，劉學保與他搏鬥，並將他打死。劉學保發現“反革命分子”用來破壞大橋的炸藥包已經拉燃導火索，便“以驚人的勇敢”衝上橋墩，抱起炸藥包，往遠離大橋的河灘跑，邊跑邊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最後將炸藥包扔出去，大橋保住了，劉學保卻“失去了左手”……。“文革”結束後，對該案重新調查，結果表明：李世白是被劉學保為製造假案而騙去現場殘忍殺害的。有關部門決定為李世白徹底平反昭雪，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劉學保無期徒刑(《文革中的劉學保“舍生護橋”事件》)。
其三，政治鬥爭法則浸入社會的家庭細胞，夫妻反目，父母子女決裂，兄弟姐妹對立受到鼓勵。
“文革”中有個常見的口號，叫做“徹底砸爛舊世界”，這個“舊世界”就包括家庭和親情。在此期間，家庭親情被鞭撻帶來的人性扭曲達到了極其荒謬的程度，而這種扭曲竟然在當權者的鼓勵下竟成為時代潮流。1966年10月6日“全國在京革命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來自江蘇揚州的13歲(初中一年級)紅衛兵郭蘇揚被安排上台發言，對她父母作了控訴、批判。她父親是揚州市委監察委員，由於她站在反對地委“走資派”的立場上，父親就對她進行“審訊”，說她是“右派”、“反革命”，“充當了右派的急先鋒”，她與父親辯論，堅決不承認是反黨，父親氣得打了她兩巴掌，但她一直昂著頭，父親又用杈棍打她，她就跑了出來。第二天，她母親又把她從學校拉回家裏，“他們用脫離父女關係威脅我，用沒吃沒穿嚇唬我，用人情母愛軟化我，並強行把我關在家裏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說：“什麽‘脫離關係’，什麽‘永遠不要回來’，什麽爹娘，什麽人情，都攔不住我!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沒有黨，沒有毛主席，哪有勞動人民的今天!”(揚州東方紅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東方紅戰報》1967年10月6日第94期)據說郭蘇揚講話後，周恩來與她握手說：“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戰鬥!”江青問郭的父親是什麽時候參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問是幹什麽的，郭答是打遊擊的，江青說：“不要怕，遊擊隊員怕什麽!”(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紅衛兵報》第九號，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於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五大”和勞動黨建黨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後返回北京途中，在烏魯木齊接見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同學時的講話中，也特地講到郭蘇揚那次大會發言的事，康生說：“她講得好，她跟她父親母親鬥爭。我就問她：‘你兄弟姐妹幾個?’她說：‘四個。’我問：‘你是老幾?’她說：‘老二。’我說：‘你父親是不是隻喜歡老大、老四，不喜歡你?’她說：‘不是。我們觀點不同。’”康生說到這裏，和聽眾一起笑了。康生又說：“她父親是揚州市的監委。她反對地委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父親壓製她革命，她對她父親說：‘你過去革命我就讚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對。’13歲的孩子懂得這個道理。她說：‘我們觀點不同。’我說：‘好!’她把毛主席紀念章給我戴上了。我就戴著去阿爾巴尼亞串連。”(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革命造反報》記者記錄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宣傳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傳單)周恩來、江青和康生都是借著對郭蘇揚行為的支持來肯定這種新的家庭關係，毛澤東則以讚賞口氣談到政治法則浸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導致許多家庭分裂的現象：“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發出)
事實上大多數決裂的家庭並非因為政治觀點有分歧，而是為了減少來自組織上、社會上的壓力，不得不與親人劃清界線。“文革”中，丈夫被揪出打倒後，妻子通常都會被加上個“臭婆娘”、“臭妖婆”之類罪名，子女也要背上特有的家庭出身包袱，在入黨、招工、入學、參軍、提幹時遇到麻煩，甚至連參加造反派組織也被拒絕。為了改善處境，他們不得不宣布與親人“一刀兩斷”。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後，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劉少奇的子女學習後向中央作出表態，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就向毛澤東寫了表示擁護中央決定的信，表示要進一步和家庭劃清界限，跟著毛主席幹革命。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張絳《劉少奇一家》第273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許多丈夫、妻子或子女為了成為“可以教育好”的隊伍中的一員，擺脫“狗崽子”、“反動家庭孝子賢孫”之類惡名，不得不給丈夫、父母們貼大字報，揭發、檢舉親人。作家陳白塵的文革日記中，記載了他在北京聽說南京家中的女兒陳虹批判母親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兒對她批判，壓力極大，她又揭發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們這兒四壁都貼有各人子女寫的大字報，這是大勢所趨，不得不然。”(《牛棚日記》，1966年10月13日，三聯書店1995年)。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在“文革”前夕自殺後，妻子董邊也被打成婦聯機關的走資派。兩個女兒多年後回憶說：“‘文革’最初的幾年，我們很難理解家裏發生的一切，當我們得知父母犯的是反黨反毛主席的錯誤時，驚駭、怨恨、困惑時刻籠罩著我們。媽媽在我們的眼裏失去了往日的威嚴，我們經常用異樣的神情和口氣對待她，甚至不再喚她‘媽媽’。”1972年，兩姐妹在與母親劃清界限並下放到農村勞動五六年之後，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幹校的母親，“自‘文革’以來深埋在心底的結怨，湧動成交集的百感，我們緊緊盯著媽媽，不知如何開口。‘小英，二英，你們來啦。’是媽媽先招呼了我們。‘媽媽!’我們撲了上去，瞬間，隔在母女間的冰層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們的媽媽董邊》，《炎黃春秋》1999年12期)。董邊母女是幸運的，畢竟她們較早地找回了痛失已久的親情。在其他一些家庭裏，“文革”這個飛出“潘朵拉”盒子的惡魔導致了親人間無可挽回的人間悲劇。文革初期黑龍江省省長李範五被當作“走資派”揪出來後，想要打倒李範五的省委領導幹部夥同造反派，多次找李範五的大女兒談話，並將事先寫好的李範五“亂倫”材料給她，讓她簽字，她不肯簽，則說簽字後立即可以參軍，不簽就按“黑幫”子女待遇下放農村勞改。女兒違心地簽了字。此事讓李範五與大女兒關係徹底破裂，李範五後來還立下遺囑，不認這個女兒，自己死後也不讓這個女兒來參加葬禮(參見何蜀《文革中的家庭關係值得好好研究》)。
對於1975年被處死的張誌新，有關部門在執行槍決後，又專門找上門去，給她年齡不到18歲的女兒曾林林和不到10歲的兒子曾彤彤辦“死囚家屬學習班”，並作了詢問筆錄，從筆錄中不難看出當時摧毀家庭親情的殘忍程度：“曾林林：剛聽說張誌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係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我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問：張誌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麽想法、看法?林林、彤彤：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我們都擁護。對於張誌新在監獄的還有什麽財物， 我們什麽都不要，這有(由)政府處理”(《如此讓天倫淪喪!》)。這就是毛澤東時代道德重塑所讚賞的“不重親情重階級情”。
毛澤東的晚年是孤獨的，談不上兒孫繞膝。孫輩的幾個孩子中，隻與李敏的孩子在“文革”前見過麵。生於1970年的孫子毛新宇甚至更晚些時候的李訥之子均無緣相見。毛澤東在1975年之前身體健康情況並不太差，李訥生小孩之後長期住菊香書屋，與毛的住處遊泳池近在咫尺。四五年時間，為什麽不見?用“不重親情重階級情”可以解釋嗎?
父母有意安排子女揭發檢舉自己，以改善子女處境，可謂是對人倫盡喪的現實的另類反抗。據山東大學曆史係教授童書業的女兒童教英回憶，她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同處一係的童教英被逼著揭發父親。童教英說：“當時我對父親的過去並不了解，對他的學術也沒有反動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學馬列主義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寫的大字報在一些人看來是蒙混過關。……為此，我承受了許多大字報，連我身體虛弱也成了汙罵對象。同寢室人甚至將墨汁潑到我的被褥、蚊帳上……。” 童教英回家後，童書業為了替女兒解圍，竟提出要代女兒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報!(童教英《在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頁)
多年以後，當時堅決與經濟學家的父親顧準劃清界線，直到其病死都沒有前去探望的大女兒反思道：“為什麽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麽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陳敏之《顧準的最後十年》，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顧準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383頁)
其四，“狠鬥私字一閃念”隻能停留在口頭上，以權謀私，貪汙腐敗成為全社會的普遍現象，從毛澤東到商店售貨員無不樂於此道，公平、公正的原則被徹底拋棄，社會道德日益虛化。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時代提倡的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另一核心內容是“一心為革命”)。毛澤東在“文革”時從改造人性的目的出發，號召“鬥私批修”。於是整個社會都在提倡“大公無私”，“狠鬥私字一閃念”;人們都在大肆宣講自己是如何摒棄私心，維護集體利益的，極力解脫道德上的欠缺感和罪惡感。問題在於這些高尚的、革命的、占據了道德製高點的語言大多停留在口頭上，說的和做的嚴重背離，社會道德虛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被“解放”的老幹部重新掌握權力之後，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千方百計把子女送去參軍、上學、提幹，擺脫在農村勞動的艱苦環境;在工廠，消極怠工，偷工廠產品，用公家原料為個人做私活之舉司空見慣，以致當時社會廣泛流傳著一個順口溜：“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農村基層幹部除了多吃多占，還利用可以掌管知識青年回城的權力，吃請收禮，有的女知青竟要以肉體換取回城的機會。社會的全麵道德潰敗最典型的表現是每個掌握哪怕是最微小權力的人一定要把它效應最大化。聽診器(醫生)、方向盤(司機)、人事幹部、營業員由於掌握著最緊俏的資源，而被看成是中國最好的職業。“公開的道貌岸然的大公無私的革命宣傳，和實際的社會運行規則，差距越來越大”(參見王海光《血緣文化與文化大革命(論綱)》)。就連喊的最響的“為人民服務”口號也被民間賦予新的解讀。每當顧客對售貨員有所不滿，指責其不為人民服務時，售貨員往往會說：“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你一個人服務的!”偷換概念的回答倒是繼承了老人家的衣缽。
“文革”是道德教化最全麵、最徹底的時期，是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費時費力最多的時期，也是道德淪喪無以複加的時期，自上而下的腐敗化、愚昧化、無恥化、欺騙化等醜陋現象積重難返。
“文革”10年間，漸入老態的毛澤東在日常生活中耗費十分可觀，專門為他本人組建的服務隊伍陣容龐大。從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各地已經為毛澤東修建了數十幢專用住所，有的他從來沒有去住過，“文革”期間又修建了一批新的專用住所。除了因戰備原因而修建的湖北鹹寧“131”工程外，還有北京官園別墅，中南海“二O二”住所，浙江金華“512工程”，廣州南湖別墅七號樓和鬆園、磨刀坑住所，江西“八二八”招待所等，占用的有長沙九所六號樓、北京釣魚台國賓館12號樓、北京人民大會堂118廳。為毛一人專門成立的服務班子有醫療小組(一次是在1971年～1972年，一次1974年的6月中旬至毛澤東逝世);“大字本”組(1972年秋成立，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注釋後，排成“大號字”文本，先是每次印15本，後隻印5本);吟唱小組(吟唱者許多都是文藝界的名流，如嶽美緹、蔡瑤先、姚炳淑等。樂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薈萃，琵琶演員劉德海、二胡演員閔惠芬、笛子演員張曉輝等);戲曲小組(在毛澤東所到之地組織演出《生死牌》、《討學錢》等“文革”中被禁“封資修”舊劇，用電視轉播車為毛澤東播放);專供毛一人觀看的電影攝製組;專供毛一人觀看的港台、外國影片租片渠道(部分香港影片由有關公司免費提供);雪茄特製小組(毛澤東喜歡產自四川什邡煙廠的雪茄煙，1972年的3月從什邡煙廠選中了幾位廠裏的技術骨幹，成立了“一三二小組”，在北京生產專供)。專門為毛澤東的需要交辦的任務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毛瓷”的燒製。1975年中辦主任汪東興親自把毛澤東餐具的燒製任務交辦給江西省委書記，安排輕工業部景德鎮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研製生產。餐具在圖案設計上采用了毛澤東最喜歡的紅梅，而且餐具的內外都有圖案，又是釉下彩，工藝非常精湛，紅梅均為手繪，沒有哪兩盞餐具是相同的，瓷器聲音悅耳，像玉器相擊的聲音，迎光而視，呈半透明狀。瓷器燒成後，挑出20套，10套歸毛澤東名下，其中有兩套進了中南海，他在各地的住處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試製過程中留下的殘次品以及挑下來的成品，奉命全部銷毀，經請求由所裏保存了一部分。就連群眾反映最強烈、最痛恨的“走後門”行為，毛本人也未能做到潔身自好。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否定了“四人幫”提出的批“走後門”一事，說：現在走後門的人有成百萬，也包括江青、張春橋你們自己在內，我也算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京大學去上學了。她們當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學，我沒辦法，給謝靜宜等人說了，他們不得不收。這些上大學的人，也不是壞人，上大學有什麽不好，為什麽要批?(參見《彭勁秀：毛澤東坦承自己“走後門”》，《南京晨報》2011年5月18日)
江青自1967年與毛澤東分居，一個人搬到釣魚台去住。在釣魚台，她住過10號樓和11號樓，其住房寬敞,設施齊全,有大臥室、大辦公室、大衛生間、大客廳、大餐廳,還有大放映室、大娛樂室，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室內凡是她能活動的地方,都鋪上地毯,連衛生間都鋪滿地毯。住室、辦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層的，窗簾是3層的(紗簾、綢簾和厚絨簾)。室內的牆壁、屋頂、窗簾、燈光、地毯以及各種家具顏色,都有一種柔和的感覺。住所內經常用紫外線消毒。她不僅在北京有住房，在上海、天津、武漢、鄭州、廣州、海南島、杭州、青島、北戴河、長沙等地都有住房(參見楊銀祿《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江青有四怕》)。江青的飲食說不上有多麽豪華，但難侍候是出了名的，能長期為她做飯而不被趕走的隻有從毛澤東身邊來的程汝明廚師，江青就連從釣魚台去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開會都要帶著他。江青在吃上非常講究。當過她秘書的楊銀祿說，江青喜歡吃既清淡又有營養的飯菜。炒菜、燒湯不喜歡用骨肉湯，也不喜歡放味精。她說，骨頭湯裏膽固醇高，味精是化學製品，有有害物質。但是,她喜歡菜裏湯裏有骨頭湯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雞蛋隻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她說蛋黃裏有膽固醇。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隻吃中間的。螃蟹隻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說母螃蟹膽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剝去皮，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飯菜的溫度要求適度，既不能燙嘴，又不能不熱。她不但喜歡吃中餐，還喜歡吃西餐，喜歡吃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式的點心(楊銀祿《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江青請美國副教授維特克吃飯時，擔任翻譯的外交部工作人員張穎還記得她對飲食的看法：“今天的菜譜是我親自點的。我知道，你們美國人不講究吃盡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別國人的習慣。但是中國菜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很有科學性的，營養價值更甭提了。我們還講究食物的治療。喏，這個炸子雞，絕對不能用冷凍的，完全新鮮。它的重量不超過一斤，否則太老。喏，這個魚，我最愛吃活鯽魚了，全是剛從河裏抓起來的，每條隻有半斤多。還有這個烤鴨呀，不油膩，不能用太肥的鴨子，並且把油去掉了，哈哈嘻嘻。你還年輕，膽固醇對你還沒有太大的威脅。”(張穎《外交風雲親曆記》，第203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那些從基層提拔上來的高級領導幹部是不是全都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呢?也未必，因人而異。吳桂賢原來月工資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後未變，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原來不知道這個規矩，後來知道了，就說自己不愛喝茶，隻喝白開水。陳永貴在大寨掙工分，一個月出滿勤是45元。到中央後除繼續掙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個月補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給1元2角的生活補助，一個月36元。陳永貴在消費上也比較克製，接見外賓收到一些計算器之類的小禮物，他都上交。王洪文就不同了。他當了中央副主席以後，愛打獵，愛釣魚，愛請客，講究享受。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以後，搜查者從他釣魚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裝有現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機關的名稱。這些信封都未拆開，是上海每月給他的生活補貼。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總共一千來元。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馬振龍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產品，從香煙、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表、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連王洪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送到北京(參見丁東《選拔工農幹部能否防止腐敗》)。
至於普通民眾的道德水準，作家張賢亮曾記敘他有一次被押到銀川市裏為槍斃10多名犯人陪綁的經曆，很有代表性：在開完公審公判大會返回的路上，那些押解他的農場戰士看中了一塊公社瓜田，“戰士們興高采烈地跳下車，一個戰士高喊了聲：‘鬼子進村!’一夥人全笑了，紛紛喊著‘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衝進瓜田，再現了電影《地道戰》《地雷戰》裏的場麵，那是我們田間俱樂部裏的保留節目之一。瓜田旁的窩棚裏有兩個看守瓜的公社社員，但對這群日本鬼子似的戰士視而不見，毫不過問。任何人一扛上槍就有了特權，何況拿公家的東西與自己無關，在當時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搶了個大西瓜抱回來”(張賢亮《我的文革豔遇與小說創作》)。
縱觀1949到1976年道德重塑的曆史，可以發現，它是一段被階級鬥爭理論嚴重扭曲，充斥著農村流氓無產者的惡觀念和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掛在嘴上而非付諸實施的曆史。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近30年中，道德準則與社會製度安排嚴重背離，道德理想與社會現實嚴重背離，殘忍的鬥爭手段與人的善良本性嚴重背離，從而帶來社會上普遍性的人格分裂和心理陰暗。尤其在“文革”期間，社會道德已到了全麵潰敗的程度。
這場道德危機影響深遠。至今仍大肆泛濫的唱高調，說假話，崇拜暴力，當麵一套背後一套的卑鄙之舉，不講求誠信友善、謙和禮讓的不道德行為皆能從當時形成的社會行為模式中找到淵源。有人根據近幾年出現的“老人倒地不敢扶”現象，反思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當然過於偏激。但也不得不承認，當年推翻一切道德傳統(不管它是精華還是糟粕)，大肆宣揚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行為準則，確實在幾代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有人靠臆想美化當時的道德風尚，稱其具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穩定的物質生活，公正的社會風氣，還有強大的愛國主義自信心”(孔慶東語)，真該睜開眼睛正視一下曆史和現實了。
民眾對那個時代的道德墮落是不滿意的，盡管在政治高壓下反抗極為微弱，畢竟還是反抗了。“文革”末期，“四人幫”因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之事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傳到社會上，層層追查“政治謠言”。而此時民眾的政治狂熱已消耗殆盡，不再熱衷於揭發、檢舉他人，大都采取種種辦法應付“追謠”。當時流傳這樣一個段子：
追查人：你是從哪裏聽到這個謠言的?
被追查人：澡堂。
追查人：誰說的?
被追查人：不認識。
追查人：長的什麽樣?
被追查人：背對著我，沒看清。
追查人：長的多高?
被追查人：不知道，蹲著哩。
追查人：穿什麽衣服?
被追查人：不知道，光著(身子)。
這是時代的悲哀。良心尚存的百姓不得不以一個不道德行為——說謊，去抵製另外一個不道德行為——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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